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网约车上，原本一路沉默的司机，在超过路边一个骑摩托的黑人后，突然讲出一句“鬼佬”。
之所以是“讲出”而不是“骂出”，是因为他的语气不像是愤恨，而更像揶揄，仿佛在“砸挂”熟识的老友。而他讲出这句话时，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指给我看。坐在副驾驶的我，不觉转头看他。其实我一上车就被他一条腿伸直踩着油门，另条腿弯着靠在车门的销魂驾驶姿势吸引。这驾姿让他看起来像是半躺在车里，或者说，像穿着沙滩裤人字拖，半躺在沙滩。
我便问他：“广州黑人多吧？”他说：“很多，经常坐我的车。”
“他们都在这干啥？”
“做生意啊，服装之类的。很多都在这安家了。”
这让我觉得：相比西安和其他北方城市，广州的国际化氛围果然还是更浓一些。曾经西安也是有很多外国人的，除了留学生和游客，也有一些人选择在西安定居。我曾有一个美国同事很爱西安，但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他住了多年之后还是带着家眷打道回府。当下大家都津津乐道于“国际化”，但我感觉西安的国际化氛围是大不如以前了。
但我并非羡慕广州黑人多。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国际化”也一样。但在讨论“国际化”的益处和弊端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厘清“国际化”的概念。即：到底什么是“国际化”？又是哪些因素造就了“国际化”？等等。
要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不借助理论，而仅凭一些直观感受，那么仅讨论西安和广州是不够的。所幸近期我还去了香港。仅就“国际化”来说，香港能为我提供的直观经验和感受显然更多。借此机会拿来分享。
如果说随处可见的不同肤色的人，和公共场合林林总总的双语标识是“国际化”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香港的“国际化”可谓肉眼可见。
走在佐敦道，等人行道红绿灯的人群里，外籍人士占据了相当比例。绿灯亮起后人群擦肩而过，我发现其中长着外国人脸的那些人眼睛直视前方，神色安然，看上去像是常住居民。倒是我，尽管T恤衫棒球帽的穿着与他们无异，左顾右盼的神情却总会将我出卖。我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当地人只需一眼，便能看出我是外地游客。
但我不必为此而自卑与胆怯，我不必担心别人因我是游客而欺侮我，轻视我和骗我的钱。相反，我发现但凡我要买东西，吃饭或者问路，当地人都会用“港普”慢声细语地与我沟通，沟通不畅时会表现出耐心、局促，甚至抱歉。在中环乘坐天星小轮的路上，因为没有方向感，地图上看似几百米的步行路，高德地图和我本人都深感无力。先后问了几次路，被问者每个都很热情，我每次也都以为自己豁然开朗。但面对纵横交叉的歧路和步履匆匆的人群，刚刚还豁然开朗的我很快便又步入迷惘。
港铁观塘线扶梯上自动靠右的乘客
好不容易临近码头，算是到了最后一步，却又苦于找不到我要去的8号码头而再次迷惘。于是我在一个升降机处问一位推着拉杆等待电梯的女士，女士用不太灵光的普通话给我指路，看我不太明白，就撇下好不容易等来的电梯，拉着拉杆亲自带我去往码头方向。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恨不能再把女士送回原处，按下电梯按钮，把女士送上电梯。
坐地铁时也是这样。我要从荃湾线转乘观塘线，香港同层却并非反方向对开的港铁却让我有些发懵。正踌躇间，见一位穿着地铁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远处看我，他的目光里并无审视，而是关切。我两人的目光交汇后，他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之后用令我如沐春风的软糯港普给了我明晰的指示。
从购物问路这事上看，我以为所谓“国际化”，指的是一座城市能为天南海北的外来者，提供东道主的热情和人文主义的关切，让外来者不必为自己外来者的身份惶惑。
