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冠群 | “境地”、周期与文明特性——布罗代尔历史理论刍议

“境地”、周期与文明特性

——布罗代尔历史理论刍议

庞冠群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史学研究非常注重空间、时间以及二者的关联。克里斯蒂安·阿玛勒维称其为“时间与空间中的航行者”。谈及他的时间观念，人们通常会想到著名的“三时段”理论，并将“长时段”作为其最重要的史学遗产。其实，关于周期问题的讨论也蕴含了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以及他对于“历史进步”观念的认识。他对空间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的“境地”研究和“经济世界”的划分。他将不同文明置于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思考其根基与特性，并重视历史演进的多重周期与总体趋势。

国内外学界对布罗代尔史学有丰富的研究，在此仅列举部分与本文写作关系较密切的著述。在国外，1999年，雅克·雷维尔主编了文集《费尔南·布罗代尔与历史》，收录了研究者对地中海、长时段、资本主义、时间和空间等布罗代尔史学关键问题的讨论。2022年，马赫·阿克梯亚出版了《布罗代尔的历史认识论》，探讨时间、空间、人的概念及其理论构建。在国内，张芝联率先将布罗代尔史学引入，并评价其史学遗产。21世纪后，陈新的研究表明布罗代尔史学思想中包含保守主义成分。姜芃分析了布罗代尔如何从“经济世界”视角出发观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王作成提出布罗代尔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并阐述了其史学思想与结构主义的差异。赖建诚阐释了布罗代尔史学的主要概念和写作风格。赖国栋考察了布罗代尔史学中文明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历史论述的现实情怀。庞卓恒讨论了布罗代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同与疏离。在阅读布罗代尔著作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境地”、周期、文明、“经济世界”等概念出发，阐释布罗代尔对历史进程的起伏、文明的兴衰及特性的认识。

一、“境地”与地理历史学

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中，布罗代尔率先讨论了环境的作用，介绍了山脉、高原、平原、大海、岛屿以及气候情况，展现了地中海的自然环境。此外，他还描写了地中海的人文条件，揭示“道路纵横和城市林立”是地中海“共同的人文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中译本的大标题“环境的作用”对应法文为“La part du milieu”，.其中核心概念“milieu”又被译为“境地”。法国学者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明确指出，年鉴学派研究的是“境地”（le milieu），而非环境史中的“环境”（l’environnement）。在法语语境下，“境地”指的是人类生活的周遭世界，其中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为环境。由此，便可理解《地中海》为何将山川海岛与城市交通放置在“境地”部分。

“境地”概念意味着它与人类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还谈到了微观境地（micro-milieux），展现了法兰西景色的千姿百态。他认为“这些菜地、田野、果园、村庄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人是它们的创造者和经营者”。在此，布罗代尔也暗示了人与境地的互动：“在这些舞台上，人既是演员又是导演，但人的演出局部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环境为人提供演出的场地和各种便利条件。”概言之，人受境地的制约，境地也服务于人。《法兰西的特性》第一编的主题为“空间与历史”，表明了布罗代尔对地理因素的重视。事实上，正是布罗代尔创造了“地理历史学”（géohistoire）的术语，用来指将地理因素置于首位的历史研究方法。布罗代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监禁期间写就的《地理历史学：社会、空间与时间》一文，开篇引用了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观点——“空间比时间更重要”。文中指出，人文地理学必须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联系，这样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他论述道：“人文地理学要取得进步，不仅要从大地出发，也要从社会自身出发，将社会及其问题重新置于空间的背景中。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大自然并不预见人类，从它出发，往往会让人迷失方向，盲目行事，难以界定真正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布罗代尔的论述中，空间与社会密不可分，地理历史学的研究者不仅要从自然出发进行讨论，还要面向社会。

