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东接江西，西临四川、贵州，南通广东、广西，北出湖北，省内地形复杂，有广阔的平原，也有险峻的山脉，既是两广门户，也是华东、华南的战略腹地，因处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为“湖南”。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江，贯穿全境，故：简称“湘”。春秋战国时属于楚，西汉为荆州刺史部管辖。故，又称：湘楚，荆楚。唐代设湖南观察使，为以湖南之名建置之始。
独特的地里位置，造就了独特的湖湘文化。“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此语虽摘自于《论语》与《左传》，形成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期，接下来有“一部湖南近代史，半部中国近代史”之语。在中国近代，在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横行的历史时期，湖南可谓“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陈赓（湖南湘乡人）与耿飚（湖南醴陵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陈赓与耿飚多次并肩作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俩总是以乐观的战斗态度，克服艰难险阻，从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陈赓与耿飚，父辈身上的革命远征
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羊吉安村（注：现为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羊吉安）。父亲陈道良，字绍纯。陈赓出生时，陈绍纯长子不幸夭折，因此，陈赓的出生，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祖父为其起名为陈庶康，字传瑾，一脸福相，是陈赓幼年时的特征，乳名因此被定为“福哥”。
陈赓的祖父为陈翼琼（注：1846年—1916年，享年71岁），少年时，家庭贫寒，常常衣不能掩羞，饥不能果腹，很小的年纪就在别人家做长工，从小就喜爱练武，总在劳动的间隙舞枪弄棒，因此力气过人，惹主家喜爱，不过，饭量大，又让主家头疼。为此，主家在陈翼琼一次练武时，嘲笑说：“黄鼠狼变猫，变也变不高”，陈翼琼听到这嘲讽伤人的话，一怒之下，撂下担子不干了，走上了投军当兵的路，投奔了湘军。陈翼琼从军后，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一路升迁，官拜花羽副将，御封武显将军。中日甲午战争后，陈翼琼放弃了军职，回到了湘乡老家，济贫救困，乐善好施，过起了隐居生活。
陈翼琼生有二子，二儿子出生不久，妻子突然病故，娶了军中熊姓女子为妻，此女为陈翼琼军中的一名骑士，美貌，贤淑，精通武艺，嫁给陈翼琼后，按当地的习俗改姓刘，视儿孙为亲生，常常在家中教陈赓等孙辈习武。陈翼琼对二子留有训示：“可读书，但不得从军，不得为官”。从此，陈赓父辈这一代开启了书香之风。陈赓父亲陈绍纯，秉持了父亲正直、豪爽、乐善的品德，而享誉乡梓。
因此，1927年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时，在湘乡还接见了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对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出路在哪里？两人相谈甚欢，陈绍纯对毛泽东说：“这个世界等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我把大儿子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搞革命去了。”陈绍纯说的大儿子，指的就是陈赓。
陈赓童年时，祖父陈翼琼虽然隐居家乡，常年征战，留下了许多伤疤，所以常常指着伤疤同儿孙讲述战场上的故事，陈赓经常听着入迷。
陈赓13岁，就到离家二十余里的东山高等小学就读，在这里，陈赓接触到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不过，陈赓在东山学堂也改不了“不修边幅”的性格，还没到毕业，陈赓就把一切东西卖掉，回到家，骗父亲说，寄放在朋友家里。陈绍纯获知真情后，请来了两位老师来家里教陈赓读书，还强迫陈赓与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富家女子结婚。
陈赓读书，经常干些“调皮捣蛋”的事，老师有时都拿他没有办法，时不时告状，陈绍纯常常斥责他，到了16岁，我就把你赶出去。没到16岁，1916年底，陈赓就偷偷离开了家，学祖父投军，跑到鲁涤平部报名当兵。报名时，为了使家里追寻不到，自己将名字改为陈赓。
在陈赓从军的几年间，目睹了军阀混战，内斗不止，战场尸横遍野，民室十室九空。在这一时期，“五四运动”爆发，从而使陈赓对旧军队产生厌恶。1921年秋，陈赓与团长曾君聘离开了军队，在铁路上谋得了一个职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从此，湖南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兴起。毛泽东还在长沙创办了图书馆、自修大学等。1922年，陈赓进入了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出生于地主家庭，多考察了几个月，年底才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为易礼容，从而找到了自己终身战斗的革命方向。
耿飚，1909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父亲耿楚南，学名道崇，（注：出生于1874年正月）。耿飚出生时，辛亥革命之火正在醴陵蔓延，1906年，在醴陵、浏阳与江西萍乡的交界处，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此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次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
