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28日（阴历7月13日）耿飚出生于醴陵北乡严家冲。（因家庭贫困，耿飚出生时，借住在一户耿姓人家，耿飚满月后，一家人搬至耿传公祠）
1915年，耿飚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族人耿拜泉先生门下读私塾。后入醴陵北区第三公立小学读书。
1919年春，耿飚赴醴陵县立高级小学就读。
1921年5月，耿飚小学毕业后，因四个弟妹相继出生，被父亲耿楚南送到醴陵阳三石老中医宋廷栋药铺当学徒。
8月，因不堪忍受师父虐打，凌晨出走广东，在湖广交界被吴姓修理钟表的师父收留，并随其去广州、番禺、香港等地谋生。
1926年，耿飚与黄佐等8人，被中共水口山党组织派遣到醴陵开展农运工作，任务是建立农会和农村基层政权。
1927年，耿飚在醴陵城，以修钟表的名义，掩护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耿飚按照中共醴陵县委的指示，与黄佐等人到国民党14军新兵师报名参军。新兵师休整后，改为50师，师长为谭道源。
1929年，国民党50师在湖北宜昌驻防，耿飚等人根据中共湖北省鄂西特委的指示，在国民党50师秘密组织兵运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计划泄露，国民党政训部门在十四军开始捕杀共产党员。耿飚潜回醴陵老家，被醴陵民团发现，乘夜逃脱，赶至醴浏边境，后在浏醴县委的领导下组建游击队，任醴北游击队队长。
1930年8月，耿飚率领醴北游击队配合红三军与红四军全歼文家市守军四个团。
9月，根据中共浏醴县委指示，耿飚率领游击队在醴陵板杉铺参加红军。从此离开家乡二十年。
1950年初，耿飚调外交部工作，准备出国当大使。这一年，耿飚经中央批准，他请假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家乡醴陵。
适逢率部湖南和平起义、时任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带领第五十二军驻在醴陵整编。耿飚和陈明仁是醴陵老乡，他专程去拜访陈明仁，促膝而谈起了他俩在四平街对于国共两党前途和战争结局的争论。陈明仁率直地承认说：“四平打赌，你赢了，我输了。”
赴醴陵坪桥乡黄茅岭（现为左权镇）左权家乡，在故居前默诵太行山人民写给左权的颂词。
将两个侄子带回北京抚养。
亲赴株洲看望姑妈，每个月寄20万（建国初期的人民币）生活费。
1959年5月，耿飚第二次回到醴陵。住在原醴陵县委招待所，经常出外，与普通群众亲切拉家常。耿飚非常关心醴陵的陶瓷生产，对釉下五彩瓷赞不绝口。当耿飚得知陶瓷研究所急需加入瓷泥中丰富颜色的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氧化物时，他主动与株洲的331厂和601厂联系协调，顺利解决了科研所的科研难题。由于耿飚的关心帮助和工厂的慷慨支援，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一批运用铍、镉、铌、锆、钒稀有金属氧化物和稀土金属二氧化铈、三氧化二镨的高温釉下颜料新品种如“青松绿”、“姣黄”、“鲜黑”、“锆白”、“桃红”等试制成功。这些新型釉下色料新品种，在1964年参加了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在完成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国庆的国宴用瓷以及出口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和湖南省科学大会分别获奖。
1964年9月，湖南陶瓷研究所原所长李维善等人到北京，专程到耿飚办公室（东交民巷8号大院），向耿飚详细汇报醴陵陶瓷科研开发的进展情况。
1976年12月，湖南省轻工业厅在省委领导下，在北京中山公园组织了一次湖南陶瓷赴京汇报展览，受到了北京市各界的重视。耿飚看到家乡的陶瓷特别兴奋。当他看到一米高0.6米宽的大瓷板画时，惊讶地说：“这么大的瓷板，又是釉下彩，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真不简单。”这种大型釉下彩瓷板，在当时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首创。在陈列釉下餐茶具柜台旁边，他又详细询问，采用稀有、稀土金属氧化物制作颜色是哪些画面？他对镨铈黄颜色和青松绿颜色的特别赞赏。
1978年，醴陵陶瓷研发原料又一次遇到困难，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派专人到了北京，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请求帮助解决一批开发颜色的原料。耿飚立即做出批示，令601厂再次为醴陵瓷业提供一批原料。这批原料很快拉到了醴陵，因为宝贵，被严格控制，分别配给了群力瓷厂、省陶瓷研究所、星火瓷厂三家单位使用。
1979年，耿飚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在他的亲自指示下，驻醴部队把渌江书院完整地交给了地方办学。
1983年2月1日，耿飚再次回醴陵，在醴陵群力瓷厂视察，反复强调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投放市场，走出国门，多为国家赚外汇。还亲笔题词：“艺术奇葩，醴陵釉下瓷。”同日，耿飚到株洲三三一厂调研，听了厂史和生产成果汇报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并勉励工厂领导：“你们工厂对国防建设是有贡献的，希望你们要经常给职工们讲我党我军的光荣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并应工厂领导请求为《南方公司史》一书题写了书名。
20世纪80年代初，耿飚要女儿耿莹去趟湖南，看看乡亲们的真实生活。在父亲的催促下，耿莹赶往湖南做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耿莹走访了6个县，“醴陵，湘潭……记了厚厚的两本日记。在湖南桑植，耿莹住在老乡家，早晨总不见大嫂下床，原来她没裤子穿，家里唯一的一条，给丈夫穿着上山砍柴去了……”。耿飚根据女儿回湖南浏阳、平江、醴陵、桑植等几个革命老区县体验生活所记录下的情况，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专门呈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革命老区建设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呼吁中央考虑对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因此，中央在80年中期以后加大了对革命老区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扶持力度。
1984年5月，耿飚在北京接见株洲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为株洲市委党史办主办的《株洲党史通讯》题词“向革命先烈学习”；同年，耿飚为攸县“蔡会文同志纪念馆”题词：“蔡会文同志是湖南人民参加革命的先驱者，是共产主义的好战士”。
1985年10月，耿飚接见株洲市党政领导，并对株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了许多富于创新的重要指示。他还为株洲湘江大桥建设和煤气工程项目尽心竭力地做了大量工作，在耿飚的帮助下，解决了大量资金，株洲湘江大桥得以顺利开工建成。
并为《株洲英烈》一书题写书名并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开拓前进”。
1988年，耿飚为《醴陵党史资料》题词：“借鉴党的历史经验，为振兴醴陵作出新贡献！”
1991年11月6日，耿飚为株洲车辆段大厦落成题写的“株洲车辆段”五个大字。
1997年，醴陵修建沈潭至泗汾的沈泗公路时，资金缺口大。醴陵市委相关领导找到了耿飚，耿飚非常关心，在他的支持下，资金问题得以解决。
1998年，耿飚爱人赵兰香等人接见了醴陵文学界代表，耿飚在医院为醴陵创办的第一份刊物《醴陵文学》题写刊名，并赠送《耿飚回忆录》。
2000年6月，耿飚不幸逝世，原湖南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发表悼念文章，怀念耿飚为醴陵陶瓷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