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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厮杀的战场”——“理性”与“感性”的哲学碰撞二、 “隐蔽的剥削”一一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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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男，河北保定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西南大学）、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资助者。![]()
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性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演进,放纵、激情等情感因素逐渐挣脱理性束缚,迎来“逻各斯”向“爱洛斯”的转化。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虚拟—现实产生情感链接,情感表达的时空场域进一步拓宽。然而,数字技术操持下,情感不仅被资本遴选、粉饰、建构,蜕化为因私欲而生产、流通于赛博空间的“新型商品”,还脱离“现实肉体”,嬗变为寄居数字空壳的“符号代码”。原本真实丰富的情感空间,弥漫无数资本的狡黠算计,充斥丧失底线的相互窥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渐趋疏离抑或成为“虚假亲密”。辩证审思“数字” “资本”联袂下的“情感”之困,对于理解情感异化现象、探寻情感解放之路具有学术意义。![]()
数字资本主义; 情感; 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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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工智能、云计算及无线宽带技术飞速发展,以算法为核心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超越大机器生产,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世界从“庞大的商品堆积”演变为“海量的数据堆砌”。借助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将传统的殖民场域延展至虚拟空间,以炫目诱人的“数字景观”粉饰剩余价值剥削与意识形态统摄的粗暴逻辑。美国左翼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数字资本主义”概念藉此诞生。近年来,国际国内学界掀起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的热潮。众多学者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中心向外辐散,形成以数字资本、数字劳动、劳动异化等内容为主的热点议题。有学者揭示“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推动数据收集,而数据收集又反过来要求资本构建一个万物皆由数据构成的世界”；认为数字技术作为资本进行控制剥削的手段,是“加速数字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 然而,众多研究中,作为人类最为深刻、真实体验的“情感” 鲜被观照。少部分学者从“网络主播”“游戏陪玩”“虚拟男友”等具体职业入手研究“情感劳动”,探讨劳动生产的新颖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场域,虚拟—现实之间产生情感链接,人类情感宣泄与表达欲望得以激发与满足。情感看似能够更加多元自由地被交付,实则沦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源,受物质基础与政治权力隐形操控。正所谓“科学技术阻碍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的爱欲生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成为只关注物质利益的、理性的‘单向度的人’,爱欲不再是自由自在的感性的情感表达,而沦为理性的狡计”。鉴此,本文尝试厘析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中,资本对情感的“无形榨取”与“情感异化”表现形式,探究寻求“情感解放”的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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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厮杀的战场”——“理性”与“感性”的哲学碰撞