耿飚的曾祖父是个读书人，童少年时常常以砖为纸，麻杆作笔，勤学苦练，考中了举人。不过，耿飚的曾祖父中举却没能入仕做官，没给后人留下财产。耿飚祖父耿之寅由于家境清贫，妻子在贫困交加中去世，自己沦落成为了一个游方郎中，最终抛下了幼子弱女，在醴陵渌江河边背起了一根纤绳，从此，浪迹天涯，音信全无。
耿之寅离家出走时，耿飚父亲耿楚南只有八岁，目睹父亲脱掉穿了半辈子的长衫，打着赤膊，在渌江何家码头（注：又称桥头码头，始建于清乾隆59年，公元1794年），背起一根纤绳，在嗬哟嗬哟的号子声中，拖着一艘货船，逆流而上。
耿楚南十五岁那年，就走上了独自闯荡江湖的道路。凭着“县到县，一百八，府到府，三百五”仅有的旅行知识，去找亲叔父耿之霖，走到了南昌。在南昌，靠一位老者的引荐，进了臬台私宅。三年后，因自身的机敏，又被臬台当做礼物送给了抚台，进了抚台的亲兵训练营，接受了九年的武术，马术，排兵布阵的系统训练，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耿楚南28岁，已做到“管标”的军阶（注：标，清朝军队的编制单位，为某支军队的统属或者部队。），在百里挑一严格筛选中，耿楚南被选为赴北京皇宫的卫士，被皇帝赐予了“虎头双钩”。对于去北京皇宫做卫士，耿楚南不感兴趣，宁可赴战场真刀真枪的厮杀，借叔父过世“扶柩还乡”之名回到了家乡醴陵。
耿楚南回醴陵后，清末的醴陵县衙办团练，想邀请耿楚南做教头，耿楚南不愿与鱼肉百姓的、民怨沸腾的腐败政权为伍，直言拒绝了。用在王爷府学来的泥匠、木匠、铁匠等手艺，在醴陵四处打工，娶妻生子。
耿飚为耿楚南的长子，乳名润德，名在忠，字俊勇。参加革命后，确定只用耿飚之名。耿飚六岁入私塾，1919年转入醴陵北联高级小学，1921年秋毕业。
耿飚童少年时期，在父亲耿楚南的指导下习武，同耿飚经常讲述历史上的豪杰。耿楚南教耿飚武术称国术，练武前，总要先念“练武之道，皆为防身，振我华宗，保我国民。”
耿飚12岁，高小一毕业，就离家出走，在广州，香港等地独自闯荡了一年有余。1922年9月，13岁的耿飚独自来到了衡阳水口山铅锌矿。父亲耿楚南获悉后，带着全家也来到了水口山，与耿飚汇合。1922年12月，衡阳水口山铅锌矿矿工在毛泽东、蒋先云、刘东轩等人的领导下，爆发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耿楚南与耿飚在蒋先云等人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年仅16岁的耿飚在衡阳水口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年，在醴浏边界转为（入）中国共产党员。
干部团与“铁军”团，一起踏上长征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带领工农革命军走向了井冈山，从而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出击赣南，而建立起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日渐扩大的中央苏区与日渐强大的中央红军，严重威胁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的利益，因此，蒋介石率领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又一次“围剿”。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他根据共产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通过这次全会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导下，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最终不得不实行战略性转移，走上了长征路。
早在1923年底，陈赓受党组织派遣，在长沙秘密报考广州陆军讲武学校被录取，1924年，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注：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1927年，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陈赓被党组织调遣，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进行隐秘斗争。四年后，陈赓在上海被捕。经过党组织的营救，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注：彭杨步兵学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之际，陈赓被任命为军委干部团团长，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干部团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
耿飚早在1926年受衡阳水口山党组织派遣，回醴陵参加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与1928年间，醴陵党组织遭受军阀两次清剿屠杀，被摧毁殆尽。1929年，在醴陵党组织得以重建的历史时期，耿飚被浏醴县委任命醴北游击队队长。1930年9月，在“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引下，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围攻长沙失败，来到了醴陵。为此，耿飚在浏醴县委的安排下，参加了红军，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后，于1933年6月，经过了藤田整编，藤田整编之后的大雄关战役，耿飚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军团长林彪与红二师师长陈光的重视，被任命为红四团团长。红四团的前身为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人称“铁军”。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耿飚率领红四团孤军战温坊，取得了唯一的胜利，依然没能改变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命运，于1934年10月率领红四团，从江西于都出发，走上了长征路，为中央红军大部队长征扫除障碍，开辟道路。