法国历史学的地理学根基很深，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意识到地理因素在法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1900年前后，法国地理学派的创始人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针对德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创立了“或然论”（possibilisme）理论。拉布拉什认为，自然往往提供多种可能性，人类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也重视地理学，他声称：“地理学将人类包容的程度同人类对境地的影响程度一样：无论哪里，人类都会在境地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并且通过自身的适应而改变着境地。”由此可见，费弗尔强调人类与境地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传承下，布罗代尔非常重视境地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地中海》在很大程度上受费弗尔著作的影响，它们都是从自然环境入手，继而切入经济与社会结构。不过，布罗代尔称费弗尔的著作过于强调人的意志与自由。根据吉列尔梅·里贝罗的观点，布罗代尔同时吸收了法、德地理学派的成果，前者强调人与境地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及其后果，后者关注空间、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就空间、经济和社会三者关系而言，布罗代尔认为“经济塑造社会和空间，空间控制经济和社会”。比如，当欧洲经济发展、人口过剩时，人们会在森林、沼泽或海洋上寻找新的土地；当社会衰落、人口减少时，不那么肥沃的土地就会逐渐被抛弃。

二、“经济世界”与周期运动

在布罗代尔笔下，社会经济与空间密切相关，地理空间塑造着“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经济世界”指的是一块变动缓慢的地域，其边界是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或阻绝交通的天然屏障。同时，“为了掌握地域，经济世界就必须战胜地域”，如欧洲掌控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从而开辟了通向另一个“经济世界”的道路。

“经济世界”一词是布罗代尔根据德文单词“Weltwirtschaft”创造的一个法语概念。他在出版《地中海》时便发明了这一概念，目的是论证16世纪的地中海是一个经济区。1979年，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进一步阐释了何谓“经济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布罗代尔把欧洲、俄罗斯、土耳其帝国、印度、中国等看作不同的经济世界。若埃尔·科尔内特指出，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是一个三重空间结构，包括狭小的中心区、次发达区、广大的边缘区，并受全球空间扩张动力驱动。“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14世纪80年代开始以威尼斯为中心；16世纪先后（以1560年左右为界）以安特卫普和热那亚为中心；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中心又移至阿姆斯特丹；1780年至1815年中心转到伦敦，1929年后又迁移到纽约。中心的变化意味着经济霸权的转移，每次转移伴随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因而也就分割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西方的“经济世界”还需要面对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动。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布罗代尔尤其重视经济学的周期（cycles）与危机概念。他提及基钦（Kitchin）短周期、朱格拉（Juglar）周期（十年内周期）、拉布鲁斯（Labrousse）的间周期（或称跨十年周期）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周期等。他把经济学的周期概念应用于经济学之外的领域，认为人类的全部生活受周期制约。他指出：“人文科学发现了这样一条真理，就是说，人类的全部生活随着无穷反复的周期运动而波动和摇摆。”

在“经济世界”中，人口与经济的周期运动最为明显。这种周期简单地说就是上升和下降的运动，其中的转折构成了危机。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指出：“历史通常只关心危机，只关心缓慢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剧变。然而，危机事前都经过长期的酝酿，事后又产生无穷的后果……建设和破坏先后发生，不断循环反复。”因此，他不是聚焦危机本身，而是关注上升与下降的长周期。根据布罗代尔的分析，950—1450年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长周期。1350—1450年法国和欧洲人口的急剧下降，主要是由饥馑、黑死病和英法百年战争这三大灾难导致的。1450年后，这种规模的浩劫再也没有发生过，法国、欧洲乃至世界人口呈现长期增长。

就经济层面而言，布罗代尔指出：“一个很长的经济周期自850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就走向衰退，直到公元1000年后，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振兴。”1100年前后，西方的经济不断好转，并延续了几个世纪。他还指出，12世纪欧洲新的“经济世界”囊括了整个欧洲，“首次在欧洲实现了经济生活的一体化”。此后，欧洲存在以百年为单位的变化趋势。布罗代尔笔下的百年变化趋势分起点、顶点和终点，自1250年起可划分四个长周期。这四个周期存在上升、危机和下降的规律。严重的危机随着周期的变化而出现，它能使蓬勃兴旺的经济迅速衰退萎缩。

