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与江西萍乡接壤，有吴头楚尾，吴楚咽喉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名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史载：西汉吕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建候城。东汉置醴陵县，建县城。一条渌江河南拐北湾地从中间横穿而过，把这个凹凹凸凸烟雨朦朦的丘陵地区，劈为两半。因此，醴陵人习惯以老醴陵城为中心，把醴陵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左权与耿飚都是醴陵北乡人，两家相隔不足二十里。
左权与耿飚，家乡同根革命同志
左权，1905年3月15日（农历二月初十）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平桥乡（注：现为醴陵市左权镇）黄茅岭。父亲左兆新，母亲张氏，都是佃农。左权奶名自林，在左家属“纪”字辈，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24年到广州参加革命，报名填表时，他把姓名中字辈的“纪”字不用，从此就叫左权。
左权有三个兄长，一个姐姐，大哥育林，姐姐毓春居次，二哥纪棠从小过继给叔叔左铭三做崽，三哥应林，左权排行最后，在醴陵称为满崽，满伢子。在左权出生的第二年，左权才刚刚牙牙学讲话，年仅31岁的父亲左兆新，在贫困交加的生活中，不幸离世，年仅31岁。 没过一年，操劳一生的祖父因无法承受老年丧子的悲痛，紧跟着，也离开了人世。那年，左权的大哥育林都只有九岁，一家子人，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张氏身上。左权母亲性格坚韧，自从丈夫与公公过世后，她携儿拖女，每天起早贪黑，白天田里劳作，晚上纺纱织布，更是含辛茹苦。每到青黄不接时，就带着子女挖野草充饥，不得已时，也怀抱着年幼的左权四处乞讨。左权的童幼年是在打猪草、放牛、喂猪、抓鱼、帮家里干活中走过来的。
左权8岁入私塾。1915年，村里办起了国民小学堂，左权入校，就读新学。1916年，湖南醴陵闹饥荒，12岁的三哥应林到外婆家借粮，因饥饿无力滑进水塘，不幸淹死，有钱人屯粮高价出售，穷苦人饿得挖野菜、趴树根充饥。三哥的死，给左权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
1919年，在叔父左铭三等亲友与族人的资助下，左权进入醴陵北联高级小学，1921年秋，考入醴陵县立中学。左权进入醴陵县立中学，接触到了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的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1924年3月，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老，与蔡申熙等人一起赴往广州，进入程潜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2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月，左权于黄埔军校毕业。1925年11月，左权被党组织选送苏联学习，因左权在学习与战斗中的表现，被保送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1930年春，左权奉命提前毕业，调回国内。6月到达上海。9月，左权从厦门经漳州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教育长，闽西新12军军长，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2月，左权被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作战参谋。
耿飚，1909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务本乡（注：现为醴陵市枫林镇）严家冲。父亲耿楚南，母亲宋雪梅，因家庭贫困，借住在耿氏家祠。借住的条件是：打扫祠堂，维修房屋，照顾香火。耿飚出生时，母亲起名为润德，在耿家排为“在”字辈，因父亲耿楚南崇尚习武，十分推崇古代名将的勇猛刚强，以俊字开头，为耿飚又起名为俊勇，因此，耿飚乳名润德，名在忠，字俊勇。幼年时的耿飚体弱多病，耿飚的外婆在湘潭县淦田（注：现为株洲市渌口区淦田镇）请来了一个算命先生，法号“一掌金”，为耿飚预测前程。“一掌金”掐指一算，说这孩子五行缺火。因此，母亲宋雪梅在祠堂找到了教私塾的耿拜泉先生，在《康熙大典》中翻到了这个“飚”字，从而起名为耿飚。参加革命后，耿飚对自己的名字有了新的理解，感觉到自己需要的不是个人命运之火，而是为穷苦百姓所需要的革命之火。从此，其他名字不再用了，只用耿飚之名。
耿飚6岁入私塾，醴陵开始大兴新学之际，耿楚南便把耿飚转入了醴陵北区第三公立小学，1919年，耿飚再转入醴陵县立（北联）高级小学就读，（注：民国初年，醴陵北乡四个区联合办高等小学一所，称北联高级小学）。1921年5月，耿飚高小毕业。因四个弟妹相继出生，被父亲送到醴陵阳三石老中医宋廷栋药铺当学徒。耿飚的童年是在砍柴、放牛、拣稻穗、挖野菜中走过来的。
1922年9月，耿飚13岁，独自一人来到了衡阳水口山铅锌矿。随即父亲耿楚南带着全家也来到了水口山，与耿飚汇合了。1922年12月，衡阳水口山铅锌矿矿工在毛泽东、蒋先云、刘东轩等人的领导下，爆发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耿楚南与耿飚在蒋先云等人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年仅16岁的耿飚在水口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耿飚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派遣下，回到醴陵参与领导醴陵的农民运动。1929年，耿飚被浏醴县委任命为在醴北游击队队长。1930年9月，红军撤离长沙，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占领萍乡、攸县、醴陵等地。浏醴县委决定，已发展有三十余人的醴北游击队参加红军。耿飚带领游击队，在醴陵北乡板杉铺找到了红军。从此离开家乡，进入中央苏区，任红三军九师侦查参谋。
左权部署发动黄陂战斗，耿飚活捉敌师长李明
1931年12月，左权、王稼祥、刘伯坚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往宁都附近的固厚，负责宁都暴动的联络工作，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由参谋长赵博生和73旅旅长董振堂在宁都发动了暴动，史称：宁都起义。这支部队在宁都发动起义之后，参加了红军，编为红五军团，共三个军，分别为十三、十四、十五军，左权任命为红十五军政委，不久，任命为军长兼政委。
