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冠群 | 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莱特·法尔热的民众史研究

法尔热在大学期间学习法律，博士阶段才转向历史学。导师芒德鲁引导她去查阅未被充分利用的警方档案，其中包括几千捆出自特派员和治安总监的手书信件，还有数千案件的逮捕记录、审讯记录、目击者证词。这些档案不包括弑亲、谋杀等重大刑事诉讼，而是审判盗窃、打架斗殴等犯罪活动的记录，其中的犯罪分子明显属于弱势阶层。这一捆捆的档案当时保存得并不太好，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打开过。这些不涉及重大罪行的档案以微不足道的事件为主，在法尔热看来“每一页都展示着最贫困人群的生活细节”，而通常穷人难以记录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法尔热在步入史学研究道路之初就致力于巴黎民众史的研究。

法尔热的博士论文聚焦于启蒙时代繁荣的巴黎社会中偷食物的窃贼，这个群体处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所犯的只是小偷小摸的轻罪，因此也处在罪犯世界的边缘。1974年她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随后出版专著《18世纪巴黎的食物偷窃》。作者首先描述了当时司法审判的不合理之处，接着提供了食品偷窃的变化曲线：1775—1790年法官宣布的食物偷窃判决数量是1700—1724年间的三倍多。当粮食短缺或小麦价格上涨引发生计危机之后，都伴随着违法行为的激增，一旦粮食价格恢复正常，违法行为就会得到缓解。据法尔热统计，75%的食物窃贼出生于外省，18世纪的巴黎吸引了大量在农村无法生存的人，他们在巴黎的工作十分不稳定。对于大部分食物窃贼而言，偷食物只是为了生存。这一分析其实包含了她对于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从研究范式来看，这部作品充分运用计量手段，具有彼时法国史学家拉布鲁斯所倡导的社会史研究的典型特征：以一个省份或城市大约一个世纪内的发展为考察范围，以社会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计量方法展现经济趋势与社会群体状况之间的互动。这种研究范式也应用于她与奇斯伯格合撰的《18世纪巴黎暴力发生的场所》一文，此文1979年发表于《年鉴》杂志。作者考察了暴力发生的类型、时间、地点、施暴者的出生地、年龄以及暴力的模式等问题。论文指出，在大革命前二三十年巴黎每天发生暴力事件，主要分布在底层民众聚居的区域，涉事者80%是外来人口，他们生活境遇凄惨，遭到剥削者蔑视。暴力是民众对于恶劣生活条件的反应，同时也是一种与民众社交相关的生活方式。民众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采用的是同一种表达方式。在大革命中，暴力可以离开它的日常小剧场，突然进入社会与政治斗争的大舞台。这一结论实际上指向了大革命暴力起源的问题。

（三）接受福柯的引领与合作

在我看来，法尔热的研究对象往往是那些不可见的事物，第一类不可见的事物是某些极其微小的事件，一般的研究者不予重视，法尔热曾说自己使用了一些废品材料搞研究；第二类不可见的事物是难以捕捉或被忽视的东西，比如声音（包括噪音）、情感、身体等问题。作为法国社会史教父的拉布鲁斯曾号召年轻学者“关注那些集体性的大事件、那些群众的大事件，那些其基础本质上是经济现象的大事件”。然而，法尔热很少关注群众的大事件，她醉心于挖掘司法档案中小人物身上的小事件，她甚至重新定义了历史研究中的事件。

法尔热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关注作为个体的小人物，探究微小事件与“低强度事件”，把日常生活中的微观事件（microévénements）置于其历史研究的中心。那么，法尔热研究的究竟是何种微观事件？在此我们可以举三个研究案例。