布罗代尔的周期概念也适用于一国历史。他在《法兰西特性·人与物》中提到，他设想将这一部分命名为“法国历史的长周期”，并相信“历史学需要有周期的概念，需要由此产生的带点风险的总体判断”。他指出：“法兰西有时统一，有时分裂，有时发展顺利，有时处于逆境。这一系列的现实和变化，或不如说这一系列的‘整体周期’……这些周期犹如大海的潮汛起伏，不断冲击着我国历史的各大活动领域”；每个历史周期“各有其产生、繁荣和衰亡的过程，它们互相衔接，从未出现断裂。”历史周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存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周期。除人口周期、经济周期外，还有贸易周期、价格周期等。布罗代尔提出，“不仅经济上存在着周期，而且在情感上、在生活艺术和思想艺术上也存在着周期，它们独立于或半独立于所有外在事件之外。”在经济不景气时，文化可能呈现不同的面相。例如，在西班牙显现衰败之时，首都马德里的宫廷与剧场依然光辉灿烂，给人以盛世尚存之感。

不同类型、大小的周期彼此交织，相互作用，这并非单一、线性的兴起与衰落。这种多层次的周期考察也与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相吻合。他指出存在“极端缓慢的‘地理’周期”，可能跨越几个世纪，同时也有持续三四年的经济短周期。总之，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进程在空间层面受“境地”制约，在时间层面受周期影响，因而存在某种必然性，可总结出一些具有“倾向性的规律”或“具有规律性的事物”。

三、历史变迁与文明特性

“经济世界”也是向外扩张的世界。布罗代尔指出，在欧洲存在前后相接的“经济世界”，它们是由一些中心轮番造就并推动发展的，随着伦敦的经济优势登临顶峰，欧洲经济世界开始“排挤着其他经济世界，谋求支配世界经济并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

一个“经济世界”内部趋向于分享同一种文化。那么，随着“经济世界”的扩张，文化或文明（布罗代尔认为两个词多数情况下可以交换使用）是否会融合或趋同？“文明世界”与“经济世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布罗代尔指出，两个世界互相汇合、互相帮助，“文化的统一有助于经济交换，反之亦然”；但同时也应注意文化地图和经济地图并不简单重叠，文化的起源更为悠久。在1963年出版的《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对于文明问题作了详细的阐释。

《文明史纲》法文原名为“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即“文明的语法”。布罗代尔没有在书中阐明“语法”的隐喻。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马泰指出：“就像语法的句法将句子的不同元素归结为功能单位，以揭示其意义一样，历史的句法（la syntaxe historique）将时间的不同节奏归结为起源单位，以揭示它们的连续性。马泰还提出，布罗代尔的主要作品建立了基于三个支柱的历史理论（théorie historique）：“每个文明的统一性，其所有表现的完整性以及其特性的持久性，这三个支柱与长时段及超越一系列文明的历史本身融为一体。”沿着马泰的观点，可以说探讨布罗代尔的文明观是考察其历史理论的关键。

在笔者看来，“Grammaire”最常见的意思是“语法”，但也有“基础”“基本原理”的含义，我们或可认为其兼具文明本原之义。这表明布罗代尔关注的不仅是各个文明的发展史，更是文明的本原。他从“作为空间的文明”“作为社会的文明”“作为经济的文明”和“作为集体心态的文明”几个方面分别阐释。“作为空间的文明”，其“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换言之，考察文明无法脱离对“境地”的关注。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介绍了伊斯兰世界的土地、海洋等地理状况。他指出，伊斯兰文明与道路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穿越其沙漠的道路，它就基本上什么也算不上：道路把它连接在一起，并赋予它生命。这些道路是它的财富，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它的文明。”布罗代尔按自然环境将文明分为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与海生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前者包括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后者包括腓尼基、希腊、罗马等文明。

