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治，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蔡文治在日本就读期间，日本关东军安排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从而爆发了沈阳事变，也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因为此事件，爆发于1931年9月18日，故史称：九一八事变。为此，蔡文治和全体中国学生断然辍学回国。蔡文治，回国后转入黄埔军校九期，后曾就读于美国参谋大学第二十三期，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
那么，蔡文治这位在国民党里难能可贵的爱国将领，与耿飚又有什么恩怨，最终怎么又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耿飚后来又是怎么成就他的回国之行的呢？
耿飚与蔡文治在谈判桌上都“脸红脖子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内战即将爆发。而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因此，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企图把发动内战的罪名强加到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先是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无可奈何的签下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时间是1945年10月10日，这份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而不得不让毛泽东回到延安。而后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来华，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初为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为了避免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45年12月初在北平就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为叶剑英，参谋长为罗瑞卿，国民党委员为郑介民，参谋长为蔡文治，美方委员为罗伯逊，参谋长为海斯，军调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
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飚作为中共代表成员，参加“调停部”的工作，担任中共方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被特授少将军衔。
1月11日，耿飚从晋察冀军区乘飞机飞往北平，住在北京饭店。12日，国、共、美三方在北平协和医院举行一个参谋长会议，李克农为秘书长，缘于耿飚到达之时，中共代表团还没有参谋长，耿飚的职务是副参谋长，李克农交给耿飚一个任务，去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是北平军调部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次预备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耿飚与蔡文治分别代表国共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源于这是北平军调部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国、共双方并没有就具体问题提出来争论。就国内国、共两党四处爆发的冲突，蔡文治一开始就说，国民党为了争取和平，付出了那些方面的努力，对国内各处的冲突，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以大胸怀来对待，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强加在中共方面，甚至辱骂中共为“共匪”。
耿飚面对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让蔡文治占据上风。在此次会议上，耿飚第一表明中共反对内战的立场与争取和平的诚意，还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与扩大内战的筹谋，还指出，这种谈判，国民党只是想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不客气的骂起了蔡文治为“蒋匪”。
这次会议火药味十足，美方代表居间调停，也无济于事。致使，耿飚与蔡文治两人走出会场时，还气呼呼的，都脸红脖子粗。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军事调处失败。这样，军调部就自然解体。耿飚于9月上旬离开北平，回到晋察冀军区。
而这次争吵，耿飚与蔡文治两人相互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80年耿飚访美，迎来了一份特殊的邀请
1946年6月下旬，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的湖北、河南交界处，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蒋介石在这此时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从而导致全国内战爆发。从此，国民党军队仍称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这一时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内相继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兵锋直指南京。蒋介石面对如此危局，只得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蔡文治在解放战争的这一历史时期任，由徐州前线参谋长，国防部四厅厅长，于1948年调任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
李宗仁上台后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面对的这一危局，寄托“天堑长江”，想搞南北分治。他的这个想法被下野却始终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反对，因为蒋介石觉得长江防线太过长，对于已经兵力贫瘠的国民党来说，全线守住长江，显得不太现实了。
为此，在1949年3月初，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等人在南京召开了守卫南京的作战会议。蔡文治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提出主御南京向上下游，次防江阴以下的方案。当蔡文治站起来准备在作战地图上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作战方案的时候。一旁闷不出声的汤恩伯以蒋介石代言人的身份，突然拉高了嗓门：“你们违背了总裁的意图，这方案不能执行。”
此语一出，整个会议室空气瞬间凝固了，一时间火药味十足。
接下来，汤恩伯拿出了一个早与蒋介石制定的作战方案，直接了当的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此时的汤恩伯手握着国民党最后的机动精锐45万大军，李宗仁因此也不敢把脸撕破。
站在一旁蔡文治，实在忍不住汤恩伯这样的目中无人，冷冷地说道：“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你这个抛弃南京的做法是对的，现在代总统、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你却在这“无理取闹”。
汤恩伯又是瞄了一眼四周：“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蔡文治急了：“你要明白总裁已经下野了，你别总裁、总裁的到处压人了，我们按你说的方案，你能保证能够守得住上海吗?”
说着，汤恩伯从公文包内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当众念了起来：上海存有黄金、白银3亿之巨，着令吴国桢市长请假，由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负责征调轮船，将全部金银运往台湾。在金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为止，方准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军海上追击。如果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惟汤、陈是问。---蒋中正启
与会人员听罢，面面相觑。
此会因此不欢而散，蔡文治为此在汤恩伯冲出门去时，甩掉了军帽，解除武装带，申言不能再干，愤而离职，避居香港。几年后，蔡文治赴美国定居，并获得了美国国籍，在美国曾任美国国防部顾问等职。
1980年6月，耿飚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身份，接受了美国的邀请，携中国代表团赴美访问。而在美国定居的蔡文治，获知这一消息后，通过相关途径，向耿飚与赵兰香夫妇发出了邀请，邀请耿飚夫妇到他家里做客。两位将军在美国相见，昔日的的政见之争历历在目，只是谁都没想到，昔日的那次争吵，为今日见面打下了基础，相互都感叹“不打不相识”，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
蔡文治回国访问、开会，常来耿飚家里做客
蔡文治身居异国他乡多年，思念祖国之心情真意切。为此，耿飚与蔡文治相见之时，邀请蔡文治回国访问。
因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期间任中国共产党方面代表委员， 耿飚回国后，便转达了蔡文治对叶剑英的问候。这一历史时期，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耿飚还建议叶剑英邀请蔡文治回国访问，叶剑英听从了耿飚的这一建议。
1980年10月，在叶剑英的邀请下，蔡文治回到了祖国访问，受到了叶剑英与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此，百感交集而流泪。从那一历史时期起，蔡文治数次回国，并到各地观光访问，对共产党的成功领导深感钦佩，为祖国经济建设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安定而庆幸。
此后，蔡文治被选为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一直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工作，他还作为美国国防部顾问的身份参加旅美爱国华人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大声疾呼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求得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1984年，蔡文治会同在美国居住的第一期黄埔同学李默庵、宋希濂、侯镜如等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并被推为会长，尽力扩大团结面，竭尽全力地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奔波。
1985年11月，蔡文治在美国《中报》撰文《论台湾与祖国统一》一文中，纵论当时国际形势、美苏冷战危机，分析军备竞赛现状以及提出"先礼后兵"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并提出上、中、下三策。
1987年12月12日，蔡文治作为《开罗宣言》的见证人，针对"台独"势力，撰文:《鼓吹"台独"违背民族大义》投书《人民日报》，并说:"我的良心促使我写了一篇短文"，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予以刊载。
蔡文治数次回国，也被耿飚邀请，来耿飚家里做客，两位昔日为国共两党政见之争而“脸红脖子粗”的将军，今日为了国家统一大业相互保持着“友好往来”。耿飚关于这一段历史，在回忆录很自信地说道：“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决不能阻止炎黄子孙间现在友好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