首先是法尔热在《脆弱的生活》和《人民与事物》两书中均阐述过的小玛德莱娜案。1756年，住在巴黎圣维克多街的食盐和烟草零售商，向警方专员控告一个18岁的卖酒伙计德尼侵犯其9岁的女儿玛德莱娜并令她怀孕，商人夫妇还向专员提供了一名产婆的诊断证明。此事件马上引起高层关注，惊动了治安总监，德尼未经审判便被送进了比赛特监狱。这个消息传播全城，各色人物成群结队地来到玛德莱娜家一探究竟，警察不得不驻守街道维持秩序。女孩的母亲把她安置在家门口的高脚椅上，让那些想看怀孕进展的人带着礼物来参观。玛德莱娜的故事被写成文字四处传播，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证明怀孕是假的，卖酒伙计已死在狱中。这个事件首先展现了18世纪巴黎人的轻信与盲从，夹杂着谣言的新闻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其次，城市充当了一个剧院，奇闻逸事成了上演的剧目，权贵与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彼此分离，而在追逐城市荒诞剧的过程中却融为一体。此外，当局对此事高度重视，王太子妃等大人物也都关注事态，甚至亲自探望。如作者所言，当局力图借此事件表明受伤害的女孩不应被抛弃，这是神圣的责任，儿童处于社会的核心。此事距离1750年的儿童绑架事件所引发的骚动仅6年，起义留下的创伤仍有影响。这一微观事件折射了18世纪中叶巴黎人的心态、舆论与情感，同时也可观察出此前巴黎警方与民众冲突的深层影响。

法尔热不仅关注微观事件、“低强度事件”，她甚至声称“每一句话都是一个事件”。她认为，如果人们坚持研究这种微小的、独特的事件，必须先对事件如何成为历史做出解释，“说出的话、书记官的法庭记录和磕磕巴巴临时拼凑的解释都可以被称为事件”。在法尔热看来，“这件事发生在它发生的那一刻，但只有经过了此后的历史建构，它才能成为真正的事件”。换言之，历史事件本身就具有一种人为建构的属性，事件可以有多种形态。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无名者的生活中的重重艰辛仅凝聚在只言片语中，那么这只言片语就构成了小人物生命中的事件。在对事件的认识上，她也受到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影响，朗西埃将社会最底层人民关于日常生活的思想视为事件。

法尔热不仅善于解读档案中民众的语言，她还要描摹街头的声音。在各种嘈杂的声音中也包括穷人的叹息、呻吟与呐喊，这样的哀怨之声来自那些严重受损的躯体。因此，声音的研究也包含了对于穷人身体的叙述。

法尔热谈论街头的歌唱，意在关注漂泊的底层民众、劳动中的工匠。在《18世纪声音历史散论》中，她专门探讨了底层人物的声音：穷人的身体发出的叹息、尖叫与呻吟。透过警方档案以及梅西埃、书商阿迪等人的描述，法尔热发现了工场中石膏工人、制镜工人因有害的环境而受损的声音，教堂里悲伤的哭泣声，乞丐夜间被捕时发出的尖叫，监狱般的收容院中愤怒的呐喊。这其中首先是因劳作损伤的声音。无论打嗝的马车夫、喊破喉咙的小贩、送水的人，他们的声音都被卡住了，有时还是沙哑的。作坊和工厂的情况无疑更糟，因为有毒有害的蒸汽日复一日地渗入喉咙和肺部。石膏工人、建筑工人、制镜工人、制作玻璃器皿工人的声带都受到疫气、烟熏、汞蒸气的影响。

穷人的声音是由他们的身体发出的，与他们受损的身体密不可分。法尔热也强调对于穷人身体的研究，认为身体是穷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其生存与斗争的手段，本身具有政治性。法尔热明言，她关于身体的研究是受了布尔迪厄的影响，尤其是其著作《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第四章“通过身体的认识”给她以启发。布尔迪厄提出“身体通过直接接触与外部世界相连”，这一点让法尔热意识到这正是在户外生活的下层阶级的现实处境。布尔迪厄称，“身体（不同程度地）在这个世界上暴露、活动、冒险、面临感情波动、伤害、痛苦、有时是死亡的风险”，法尔热则意识到“穷人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到俗世的斗争中，他们选择最少，风险最大，付出最多，而且经常遭受苦难”，因此她甚至将身体作为政治的场所。穷苦的人面对种种逆境，身体可能遭受疲劳、工伤、暴力，因此，法尔热尤其关注饱受痛苦的身体以及悲惨境遇在身体上留下的累累伤痕。警方的犯罪分子档案中有许多关于受损的身体的记述，比如，面部因事故或疾病造成的伤疤、唇裂、盲眼等可见的缺陷。阅读这些报告可以看到一幅阴暗，甚至可怕的画面，这些身体往往很年轻，却由于过度的疲劳和疾病的打击而严重受损。

