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醴陵瓷的历史，据从被发现的一些陶瓷作坊挖掘出来的瓷器考证，可以追溯到东汉。关于醴陵瓷的发展轨迹，各级文物部门也一直在寻找确切的历史依据。
追本溯源，一百年前，醴陵瓷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称谓。
据笔者考证，早在清朝雍正年间，醴陵还只能烧制“粗瓷”，这些粗瓷还有一个随意的称呼“土瓷”，烧制瓷器的，不管规模如何，都只能称为土瓷作坊。醴陵瓷有正儿八经的的名称是在清末，诞生了釉下五彩瓷，这时醴陵瓷才有了另一个名称“细瓷”。新中国建国后才逐渐有了国瓷、毛瓷之名。也就从这时起，醴陵瓷才有了中国五大名窑之后的“醴陵窑”，这个响当当的名称。醴陵窑这个名称似乎并不能满足醴陵人探索瓷名称的心态，也才有了民间所承认的“红色官窑”。因为醴陵瓷叫“粗瓷”“土瓷”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所以现代醴陵人特别在意瓷的名称，特别在意“红色官窑”的宣传。不过，里面遇到了一个问题，在共产党的人民公仆的执政理念之下，又何来的“官”窑之说。精准地说，这是醴陵人在发展推广陶瓷的历史进程中，遇到的又一次尴尬。
不过，醴陵人也深知“釉下五彩瓷”、“国瓷”、“毛瓷”这些响亮的名称来之不易，用心制作瓷器的同时，也在用心打造这几个品牌。
关于醴陵“釉下五彩瓷”在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离不开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才让醴陵瓷有了“毛瓷”“国瓷”之名。不过，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为醴陵瓷的发展起到历史性的作用，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人就是耿飚。
新中国成立不久，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来人带来一件延安时期使用过的茶杯，直筒型，无盖无花饰，瓷质灰白粗糙。这种形状的茶杯，在当时被叫作"中山筒"，据说是民国政府机关使用的样式。来人要求以此为基础加盖加彩，改型后使之美观实用，这就是毛瓷杯的起源。烧制第一批毛瓷杯的那一历史时期，醴陵瓷的色调还很单调。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了1959年，正是耿飚担任巴基斯坦大使时期。
那一历史时期，耿飚在巴基斯坦任大使，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回到了醴陵。这是耿飚在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二次回乡。
耿飚这次回乡，在相关领导的带领下，来到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参观。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他主动询问陶瓷研究所在科研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看看他能帮什么忙？原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马上搭话说：“从1955年成立研究所起，首先研究恢复了釉下彩，国家很重视，当前主要问题是颜色品种单调，因为在高温1300度以上烧成，能发色的金属氧化物不多。最近据国外一些文摘介绍，用某些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氧化物可丰富釉下颜料新品种，但这些物质在市场很难找到，听说株洲331和601厂，他们研究国防工业用品，粉末冶金用品有这方面的材料，那是严格保密的工厂，我们很难进去。”耿飚听后，欣然一笑说：“这个问题好办啦！”又说：“331厂的头是我在部队的同事，正好我这次回来要顺便去看看他们，你明天就乘我的车 ,和我一块去吧！”第二天，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几位领导与耿飚一起到了331厂。该厂罗厂长听了耿飚介绍后说：”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些产品？我先让仓库查一下，我可以马上给601厂挂个电话，他们是搞粉末冶金产品的，应该会有这些原料。”
这件事经耿飚的亲自过问，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在株洲两家国防工厂分别弄到了迫切需要的“五氧化二铌、氧化铍、氧化 锆、氧化钛、三氧化二钒以及稀土氧化物二氧化铈、三氧化二鐠等。不过，这些原料除少数品种外，大多数是从苏联、东欧国家进口的，价格昂贵，每公斤都在人民币四位数以上，最贵的二氧化铈，在那个时代是60元人民币一克，就合6万元人民币 一公斤了，比黄金还贵。但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几位领导见到这些原料，心里很发愁，这些难得的原料，他们拿不回去，因为没有这么多钱。耿飚获知情况后，马上与两个厂子沟通，在耿飚的亲自关心下，这两个厂没有收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款。他们认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也是为国家作实验，只要他们在出库单上签个名，就可以拉回醴陵。