转兵贵州，陈赓与耿飚同时到达乌江
中央红军从江西到湖南，突破蒋介石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在湘江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指挥，共指挥湘军、中央军、粤军、桂军16个师77个团，又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剿共”总指挥，派部队在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人。敌我态势严峻，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分两路渡湘江的命令。
湘江血战，中央红军在敌军飞机、大炮与二十万人的“追剿”之下，损失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中央红军长征前，制定的战略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会合。这一计划，早被蒋介石想到了，在湘江战役进行前，蒋介石就制定了《湘水以西“剿匪”计划大纲》，何健依据这个大纲，在湘西南精心准备，构筑了碉堡封锁线，对所属部队进行了重新分组，计划前堵后追，对中央红军进行合击。
中央红军的湘江一仗，在血的事实面前，“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领导宣告破产。
在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老山界，苗族区时，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往敌人薄弱的贵州走。此建议得到了王稼祥、朱德、周恩来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的支持。为此，在中央红军进入黎平后，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此会上，在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做出了“转兵贵州，强渡乌江”的决定。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乌江是贵州省的第一大江。两岸悬崖峭壁，山望不见顶，宛如一条咆哮的巨龙，是名不虚传的天险。
在中央红军来到乌江边时，蒋介石已经发现了红军的动向，因此，命令薛岳率领了二十万大军，紧紧追在红军后面，贵州军阀王家烈，听说中央红军突破重围，进入了贵州，马上调兵紧守各个县城，对于乌江沿岸，想着凭借乌江天险，堵住红军，和薛岳一起展开夹击。企图让乌江之战，打成又一个湘江战役。
红一军团团长林彪给耿飚下达了强渡乌江江界渡口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强渡乌江回龙场渡口。中革军委给陈赓下达率领干部团在江界渡口架桥的任务，因为江界渡口肩负着整个中央军委纵队通过的历史使命。
陈赓率领的干部团，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长征出发前，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与特科学校合并组成。在“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陈赓本人都还在接受审查，一些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受处分的干部，被当做包袱一样甩在干部团。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成立干部团以来，陈赓接收到的第一个出击对敌任务。
为了在乌江上架设好浮桥，陈赓率领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与耿飚率领的红四团同时来到了乌江边，发现乌江比湘江情况还严重，冬季枯水季，江宽仍有200多米，水深达15米，流速每秒为2米。
强渡乌江，耿飚与陈赓一起架浮桥
1935年1月2日晚，耿飚安排三只竹筏偷渡。耿飚当时的作战计划是，偷渡成功后，再派一个营强渡，令耿飚没想到的是，三只竹筏，翻了两只，另一只不知去向，偷渡失败了。薛岳率部临近，贵州军阀王家烈在乌江对岸做好了周密的部署，1935年1月3日，耿飚决定对乌江进行强渡，关键的时候，那只不知去向的竹筏上的毛振华几个人，在竹筏撞烂了的情况下，偷偷游过去了，在敌军的工事下，躲了一夜，在红四团强渡乌江时，突然冒了出来，向敌人的工事开火，往敌军的工事里扔手榴弹。敌军的预备队助阵，刘伯承给耿飚安排了一个神炮手，叫赵章成，仅有的五发迫击炮，打了三发，发发命中，江界渡口强渡乌江因此争取了胜利。
乌江江界渡口强渡成功后，刘伯承集合部队架桥，耿飚抓起一个饭团，与警卫员杨力一齐向陈赓率领的干部团工兵连走去。陈赓与工兵连的干部们，见到刘伯承与耿飚，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有搞出来。
不过，在耿飚率领红四团强渡乌江时，陈赓就站在江边研究架桥办法，将工兵连200多人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等多个作业小组。工兵连的战士冒着敌人炮火，把门板送进江里，门板一节一节放在水中，立即被乌江的狂涛冲跑，经过多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为此跑上跑下的，找到毕业于工兵学校的俘虏兵何迪舟，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功。耿飚到来时，何迪舟正犯愁，指着桌上一堆中外的资料对陈赓与耿飚说：“流速每秒2米的河面，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的材料也没有”。