只是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他根据共产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通过这次全会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
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逐渐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肃反扩大化。1932年6月，左权率红15军从闽西回师赣南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捕风捉影，怀疑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参加过托派组织。“托派”全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认为，“托派”是阶级敌人安排的奸细，是叛徒。因此，“左”倾机会主义者撤销了左权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做出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从此，左权蒙受着不白之冤，被调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当军事教官。
1933年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战时紧迫，左权被调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任参谋。
这时的耿飚已于1931年4月出任红九师参谋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左权奉命组织带领师团以上指挥员，在黄陂地区的重山密林中勘察地形，确定伏击地点，部署火力，做出十分精细的作战部署，对“围剿”之敌的52、59师，进行伏击包围，而发起了黄陂战斗。
黄陂战斗中，在俘虏嘴里获知大龙圩有个旅部与师部时，耿飚奉命率领红九师25团向大龙圩猛插。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透过雨幕，耿飚他们看见敌师部指挥所，有个胖子穿着雨衣，正拿着望远镜查看战情。从旁边的马匹，警卫、随从来看，来头不小。耿飚下令，抓活的。
混战中，红25团机枪连连长突然追上来，报告：参谋长，抓住了，好胖噢！还向耿飚做了一个大肚子的手势。作战结束后，耿飚才知道，红军这次活捉的是国民党52师师长李明。
湘江血战，在觉山铺阵地左权与耿飚并肩作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毛泽东虽然被王明路线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他在红军指挥员中的威信不减。在毛泽东等人的强烈建议下，中革军委于1933年12月，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在这一时期，大雄关战役之后，耿飚也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团长，政委为杨成武。红四团的前身为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人称“铁军”，是红一军团的主力团之一。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一年的战斗，在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引导下，中央红军最终不得不实施战略大转移，于1934年10月走上了长征路。
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在突破国民党在湘江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面临合围，致使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最为壮烈的一仗。
为保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中央直属机关顺利渡过湘江，红一军团在觉山铺附近地域，与国民党的湘军、桂军、中央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耿飚率领的红四团是红一军团的前卫团，在觉山的米花山、美女梳头凌、黄帝岭与刘建绪部展开厮杀，不久，中央军薛岳部也向红四团坚守的阵地发起攻击。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密切关注战场变化，随时调整战斗部署。五天五夜的湘江血战，左权多次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深入米花山、美女梳头岭、黄帝岭等前沿阵地，与耿飚等红军指战员并肩作战，危机时，与耿飚等人提着一把马刀杀入敌群，以此鼓舞红军的战斗士气。
红军遵义外围大追击，左权向耿飚借地图用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纠正了党的错误与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广大红军指挥员获知后，欢欣鼓舞，左权更是激动万分，对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这回可好了，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岗位上，中国的革命有希望了”（注：《左权家书》88页）。
遵义会议，耿飚率领红四团首战娄山关后，于1935年1月17日，耿飚被任命为红一师参谋长。
从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大踏步机动作战，声东击西，穿插迂回，不断调动敌人。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当时，国民党的各路大军，几乎被吸引到了川滇黔边界，红四方面军也在长江以北地区积极配合。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一定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此时的红军，出其不意，突然掉头攻击桐梓城，城里只有两个连的守军，枪声一响，他们立即逃向娄山关。25日清晨，红军重占桐梓城。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三军团再次抢占娄山关。至此，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役打响了
1935年2月25日，彭德怀指挥红13团为前卫、12团从中路正面进攻娄山关，其余部队同时向娄山关挺进。黔军师长柏辉章部署10团增援娄山关右翼，15团驻守关南板桥，以防红军包抄后路，令6团团长刘鹤鸣固守娄山关3日，以掩护乌江南岸的中央军吴奇伟部由贵阳北渡驰援遵义。
