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对红军长征路上的突破乌江的记忆是很深的。这个记忆主要来自于那部《突破乌江》的电影。可以说这部电影伴随着我们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便总想探究《突破乌江》里面的主人翁，红军团长，政委，他们是虚拟的还是真有其人，如果真有其人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后来怎么样了？就是这份好奇心驱使我进行了一番探究。
在网上和一些文献记录上说，红军长征路上强渡乌江的直接指挥者是杨成武将军.为此我查看了《杨成武回忆录》，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杨成武在湘江战役就负伤了，一颗流弹击中了腿膝盖，血流不止，而且被敌人包围。经过红四团拼死抢救，才把他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救出来。后来就去了后方养伤。十几天后，因医疗条件不行，只好回到了部队，一边养伤，一边参与指挥战斗。接下来就是红四团强渡乌江的详细记载。很明确的记载了他参与指挥了强渡乌江的战役，也知道了这个战役是红四团打的。
众所周知，红四团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红四团的历史，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1924年秋，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命令，黄埔军校政治部在广州组建了大元帅府陆海军铁甲车队。1925年11月，在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交战中屡立功勋的铁甲车队员为骨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为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出师北伐，在攸县、中伙铺、汀泗桥、咸宁城一系列战斗中，打得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望风而逃。血战贺胜桥、武昌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美名。南昌起义爆发后，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叶挺独立团，在聂荣臻、周士第的指挥下，毅然奔向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也就是说，红四团对当时的红军来说，是一支有着铁军之称的部队，红军长征路上“掩护主力”“开路排险”等重要的战略任务，也就名正言顺地落在红四团的肩上。据《耿飚回忆录》记载：“红四团是在原叶挺独立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力团，在北伐中素有铁军之称。”
那么红军强渡乌江时红四团团长到底是谁呢？
红军在藤田改编之后，据《耿飚回忆录》记载：“原来的师整编为团。我先到一师三团任了几天参谋长，又调到二师四团任团长，政委是杨成武同志。”而我在一些相关的资料中见到的，红军经过藤田改编之后，却没有耿飚的名字，红四团的团长是萧桃明。红军藤田改编是1933年6月，而据相关资料萧桃明牺牲也是在1933年，具体是什么时候，我没找到详细的资料。关于这段历史，在《杨成武回忆录》我读到的是与《耿飚回忆录》相同的记载，也就是说，耿飚在红军藤田改编任了几天的团参谋长后，被任命为红四团团长而显然有些资料的显示是错误的。
关于萧桃明任红四团团长《耿飚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载的“八一起义后，一直由朱德同志兼任团长。在朱德同志不再兼任团长后，由肖桃明同志代理团长，但是尚未下正式命令，他便牺牲了。”至于萧桃明牺牲的时间，我们也许能从《耿飚回忆录》后面对他的记载中看出些什么来：“红四团居高临下与敌人作战，肖桃明同志观察敌情时，正是因为使用了那种“不怕死”的姿势，很明显地暴露了目标，所以被敌人击中”。这种“不怕死”只能“前进”的战略方针产生于“左”倾教条主义、或称“左”倾冒险主义，也正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排挤的那段历史时期。
那么耿飚又是怎么从红三团参谋长而被任命为红四团团长的呢？
