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键对醴陵苏区的一次“会剿”
大革命失败之后，因醴陵是湖南农民运动搞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就成为了何键、余湘三等武力镇压的重点地区。1927年4月底，何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了“清乡反共”的军事计划。1927年5月底，何键指派彭承美为醴陵清乡总司令，对醴陵进行“清乡反共”。
彭承美回醴陵后，邀集了文湘岩等人，成立了国民党醴陵救党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善后委员会、挨户团等20几个机构。他根据“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杀一人”的反共方针，在整个醴陵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与所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昔日繁华的醴陵城成了杀害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的最大刑场，一时间，醴陵城尸横遍野，人头乱滚，血流成河。大革命失败后，在醴陵城被杀害的烈士就有三千多人，“据后来资料统计，大革命失败后，整个醴陵县遇难的烈士竟逾三万人①”。
何键对醴陵人民的“清乡”屠杀，加剧了醴陵人民对国民党新军阀的仇恨。
为此，醴陵县委在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领导的秋收起义过程中，为迎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前来攻城，派潘疆爪指挥，密捕了彭承美，勒死并陈尸于渌江桥上，从而拉开了醴陵秋收起义的序幕。
1927年9月10日夜，正值中秋夜，醴陵县东、南、西、北四乡的农民，全面开展“一夜光”行动。对彭承美“清乡”时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土豪劣绅，进行抓捕镇压。以致醴陵农村暴动的发展，已有振臂一呼，万夫皆从之势，势不可挡。“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等等口号，响彻醴陵城乡每一个角落，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席卷醴陵全县。
1927年9月12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醴陵四乡人民的支持与配合下，一举夺取了醴陵县城，这是秋收起义中夺取的第一座县城，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虽然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三天后撤出了醴陵，但因秋收起义的爆发，醴陵的农村地区从此与醴陵城形成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在那一历史时期，中共湖南省委根据192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书》，号召各地组建工农兵为代表的政权——苏维埃政府，将醴陵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点。1928年1月，在周不论等人的领导下，醴陵相继成立了东铺乡、江边乡、沙洲乡、申明亭乡、西林冲乡、水口山乡等一百余个乡苏维埃政府，开创了“湖南苏维埃之组织，实由醴陵开始②”的历史。
醴陵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并进行了土地革命。到1928年4月，醴陵全县有南四区、西一区、南三区、南二区、西二区等地37个乡，14万农业人口共分到了18万多亩土地。醴陵区、乡苏维埃政府所实行的土地革命，严重威胁了官绅、土豪、地主的利益。源于此，何键在3月召开了“两湖善后会议”，决定对醴陵苏区进行一次重兵“会剿”。
1928年4月11日，在何键的指挥下，国民党第8军12师，第6军18师等各部两万余正规部队，纠集醴陵文湘岩为代表的土豪劣绅、恶霸，开进了醴陵苏区。
何键等人指挥的部队，为了将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斩尽杀绝”，在醴陵继续推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杀一人”的反人民方针，还提出“共产党员杀光、房屋烧光、财产抢光”的三光政策。在醴陵贺家桥用机枪扫射、大刀砍杀就达八百余人。汪岑岚组织当地的土豪劣绅还在家里设立“会剿清乡”办公处，对躲在山上的、逃亡在外的革命群众，采用种种欺骗、诱惑的手法，骗其回家，然后一并抓捕、处决，在醴陵大障、贺家桥、马恋塅三地相继有三千多人被杀害。
此次何键率部对醴陵苏区的大“会剿”、大屠杀，一时间，使得醴陵全县又一次腥风血雨。秋收起义后，在醴陵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共醴陵县委和16区委、以及350个党支部、100多个农会、178个乡苏维埃政府③”被何键所部全部摧垮。林蔚、陈恭、陈觉、潘疆爪、孙筱山、唐寄凡、刘绍基、郭建元等100多位县、区委领导在此次反“会剿”战争中先后被杀害。“醴陵苏区4200多名共产党员，最后只保存下170多名地下党员④”。秋收起义后，在醴陵苏区发展的“1500多人的工农革命军与数以万计的醴陵苏区赤卫队、游击队、暴动队队员，最后也只剩下100多人⑤”被迫转移井冈山。
醴陵县委委员唐寄凡，经党组织批准带领3位同志，从华容转移井冈山，途中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28年8月25日，被何键杀害于长沙浏阳门，时年26岁。唐寄凡在狱中面对何键以老乡身份的威逼利诱时，他义正言辞：“苟且偷生，出卖灵魂，是共产党员的耻辱⑥”。
何键此次对醴陵苏区的“会剿”，从1928年的4月上旬到1928年8月底结束，历时5个月，是1927年对醴陵的“清乡”屠杀之后的又一次大屠杀，醴陵苏区被杀害的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人数又以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