在此危急时刻，2月25日23时，中革军委下令红一、三军团务必在敌援军到来之前拿下娄山关。
直到26日下午4时， 红军连续攻占娄山关附近10多个山头，突破整个右翼防线，全面占领娄山关。敌军兵败如山倒，向遵义方向逃窜。 娄山关一破，遵义无险可守。
2月28日，红一、三军团会攻遵义城，与敌中央军激战，歼灭吴奇伟五十九师、九十三师大部，将其赶到乌江以南。从二渡赤水到二占遵义，中央红军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以3万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约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29日，正在行进中的红一军团各部突然听到军号命令：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的通知。此时，师长李聚奎、参谋长耿飚率领红一师师部刚刚进至鸭溪。他们立即骑马赶到五里堡，来到军团司令部林彪的住处。林彪有个习惯，会在他住的地方挂满军用地图。由于那个时期红军的军用地图，都是靠缴获，有些地方没有地图，参谋长左权正领着军团参谋部的几个参谋在纸上绘制简易地图。正忙得欢的左权见到了耿飚，指着那些空缺的地方，向耿飚借地图用。耿飚也犯愁，用家乡话回答说：“我手里也没有这些地方的地图，等打完仗，有缴获，我一定给你送来”。
这是一次临时作战会议，林彪、聂荣臻、左权给各师下达的任务，化妆成野游的学生，不带警卫，追击残敌一百里。
在这次遵义外围大追击的战斗中，耿飚率领第三团沿路穿插，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一路上，耿飚不断的俘虏王家烈部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直到追上师部，发现前面已没有什么黔军的散兵了。在这次追击中，第三团还缴获了一辆汽车，装有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耿飚挑选了几套放在师部，其余的，就送到了红一军团司令部，交给了左权参谋长。
强渡大渡河，左权为耿飚抢占安顺场佯攻富林
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以来打的第一个打胜仗，部队情绪高涨，红一方面军也得到了较好的补充和休整。
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1935年3月21日，中央红军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彻底跳出了蒋介石部署的包围圈，把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几十万部队甩在身后。于1935年4月25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于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到达泸沽，准备抢渡大渡河。由于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三百多米，水深约有十米，地势险要，人称“天险”。蒋介石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急令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完成围歼。
红军抢渡大渡河，左权与耿飚一明一暗，齐头并进。
为了迷惑敌人，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给左权布置了佯动任务。因此，左权与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红5团及师侦察连，携电台走大道，一天急行军150里，长途奔袭，消灭隘口守敌，又迅速占领大树堡渡口，组织部队修筑工事，筹备粮草，砍竹造筏，砍树造船，造成渡河攻打当面富林之敌的态势。
总参谋长刘伯承给耿飚下达率领红一团，抢占安顺场，为大部队抢渡大渡河开路的任务。天降大雨，红一团在大雨中，一天一夜行军140多里，占领了安顺场附近的马鞍山后，在河边找到了一艘船。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部队猛扑过去，迅速占领了安顺场。
杨得志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一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在一营二连选出了17名勇士。5月25日上午九时，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十七名勇士驾着船，在激烈的枪炮中登上了大渡河的对岸，在敌军吹嘘不可逾越的大渡河上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一师与干部团协助红4团夺取泸定桥打开了一条通道。
红军即将进入水草地，左权给耿飚打电话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略作休整，准备爬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左权身体一直不太好，长征以来，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红一军团全体红军顺利翻过夹金山，左权多次带病召开红一军团的干部会议，并要求师、团一级参谋长做好爬山路线的部署，政委等干部要耐心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左权是披着毯子、拄着拐杖，一步一喘地，和大家手拉手，翻过夹金山的。
翻过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先头部队汇合了。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改番号为第一军，军长林彪，左权任军参谋长。辖红一、二师，耿飚继任红一师参谋长。
在两河口，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并举行了欢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仪式。那天，正直大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欢迎大会。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后，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到陕川边建立根据地。红一军被编入右路军，奉命过草地，经班佑地区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正在右路军整装待发的日子里，耿飚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熟悉耿飚的各种信号，从不失蹄，行军忠厚老实，一到战场，就瞪眼竖耳，尾巴一撅，往敌群中冲击，对耿飚来说，可是不说话的亲密战友。耿飚立即带着警卫班各处寻找，没有踪迹。部队马上要过草地，遥遥征途，耿飚决定带着几名战士找马去。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所骑的“的卢”马，耿飚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马，抓住它的尾巴，马儿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乘势飞身骑了上去，那马则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继续追赶，追到了再上马背。折腾了一天，耿飚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治服了。
