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在醴陵人的心里，那是神圣的，因为它是醴陵人传承倔强、血性、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基因的殿堂。
关于渌江书院，有多少年的历史，《醴陵市志》大事记中，醴陵在宋代建书院的，有两处记载：淳熙二年，吕祖谦访朱熹过醴陵，在莱山（今八步桥简家冲）讲学，后建莱山书院。明正德二年（1507年）移建于县衙后，改名为东莱书院，这是第一处记载。第二处记载：公元1241年至1252年间，即：淳祐年间，建西山书院。而在醴陵我们似乎找不到莱山书院与西山书院的遗迹，至于是那个朝代被毁的，纵观醴陵历史，极有可能是在元末明初。那个时期，醴陵最为悲惨，不仅瘟疫横行，还战乱不断。还有一种可能，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清，分兵据醴陵，用木头建城。康熙十五年，清军与吴三桂部，在醴陵有过三次战役，那三次，致使醴陵城尽毁，民不聊生。《醴陵市志》记载：康熙十五年，清军与吴三桂部在醴陵三次交战，城栅尽毁。或许这两个书院可以归纳为渌江书院的前身，起码可以说这两个书院奠定了醴陵人的书院情结。一直到了清代的乾隆七年，当时的醴陵知县管乐，在青云山麓朱子祠右侧学宫旧址创建渌江书院。道光九年，移建于河西靖兴山。至于民间盛传的，朱熹与张轼在醴陵见面，在渌江书院有过一次高峰论坛，我在很多史料中没有找到任何历史依据。说明白点，在宋代，醴陵的渌江边还没有一座起名叫“渌江书院”的学府。朱熹与张轼的那次高峰论坛，有还是有，据相关史料记载，不是在渌江书院，是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次论坛，历时两个多月，被史学家称为：朱张嘉会，影响颇深。故：岳麓书院正堂供奉朱熹的半身像，壁上嵌着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以及后堂由朱熹题写的匾额“御书楼”。
不过，渌江书院在清代道光十七年，迎来了一位人物，是左宗棠。《醴陵市志》记载：十七年，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
这些应该就是渌江书院留给我们的历史踪迹。而在上个世纪，解放军进驻醴陵，渌江书院，被部队征用。从一些史料推测，应该是程潜、陈明仁等“投诚”，和平解放湖南之后，陈明仁率领部队进驻醴陵休整期间，而征用了渌江书院。至于当时陈明仁部队的司令部设在醴陵的那个地方，有人说是状元洲，也有资料显示是在渌江书院。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耿飚将军在1950年回乡，与陈明仁将军在醴陵见了面，陈明仁宴请了耿飚。还为两个人在四平就国共两党谁胜谁输的打赌，陈明仁在宴会上承认自己输了，还当众自罚了一杯酒。
渌江书院的历史就延续到了上个七十年代末期，驻扎在醴陵的解放军部队，在历史的大潮中，要撤防。根据时间上的推算，正好那时，耿飚任国务院副总理，调回了部队，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部队要大“消肿”，“精兵简政”。也就是说，这时候，军队“大消肿”，醴陵毕竟是属于内陆的县市，驻扎在醴陵的部队就要撤防，渌江书院就面临了怎么处理的问题。
渌江书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设了醴陵师范学校，也就是说，渌江书院突然回归了地方办学，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渌江书院躲过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驻扎在醴陵的部队要把渌江书院卖了，惊动了中央军委，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发了话，签了字，才把渌江书院交给了地方办学。这事是这样的吗？
据笔者考证，当时的部队是准备把渌江书院拍卖的，请示上一级军委，没有答复。而就在此时，醴陵县委，醴陵县教育局打了报告，要求部队把渌江书院转交给地方，保护好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学府，醴陵县委派人带着这份报告找了几级部队的领导，均没有回应。最后放在了《光明日报》的驻湖南的记者罗盛美手里，罗盛美是醴陵人，他把这报告带到了北京，几经周折，后来，他在《内参》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落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手里，渌江书院，作为醴陵人的耿飚是熟悉的。说不定，1950年耿飚将军的回乡，与陈明仁将军的见面，就是在渌江书院里。至于耿飚与罗盛美有没有过见面，笔者暂时没有找到依据。耿飚获知渌江书院面临着拍卖的这一情况后，马上向广州军区下达了“交还给地方办学，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的指示。没多久，广州军区向醴陵派来了专人，在醴陵县办理了渌江书院交接给醴陵地方办学的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