黑格尔将哲学史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 ，即新时代的哲学必然要通过批判旧时代的哲学而获得统治地位。后现代之后,曾经主导哲学舞台的理性主义无法再为严峻的道德形势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感性低级、理性高级的意识形态神话逐渐破产,西方哲学立场迎来情感转向。情感符号化在场范式愈发丰富,并催生两大情感劳动理论:哈特与奈格里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理论和霍克希尔德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理论。(一) 理性的旁落: “逻各斯”(Logos)向“爱洛斯”(Eros)转化 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性”长期凌驾于“感性”之上,成为主流线索。“逻各斯”一词出自古希腊语,意为“语词”“理性”。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其引入哲学,作为具有客观性与内蕴性的“世界本原”“万物生灭变化之法则”。柏拉图抹去“一生万物”的动态理解,将“逻各斯”等同于真理与理念的化身,为“理性”与“非理性”之对立奠定基调。亚里士多德延续对理性的重视,融哲学与理性为一体,提出“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理性作为包括人在内一切存在物的基础与本质,即便是在托马斯阿奎那所谓“哲学是神学婢女”的中世纪时期,仍呈现于各理论而保持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至18世纪,众多哲学家对理性的标榜将对情感的遮蔽抑制推向更高处。笛卡尔强调内省,试图在“普遍怀疑”情境下,通过“我思”证明“我在”。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哲学起点,将万事万物的本质属性归属于此。康德将哲学理论建立于“物自体”概念基础之上,认为“感性”永远也无法认识物体本身,“物自体”就是通过感官绝对不可知之物。可见,当时的哲学家们均以抽象、思辨的方式思考人的存在,几乎不考虑情感因素。 19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在自由扩张与秩序建构的张力中走向极端,战争的非人性与人类的贪婪性不断突破个体的情感负载，放纵、欲望等情感因素逐渐逃脱理性的牢笼,迎来“逻各斯”向“爱洛斯”的转化。叔本华以“世界是我的表象”强调意志是先于理性而存在且无法被遏制的“自在之物”,唤醒对人类生存本质的重新审视,开创西方非理性主义之先河。尼采将“生存意志”上升为汇聚情绪、激情与感情的“权力意志”,即一种无穷无尽的创造本能与贪得无厌的欲望本能,借“上帝之死”抨击长久以来的理性主义。拉康将伦理归于“欲望”,宣称主体唯一的罪恶就是对自身欲望让步。德勒兹打破身体—心灵“二元对立”的范式,认为人不再是理性宰制下的对象和客体,而是情感和情感行为的集合。多元新颖的哲学思想,映射出非理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瓦解与重构,西方人文学界情感转向得以酝酿。(二) 感性的升级: “情感劳动”与“情绪劳动”理论萌发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及服务型经济的兴起,理性主义范式难以对社会问题作出合理解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一场关涉“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证。在工具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批判声中,情感作为一种非理性力量“脱颖而出”,被深深嵌至社会结构中,成为社会学家观察、审视社会的重要依据。西方语境中,表达“情感”之义的词汇众多,emotional labor与 affective labor均被翻译为“情感劳动”。二者一个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围绕劳动主体剥削情况所产生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另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针对职场工作中劳动者身体、表情和内心情感整饰所提出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虽出处不同,却是劳动控制程度与方式转型所导致的同一劳动过程的不同面向,故当前中国学界对“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并无公认的概念分野。 