这匹被耿飚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军去工作，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德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行！”耿飚满口答应朱德。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驮的东西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徐特立、董必武等等老同志也写条子给耿飚。参谋长左权知道耿飚有马后，立即打电话给耿飚，一再要求耿飚留一匹给他。
最后，耿飚只留下那匹“的卢”马。
直罗镇战役，耿飚告诉左权东北军投降举白旗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红军右路军，经过6个艰难的日日夜夜，顶风雨、战严寒、忍饥受冻，艰难跋涉，终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1935年9月12日，到达了哈达铺，为了适应北上抗日主张，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军为第一纵队，左权任纵队参谋长，耿飚任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参谋长。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了吴起镇。11月3日，与陕北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中共中央从而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辖红一、十五军团，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红一军团辖第2、4师和直属第1、13团。左权继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第一大队恢复为第一军团直属第一团，耿飚任参谋长。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调集东北军67军、57军，为东、西两路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早在1931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军自导自演“柳条湖事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攻陷了奉天（沈阳）的北大营。蒋介石、张学良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陷。当时，东北军有近三十万人马，不过，因中原大战与平定石友三的叛乱，张学良调集了近十万精锐，进驻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造成留在关内的东北军二十万人马群龙无首。张学良不得不以热河、河北等地为根基收拢东北军以及散落在北方的杂牌军。没有进入关内的东北军，有的投降，有的自发组成东北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击。1933年初，日本进攻山海关，张学良组织了保卫热河战役，不力，赴欧洲考察。于学忠等人在这一历史时期将东北军整编成了6个军，被蒋介石调遣，来到了西北“围剿”红军。
为此，毛泽东同彭德怀在11月20日致电林彪、聂荣臻、左权，提出红一方面军二十一日应完成歼灭直罗镇一带的东北军一个师至两个师的任务，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红十五军团由药埠头由南向北突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左权参谋长带领所有参谋长转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向大家现地标识地图，明确分工，下达作战任务。
直罗镇三面环山，沿着北边的葫芦河，是一座陕北古老的小镇。爬到山头的红军参谋长，都看见小镇的东边，有一个个小寨子，有点像江西的土围子。耿飚曾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率领红九师，在江西宁都、于都休整，在休整期间攻破过近百个这样的土围子，深知其中的作战地位。因此，耿飚向左权建议，这个小寨，有点像江西的土围子，拆了，免得被敌人利用。
地形看完了，左权向各位参谋长下达了明确的作战任务。各路参谋长翻身上马，奔向各自的驻地。
11月21日拂晓，直罗镇战役打响，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东北军109师发起总攻。毛泽东走上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亲自指挥红一、十五军团作战。
战斗打响后，马上就把东北军109师包围在直罗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山谷里。耿飚把指挥所推进到最前沿的高地上，指挥部队向谷里的敌人发起猛攻。这时，左权向耿飚打来电话，询问战况。耿飚在电话里说：“敌人毫无准备，已经被我们打乱了”。左权再次询问，东北军与南方军阀有什么不同。耿飚正在组织战斗，没法细致总结，便告诉左权：“东北军投降时，知道先用白毛巾向红军战士挥舞几下”。左权一听，在电话里笑起来，说：“这说明东北军比南方敌人规范些，知道使用国际通用的信号”。
直罗镇战役，激战到下午2时，红军歼敌大部。在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东北军106师一个团，24日，红军全歼突围中的残敌。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耿飚留守保卫延安，左权挺进太行山区