文明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二者存在镜像关系。同时，文明依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条件，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然而，布罗代尔又表明：“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所以，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包括“境地”、心态等因素。布罗代尔指出，每个时期“都有一种集体心态支配着社会的全体大众，强加给社会一种态度，引导社会的选择”，而宗教信仰既是一种集体心态，也是“文明中最强有力的特征”，始终是文明的中心问题。布罗代尔总结的“文明的基本结构”正是由上述因素构成的：

由空间（les espaces）、社会等级制度、集体“心理”(les“psychés”collectives)和经济需求等因素所施加的无尽无休的约束——这些意义深远的影响，起初几乎并未被人们认识到，对当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当代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到它们时，总是把它们看作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理所应当的。这些实在便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结构”（structures）。

布罗代尔指出，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这说明结构具有稳定性，文明的深层结构是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形成的，因而文明具有较强连续性。他认为：“如果对现在文明所遵循的道路、所承继的价值观以及所拥有的经验了解甚少，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这一文明。”可见，当下的文明总是与其历史紧密相关。历史周期的上升与下降，看似造成巨大断裂，其实无法更改文明的底色。在布罗代尔看来，各种文明均是长寿的且基础深厚，不同文明的特性长期存在，尽管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与同化。他指出：“文明最美妙的精华和最罕见的成果容易消失，但文明的老根却不顾寒冬和断裂依然存在。作为长时段的实在，文明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它不断适应自己的命运，它的寿命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集体实在。”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复数文明的阶段正在走向终结”，人类发展走向新阶段。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意味着单数形式的文明概念将会适用于一切文明。布罗代尔反对阿隆的观点，不认为文明将向单数演变，他甚至不愿以单数形式定义文明，认为一切都“突出了文明的复数性”。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趋同，但“我们在长时期内仍然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由此可见，正因为文明的结构稳定，文明的内核或特性不易消失，一种始于启蒙时代的单数文明观念才逐渐式微。

布罗代尔在文明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上有独特见解。以他之见，全世界的趋同发展，使得单数文明似乎在膨胀，然而文明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是深刻而持久的。在西方文明内部，法、德、英、意等各国文明皆有自身特色。主要文明可以分解为次文明，次文明还可分解成更小的因素。例如，法兰西文明同其他国家的文明一样，其内部可以看作是“多种生气勃勃的文明的星群”。

四、相关讨论与反思

布罗代尔倡导的地理历史学和文明观引起了讨论与争议。1947年，在他凭借《地中海》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就批评论文“太偏地理学了”。布罗代尔指出：“人类一直是气候、植物、动物种群、农作物以及整个慢慢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的囚徒。”这样的观点意味着布罗代尔是环境决定论者吗？彼得·伯克介绍了学界对《地中海》的批评，即《地中海》体现了某种决定论，人类成了自然环境的囚徒。在伯克看来，布罗代尔是在广袤的空间和长时段的视野下，高高在上地考察人类事务的全貌，这对于改变历史学家的时空观、构建总体史厥功至伟，但其代价似乎是贬低了人类的重要性。埃里克·杜斯特勒指出，有评论认为布罗代尔的观点创造了“没有人类的历史”，这一愿景限制了个体行为者在过去的能动性，甚至将他们降低到“人类昆虫”的水平。

对于布罗代尔的“境地”研究的评价不应过于消极。在马赫·阿克梯亚看来，空间为人类提供了一些强制性路线，如波尔多地区只适合种植葡萄，人们于是放弃了种植其他作物；但是，布罗代尔的空间概念也显示了人类不断尝试寻找办法以冲破地理环境施加的限制，这也概括了文明史的形成机制。布罗代尔指出，“既是自然形成又是人为制造的境地，并不能预先就决定一切。”他认为：“在我们的地理历史研究中，主要的问题是要仔细衡量人类的能力，设定一个尺度。否则，将无法理解人类对自然境地（le milieu physique）和生物境地的影响，甚至也无法理解境地对人类的影响，因为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由此可见，布罗代尔虽然偏好展现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并未把人类完全视为“境地”的囚徒，而是表明了人在历史长河中与空间的抗争。