当然这份理解，相对于我们常说的“国际化”，似乎因过于广义，而有了些跑题的意味。那么让我“言归正传”，回归到我们时常谈论的，与外籍人士有关的“国际化”主题上来。
香港的街口
说到外籍人士，正如前文所说，香港的外籍人士肉眼可见地多，多到我没听到过有人像广州的网约车司机那样将外籍人士呼为“鬼佬”。与广州的“鬼佬”多为黑人不同，香港的外籍人士拥有各种肤色。在庙街，做小生意摆摊的人里，有很多是东南亚和南亚籍人士，他们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收入者。即便跟底层香港人比，这些人看起来也有些衣衫褴褛。他们一般下午两点多暑热最盛的时候就出来张罗摆摊。香港午后的耀目阳光和闷热空气，以及古旧街道上斑驳的地砖，让他们本就黢黑的肤色，看起来更显得汗津津和脏兮兮。
但你若去趟街边公厕，会发现在与内地公厕无异的，拥有小便池和隔断的小间里处，还有一个被不锈钢隔断隔开的另一个小间。不锈钢隔断上着锁，贴着繁体字和英文对应的A4纸，上书“公众浴池，开放时间：上午7时至9时，下午4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的字样。
于是我知道：寸土寸金的香港，正用提供免费洗浴的方式，为生活在这里的低收入者们提供着虽然细微，在我这个外人看来却清凉又温暖的关切。
香港公厕里的免费浴室
不知这微不足道的关切，算不算“国际化”的另一体现。
相比外籍人士中的有色人种，香港的白人就舒服很多。我不确定他们中有多少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但在庙街，他们似乎只是逛来逛去，兴之所至便驻足购买。想吃霸王餐的老外也有。比如天后古庙里的一位白人老年女士。当我沉浸在由古庙侧店里供奉的密密匝匝的，配有数不清黑白照片的长生灵位所营造出的肃穆和神秘兼有的氛围里时，这位白人老年女士正用同样肃穆的目光，盯着青烟缭绕的贡台上的贡品。我以为她信我们的道教，却很快发现她抓起贡台上的一罐不只装着什么的贡品，想要据为己有。惹得肃立一旁的庙祝赶快过来，摆摆手连说“no, no, no”。白人女士不愿放弃，退而求其次地拿起一个看起来并不新鲜的苹果，用问询的眼神向庙祝询问“May I?”大约正因为那是个并不新鲜的苹果，庙祝虽然再次摆摆手，但意思显然是说“随便你吧”。而白人女士则一脸调皮的笑，仿佛小孩子在万圣节得到了糖果。
天后古庙
见此情形的我，莫名想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写的小说《大唐狄公案》。小说里狄仁杰被塑造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信徒，但身为儒者的他也时常会对解释不清的幽冥之事感到困惑。这说明在中国人中，鲜有不受道教文化影响者。在扶风法门寺将功德箱二维码偷换成自己二维码的那位法学硕士，在中国毕竟是万里挑一的狠人。一般人是万万不敢当着长生牌位上一张张神色各异的黑白照片的面，去造次拿贡品的。所以我惊诧于白人女士在灵前的从容和调皮。可久居香港的老庙祝对此已见怪不怪了，所以他看来一点也不诧异。
“耶稣在庙街”的标语
从天后庙出来，我思考着老庙祝的见怪不怪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国际化”，一抬头看见不远处大楼的广告牌上，有中英文对照的标语“耶稣在庙街JESUS IN OUR STREET”。于是确信这也是文化互通意义上的“国际化”。
更何况街边的摊位中，竟然有一些南亚籍人士主攻算卦。这让我相信这些外籍人士已能将文化融会贯通，甚至能凭此谋生。
下午两点出来摆摊的南亚人
于是我从肉眼可见的香港的纷繁冗杂之余，还体会到了一丝有条不紊的秩序感，即：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这些人又拥有不同的文化，但籍贯、肤色和文化上的不同，但这诸多的不同并没让他们的共处显得杂乱。相反，他们像港铁里去往这座城市不同方位的乘客们那样，在自动扶梯上主动靠右，把左侧留给赶时间的人，于步履匆匆中遵守共同的秩序和规则。这城市因而显得快节奏而有条不紊。
多希望我们所生活的，挚爱的西安，也能拥有这种纷繁芜杂下的有条不紊。更希望我们所有的城市，都能对外来者展现出东道主的热情，和在细微之处显露出关切。届时，再让我们一起来深刻地讨论“国际化”吧。
文字 | 慎 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