从此，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站稳了脚跟，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 · 九运动，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于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军事上，把打通华北的抗日路线，巩固扩大中央苏区作为重要的任务。瓦窑堡会议决定东征，渡黄河，穿越山西，打通抗日的路线。同时决定恢复红一师的番号，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耿飚任参谋长。由毛泽东亲率红军东征。
红一方面军东征75天，歼灭晋绥军7个团，筹集了大量的军需，为接下来的出师华北抗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耿飚被中革军委调任红四军参谋长。
1936年12月12日，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开始加强部队的建设，准备直接对日作战。1937年2月15日，中革军委任命左权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从此，左权随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渡过黄河，挺进华北太行山区，创建敌后根据地。
八路军为三大主力师，原四方面军红4、红31军，与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全师共1.3万余人。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辖385旅，386旅与教导团和特务、工兵、炮兵与骑兵营。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下辖第769、第770团。中央军委又将129师385旅一分为二，副旅长王维舟与参谋长耿飚率领旅部机关和770团等主力留守陇东。因此，1937年10月，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等人奉命率部来到了甘肃，驻扎在陇东庆阳，划归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建制，完成“保卫边区，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1941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总结“六大”以来的工作，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研究班。1941年7月，耿飚参加了这个班，毕业后，被留在了延安，任研究班的主任。于1944年秋，才被党中央派遣，奔赴抗日前线，任晋察军区副总参谋长。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彭德怀、左权等领导指挥的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更为残酷的“围剿”扫荡。
左权血染太行山，耿飚在故居前含泪
1942年，春节刚过，日军又开始向太行山根据地发起春季“扫荡”。有天，一股日军突然闯到了八路军总部麻田一带，左权亲自指挥总部警卫连扼守两个山头，接连打退日军的进攻，予敌以大量杀伤。
1942年5月下旬，日军经过精心策划，集结三万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指挥机关进行疯狂的“铁壁合围”。为此，彭德怀与左权决定将八路军立即转移到外线，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从麻田地区向东转移，准备反“扫荡”作战。彭德怀、左权率总部机关和北方局等两千余人，于5月25日拂晓先后到达晋冀交界的南艾铺地区，没想到被日军飞机发现了目标。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迅速分路突围。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配合地面火力进行封锁。待彭德怀、罗瑞卿等突出日军的包围圈，左权冒着日军的炮火，继续指挥总部机关人员转移。战至太阳偏西时分，左权检查队伍时，发现担文件的同志没有突破山口跟上来，立即带领警卫连往回走，警卫连连长一再恳求左权尽快离开，左权深知自己此刻能给指挥员带来战斗的力量，临危不惧。敌机在头顶盘旋扫射。左权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核桃树下跑，左权直起身来大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冲过山口”。突然，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左权血流如注，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
八路军总部成功突围。5月27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感日（注：27日）五时电悉，总部遇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左权不幸牺牲，太行山震动，《解放日报》、《大众日报》、《太岳日报》等各大报纸，对左权的牺牲，进行了详细报道。牺牲地太行山辽县，从此易名为左权县。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爆发。经过三年艰苦卓越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全面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根据朱德的命令，路过湖南的解放军部队绕道醴陵平桥乡黄茅岭，看望左权的老母亲张氏 。一天，四野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率领解放军来到了醴陵平桥乡黄茅岭，左权母亲才知，左权已于1942年壮烈殉国。为此，请人代笔撰文悼念。
在全国解放之际，耿飚被调任外交部工作，在出国任驻外大使前，得到上级批准，回阔别了20年的家乡醴陵探亲。耿飚在醴陵没有“家”，他的出生地，严家冲耿氏家祠是族中产业，石门口曾经的住处，当时也是借用的。母亲宋雪梅已于1941年去世，父亲耿楚南1946年第二次赴延安，下落不明（注：客殁于蜀道中）。耿飚回醴陵，到严家冲看望乡亲，到石门口为母亲扫墓后，怀着对左权深深思念与崇高的敬意，走进了左权的家乡黄茅岭。耿飚走到左权故居前，想起与左权一起战斗、学习的种种往事，早已含满泪水，不禁默默诵念“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太行山人民写给左权的颂词。
本文参考书目：《毛泽东年谱》、《醴陵县志》民国版、《左权传》、《左权家书》、《耿飚回忆录》、《耿飚传》、《红军长征史》、《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战史》、《醴陵县教育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