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众多能征善战的将领中，耿飚（1909—2000）被中央挑选调任外交部，并远赴欧洲，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走向西方的大使，开始了他20余年的外交工作。
耿飚出使西方，最初的英文基础是来自衡阳水口山工人运动时期，毛泽覃教给他的两百多个英文单词。
耿飚与毛泽覃相继来到衡阳水口山
1922年9月16日，13岁的耿飚由广州来到了湖南衡阳常宁县松柏镇湘江码头，找到了在衡阳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当卷扬机司机的堂舅宋乔生。自从耿飚离开醴陵，与家人没有联系已一年有余，因此，宋乔生马上安排通知了远在醴陵的耿飚父母。几天后，耿飚父母带着弟妹也来到了水口山，与耿飚会合。从此，耿飚一家留在了常宁水口山，13岁的耿飚成了水口山铅锌矿的一名敲砂童工。
1922年11月，毛泽东派安源工人大罢工骨干蒋先云、谢怀德来到水口山建立工人俱乐部，领导水口山矿的工人运动，耿飚跟随舅舅宋乔生，参与工人俱乐部的相关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革命道路。12月5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13岁的耿飚负责站岗放哨、走东串西，成了一名联络工人代表的通信员。
水口山工人经过23天的罢工斗争，12月25日，水口山矿局当局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增加工资和均分红饷”等四项条件，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2月27日，水口山工人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参加游行的还有水口山周围的农民，共有一万多人，他们不断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工人农民万岁”“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罢工斗争的顶峰。2月7日，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入狱60多人 ，被开除1000多人，史称“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后，全国不少工会、工人俱乐部都遭到各地反动势力与军阀的封闭，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3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派毛泽覃、贺恕、朱舜华（张琼）等来到了水口山。毛泽覃来到水口山后，成立了中共水口山临时支部，并在工人夜校中举办了“特别班”。
毛泽覃在水口山领导工人运动的这一时期，与向往革命、早已投身革命的耿楚南（耿飚父亲）、宋乔生（耿飚堂舅父），成了朋友，并经常去耿飚家，一起吃饭，一起谈工作。几十年后，耿飚回忆那段历史时说：“他（毛泽覃）特别喜欢我那活泼的二弟耿在孝，经常教他打球、跳高。大概那时我比较内向，所以毛泽覃同志有次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说：‘你是个小学者，将来等革命胜利了，还要留洋、当工程师哩！我教你英文吧。’”
制止战士焚烧美元
1930年9月，耿飚在湖南醴陵参加了红军，不久进入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之后，赣南、闽西苏区联成一片。1932年3月中旬，由于蒋介石命令广东的国民党部队向赣南、闽西苏区进犯，而临时中央继续执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定，命令红军沿赣江北上，“赤化”沿岸，夺取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以主力向赣东北、浙西、闽北、苏南等地区发展，因为那里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薄弱，易于取得胜利。但他这个意见被否定了。同时，毛泽东又提出，中央红军东路军（辖红一、五军团）经闽西向闽南进攻，直取龙岩、漳州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朱德、林彪、聂荣臻和大多数红军将领的赞同，并得到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在毛泽东亲临前线的指挥下，4月10日，红军东征漳州的第一战在龙岩考塘打响。红军初露锋芒，旗开得胜，进占龙岩城。4月14日，红军向漳州挺进。19日，红军向漳州发起了总攻，4月20日凌晨，在红军的强烈攻势下，驻守漳州的国民党张贞部四处逃窜，漳州被红军占领了。
红军进入漳州城后，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补给，对漳州城内的原国民党政府办公场地、国民党军队驻地，以及反动外国商人的居所和教堂的资产进行收缴处理。
一次，时任红一军团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的耿飚正在驻地的街上巡视，看到有几名战士在焚烧纸质品。耿飚走上前去，用他在水口山毛泽覃处学来的英文知识，仔细辨认，结果发现红军战士烧的不是国民党印刷的宣传画纸，而有美钞，于是连忙上前制止，并把美元收集起来，上交给红军总部。关于这件事，耿飚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于是，我在毛泽覃同志的教授下，先学了二十六个字母，接着又学了二百来个单词。后来，毛泽覃离开了水口山，我也因工作忙碌而无暇继续学习英语。但是，就凭这点英文知识，我却制止了一次红军战士企图焚烧美钞的事。”
带头再学英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耿飚被毛泽东、周恩来点名调任外交部，出任驻瑞典王国大使，成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1950年10月29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去世。按照惯例，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要向瑞典官方致唁函。耿飚拟定好唁函后，立即嘱咐使馆工作人员将函送到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看到这封唁函后，指着上面的一个单词说：“这个词写错了，不该这样写！”使馆工作人员带回来一查，发现是少写了一个字母，把“悲哀地”变成“荣幸地”了。耿飚听后大吃一惊，虽然看起来只是错了一个字母，但在这样敏感的场合下，一些人为的无心之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会使两国本来良好的关系恶化，耿飚于是马上想办法补救，不仅重新打印了一封唁函，将那份错误的唁函换了回来，还亲自找到瑞典外长，诚恳地向他致歉。
一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让耿飚看到了新中国外交官知识与经验的不足，也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外交无小事”的意义。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在常宁水口山时由毛泽覃教的200多个单词，根本应付不了各种外交场合。为此，他在使馆开始带头学习外语，还自费请来一位教师。在他的带领下，使馆内兴起了一个学习外语的热潮，成为各驻外使馆争相学习的榜样。
1986年，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飚开始整理回忆录，回忆处理这次外交事件时，让他又一次想起了毛泽覃：“毛泽覃同志和我舅舅是好朋友，所以常到我家做客…… ”
原载《文史博览》2023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