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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5岁。杨恒达教授一生教书育人，为人宽厚正派。他深耕教学和学术，勤译不辍，译界流芳。
适值杨恒达教授忌辰一周年，“北语比较文学”公众号将推出纪念杨恒达教授系列文章，让我们从恒达教授的朋友、同事、弟子的笔下，再次共同缅怀这位可敬的学者。本期推出褚丽娟副教授《杨恒达先生小传 》，详情可见《当代比较文学》第十三辑“纪念杨恒达教授”专栏。
本文以凝练的文字追溯了杨恒达先生的学术人生，使读者得以了解先生于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事业的数载耕耘，以及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与历史问题作出的思考与回应。
昔人已逝，惟道常在。让我们以写作和阅读向杨恒达教授致以最深切的怀念。杨恒达教授千古！
杨恒达先生小传
褚丽娟
内容摘要 杨恒达先生是一位成长于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是促进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汇通中西方的比较研究，通过文学、哲学和伦理学等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套打通古今中西的独特的翻译哲学观。先生四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不仅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共振，亦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有深入反思。本文追忆先生的学术人生并思考一位知识分子如何突破学科壁垒，在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中回应历史与社会提出的大问题。
关键词 杨恒达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翻译哲学 中西文化
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华人文化研究所所长。他深耕于东西方文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在国外汉学的研究、东西方伦理学的比较研究以及尼采哲学与翻译方面有专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掌握法语。曾在美国陶森州立大学（Towson State University）、美国波士顿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哲学系任客座教授。
图1：杨恒达先生
杨恒达1948年11月19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省无锡市。祖父杨光泽为知名中医，后被聘为上海中医文献馆馆员，外祖父丁云亭乃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职业图书经理人，后创办尚古山房（1952年后被并入上海古籍书店）。父亲自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在租界和洋行从事财务工作，思想开明，对他产生深刻影响。杨恒达1952年进人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第二小学学习，1962年升人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1965年进入上海市淮海中学学习，次年因“文革”中断学业停课在家，自学高中课程。
1970年，杨恒达赴湖北潜江燃化部五七干校插队务农，次年辗转甘肃省庆阳县，在长庆油田工程团当石油工人，挖山筑路。在长庆油田的六年时间里，他在艰苦环境中坚持自学大学人文学科课程和英语、德语、法语。他当时自学的境况是“白日出工，自饮深山雨雪土窖水：夜里学习，挑起窑洞土炕煤油灯”，最初两三年，手上的外语学习材料只有一本牛津大辞典，他就是靠着磨破辞典、背熟单词的韧性，夯实了英语基础。1974年，杨恒达转入长庆油田子弟学校担任中学英语老师。1976年调任徐州华东输油管理局子弟中学，担任英语教师。1977年他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职工职茉莉结婚。
1979年，杨恒达考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从赵澧先生（1919-1995）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担任比较文学专业的助教，1984年起担任讲师，从此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直至退休。
1985年，杨恒达留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比较文学与德国文学，两年后回国。在此期间，他开始研究卡夫卡，并完成《卡夫卡传》初稿。这部书稿经过七年的打磨，1992年终于在台湾出版繁体版(台湾业强出版社)，两年后推出简体版，书名更名为《城堡里的迷茫求索：卡夫卡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他将自己回国后十多年的新发现加入其中，推出新版本《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是在 1999年，他与陈戎女、范方俊编著的《变形的城堡——卡夫卡作品导读》由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杨恒达早期学术生涯中，卡夫卡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吸引他的不光是卡夫卡的作品，还有卡夫卡本人的生命经验与人生轨迹。平凡与伟大、繁华与孤独的巨大冲突汇集于卡夫卡一身，让杨恒达以及经历“文革”之后、八九十年代的那代人与这位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产生强烈的情感与思想共鸣。1999年的再版序言中，他写道：“卡夫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视现代人心灵的窗口……现代人爱读卡夫卡的作品，恐怕不仅是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也感受到一种超越悖论的力量。”[1]杨恒达在学术生涯的发轫期即带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这构成了他之后学术事业的底色。
1988年，杨恒达翻译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著作《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同年，他与黄晋凯、张秉真合编西方文学理论著作《象征主义·意象派》，全面收录了两个流派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次年，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0年，杨恒达升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同年，他的《企业的良心：论规范功能与职业道德》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自此他开启了对伦理学的研究。他不断深人思考社会发展进程，他的学术焦点不光集中在从文学反思人性，经济活动中的群体性的伦理准则也成为他后来关注的重点。
1991年，杨恒达翻译了韦勒克（René Wellek）《现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A History of Moderm Criticism 1750-1950）第5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他因杰出的教学工作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1992年，杨恒达赴美国马里兰州的陶森州立大学现代语言系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同时在该校举办了关于美国文学在中国、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商业伦理三个不同主题的公开演讲。赴美访学期间，他受到卡莱尔市（Carlisle）美国文理学院狄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邀请，就中国经典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演讲。同年他的专著《尼采美学思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冯至德语文学研究二等奖，1997年该书荣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研究成果奖，这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是20世纪90年代杨恒达先生的学术代表作。