底层民众即使没有流浪漂泊或违法犯罪，其“劳作的身体”也充满了苦难的景象：不少男女在玻璃制品作坊里吐血或窒息，非常年轻的金匠腿和手臂肿胀，手和头普遍颤抖，突然晕厥。2013年法尔热出版了《裂口：18世纪的苦痛与社会的开裂》一书，探讨18世纪的人身心的痛楚，其中有一节专门阐述“劳作中的苦痛”。在此，法尔热指出，巴黎的慈善医院在1774—1775年间，共接收了272个磨颜料的工人和油漆工，他们病得很重，因为他们吸入的雾气有毒，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此期间死去。当时，制帽匠、补鞋匠、手套匠往往因使用胶水而慢性中毒；磨镜子工人则因长期暴露于水银蒸汽和玻璃粉尘中而损害呼吸系统；制毯工则因撕扯织物、接触纱线而影响舌头和黏膜；制针的童工则因手掌不断被针刺而饱受反复感染、肿胀的苦痛。在各种作坊中，工匠们常常出现水肿、牙齿脱落、头晕和恶心。金属熔炼工、采石工、砂岩切割工、建筑工人、木材漂送工都可能遭遇严重的事故，甚至搭上性命。很多慢性中毒导致的疾病初期很难察觉，一旦有了明显的症状便已无法治愈。

腕带的档案中也包含着死者携带的信件、字条等材料，这些材料对于法尔热来说非常珍贵，她视其为“内心的与情感的痕迹”。有些信是写给父母甚至整个社会的，祈求原谅或同情。还有些信件则揭露了脆弱的生命如何走上了绝路。有个9岁的小女孩冻死在户外，她身上带着一个难以辨认的字条，上面有其父母的签字。通过纸上的几句话，法尔热推测这是家长写给国王的信，请求国王把女孩关起来，她看到了信，惊慌逃跑，冻死在外面。还有些信满怀绝望，比如有女人要求自己丈夫的行为能温和些，最终她无法忍受残酷的折磨而选择了逃跑。这些信件中呈现的既有家暴的丈夫，也有深爱妻子的男人。比如，1755年发现一名原本驻守敦刻尔克的28岁士兵死在河边，从携带的家书来看，他似乎是为了处理夫妻间的问题而请假回家。虽然详情无法还原，但是可以肯定，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士兵渴望家庭团聚。又如，有个制假发的伙计在圣克鲁的森林中上吊身亡，身上带着1749年的婚姻契约和1759年签发的分居判决。身上的官方文件体现了他的绝望，他因与妻子分居而悲伤不已。随身携带的家书或婚约体现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透露了其隐匿的情感。作者感慨：“身体是一个充满风险和痛苦、期望和悲伤的所在，它讲述自己的故事。”从司法档案出发研究启蒙时代的巴黎民众，法尔热赋予历史中沉默的群体以声音和肉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产生了“身体的转向”，身体史研究也随之兴起。福柯的一系列研究都关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权力对于身体的控制，直接推动了身体史研究。根据罗伊·波特的说法，各种身体史研究并非是关于作为物质实体的身体的历史，而是关于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的宗教与社会价值体系如何看待身体的历史。然而，法尔热关于身体的叙述关注的正是有血有肉的身体，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身体，她把身体的折磨作为穷人生存境遇的镜像。