马克思洞悉到大工业生产中,妇女、儿童被当作“寄生群体” ，为补贴资本积累艰辛劳动,曾作出与“非物质劳动”概念相近的相关探索,但长久以来“物质劳动”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仍占据不容撼动的主导地位。工人作为“活劳动”,通过工具作用于生产资料,赋予“死劳动”灵魂,从而创造新的商品价值,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在一般智力外化为具体实在的过程中暧昧纠缠、密切难分。 至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历经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后现代转化,精神生产逐渐独立,形成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分化脱离出来的“真实的分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非物质劳动“智力”与“非实体”两个方面。劳动形式部分“非物质性”得以被挖掘,但“情感”向度仍被掩埋。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奈格里与哈特宣称这种对于情感的忽略,“只是挠了挠生命权力新理论框架所具有生产动力的表皮”，借《帝国》一书将“非物质劳动”概念推向公众视野,并定义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和交流” ，同时包含科技理性与交往感性两个方面。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服务化和信息化使资本逐利采取更加多样灵活的剥削方式和管控机制对劳动进行剥削,“物质劳动”以隐形方式转变为“灵魂生产”,劳动价值不再局限于由马克思所指认的生产性劳动所创造,而更多是由非物质劳动所创造。 就表现形式而言,“驱使服务部门处在信息经济顶端”的非物质劳动主要有三种,即通讯交往劳动、互动式劳动和情感劳动。换言之,哈特与奈格里所谓的是非物质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情感本身及生产过程的控制,生成的产品也是无形的情感,如轻松、满意等。情感劳动相关研究侧重于劳动者主体性方面,即劳动者自行分配所拥有情感资源、生产情感产品、在实践中获得满足感并构建社群网络的劳动形式。 如前文所述,哈特与奈格里将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劳动范式,即非物质劳动的一部分,将人的身体看作生产消费的工具,归属于生命政治劳动。霍克希尔德则重在描述情感在私人及商业层面的运用,通过对美国各大航空公司进行调研,发现乘务人员除搬运行李运用体力劳动、面对突发情况运用脑力劳动外,总是面露标准微笑、温柔端庄,以此“证明颇具个性色彩的情感同样受制于社会因素操控”的事实。她对马克思“劳动力”概念进行修正,认为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劳动力中不仅包含劳动技能,还包含作为服务内容的情感成分;重组完善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情感信号功能论述,除了揭示人们对社会惯例的外在遵从,开始探寻内心“感受规则”与内在“情感塑形” ;将“无意识提示”信号功能改造为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信号功能。顾客的侮辱会触发空乘人员愤怒的情感信号,但航空公司要求工作人员以友善姿态对待乘客的感受规则将干预线索解释。 情感劳动产生作用的方式就是建立一整套情感规则,使员工不得不照章行事。其中,除常规的工作规范外,更包含社会互动的规范。也就是说,员工对服务对象、同事、上级的情绪展演需要符合社会的情感规则。在情感规则引导下,员工将尽可能呈现出他人所期望的情绪状态,从而避免诸多风险。具体而言,霍氏情感劳动理论力图回答“何谓情感”“如何管理情感”,解答路径就是找到社会结构、感受规则、情感整饰和情感体验之间的重要联系。由此揭示现代服务业将情感的使用价值交换于市场,且“社会符号属性”还提醒人们注意情感劳动自我异化的倾向,当情绪从劳动者“个人私有”变为一种“组织所有”的商品时,情感劳动即发生异化。 当理性主义的弊端逐渐暴露时,情感作为一种隐蔽而神奇的力量,呈现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聚光灯下,为人们提供观察、审视社会的重要依据。两大情感劳动理论中,哈特与奈格里与马克思“物质生产”进行对话,将情感劳动作为非物质生产的延伸概念,着眼“劳动产品”;霍氏类比马克思“体力劳动”付出代价的相似性探讨情感劳动,聚焦“劳动过程”。两大理论本质不同却交叉重叠,均难逃资本和技术的联合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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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剥削”一一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榨取