1995年，杨恒达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翻译了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和《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1995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初版，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2014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第三版。同年，他翻译法默尔（Steven Farmer）、安东尼（Juliette Anthony）的《活出欢喜的心》（Healing Words），中文版在台湾问世(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这本原版出版于1992年的心理学著作，副标题是“心理治疗的言语”（afmmations for adult children of abusive parents），讨论的是如何用语言进行心理治疗,转变认知。从心理学角度关注语言的功能，与他后来形成的翻译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1996年，杨恒达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同年，他带领学生郝燕、吴晓妮和秦启越翻译的美国畅销书作家帕蒂·斯莉姆（Patty Sleem）的《再见钟情》（Second Time Around）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自此他将翻译与教学结合，通过带领学生与后辈翻译文学作品，提升他们的外语水平。之后杨恒达一系列的合作译著，均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1998年与秦启越合译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葬礼之后》（After the Funeral，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领衔翻译的三部儿童文学译作，其中美国儿童文学作家门得特·德琼（Meindert DeJong）的《六十个老爸的房子》（The House of Sixty Fathers）是他独译，以色列儿童文学作家尤里·奥莱夫(Uri Orlev)的《从另一边来的人》（The Man From The Other Side）是与杨帆合译，《巴勒斯坦王后莉迪娅》（Lydia Queen of Palestine）是与李嵘合译。也是在2000年，他带领樊红、袁嫒合译亨利·米勒《我一生中的书》（The Books in My Life），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他与陶明天合译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拉姆利（Brian Lumley）的《召亡人》（Necroscope，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他与李嵘合译美国儿童文学作家门得特·德琼《学校屋顶上的轮子》（The Wheel on the School，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他与杨婷合译的 D.H.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初版，2014年上海三联书店再版，这部作品是他最后一次与学生合译文学作品。随着杨恒达晚年研究兴趣的转向，他已很少翻译文学作品，但这种以翻译培养学生的模式被延续下来。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培文书系”中的《世界文明的源泉》（Sources of World Civilization），由马婷、王维民陈昱、喻琴、朱海棠、王慕尧等硕博生初译，他统筹、审校，最后把关以确保译著的质量，便是这一培养思路的延续。
1998年，杨恒达开始担任美国大学联盟（Consortium Universities）驻北京文化教育项目北京中国学中心高级学术顾问（The Beijing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Study Abroad Programs of the U.S. Consortium Universities），在之后的二十多年直至去世前，他一直给该项目的美国大学生用英文教授中国哲学、中国伦理的课程，积极而切实地推动中美之间的文化对话。他翻译了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作《立场》（Positions），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他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后现代主义思潮当中，200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是主编之一。同年，他编译《司各特精选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针对图书市场上的翻译乱象，他发表了论文《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从解读任晓晋等译《海明威》出发，提出一名译者做好翻译应该具备的几种条件。[2]
1999年，杨恒达与陆贵山合作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论与文学”立项，同名著作于次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人物传记《海明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除了卡夫卡，美国作家海明威是他作传的第一位作家，他将海明威定义为“创造‘硬汉’的‘上帝’”，并且将其作为传记的副标题，描写了海明威波澜壮阔的一生。
2000年，杨恒达的译著《尼采散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译作一经问世，即获大卖，次年再版。这是他从尼采研究走向尼采著作翻译的关键时刻。在此后的人生中，他耗费大量心血翻译尼采著作。同年，他翻译的美国作家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合著的《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由工人出版社初版，这部政治小说在 2004年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再版201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三版。这一年，就中西文化的比较与翻译理论，杨恒达分别发表《对基督教伦理和儒家伦理的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反思》[3] 和《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4]进行讨论，发表英文论文《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5] 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
2001年，杨恒达担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未名译库”经济伦理学译丛《经济伦理学》《国际经济伦理学》《金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书的编委会主任，与罗世范（Stephan Rothlin）合写《“经济伦理学译丛”导言》。他也在《比较文学教材中的学科定义问题》这篇论文中，对比较文学教材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学科上的探讨。[6]