法尔热的研究虽然有接近新文化史之处，但她始终被视为社会史研究者。年鉴学派倡导总体史意义上的社会史，法国社会史的发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要理解法尔热史学研究的特性与创新，应放置在法国社会史的发展脉络中来看，尤其应当考察她对年鉴派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反思。

按法尔热的说法，法国社会史随着《年鉴》杂志的创办而降生，这种社会史以研究社会群体为基础，考察其构成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在年鉴学派的创始人看来，社会史几乎就是历史学的同义词。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拉布鲁斯史学支配着法国社会史领域，此时出现了大量研究农村社会的作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城市研究逐渐受到了青睐，产生了一批城市社会史专著，这些作品深受此前关于农民研究的影响，关注农村人口外流、社会流动等问题。正如法尔热所说，城市被视作是产生运动、张力和冲突的地方，学者们主要凭借定量研究，厘清了那些支配社会机制、构建社会关系并形成重大变革的结构性因素，“但却几乎没有涉及个体的感知与意图”。法尔热正是在法国社会史研究转向城市的阶段，投入到了巴黎城市的研究，其早期作品也带有关注人口流动、倚重计量方法的特征。此时的法国社会史也处在布罗代尔所倡导的“长时段”理论影响之下。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结构一词在长时段问题中居首位”，“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与此同时，社会史领军人物拉布鲁斯也侧重近代法国社会的转型问题，致力于思考法兰西是如何从旧制度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因此，考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等问题的形成与演进成了社会史家关注的重点问题。

然而，作为年鉴学派弟子的法尔热和“结构”保持距离，她要在档案中倾听个体的言说，同时她也明确拒绝“长时段”。她指出，“我喜欢研究一些时刻，一些瞬间，它们突然就意味着某种事物，我不研究长时段”；“我并不探寻演进、变革和转型，我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容忍和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并采取行动”。可见，法尔热并不关注长时段、结构、转型等法国社会史中的核心概念，她从事的并非结构史与进程史研究。她偏好的是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在她看来查阅档案，如同“穿行于这些极其普通的生命之间，我们听到了很难被察觉（有时甚至并不光彩）的人性之声”。她力图避免让鲜活的个体淹没于社会结构之中，这样的研究理念与新文化史有相通之处。

她不仅与年鉴派倡导的长时段保持距离，而且对属于长时段研究的年鉴心态史学中的某些观点也有不同意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见证了心态史的发展，菲利普·阿里耶斯、米歇尔·伏维尔和罗贝尔·法夫尔关于死亡心态史的著作尤其引人注目。法尔热指出，这些作品导致人们认为，死亡在过去比今天更容易被人接受，不那么令人悲伤，因为它是仪式化的、象征性的。然而，在她看来“对死亡的‘熟识’并不能阻止痛苦或恐惧，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个社会阶级，无论男女，都用言辞喊出愤慨，说出恐惧，抑制悲伤。围绕着死亡的实践、仪式和信仰并不能阻止产生肝肠寸断之感”。

法尔热不认为对痛苦的容忍度取决于时代，她表示：“一直对这种流行的说法感到震惊，即在过去，孩子死得越多，父母对此的敏感度就越低。仿佛在如此岌岌可危的生活中，穷人感觉不到痛苦”。在某些18世纪的作家、编年史家的笔下，底层民众如同牲畜、麻木不仁。18世纪的作家往往把底层妇女描述得与动物差不多，她们失去了一切人性的痕迹，往好处说也只是剽悍具有男子气。启蒙时代的编年史家们穿越法国，看到劳动者筋疲力尽时，他们却写道：“无论如何，劳作的人已经彻底习惯了，他们不会感觉到冷热。”这些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又被史学编纂的话语所传达。然而，法尔热关注的正是底层民众的感知能力，是他们生活片段中的苦难，痛苦的言说，无助的呐喊以及他们的情感体验。