数字资本化与资本数字化促使人类活动于无形之中具有生产性质,情感资源丧失“私有性”,沦为利益交换的商品而遭侵蚀压榨。“劳动”“消费”受“情感”庇护,成为一种自发上瘾的活动;劳动者在浅层或深层表演中逐渐被资本控制规训,出现情感异化、脱轨现象。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将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火之中,徒留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传统工厂劳动的时空限制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化,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被转移、放大、置入市场原则进行加工,资本剥削不断向劳动者的生活渗透。 信息技术带来的“自由”催生新的奴役机制——资本家运用愈发隐蔽、娱乐的方式进行社会再生产,将愉悦感、好奇心、消费欲等感性资源转换为有利可图的数字化资本,通过制造审美、情感等虚假需求吸引并捆绑用户,使其持续在数字空间中延长体验时间,不断生产具有情感特征的数据商品。在此背景下,个体既定的工作时间被切割为零散片段、固定的生产场所延伸到休闲场域,资本家收获了用户连同休闲时间在内的全部剩余时间,剥削触角延伸至情感高地。 同时,社会转型导致的情感空洞为建立贩售情感的市场奠定基础。现代信息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与高压的生活状态驱使个体逐渐脱离原有社会关系,真实情感被限定在狭小的依赖关系中无处安放。情感联结、情感共鸣和情感补偿成为数字资本家制造情感劳动过程、吞噬情感资源的途径。为快速囊获经济利益,资本家通过算法分析精准捕捉用户的情感数据,塑造出虚假的情感需求和体验场景,不仅侵占劳动者的情感空间,还将其嵌入到无休止的消费循环中。个体不断追求即时的满足,情感的自主性遭逢侵蚀、真实性受到贬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之下被纳入商业版图中,成为一种能够被操纵的商品、可盈利的资源。 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停止对情感的抑制,甚至主动在资本主义景观的伪镜像中激活和释放情感。线下现实情感交流转变为数字化媒介交流,资本对于情感劳动的剥削发生延伸,通过培养受众、建立链接、售卖商品等方式控制情感劳动生产过程并占有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互联网空间内,个体行为展露和情感表达均受到平台显性或隐形的控制,接受来自数字资本的检验和洗礼。劳动者在“个人真实情感”与“场域内情感表达规则”中反复切换,根据感受规则进行情感整饰。如霍克希尔德所言,“成年人在公共社会对于情感的表达具有高度一致性:护士需要表现出同情心,丧礼服务人员需要表现出悲伤,空姐则需要用微笑带来友好的情感体验” 。也就是说,为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劳动者采取深层或浅层表演策略巧妙调控情感,维护情感劳动产生的价值与效益。 在网络直播虚拟互动情境中,主播一方面需要主动适应平台规则,在平台的实时监控下进行情感建立及调适;另一方面,为攫取利润分成、流量扶持和 IP培养方面的优势,往往选择加入公会,在其所制定包括服装妆容、直播时长、风格类型等方面的一整套“情感规则”与“互动脚本”的引导下,进行深层或浅层表演,采用标准化、模式化的方式与观众互动,并在适当节点“释放”情感。双重限制引发的强烈乖讹,将主播置于一种时刻处于表演的状态之中,真实情感表达遭受贬损。于主播而言,情感是作为流量、打赏的交换资源。于观众而言,情感慰藉使其满足,打赏行为由情感驱使。主播与观众在平台规则的推动下,为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与价值利益,逐渐沦为情感交付的“机器”。在部分数字平台,受制于“接单率”“好评率”“准时率”“差评率”等量化指标,劳动者需附加谦逊的态度、风趣的话语、包容的心态等情感付出,以换取消费者的认可与好评,藉此应对算法系统的实时监控与严苛考核,并获取更多订单与报酬。情感劳动表现为“人类逻辑”与“算法逻辑”的揉和对抗。 伴随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情感愈发成为稀缺品。制造与满足情感需要成为商品经济的重要动力,商品消费“情感赋魅”顺势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样态。为攫取超额利润,资本家为某些商品赋予特殊的情感价值和情感意义,让消费者不再只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转而关注所传递与象征的情感;借助智能技术窥探、量化人类情感,把握情感偏好动向,诱导用户投入超过生活本真需求的“次生”消费。正如鲍曼所言:“现实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不只有产品才是商品,人的品德、容貌、声音、表情、知识甚至情感都可以作为消费品进行售卖。 面对消费社会的无情穿透,个体的私人情感系统日渐服从于商业逻辑。