正在这时，司令员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来了，耿飚与陈赓向刘伯承汇报了架桥的情况与问题，刘伯承指示陈赓与耿飚，发动群众，依靠战士，集思广益。
为此，陈赓回到工兵连，召开了诸葛亮会议，发动全连的人想办法。耿飚回到团里，把各连做过木匠、篾匠、铁匠等专长的战士送到工兵连，为工兵连增加一些技术力量。
红军后面有薛岳的二十万追兵，船不是被国民党烧毁，就是被拉到了对岸，陈赓与耿飚心里明白，闹不好，乌江就会成为第二个湘江，为了架桥，两人都非常着急，跑上跑下的。工兵连一排长李景富，参军前是个渔民，他提出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刘伯承对这个方案很看好。
为此，耿飚与陈赓立即组织人扎竹排。在扎竹排时，一个红四团的战士说：若把竹排连在一起就可以成为浮桥。耿飚听后很高兴，认为这个方法“太妙了！”。
几百个竹排固定在激流中，必须有大量的锚，耿飚便派战士到瓮安、余庆的铁匠铺征集大铁砧，装在编织的竹框里。为了固定这些竹框，陈赓想出了一个办法，竹子编框，周围捆上几根削尖的竹子，在竹框立装上大石头，几个竹框一起放，随浪滚几下，竹竿就插进了江底的泥里，架就稳了。
编竹绳，架着竹排拉到对岸，构成轴线。一个个装有铁砧、石头的锚沉入水底，被竹杆死死的拖出，一节一节的竹排向江对岸延伸，耿飚与陈赓率领红军战士经过36个小时紧张的搏斗，一道坚固的浮桥在天险乌江上出现了。
只是投锚组组长石长阶，在架桥排险时，突然敌人一个炮弹飞来，炸断了他手中的竹竿，他倒在门桥上，门桥失控了，向架好的浮桥冲过来，为了堵住这块门桥不冲垮浮桥，他跳进了汹涌的江水中，用胸膛死死的顶住门桥，为战友们赢得了排险的时间，自己却不幸牺牲了。
刘伯承来查看架桥进度的时候，红四团的后续部队正在桥上向北岸增援，接连说道：“好，好，你们立功了。”他立即用电台通知中央军委纵队，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耿飚在土城遭遇黔军，毛泽东派陈赓投入战斗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之后，兵临遵义，红二师六团利用俘虏兵诈开了城门。红军占领遵义后，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会是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召开，周恩来命令陈赓率领干部团担任警卫任务。因红二师六团智取遵义之后，有三个团的兵力向北门逃了，对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来说，这股敌人很危险，必须歼灭。为此，刘伯承、聂荣臻命令耿飚率领红四团必须占领娄山关，在外围保卫遵义会议的召开。
耿飚率领红四团占领娄山关，师部命令四团警戒七天，同时红一军团任命耿飚为红一师参谋长，马上赴任。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也放弃了赴湘西与贺龙、任弼时汇合的战略计划，同时决定北进，在四川的泸州与宜宾县之间北渡长江，与江北的红四方面军军会合。
1935年1月24日，师长李聚奎，参谋长耿飚率领红一师抵达了土城，土城敌军逃回了赤水城。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的途中，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
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师拿下赤水城。
为了解敌情，耿飚率红一师战士化妆成找活干的百姓，前往赤水县城，在路边一个镇上了解到，赤水城刚刚进驻的国民党兵，正需要干稻草铺床。
耿飚领队“侦查”回来后，与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商议，决定派一支尖兵，化妆成挑夫，以送干草的名义，先前进城，待主力部队攻城时，可做为内应。只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这支化妆成挑夫的尖兵在路上黄皮洞的地方，与两股敌人相遇了，被敌人盘查，发现这些百姓的口音不对，讲的是江西式的贵州话，前卫营一见不妙，就先敌开火，就这样，一场遭遇战在黄皮洞打响了。
就在耿飚大战黄皮洞的时候，中央纵队与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与从温水开来的川军在青杠坡、枫村坝一带也交上了火。一时间，整个土城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此时，中革军委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人兵力不止2个旅4个团，实际上有4个旅8个团，是原来的一倍有余，共一万多人。
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急令红一军团其余部队赶去增援，在红一军团到达前，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五军团的阵地已被敌军突破，伤亡惨重。由于对敌人兵力判断有误，战至黄昏，形成对峙。此时，敌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对红军进行合围，形式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为扭转不利的战局，朱德要亲赴前线直接指挥，考虑到朱德的安全，毛泽东连吸了几根烟，最后还是点了头。在朱德与刘伯承到达前线时，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挥员极大的鼓舞。