法尔热在《城市中的儿童》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儿童在10岁之前要遭遇很多疾病，成长非常艰难，父母可能失去好几个孩子，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并非如一些史家所说，那时候父母有很多孩子，死一个无关紧要。法尔热在档案材料中看到：1765年一名巴黎女仆将自己刚生下的男婴送至里昂山区的保姆家寄养，因为她的丈夫也从事家仆工作，夫妻无法共同养育孩子。之所以选择里昂，则因那里花费较低。次年，当得知孩子病重时，女仆惊慌失措，孩子后来死在回巴黎的途中，她泪流满面。这名女仆没有见证孩子的成长，自己无法书写，但她坚持托人代笔与远方的保姆保持联系，支付各种费用，对孩子怀有深深的情感。法尔热在与雅克·勒韦合著的《民众的逻辑：儿童绑架事件》一书中，则展现了民众由对抓捕儿童的愤怒演变成了暴力反抗。她的种种研究都表明，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在人类历史中是恒久不变的，并非突然产生的事物。她尤其反对阿里耶斯在《儿童的世纪》中所提出的观点——“家庭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现实，而非情感的现实”；“对于穷人而言，作为情感生活中心的家庭几乎不存在”。她用玻璃工梅尼特拉的例子反驳，梅尼特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两岁丧母，对祖母怀有强烈感情，他几乎无法忍受与祖母分离。前文所提及的《家庭的混乱》《丝带与泪水》和《蒙让夫人的反抗》等著作关注的都是家庭中的情感与冲突，而非社会史领域中侧重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的家庭史研究。

由此可见，法尔热反对流传甚广的穷人麻木不仁、感觉不到痛苦的观点。她关注穷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他们关于痛苦的感受，在法尔热关于声音、身体的研究中都包含了对底层民众痛苦的描摹。在她看来，档案能够提供微小的历史研究客体，“可以像显微镜一样把个人情感的表达放大而成为研究对象”，透过档案所记载的文字，可以听到谴责、憎恨和嫉妒等多种情感的表达。关注情感，这一点其实也受到了吕西安·费弗尔和芒德鲁的影响。早在1941年，费弗尔就发表了《感受性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一文，他建议研究“有关憎恨、恐惧、残忍以及爱欲的历史”，倡导广泛考察“历史中的感受性（La Sensibilité）”。18年后，芒德鲁高度评价此文，认为它是费弗尔最精彩的文章之一，因为它迫切地呼吁史家研究集体或个体的情感、激情或情绪。然而，令芒德鲁遗憾的是费弗尔的呼吁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因此他继续撰文强调建设一种“感受性的历史”，即研究情感的历史。法尔热的情感研究与其说契合近年来的情感转向潮流，不如说继承了费弗尔与芒德鲁的衣钵。法尔热关注情感，但并不单独书写情感的历史，而是探讨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底层民众对于痛苦的感知，其研究本质上仍从属于社会史。

如前所述，法尔热曾提出心态史很难重现社会关系中的张力，她重视展现司法与警方档案中社会生活的分歧与对抗。比如，在关于巴黎街头生活的研究中，法尔热揭示出统治阶级的目标之一是“控制”穷人生活与活动的街道，穷人们“占据”了这个空间，而统治阶级及其镇压机构则试图“管理”这个空间。作者正是依此逻辑设定全书结构，三章标题分别为“用于生活的街道”“占据空间”“控制街道”，由此可见这本书看似只是描述巴黎街头生活的书籍，实则展现了社会阶级间的紧张关系。又如，前文提及的《民众的逻辑：儿童绑架事件》，更是直接展现了18世纪中叶的巴黎围绕儿童失踪传言产生的社会冲突。