布罗代尔讨论周期，是为了研究人类历史中的周期性规律。有论者提出，如果趋势已持续了几十年，或围绕趋势的周期振荡已重复多次并有规律，以至于这种节奏不可能是偶然，那么忽视这些行为是不明智的。1925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呈现复杂周期性运动，布罗代尔显然受此学说的影响。布罗代尔把经济学领域的周期概念应用于更广泛的历史进程，并用周期模型解释集体行为导致的社会变化。他把社会进程中的周期规律与经济条件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每隔50年，世界就会重生，在各个方面甚至深度上都是新的”。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上短时间内的变化是由经济和社会周期产生的。他认为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生活的脉动实际上是“海浪专家”，而历史学家是“潮汐专家”，“赞颂历史就是强调周期性潮汐的重要性”。

根据布罗代尔的认识，应从长时段研究地理、社会和经济现象，揭示其持久性、周期性，从而在历史进程中找到一些有倾向的规律。凭借这种规律性，就可以解释长久以来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机制。然而，他提供的因果解释又是模糊的，其文明发展观的争议在于他强调文明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乔治·古尔维奇说过，‘整体结构（文明）始终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类型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连贯性和可比性其实纯属幻觉’。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或基本合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乐于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又坚持文明交往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

可以说，布罗代尔既坚持文明的本质主义，又倡导文明的交流，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布莱斯·迪法尔认为，布罗代尔将文明定义为抵抗外部影响的力量，这带有一种很强的“本质主义腔调”（un fort accent essentialiste），其文明概念兼具决定论和目的论视角，受到了19世纪末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影响。相较而言，年鉴学派奠基人费弗尔更强调各文明的融合。1950年，费弗尔和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试图证明法兰西民族是通过种族和文化的融合逐步形成的，是一个囊括了阿拉伯人与非洲人在内的多民族混合体，“民族”具有国际属性。他们指出，“一个文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并非由一个民族所垄断……法兰西文明一直远远超出政治法国的界限。”但是，布罗代尔在讨论文明的交流与借鉴时却不忘交流过程中的“抵制”。他说：“实际上，无论是对思想方式、信仰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仅仅对工具的借鉴都存在着抵制。”

结语

布罗代尔相信历史的发展有倾向性规律，历史进程尤其受到地理空间的制约，空间维度的境地与时间维度的长周期最后指向了结构。对他而言，这种结构既支撑着历史，又阻碍历史前行，周期的更替往往伴随危机，这就是对结构的破坏。在布罗代尔看来，似乎不是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人。他不探寻个体的历史，因为个体在结构中微不足道，受控于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他常谈到“人类”，但人类在“境地”与周期面前又时常是渺小的。然而，阿布拉菲亚的著作《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表明，在对地中海史的塑造方面，人类的影响力要比布罗代尔认为的更大。不过，过于强调布罗代尔贬低人类的作用又是不当的，毕竟他也重视人类在空间中反抗地理因素的制约，以及人类与“境地”互动的种种努力。

布罗代尔意识到，经济、人口乃至文化的繁荣与衰退交替而来，如潮汐运动一样自然。对于周期运动的强调使他在“历史进步”问题上有些悲观主义。他在去世不久前表示：“历史就像西班牙的游行队伍，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甚至两步。每前进一步，就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布罗代尔在谈文明时并不悲观，不认为文明会经历诞生、发展和死亡。他声称，遭遇灾祸甚至“末日”的文明，大多数“只是陷入沉睡”，凋谢的只是花朵与果实，“而深固的根柢则历经摧残和严寒而保存下来”。换言之，布罗代尔认为文明的根基具有恒久生命力，文明能穿越时间并战胜时间，其特性不会消弭于历史周期中。此外，文明受“境地”的制约与塑造，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其本质特征。这种本质主义的文明观尽管受到了批判，但它也褒扬了文明的多样性。在具体研究中，布罗代尔提出不同文明的交流增进了文明的活力，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共存，并对现代文明的未来表达了谨慎的乐观。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