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急令陈赓率领干部团，投入战斗，进行反击。陈赓临危受命，率领干部团把敌人压回师部。敌人又打回来，陈赓率领部队又打回去，战斗十分激烈，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敌人三个旅的增援又赶到了，陈赓协同三军团坚守征地，战至红一军团杀来。
鉴于红军未能进占赤水城，敌军不断增援的战况下，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再相机北渡。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从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注：一渡赤水）。同日，毛泽东在土城渡河前，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部队缩编的决定，见耿飚没来（注：在赤水河指挥部队过河），写信给耿飚，表扬他和原红四团的战士在潇水河、乌江的几次架桥任务完成的很好。
同日，中央红军主力一渡赤水（注：少数部队阻击川军），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
陈赓扼守安顺场，耿飚率部直奔泸定桥
为了实施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红军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26日，红军再次占领娄山关，再次杀向遵义城，并取得了二战遵义的胜利。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部队情绪高涨，红一方面军也得到了较好的补充和休整。
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1935年3月21日，中央红军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彻底跳出了蒋介石部署的包围圈，把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几十万部队甩在身后。于1935年4月25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于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到达泸沽，准备抢渡大渡河。
蒋介石急令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为了抢渡大渡河，毛泽东命令红一师组建先遣队，由司令员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刘伯承给耿飚与杨得志下达率领红一团抢占安顺场，为大部队渡过大渡河开路的任务，命令陈赓率领干部团随后跟进，接替沿岸被红军占领的地方，担任警戒任务。
天降大雨，红一团在大雨中，一天一夜行军140多里，占领了安顺场附近的马鞍山后。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部队猛扑过去，迅速占领了安顺场。
杨得志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一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在一营二连选出了17名勇士。5月25日上午九时，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十七名勇士驾着船，在激烈的枪炮中登上了大渡河的对岸。
陈赓率领干部团随后奔向安顺场，路上相继接收了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防卫警戒任务。到了安顺场渡口，陈赓安排三营在耿飚、杨得志手里接收了安顺场渡口南岸的防守任务，在北岸，陈赓亲自率领干部团，扼守在安顺场渡口北岸。
陈赓指挥干部团在安顺场坚持了两天，挡住了国民党的追兵，在红四团从南岸夺取泸定桥，耿飚率领红一师1团、2团在北岸杀到泸定桥后，才率领干部团撤出安顺场，于30日出发，追赶大部队。
直罗镇战役大胜，陈赓鼓动耿飚与杨得志赛马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翻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翻过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在懋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决定两军一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陈赓与耿飚随右路军，经过7个艰难的日日夜夜，终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1935年9月12日，到达了哈达铺，为了适应北上抗日主张，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军为第一纵队，耿飚任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参谋长，陈赓任十三大队大队长。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3日，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陈赓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十三团团长，耿飚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直属第一团参谋长。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蒋介石极为不安，调集了东北军67军、57军，为东、西两路，企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新的“围剿”，中革军委决定在两股敌军之间的直罗镇地区布阵迎敌。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直罗镇战役大胜，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成功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甘泉是延安的南大门。直罗镇战役后，彭德怀来到了第一团，下达了第一团取得甘泉的命令，与第一团一起进军的，还有陈赓的第十三团。
