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世纪中期，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巨大变化，当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个巨变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其起点是16世纪，而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则是这个巨变的爆发时刻。自此之后，大变局从发生、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了全面推进、深入开展的第二阶段。这个历史变化过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世界贸易的发展，而海上贸易又是世界贸易的主力。因此深入了解16—19世纪中期的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何而来的基础。而16—19世纪中期的中国海上对外贸易，又必须放在全球史的大视野中才能深入研究。因此，经济史和全球史在这个研究中充分融合，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推动这项研究的深入进行。
大变局·经济史·全球史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朝廷重臣李鸿章在给清穆宗的一份奏章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段话在后来的流传中，逐渐变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句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这个说法后来也成为中国史研究中的共识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调。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历史的划分，以19世纪中期发生的鸦片战争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划分线。
从战争规模来看，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在最大战争之列。远的不论，仅把之前发生于1796—1804年的白莲教战争和之后发生于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这两场国内战争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只是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在鸦片战争中，参与战役的清军人数达20万人，军费共2871万两白银。在白莲教战争中，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从16个省征调大批军队﹐耗费军费2亿两。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投入的兵力和花费的军费，更远高于此。从战争的直接后果来看，太平天国战争比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大得多。因此人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太平天国战争而要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作了阐释：“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这段话中说的“与我抗衡”的“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就是新兴的西方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到来，才导致了这个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19世纪大变局的关键是西方的到来。
东汉王充有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谚也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像19世纪大变局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不会是忽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才发生的。
西欧和中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在16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直接往来，彼此交流基本上通过中介。像马可·波罗那样沿着丝绸之路辗转来到中国的西欧人少之又少，而中国人到达西欧的，更是几乎全无。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和西欧之间才有了海上的直接联系。1513年5月，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Álvares）率领的船队来到中国广东珠江口屯门澳，他成为第一个从海路抵达中国的西欧人。他第二年回航马六甲时，除满载中国货物外，也带着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消息。1517年8月，葡萄牙舰长安德拉德（Fernão de Andrade）率领一支由8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护送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者皮列士（Tome Pires）抵达中国。中国和西欧之间的联系，由此变得越来越紧密。因此在16世纪，西欧已经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存在，并用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Cina，称中国为Sina。在中国方面，1602年（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刊印《坤舆万国全图》，在原图总论部分中引述利玛窦的话说：地分五大洲，欧罗巴居其一，其地理范围为“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明了“泰西”一词，用来称呼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与此同时，英语和法语里都出现了Far East和Extreme Orient一词，用来称呼欧亚大陆另外一端的东亚。因此，西欧人和中国人对对方的情况，有了远比过去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与此同时，双方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到了16世纪之后，更是密不可分。因此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追寻现代中国》中指出：“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
中国和西欧的直接交往开始于16世纪，而16世纪正是西欧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西欧的这个变化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作了这样的阐述：“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即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个伟大变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也导致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
受权刊发，选自《明清史评论（第九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张海英 执行主编，中西书局 2024年6月。