法尔热在《脆弱的生活》中也专有一章研究“骚乱的人群”，其中展示了启蒙时代工匠的世界亦是冲突不断，各种阴谋活动明显增多，即使没有引发起义，也几乎每天惹是生非。比如，1724年织袜工因降薪引起的罢工与骚动，又如1731年马蹄铁匠行会的头脑们对雇工搞大规模的秘密活动感到害怕，于是向治安总监提交了多份请愿书，请求警方介入行会的集会活动，因为工人们有骚乱的风险。到18世纪60年代，罢工和阴谋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学徒不服从师傅的情况普遍增加。在关于妇女与儿童的研究中，法尔热也关注他们与骚乱人群的关系。她发现母亲和孩子在骚乱人群中格外显眼，经常出现在队伍的前列，例如，1725年，由于粮食严重短缺导致了街头骚动和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各种证词和审讯都表明，母亲们带着孩子在喧嚣混乱中获取面包。这种参与意味着妇女和儿童在街头骚乱中扮演着共谋的角色，同时他们承担更少的刑事责任。法尔热通过研究警方档案中民众反叛行为发现：“起义可能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事物秩序的崩溃或是与之决裂。民众的情绪如同一个必要的连接点，连接着正在崩溃的秩序和不确定的未来。在这种混乱中，存在着秩序——对正义和荣誉更强烈的渴望……偶尔的混乱、愤怒的表达和反抗的开端，都遵循着一种逻辑和理性。”总之，法尔热探求社会关系中呈现的冲突与紧张，并试图理解民众的逻辑，而非简单地视其为非理性的暴力。

法尔热对于声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她关注的不仅是巴黎街头的噪音、民众的低语与哀叹，还包括声音世界的等级关系。她认为，在一个由君主统治的城市中，声音也是等级森严的，透过嘈杂的表象感知到的是等级化的音调。她声称：“声音不仅仅是呼吸在空气中的痕迹，它一方面服从于来自教会或君主的更高层的命令，另一方面应该服从于对谁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以及面对某个事件的腔调的类型。”因此，不同声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言说者的地位以及等级化的社会结构。

可以说，法尔热勾勒的底层穷人的世界，不是静态的画面，而是由对立、冲突组成的世界。她曾指出：“历史学家忙于摆脱束缚过重的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常常忘记了冲突和紧张、斗争和角力所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是最底层的画布，行为、习惯和情感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加进去的。”由此可见，她似乎并不赞同新文化史急于摆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就此而言，她的社会史多少保留了一些拉布鲁斯社会史的底色。

20世纪中叶，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史学界日益关注底层民众，热衷于探讨城市边缘群体的历史。然而，大量的历史研究倾向于基于统计数据描述群体的状况，作为个体的穷人形象在此类研究中是模糊的。法尔热首先要避免的是，仅凭18世纪精英的描述形成对于穷人的刻板印象。她通过钻研警方与司法档案发现贫困人口的生活细节，并将这些细节放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中理解其意义。她关注个体身上的小事件，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他们的家庭生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她描述街头的暴力、谣言与声音，刻画一个口语时代巴黎的街景；她考察民众的身体、情感与逻辑，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她刻画有血有肉、感知痛苦的穷人形象，与彼时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拉开距离，但同时她又遵从了费弗尔和芒德鲁对于情感研究的倡议。

法尔热的研究如同一束光，照亮历史上卑微者的生命之旅，呈现那些难以捕捉的事物，有助于我们从细微处理解贫困以及穷人的世界。这样的研究看似碎片化，但其实却也能在个体中发现普遍性，比如蒙让夫人的反抗反映了等级秩序的松动，工匠阶层艳羡上流世界的生活。这些碎片有助于拼出大的时代图景。她的研究深受福柯影响，也从布尔迪厄等理论家那里汲取资源，她以人类学的视角将街头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特征使其研究靠近新文化史。然而，法尔热又从未脱离社会史，她只是扩大了社会史的内涵与研究边界，她展现的不仅是静态的画面，而是充满张力的社会关系。她的研究一直没有脱离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念，刻画了关于民众的总体史。她研究妇女、儿童、身体、声音、情感等主题，都只是其民众的总体史的一个方面，服务于民众史研究的主旨。此外，她也找到了一种适合时代背景与研究对象的写作风格——轻快、简洁，又有叩击心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