因部队打了胜战，士气高涨，行军十分活跃。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师又一个团，杨得志与耿飚都换了新的坐骑，杨得志是一匹白马，耿飚是一匹青马。陈赓在队列里，更是闲不住，一会跑到队伍中，与战士们说笑话，一会又策马跑到一团指挥部的序列里来，逗杨得志与耿飚他们几个人。突然说：“杨团长的马白得耀眼，耿参谋长的马青得发亮。可不知脚力怎么样，我看得比一比，赛一赛，部队闪一闪啊，赛马开始”。
陈赓说的话，挠得杨得志与耿飚心里痒得慌，两人不容分说，便开始了赛马。在陕北冬日懒洋洋的阳光里，在平坦的陕北崖顶上，一白一黑两匹战马，开始向前飞奔。渐渐地，杨得志跑在了前面，引起一阵阵喝彩。突然，一只野兔从草丛飞跑出来，白马受惊，急停下来躲避，将杨得志甩下马来。青马也受惊了，前蹄欣起一人多高，急停下来。耿飚下马，向杨得志跑去，一看，杨得志昏倒了，已背过气去了。
耿飚急出一身汗，一面喊杨得志的名字，一面掐他的人中。陈赓带着警卫员也赶了过来，将杨得志抬到马上，走了二十多里，杨得志才缓过劲来。
从此，杨得志再也不骑那匹白马了。
东征路上，耿飚说陈赓的腿是“反动派”
甘泉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因境内有喷涌甘甜的泉水而得名，甘泉县城为老县城，一半建在山上，一半建在河边，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此设置甘泉县。
1935年12月下旬，甘泉战役打响，为接下来攻取宜川做准备。耿飚为了炸开甘泉城墙，亲自组织爆破时，城上的守军向城下的红军扔手榴弹，一颗手榴弹在耿飚身边爆炸，一块弹片从耿飚耳朵下边划过，在脖子上划出一道口子，鲜血向上滋涌。
耿飚负伤，部队停止攻击，大家纷纷赶来看耿飚的伤势，惊动了彭德怀，伤势不大，却在危险三角区，稍有不慎，危及生命。彭德怀因此帮耿飚请来了红军中最好的医生，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戴济民。
甘泉、宜川等县被红军相继攻取后，前方无战事，耿飚的脖子被打了绷带，在彭德怀的亲自交代下养伤。
就在陈赓、耿飚率部攻取甘泉的同时，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为了打通抗日路线，渡黄河，打通山西这条路。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红军东征，恢复了红一方面军3个师的建制，把红一方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由毛泽东亲自率部东征。
恢复红一师后，陈赓任师长，杨得志任副师长，杨成武任政委，耿飚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13团，红1团，红2团，3000多人，渡河东征。
红军部队整编东征，耿飚的伤还没好利索，听说部队在整编，立即找到戴部长，请求马上出院。戴济民坚决不同意，在耿飚硬脾气面前，戴济民服软了，指着耿飚脖子上绷带处，一再叮嘱：“保重啊，这是危险三角区……”
耿飚赶回红一师，杨得志、杨成武等老搭档再次相聚，分外欣喜。陈赓也是在长征路上多次并肩作战的老熟人，一见耿飚，就开起了玩笑：“看看，参谋长怎么把‘绑腿’打在脖子上了？有趣，有趣，怎么样，不影响找对象吧？”
陈赓的革命经历，战友们都清楚。
1927年8月，陈赓随同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陈赓任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会昌战斗中，陈赓孤军深入，陷入敌军的包围，部队撤退时，敌人一排子弹扫来，陈赓左腿膝盖周边三处中弹。1928年，陈赓被党组织派遣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战斗在隐秘战线。四年后，陈赓在上海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还遭受过酷刑。陈赓的左腿因此一直没好利索，疼起来就“酸、疼、木、麻四味俱全”，下不了地，陈赓称之为，独立性在搞“破坏活动！”。
为此，耿飚接着陈赓的话说：“还是关心你那‘反动派’吧”。怎么样？最近没闹‘独立性’吧？”
在红军东征渡黄河前，一连好几天，陈赓的腿真的在闹“独立性”，，常常摸着自己的腿，费好大劲的才能搬到热炕上。他认为，热炕活血。杨得志回忆东征时写道：“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想，陈赓应该是这样的人。”
因此，陈赓接着说：“参谋长，我告诉你一个秘方，陕北的土炕，烧得热呼呼的，舒筋活血，保你伤口愈合快。”
红军东征，红一师在陈赓、杨得志、耿飚等人的指挥下，取得了关上村与九峪两战的胜利，巩固了红军前进作战的征地，使东征军总指挥部的战略得以实施。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子洲县一个小村子召开了祝捷大会。祝捷大会后，杨得志被调到红二师任师长，耿飚、杨成武和谭政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在红军东征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个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战斗情谊，相互不舍，陈赓与杨得志、耿飚等人依依惜别之际，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搭伴几个月，真是情同手足，……万里征程尚远，我们在战火中，各尽其能吧！”。
本文参考书目：《毛泽东年谱》《陈赓传》《记陈赓》《耿飚传》《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红军长征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