情感作为商品,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定义的“商品物质化”,也不同于鲍德里亚所指认的“商品符号化”,而是为了满足商品承诺带来的某种情感,且这种情感是消费主体自己制造出来的。具体而言,情感赋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商品情感化,即裹挟捆绑情感,推动商品销售。采用“攻心为上”策略,从注重商品“性价比”向打造“心价比”跃迁,力求与消费者建立情感链接,诱发情感需求。例如,资本家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粉丝对偶像的“情感粘性”与“情感归属”,进一步将粉丝文化的经济价值挖掘出来,使粉丝自愿完成情感消费并从中获得满足、享受等情感回馈。二是情感商品化,即情感由商品消费来定义价值和赋予意义。商品被情感粉饰、赋值后,仿佛消费的越多,情感表达就越强烈,情感归属和情感愉悦就越强,现代人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将自己置于一切情感之中。 “情感”与“消费”暧昧纠缠源于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共谋,旨在刺激消费大众在情感方面产生联想、欲望与冲动,打破消费社会实体商品的饱和状态,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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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亲密”一一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疏离
数字技术拓宽情感表达场域的同时,割裂“身体—情感”的具象联结,情感脱离“现实肉体”,异化为“数字空壳”下的比特字节、因私欲而流通数字市场的“新型商品”。数字化全景监视下,原本真实丰富的情感世界充斥无数资本的狡黠算计,充满丧失底线的相互窥探。情感愈发退化萎靡、丧失本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虚假的亲密”。(一) 脱离“身体”:情感成为游荡于“数字空间”的拟态存在 情感的生发与表达以“身体在场”为现实基础。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明确指出,“身体”是人类通过知觉主动认识世界的坐标原点。意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必然与世界交织融合,属于身体的“在世知觉体验”。斯宾诺莎所见略同,把情感理解为“身体感触” ，正是“身体”相遇得以产生情感。 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中,情感表达的时空界限得以拓宽,情感交流逐渐脱离现实身体的实际在场,人类自由个性被阉割为“数字化范式”,真实内容被“比特字节”代替,身处喧闹嘈杂现实空间却自我封闭的“群体性孤独”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症候。个体以数字身份存在于“赛博空间”,主观行为被转化为数据包,嵌入物联网之中。 现实空间人际交往的情境确定,个体主要身份固定突出,即便拥有多重身份,某一具体情境的身份具有唯一性。随着不同网络平台所建构多重虚拟世界的叠加,数字身份构建具备多元“壁龛”,个体可以根据自我需求创造多个数字身份,在不同平台注册不同账号,同一平台重复注册。也就是说,真实生命与数字身份并不完全直接对应,二者存在偏离错位。当现实身份异化为真伪难辨的数字身份,情感异化必将凸显。不仅如此,现实身份的存在、消亡与社会关系的产生、终结直接挂钩,现实空间中确定的生活轨迹和伦理本位的社会格局使社会关系具有稳定性,产生、终结并非易事。赛博空间中数字身份任意生成、转借、放弃,生命实体不再被确切限制于某一固定账号之中而带有流变性特质。 匿名化、符号化遮掩下,人类生命感性、自然、情感等方面不可避免地被遮蔽,变成一具徒有理性肉体而无自由思想的“数字空壳” ，情感亦变得异常魔幻怪诞,人与人之间难以再激起情感涟漪。(二) 沦为“商品”: 情感成为流通于“数字市场”的资本玩物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技术拜物教、数据权力化等工具理性盛行,资本主义计算逻辑以崭新形态超越数理逻辑直接主导的理性化范畴,与信息技术环环相扣。情感难逃嬗变为数字秩序中“数据流”的宿命,被编译为“数字—情感”结构,成为“数字交往” “技术成瘾”的傀儡,爱情、友情乃至亲情深陷符号交换泥潭难以自拔,情感工业对人类展开全方位控制。 数据霸权下,一切沟通交流必须以数据为前提,一切数字化存在物必须以数据为中介,情感被通约为可计算的量性存在。数字资本家将用户释放的情感材料转变为二进制代码构成的“数字情感”,提炼具有情感导向的客观规律,以实施精准高效的干预,诱引用户落入“消费圈套”,为情感买单。 数字资本塑造的“网络情感”崇尚利益,萌芽于利弊权衡与互利互惠。人情交往成为一桩“斤斤计较的市场生意”,情感的质性特征被消解。情感分析平台、情感人工智能等在线服务,通过分析、评估人类情感,绘制“情感画像”获取利润。