这个大变局是由什么推动的呢？由于相距遥远，在16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欧虽然通过征战、迁徙、传教、贸易乃至旅游、通婚、流亡等方式有一些交往，但极为有限，而且基本上是通过中介进行的。到了16世纪，中西之间的直接交往主要通过贸易，而到19世纪中期之后，中西交往才不仅限于贸易，而且通过政治、军事等方式进行，导致上述“大变局”。因此，这个“大变局”与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变局”由贸易引起，并且贸易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发生和发展。
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所说的“简单事实”就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而贸易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四大对象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而贸易是交换的主要形式，因此贸易也是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贸易活动有久远的历史，即如亚当·斯密所说：“交易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历史可能和语言一样古老。”历史上的交易，也就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重大的历史变化都有其经济因素，而贸易正是主要的经济因素之一。因此，要了解“19世纪大变局”为何出现，当然离不开经济史研究。
贸易不仅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交往的重要方式。人类的交往方式有多种，如前面谈到，除了贸易外，还有征战、迁徙、传教、赏赐、贡献、赠与、旅游、通婚、流亡等。但是这些交往方式中，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种。这是因为其他交往方式，或多或少伴有暴力、强制等非自愿和非平等的做法，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突发性、间歇性和偶然性。贸易则不同，贸易是买卖双方的事，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否则交易行为和交易范围也就受到很大限制。交易原则包括正式制度、成文法、正式的社会惯例、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实施手段。这些游戏规则合起来形成交易制度，以约束人们之间相互交易。交易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它们的实施方式构成。交易制度也有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这个发展使交易行为越来越突破各种限制，凸显其平等、普世的特点。因此在历史上人类的交往活动中，只有贸易这种交往可以持续不断并且和平地进行。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贸易是买卖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亚当·斯密说：“两只狗不会用两根骨头进行公平而有意识的交换；也不会用姿势或嚎叫表示什么东西属于自己，什么东西属于对方，并愿意与对方交换。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获得东西时，除了博取对方的好感外，它没有其他能够说服或劝诱的手段。小狗只有向母狗摇尾乞怜才能得到它所期望的食物；家狗竭力做出各种娇态，目的是吸引餐桌上主人的注意，以便能奖赏给它期望的骨头。”中国古人把贸易这个行业称为“商业”，从事贸易的人称为“商人”。“商”这个字的意思之一是商议、商讨、商量。为什么从事贸易要进行商议、商讨、商量？这是因为贸易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中，种田不需要双方商量，农民自己种就可以了；做手工业产品也不需要双方商量，工匠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商业不同，买卖双方必须对交易商品的数量、价格等进行商谈，也就是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共识，交易才能完成。所以相对于人类其他交往方式而言，贸易是最为平等的一种。
由于贸易的上述特点，贸易也成为各地人们持续和和平地进行相互联系的主要手段。美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贸易原理》中指出：“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我们本身，或我们各自的国家而生存，那是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尽管我们能力有限，不能充分理解连结各种事物的这种纽带的性质和目的，然而，我们能够并确实应该研究和探索与我们的彼此互相依赖有关的每个事物，以及我们行为的动机和准则。我们通过这种调查研究发现，不论是我们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欲望，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习惯，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并且确实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一般交往和贸易的原动力。”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的基础，主要就是贸易。
为什么“19世纪大变局”与全球史有关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贸易的发展，把全球主要地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H. McNeil）说：“在1500年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过着农耕生活，所消费的物品很少不是或无所不是当地生产的。只有商人们四处旅行推销货物，他们走多远，市场就扩展多远。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尚处于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最大、最具活力的跨文明市场疆界之外，所以用‘世界体系’这一术语表示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这种关系显然用词不当。真正遍及全球的市场只能兴起于1500年之后；这时世界各大洋开始了正常的航运活动，从而使欧亚大陆世界体系得以涵盖全人类。这一发展进程花了几个世纪，今天才差不多完结。”
1500年之前几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克利夫（Nigel Cliff）指出：“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向东驶入印度洋时，哥伦布却第三次西航，最终抵达了美洲大陆。两位探险家的目标一致，都是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但长期以来，哥伦布那个伟大的错误却一直令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黯然失色。既然我们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东方的世界——现在应当总算可以恢复对二人地位的公正评价。为颠覆伊斯兰教对世界的统治，基督徒发起了长达数世纪的反击，瓦斯科·达伽马的三次航海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们彻底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并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统治时期——西方人称为中世纪和近代——划下了一条分界线。它们当然绝非那段历史的全部，但与我们的选择性记忆相比，它们的意义要重大得多。”斯坦因（Stephen K. Stein）也说：“哥伦布为了寻找一条通往亚洲财富的新路，误打误撞进入美洲，而从欧洲人角度看美洲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相隔仅6年的航行共同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时刻。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社会相对孤立。不同文明只了解他们的近邻和贸易伙伴，就像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了解；但对更遥远的文明（如中国）只有零星的认识。