红军藤田改编是在1933年6月初，过后一段时间，耿飚在红三团，也就在这段时间出现了第五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如果红三团没有耿飚这个参谋长就全军覆没了。据记载：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战斗中只有“前进”“胜利”，不允许讲“退却”“失利”。红三团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红三团先打了云盖山守敌，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接到命令，让红三团冲到大雄关东南某地去占领制高点，策应主力突围，并临时受红二师指挥。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耿飚发现这地方实际上是个葫芦形的隘口，如果两边的高地被占领，这个隘口就会成为一个进不来、出不去的“卡子”。耿飚便派通信员请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上来一下，耿飚建议派一个营守住这个口子。团长黄永胜不同意，只是一个劲地下令：“往前冲。”耿飚说：“冲得上去便罢，倘若冲击失利，需要退回来怎么办?”黄永胜说:“参谋长，你想干什么？红军哪有‘退回来’的道理？我们就是要前进。”这时耿飚没有办法，只好采用了参谋长的三次建议权，团长黄永胜才派一个连守住这个口子。结果在这次战役中，真的被耿飚预料到了，红三团打是打过去了，却被敌人利用这个隘口堵死了，有被围歼全军覆没的危险，是耿飚三次建议权下才留下的这个连拼死阻击，才接应部分战士突围。后来师部把红三团团长，政委，参谋长叫去，师长大发雷霆。师部首长听了各自的述职后，师长陈光肯定了耿飚在这次战斗中的建议。三天后，耿飚离开了红三团，去了红四团任团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八万红军被减员到三万的湘江战役中，红四团是主力团，是长征路上有着铁军意志的开路先锋，肩负着开路排险与掩护主力撤退的重任。在湘江战役中，耿飚是一边痢疾打摆子一边行军指挥战斗的，有次敌人冲到了红四团团部，耿飚领着团部人员，自己提着一把马刀砍杀敌人，弄了一身的血浆。也就在这次战役中，杨成武负伤了。据《耿飚回忆录》记载：“当时敌我兵力相交，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右膝盖，血流如注。敌兵一见，立即从四处围过来，疯狂地喊“抓活的”。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这里的记载与《杨成武回忆录》的记载是相同的。红五团五连的指导员见到了，就用火力封锁了包围杨成武的敌人，红四团二营副营长亲自上阵，才把他抢救出来的，抢救出来后，红四团没有担架，上的是红五团的担架，杨成武也就离开了战斗前线，去了后方医院养伤。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同志带了几个战士，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我。我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黄古文）同志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拚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三名同志向我靠拢……”“我心想，不能叫同志们再为我流血牺牲了。可是，黄霖同志毫不迟疑，低姿匍匐着向我爬了过来。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溅起一团尘埃。但他毫不犹豫爬上了公路，还是冒着弹雨朝我这里爬着。他猛地抓住我的一支胳膊，把我向外拖着。”《耿飚回忆录》也记载了营救杨成武的过程，“我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同志见状，也立即组织营救，他连续派出三名战士，都中弹倒下。最后，他愤怒得眼都红了，亲自滚进火网，向杨政委靠拢，把他营救到五连的同志身后。”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杨成武伤得不轻，只能“就地用短枪还击”，“把我向外拖着”，身体属于自己挪不动的状态。
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11月中到1934年12月初，而红四团强渡乌江是在1934年12月20日开始的。
强渡乌江是红军在湖南通道会议上形成的，史称“通道会议”。因为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要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已调集了重兵，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布置了口袋。而红一方面军经过湘江一场血战，从八万减员到三万，损失不可谓不惨，再与蒋介石硬拼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坚决主张红军转向西南，到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拥护与赞同。在接下来的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才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在1934年12月20日前后，全军兵分两路，向乌江南岸逼近。临近新年的时候，红四团来到了一个叫马场的小镇上，准备迎接新年，结果耿飚被叫到了师部，与陈光师长一起在那里等，等到了半夜，等的是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最后由林彪向耿飚下达了强渡乌江的命令，也就是说，强渡乌江经过政治局会议，落在了红四团。