精英单身(Elite Singles)、燃烧(Tinder)等大型线上相亲市场教唆个体情感交往规范化、精致化,浪漫的爱情臣服于市场效益,寻求伴侣变成一种经济交易行为。技术加持的情感交往模式,赋予个人资料特殊的经济价值,利用“人设”将个体包装为商品,在开放的情感市场上与他人激烈竞争,情感交流被迫陷入一种经济秩序。 除此之外,互联网空间内,“流量为王”“点击至上”的价值目标给情感绑缚新的枷锁。为获取“点赞”“评论”“转发”等具有商业价值的“数字化资本”,个体及情感如同被资本驯化的“物”和“商品”,按照消费者的审美偏好进行展演,试图以共情的方式置其于转瞬即逝的消费狂欢与虚拟留恋之中。一旦消费者获得前所未有的情感体验,便只能通过更加新奇强烈的情感刺激寻求满足。肆意买卖、滥用的爱欲深深践踏着人类情感。(三) 丧失“本真”: 情感成为呈现于“数字监狱”的深度表演 数字用户踏入算法所构建的数字生态系统,无法避免陷入技术、权力与资本设置的隐蔽的“全景敞视监狱”,被数字平台操控与诱导。受技术操纵的“数字人”享受时刻处于监视之中的虚假自由,原本意会默存的情谊被敞开。韩炳哲提出“数字全景监狱”概念,深刻揭示资本宰制下透明社会是一个揭露与曝光的“展示社会” 。若福柯所谓“全景敞视建筑”，被囚禁者能够在规训权力凝视目光不及之处悄悄活动而不被发现,“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则能够全方位地监视每一个人。 伴随数字技术发展,衡量事物的价值形式发生改变,“展示价值”应运而生。只有当事物被展示出来并得到关注时,才可拥有价值。在此驱动下,人类毫不吝啬地展示自我,在社交媒体上揭露、曝光自己,以谋求价值最大化。但透明社会与监视密切相关,大多数人类活动都被数字设备环绕检测,上网痕迹、言论发表、位置轨迹、消费习惯等私密信息,全部都被记录在案。似乎每个人都控制别人,每个人都受人控制。同时,数字媒介交流导致距离感缺失,网民的窥私欲与分享欲交织膨胀,个人私密被公开展览,整个网络空间充斥无底线的相互窥探,人和人之间分寸感消弭。 人们为达成自己的社会交往目的,往往掩饰情感,某些东西看似“真实”,实则是一场表演。换句话说,互联网使自我成为可供公开展览的商品,并在与同类他者的公开竞争中趋向市场的“优胜者”而不是本真的“自我”。数据流量导向下,个体更倾向于创造刺激性强的多元“情感盛宴”博取他人关注,以实现情感的煽动与传染。当情感按照市场原则被遴选与建构,人类情感空间将会被“伪情感”填满,原本饱满鲜明的情感世界充斥无数资本的狡黠算计,情感愈发退化萎靡而丧失本真,“冷亲密”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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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梦境”一一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迷思
韩炳哲指出,“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剥削不再以异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自由和自我实现。” 随着数字资本化深入发展,资本家将“资本欲望”披上温暖的“情感外衣”,伪装成劳动者的“自身欲望”,进而掩盖剥削实质,使劳动者基于一种“自我完善”的信念,心甘情愿地交付情感、压榨自身。在这场资本主导的情感劳动中,劳动者和消费者共同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假的幸福感。 技术操持的情感劳动,为数字居民提供灵活新颖的就业形式。不仅打通劳动与自由的界限,以一种隐秘美好的方式,将工作时间藏匿在人们用于审美、放松的闲暇时间中;还打破传统社会的组织界限,利用网络虚拟平台,为数字居民构建出一个人人平等、快速流动的“液态化社会”。 数字资本主义场域,公私边界发生偏移,个体情感表达渠道进一步拓宽。数字媒介的自由丰富性赋能情感表达与情感流动,拥有相同或相似情感经历的个体因而“聚集”在一起,倾诉情感、寻求共鸣,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在此空间内,经济发展模式迎来“他雇佣”向“自雇佣”转化。活跃在网络空间的情感劳工,一定程度上冲破工资时代“在资本家监督下劳动” “产品归资本家所有”的桎梏,将平台视为自我宣泄与情感互动的技术基础设施,试图通过与观众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谋取经济利益。面对资本家“硬广植入”“软广植入”的无理要求,难以抗拒“流量掘金”的红利诱惑。 移动互联网“永远连接”与“永恒在线”的属性加持下,情感互动已然成为数字居民最喜爱的休闲娱乐模式。寄居赛博空间的居民将数字平台作为展现自我的“开放舞台”,基于“人人皆可功成名就”的圆满构想,心甘情愿地进行情感生产。无数草根为事半功倍地实现“阶层跨越”,奋不顾身投入其中,渴望通过倾注情感“圈粉滔滔”,获得经济收益和社会认同。“粉丝经济” “游戏陪玩” “虚拟男友”等数字技术下精心设计沉浸式、碎片化情感产品,使情感被进一步激活、释放。无论是劳动者在数字空间“贩卖情感”,还是消费者“购买情感”,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都能够获得正向情感体验。