醴陵有了这些原料，经过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不懈的努力，一批运用铍、镉、铌、锆、钒稀有金属氧化物和稀土金属二氧化铈，三氧化鐠的高温釉下色料新产品如“青松绿”、“姣黄“·“鲜黑”、“锆白”、“桃红”等试制成功。
这些新型釉下色料新品种，在1978年参加了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还获得过展出纪念证书和湖南省计委、经委、科委联合颁发的“新产品奖状”。
1976年，醴陵瓷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为“毛瓷”“国瓷”之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76年12月16日至1977年1月15日，这段时间湖南省轻工业厅在省委领导下，在北京中山公园组织了一次《湖南陶瓷赴京汇报展览》。展出期间，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谭震林等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王震、海军司令肖劲光、中联部部长耿飚以及其他各部委领导均亲临参观并指导。耿飚看到家乡的陶瓷特别地兴奋。那天，晚上七点多，耿飚携夫人赵兰香和警卫一行到达了展览馆。湖南省轻工业厅陶瓷公司经理陈忠和湖南陶瓷研究所的李维善等人一起陪同参观。耿飚看得很仔细，他边走边看边问边谈。当他看到一米高、0·6米宽的大瓷板画时，惊讶地说：“这么大的瓷板，又是釉下彩，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真不简单。”这种大型釉下彩瓷板，在当时，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首创。在陈列釉下餐茶具柜台旁边，耿飚又详细询问，采用的稀有、稀土金属氧化物制作的颜色是哪些画面？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李维善在现场有针对性地指着画面一一 作了回答。耿飚对鐠铈黄颜色和青松绿颜色的妖艳特别赞赏，说：“时代在进步，要不断采用新原料，新材质、新工艺才能不断进步。”在快结束参观时，耿飚对陈忠说：“我是1959年回到醴陵时，在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参观过，事隔十几年，这次看到了湖南陶瓷的巨大进步。”耿飚又重复一句说：“确确实实是巨大进步，请你们转达我向家乡陶瓷职工，对啦，向湖南的全体陶瓷职工表示敬意。”
1978年，醴陵瓷开发颜色的原料又一次遇到困难，源于耿飚在1959年对醴陵瓷的帮助，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决定再一次去找耿飚。
就在这一年，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派专人辗转来到了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接见了他们，当他们向耿飚汇报了家乡瓷业发展的情况与遇到的困难时，并提出请求耿飚解决一批开发颜色的原料。耿飚露出了笑容，立即提笔作出批示，令601厂再次为醴陵瓷业提供一批原料。
这批原料在耿飚的帮助下，很快拉到了醴陵，因为宝贵，被严格控制，分别配给了群力瓷厂、省陶瓷研究所、星火瓷厂三家单位使用。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在耿飚的办公室，在耿飚的家里，喝茶的杯子，用的都是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家里与办公室就是要换，耿飚也会要求下来，一定要用醴陵的瓷杯。不知什么原因，有段时间，北京的街头都很难买到醴陵瓷器。源于此，醴陵瓷很难走进耿飚身边。耿飚一直舍不得家乡送给他的那个茶杯子。后来，不知是谁不小心把耿飚这个杯子的盖把儿弄断了，家里人几次要帮他换，他坚决反对。已是老年的耿飚将军自己找来胶水，带着一副眼镜，手颤抖着，小心翼翼地又把这个杯子的盖把儿蘸好，继续用。
这个杯子，一直伴随着耿飚的老年生活。
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不幸逝世。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原所长李维善听闻噩耗，特写一篇文章，以表示湖南陶瓷界不会忘记耿飚为家乡瓷业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
源于耿飚童年时家境贫寒，过的是“地无一垄，屋无片瓦”的生活，借住在祠堂里。2012年，醴陵市委、市政府启动了耿传公祠保护修缮工作。耿传公祠修缮之后，2013年，正式对外开放，这个杯子，被醴陵市文物局收藏了，并在耿传公祠展出了一段时日。
一位老人，一个瓷杯，一份乡愁。
回顾近两千年醴陵瓷的沧桑发展历史，今天的醴陵瓷凭着“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誉为“最荣耀的中国名瓷”，早已走向了世界各个角落。在这些成就与光环的背后，我们岂能忘记新中国建国后，为了醴陵瓷艰难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毛泽东、耿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醴陵陶瓷所倾注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