在强渡乌江开战前，耿飚比部队先走一步，把部队安排给了李参谋长，叫其随后跟进，自己带着侦查兵，假扮成盐商，踏着乌江岸的积雪，对乌江王家烈部署的一个旅进行了仔细的侦查。红四团准备强渡前，耿飚还拜访一位老船工，据说他是当地唯一经常到北岸去的活地图，这就是我们在《突破乌江》电影里那位老船工原型人物的由来。就连电影里说王家烈的部队为“双枪兵”一词的出处，也来自于耿飚与这位老船工的对话。强渡乌江真实的历史与电影没有多大的差别，先组织了八个人的尖兵队，带一根绳索过江。不过电影里那个抢着要去尖兵队的“小战士”的原型，是连长毛振华。八个勇士冒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带着这根绳索游到一半的样子，一颗炸弹把绳索炸断了，在乌江中形成一个八字形，这时候，陈光师长也来到了耿飚身边，耿飚眼睛一直盯着八个勇士，紧张得烟头都被他捏成了一团烟泥团。绳索炸断后，要把八位勇士接应回岸。耿飚急着要亲自上竹筏，警卫员杨力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旧轮胎，因为耿飚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火，也因为这个算命先生的说法，耿飚母亲宋雪梅不让他靠近水，让他这个在外征战的将军成了不会游泳的“旱鸭子”。这时候，陈光师长发话了，要他不要急，想想办法。最后陈光与耿飚商量，决定加强佯攻，以掩护阵地上的火力压制，改泅渡为筏渡，由一个组增加为三个组。红四团才把“尖兵队”从下游接了回来，不过八个人只回来七个，有个瘦瘦的福建籍战士，由于受不了冰冷的江水，在途中发生了抽筋，被湍急的江流吞噬了。这是红四团强渡乌江牺牲的第一个勇士。
那么《突破乌江》的电影里，对岸冒出一队红四团的战士又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红四团这次带绳索过江的失败，耿飚决定，白天渡江改为晚上偷渡。还是那个连长毛振华带队，三只竹筏，本来偷渡成功，是要发信号的，红四团再进行强渡。其中一只竹筏在江心碰上了大石头，翻到江里，只好游回来了。耿飚一直在等毛振华发信号，一直没有等到，对岸小道上也出现叮叮当当的异样。天亮又回来几个湿漉漉的，是竹筏漂到了下游。毛振华这只竹筏却没有回来，谁也不知出现了什么情况。
第二天，雪后放晴，出奇得冷。因为时间紧迫，后有追兵，乌江对岸也有王家烈部增援堵截，再不渡江，红军将会全军覆没。耿飚决定再放大量竹排强渡，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渡口，并让李参谋长抓紧组织架桥。这次红四团采用的是三层竹筏，在耿飚的一声令下，一个营的兵力，六十个竹排分成三个大组，在闪着银色的阳光下，以前三角队形向对岸驶去。对岸没有动静。只见尖兵排的三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五十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枪声。“哒哒哒……”枪声使江心里的勇士们振奋起来，改秘密前进为呐喊突击。“加油”“拼呀”“杀啊”声，响彻乌江两岸。但是，对岸的子弹似乎没往江心里放，而只有几颗流弹“滋滋”地向天上钻，枪声是从崖底下传出来的，几个矫健的身影，攀登在峭壁上。这时候，耿飚与红四团的战士才发现，原来那枪声不是敌人的，而是毛振华他们昨晚偷渡之后，躲在那等着大部队强攻。正在江心呐喊的六十只竹筏快速前进，尖兵已经跃上滩头，向敌阵猛攻。不多时，渡口的敌人碉堡顶上，升起了一面红旗，强渡终于有了起色。这时候王家烈部也开始了反扑，眼看着支持不下了，耿飚急着跑到陈光面前大叫：“炮，我要炮！”这时候军委安排了炮给耿飚，几发炮弹打过去，王家烈部撂下一大片死尸，才向后溃退。
红四团乌江强渡成功之后，大部队坐船渡江显然是行不通的，没船。这时候刘伯承也来了，集合红四团开始架桥。耿飚为此查看了很多国内外架桥的资料，现在网上有个说法说耿飚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架桥专家，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在乌江，耿飚带领红四团架起了一座竹排浮桥，大部队过这座浮桥的时候，周恩来牵着毛泽东过桥，还开玩笑地请示耿飚：“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耿飚也是高兴地回话：“请首长过桥！”毛泽东过江时，还在浮桥上跺了几脚试试，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至此解开了我心中的迷团，原来电影巜突破乌江》的红军团长、政委真有其人，当年的红四团团长就是因1950年奔赴外交战线、而错过1955年授衔的将军外交家耿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