总之,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中,情感劳工不认为自己是“资本的被剥削者”,而是“能动的情感管理者”,无法自拔地沉溺于数字资本家营造的这场幸福幻境之中。 资本联袂数字技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诱引用户进入自由自在的“数字乌托邦”,放松对数据监控和信息窃取的警惕,忘却资本的奴役与剥削,所营造民主、自由、舒适的假象,遮蔽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将“资本欲望”巧妙伪装成数字劳工自身的“创富欲望”,隐匿地进行更具掠夺性的剩余价值生产。劳动者陷入情感驱动的体验中趋之若鹜地进行生产创造,现实社会关系愈发淡漠,对深度思考和理性分析的需求愈发减少,日渐成为“单向度的人”。 数字技术的发展助推资本权力运作如空气般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被无形裹挟进资本原则之中,成为可以被操纵的市场原料。出于利润考量,数字资本家会利用各种规范和限制性条件对劳动者进行情感操纵和管理,使情感劳动实现利润最大化。不管是情感劳动者主动投入的真情实意,抑或是资本干预下的虚情假意,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用来帮助资本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用以动态追踪和消费奴役。 互联网空间内,数字用户的情感被资本“全盘皆收”,看似是出于自身爱好或情感需求畅游网络,实则在进行无偿的情感劳动。自由放松的氛围迷惑用户主动袒露、表达情感,用户的每一次浏览、发表、点赞、评论等,都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为资本创造价值。资本家通过约定“用户协议”、植入“爬虫技术” 等工具逻辑极力追求、垄断由个体行为与情感数学化抽象而成的海量数据,并对之进行智能分析,以便更好地掌握个体消费倾向和潜在需求,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提供精准导向,“投其所好”地推广宣传,实现进一步剥削。用户留下的网络痕迹越多,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换言之,数字资本家正在通过一种“算法监管形式”重组工作和劳动力,通过算法管控、计件工资、评价系统、无偿的情感劳动等加剧剥削。资本主导的情感劳动中,劳动者和消费者共同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假的幸福感,劳动产品反过来支配了劳动者的意志,使之完全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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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迷思”,是资本逻辑统摄下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本化交相强化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尚且存在,数字技术发展就难以避免沦为资本的玩物,为“他者剥削” 笼罩“自由”面纱,伪装成“自我剥削”。数字技术并不具有纯粹的中立性,技术霸权、平台垄断、数据私有化均是资本逻辑版图的布展。该框架下,任何数据都是数字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人类被戴上“数字锁链”,沦为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数字劳工在为资本家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心甘情愿地交付情感、压榨自身。情感于无形之中异化为游荡于数字空间的拟态存在、流通于数字市场的资本玩物、呈现于数字监狱的深度表演。 实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解放,应通过批判数字劳动中数据私有化和数字身份符号化的现象,将人的一切感觉和自由个性解放出来。防止私营平台垄断数字技术,改变“数据被资本占有、通过算法分析‘暗箱操控’他人情感并从中牟利”的非正义乱象。只有透视数字资本对人的宰制压榨,批判数字劳动中数据私有化和数字身份符号化等非正当现象,才能拨开“数字幻象”迷雾,将人的情感和自由个性解放出来。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对编辑排版权负责，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本文编辑：DREAM ACTOR，如需转载，请注明“学术匠”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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