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希希

编辑 | 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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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效能（CopingEfficacy）即个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对自己能否成功应对所具有的信心，是对自己应对能力的评价。处于应激状态下效能高的个体更有信心接受应激的挑战，会采用有效的应对方式从而维护自身的身心健康；相反，应对效能差的个体则表现为信心不足，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由应激带来的各种心理生理症状，进而对其健康造成损害。应对效能来自于自我效能理论对生活事件、创伤性经历的应对，既是“应对”中个人风格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又是自我效能在应对情境中的具体表现，它区别于一般自我效能，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变量。

计划行为理论起源于理性行动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可以直接影响个体行为。行为意向受到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多要素的影响。其被广泛应用于营销学、管理学、医疗健康、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如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解释和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就是其典型体现。该理论还认为无论个体是否真正执行这一行为，行为意愿都是对未来行为预测的重要因子。

数据主义（dataism）是“大数据、数据化和普适计算的一种哲学表达”，它推崇数据流的最大化，并企图将一切社会存在数据化并通过数据加以评估，也即“一切可以测量的都应该被测量”。数据主义反映了一种广泛散布的大数据欲望和数据优越性的意识形态，认为世界万物皆可以用数据表征，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获得新知识，用数据可以解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用数据可以评估价值和重构人类价值体系等。

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逻辑已经深度渗入当代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数据主义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其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数据主义不仅变革了前述社会观念、人类行动乃至社会形态等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媒介生态，而且变革着新闻从生产到运营的全流程运作，直接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专业根基。比如数据——而不是人的行为与社会事实——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新闻报道的版位与时段。这些“事实代理”的中介化真实也改变了新闻的“真实性”。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认为，人类未来主要就是两大信仰：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数据主义将成为一种新兴宗教，它将导向一种“数据本位”的社会伦理，排除并驱逐人本主义价值，其后果是人的普遍异化和深刻的本真性危机。

生态谬误（EcologicalFallacy）是环境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基于群体或整体数据而作出的个体层面的结论或推断的错误。例如，如果一个研究发现某一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很高，但并不能推断该地区所有个体的收入都很高，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大。与生态谬误类似的错误是逆向生态谬误（reverseecologicalfallacy），逆向生态谬误指的是从个体层面的数据得出关于整体或群体的错误结论或推断。如果一个研究发现某个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很穷，就认为该城市的整体经济状况很差，这样的结论就是逆向生态谬误。避免生态谬误和逆向生态谬误需要研究者采用多种数据源和分析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数据、个体和群体数据、跨学科的数据整合和交叉验证等，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大五人格测试是基于大五人格理论（ocean）以NEO-PI-R为评定方法的一种描述人格特质的测试。大五人格理论，亦称人格五因素模型，由塔佩斯发现，他认为人格总体是由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以及神经质性五个强健因素所构成的。该测试通过对人进行描述的题目来反映人格的智能性倾向，包括对规则的认同，即开放性；遵循规则的倾向，即责任心；一般心理倾向，即内外倾向性；人际关系倾向，即宜人性；情绪的反应性，即神经质性。众多研究认为这五个广义的人格特质是普遍存在且不因语言、文化、种族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大五人格测试能够在临床心理、健康心理、发展心理以及职业等多领域表现出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约翰通过研究发现了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即高开放性和高责任心的青少年具有优秀的学习成绩，而低责任心和低宜人性的青少年则存在较多违法行为。如今，大五人格已经成为“人格心理学里通用的货币”。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人格研究课题，也是目前对人的基本特质最理想的描述之一。

数字实证主义是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学经验学派有一定的联系。数字实证主义强调通过数字事实验证社会现象，注重以科学的数字统计方法观察、探求事实的本原和变化的现象。数字实证主义希望通过数字事实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但是，由于人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很多现象难以简单地利用数字资料进行解释说明，无法完全使用数字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并且，数字实证主义主张使用纯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但是现实中仍然受到研究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影响，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公正。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互文性的提出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优点，并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以其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文性启发新闻报道可以增强深度和丰富性，通过引用其他新闻报道或历史事件，可以为读者提供更深层次的背景信息，增加报道的深度和丰富性。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以“任仲平”为名刊发评论。“任仲平”成为《人民日报》的重要政论品牌，传递中央声音，正面引导社会舆论。“任仲平”系列评论文章由分管言论的副总编或总编辑直接命题、指定作者，并参与写作、修改，至最后定稿，交总编社长审定签发。以“任仲平”为代表的“公共笔名”能够降低直接以部门名称命名的局限性，在写作方式和角度选择上更加自由灵活，论述更加深入；同时有利于媒体专属新闻评论品牌的形成。“任仲平”代表的不是评论员作者个人的观点，而是搭建“写作组”或“项目组”来共同完成评论文章，表达机构、部门或报社整体的观点，基本可以概括为“七八条枪、七上八下、七嘴八舌”。“七八条枪”代表领导、部主任、记者编辑等全体成员的组织结构；“七上八下”代表多稿校对核实、反复斟酌的工作标准；“七嘴八舌”是指无论职务高低或资历深浅都可以表示不同看法的民主风气。“任仲平”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被称为人民日报政论优势的集中体现。

遒人是一种最早出现在在夏商周时期的政府官员，其摇动木铎，巡行于全国各地，既宣达政令，又进行采风工作。可以说，这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最原始形态。后来古代帝王派出去了解民情的使臣被称为遒人，官府需要传达政令时，便由遒人到民间走街串巷传达政令，同时遒人也顺便采集民风，将民情回告至帝王。这种遒人兼具了上令下达和下情上达两个功能，是朝廷与百姓的直接联接者。遒人的出现，表示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新闻事业，但新闻活动却从未缺席，这时的新闻活动多为传递各种信息，而遒人便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职业，起到传递朝廷与民间信息的作用，对中国后续新闻活动或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数字化崇拜指人们对数字化技术、产品或服务的过度依赖和盲目追求，包括过度理想化数字化，快速采纳新技术、偏好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高度重视数字生活。2005年文森特·莫斯可的《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对数字化时代的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现象优点在于推动了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分享，但其缺点是忽视了个人隐私、加剧了数字鸿沟、替代了现实社交。对此，政府也可以加强媒介素养普及课程，以平衡数字化发展与社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