2002年，杨恒达的专著《诗意的叛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主要探讨了文艺规律与美学问题，也对海明威、茨威格、卡夫卡、庞德等做了文学分析，最后对翻译进行了理论探讨。他半生徜徉于西方文学和西方哲学中，该书是他对自己近二十年学术研究的总结，论题广泛涉及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思考、批评实践、翻译实践与翻译哲学他将自己最重要的文章汇集成书，以“诗意的叛逆”描述最令他着迷的现代精神。
2003年，杨恒达担任学术刊物《问题》第二主编。同年，他从教学问题出发，发表论文《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探讨外国文学研究中如何建立问题意识，鼓励进行个性化探索。[7]
2004年，杨恒达发表论文《尼采与后现代性》[8]翻译的尼采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他翻译美国经济伦理学家帕特利霞·威尔汉（Patricia H.Werhane）、塔拉·拉丁（Tara J.Radin）和诺曼·博威（Norman E.Bowie）三人合作的著作《就业与员工权利》，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年，他还发表论文《王佐良与比较文学》，[9]指出王佐良对我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上的两种新倾向。
2006年，杨恒达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的专栏“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理论建设”中发表《一个学科的“死”与生》，指出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学科内的文化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是翻译研究，从学科角度旗帜鲜明地主张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融合。
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杨恒达的译著：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者在2009年、2010年再版，后者在2009年、2019年再版。也是在2007年，他应《博览群书》之邀，在第5期发表题为《传统汉学在中西交流中的当代意义》的特稿。作为发起人之一，他推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首届世界汉学大会。
2008年，他发表文章《中国古代政府的廉政建设》，[10]从为官准则和廉政制度建设两个层面讨论如何“防腐”的政治伦理。在人大工作的近三十年间，他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华人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一直关注海外华人群体的创作与生活、文化与困境，曾经承担国务院侨办的项目“20世纪海外华人文化的格局、流变与现状”。
2009年，杨恒达赴美国波士顿麻省大学访学，在该校哲学系任教在此期间，他先后在美国惠顿学院（WheatonCollege）和美国宾州西彻斯特大学（West Chester University）发表演讲。从2009年到2011年，他在《东方翻译》上连续发表了探讨翻译的系列文章，比如《Truth 怎么译：“真实”还是“真理”？》等，充分展示了他游刃于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从容，以及对翻译的真知灼见。
2010年，杨恒达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荣休。退休后的他“退而不休”，一方面肩负起22卷本《尼采全集》学术翻译的重担，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参与和中华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伦理对话等相关的学术活动。自2010年起，他开始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炎黄”）工作，成为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组织工作，出席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七届“文明对话与中华文化精神”会议（2012年），出席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第八届“中欧文化交流的过去与未来”会议（2014年）。
2011年，杨恒达组织推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2卷本《尼采全集》翻译项目，该项目亦被列人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人文经典翻译项目”，他邀请杨俊杰、陈晖、赵蕾莲三位学者加入翻译团队。首先推出的是《尼采全集》第2卷和第4卷，均为他本人独译，之后推出第1卷和第3卷，第1卷中《1870-1873年遗稿》是他与赵蕾莲合译，第3卷中《朝霞》《墨西拿的田园诗》和《快乐的知识》是他与杨俊杰合译，其余部分均为他独译。到先生去世时已出版的四卷书稿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由他亲力亲为。《尼采全集》虽然未毕全功，但仍在尼采汉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2018年，他翻译的埃利希·海勒（Erich Heller）的文集《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海勒是西方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者，先生选择翻译这本书，可能是因为从尼采到海勒所表达出的批判精神以及回应时代问题的勇气，而这正是纠缠他一生的“尼采情结”的根源。
2013年，他担任《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的副主编，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2：杨恒达部分著作、译著书影
也是在2015年，杨恒达翻译的意大利思想家基阿尼·瓦蒂莫（Cianni Vattimo）的《现代性的终结》（End of Modernity）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他从翻译史角度发表文章《他们把堂吉诃德请到中国来》，[11]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
杨恒达毕生躬耕于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他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套兼顾中西文化的翻译哲学。他是一位成长于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是促进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他从文学研究、翻译实践到东西方伦理学的比较研究乃至对商业伦理的关注，无一不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与西方文化之相遇后所经历的跨语际跨文化交往的回应，无一不是对中国现代道路的挫折与坎坷的思考，对人性的深人洞察，以及对当下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应然模式的理论反思。他不仅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融汇诸多学科的方法论指引，更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肩负历史之重责，以跨学科研究的宏大视野直面历史与社会提出的大问题的担当。先生已逝，但文泽流长，精神长存。
注释
作者
简介
褚丽娟，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