哥伦布、达·伽马以及后来的欧洲探险家和冒险家的航行，前所未有地把世界各国人民联系在了一起。……麦哲伦发现了通往太平洋的海峡，并证明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都是相互联系的。”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则对此作了更好的说明：“对历史学家来说，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其大部分地区在1492年似乎都有了一次明显的转变，却惊人地遭到了忽视。1492年是全球史上独特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最能引起人们遐想的是哥伦布发现了去往美洲的路线——如果有所谓改变世界的事件的话，那么这就是其中之一。它让旧世界与新世界联系在一起，让分离开来的有着冲突、商业往来、传染病和文化交流的文明正式连接起来。它使全球史——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都会影响其他地区，跨洋的思想交流和互动犹如‘蝴蝶效应’一般。它也拉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序幕，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它将美洲人带入了西方的世界，为西方文明平添了诸多资源，也使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的亚洲帝国和经济强国的最终衰退成为可能。”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由地理大发现开创的全球网络，受到这个网络带来的“蝴蝶效应”的影响。而关于这个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很好的说明：“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西欧在这个早期全球化时代在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通过全球网络势不可挡地影响到世界各地，这种影响也扩及中国，从而导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6—19世纪中期的中国海上对外贸易
近年来，随着“丝绸之路热”的不断升温，相关成果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在许多论著中，“丝绸之路”被描绘为一条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贸易大通道，这条通道无远弗届，畅通无阻，世界各地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这条大商道实现无缝对接。然而，这些论著并未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进行深入研究，忽视了贸易研究中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运输成本、贸易伙伴、贸易商品、贸易方式、贸易成本等。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研究而谈论贸易，就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泛泛之谈。
贸易是把一个地方的产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出售，因此贸易离不开运输。商品运输是需要付出成本（即运费）的，把运费摊到所运的商品上，商品的售价就要相应提高。运费高，商品的售价就高，从而竞争力就要降低，甚至因此失去市场，商人做生意赚不到钱，贸易当然也停止了。这一点，古人早已知之。汉朝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运送商品超过一定的距离，运费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贩运就不划算了。
因此运输对商品的销售有重要影响。超过了一定的距离，运费就要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贩运就不划算了。运送商品必须通过运输，而运输有不同的方式，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是决定贸易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讲，采用何种运输方式，必须由贸易要求的服务水平和允许的成本来决定，对国际贸易来说更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以前，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有两种：陆运和水运。
陆运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由于人力不及畜力强，而且人力成本大大高于畜力成本，因此长途陆运商品就只能采用畜力驮运和畜力车运。著名的“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是通过长途陆运运送的，依靠骆驼、马匹和驴子驮载。这些驮畜能够驮载的货物数量、行走速度都很有限，而且人畜一路上都要吃喝，因此沿途必须有能够向商人和驮畜提供饮水、食物和休整场所的驿站、旅店、客栈（caravansary）等后勤设施，商队为获得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当然要付出代价。特别是“丝绸之路”路途漫长，大部分路程在高山、戈壁、沙漠、草原地带，行程极为艰苦，更大大提高了商品的运费，使“丝绸之路”不可能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种“国际商贸大通道”。韩森（Valerie Hansen）说：“丝绸之路贸易经常是地方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即便最热切相信贸易量大而且贸易频繁的人，也必须承认被大肆吹嘘的丝绸之路贸易并没有太可靠的实证基础；……如果说任一时间点上的运载量、交通量或旅行者人数是评估一条路线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丝绸之路可说是人类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说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条路线。”
与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不仅可以运送体积和重量大的物品，而且运输成本低得多。依照彭慕兰和史托克的计算，在明清时期的中国，陆路运输粮食，每公里的运费大约相当于粮食本身价格的1.8%，而煤则为2.5%。因此运粮110华里，运费即与粮价相当。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内河水运的运费大体上为陆运运费的一半甚至更少。
海运的运费又比内河水运的运费低许多。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在《物价敕令》（Diocletian’s Price Edic）中指出，货物海运的费用是陆运的1/27；17世纪的欧洲人也有类似的评估。在中国，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邱濬上疏说：“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载运200吨货物，在“丝绸之路”上需要1000峰骆驼，但用海船来运，只要1艘像1974年在泉州发现的后渚港沉船或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那样的宋代海船就够了。此外，海路运输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即可以绕过一些形势不稳定的地区。海上航行的危险毋庸置疑，但相较于商人带领驼队翻山越岭、穿过沙漠、抵御盗匪抢劫，且沿途统治者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敛、敲诈勒索、“雁过拔毛”，海运更加安全和有效。因此，相较于陆运，海运不仅运输成本更低，而且更安全、更快捷。这些优点，使海运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
（一）贸易伙伴的变化
贸易是买卖双方的事，双方互为贸易伙伴。研究中国的外贸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和哪些国家或地区进行贸易，亦即了解中国的贸易伙伴。
在以往外贸史的研究中，贸易伙伴的问题往往被忽视。在许多人心目中，全世界似乎都是中国的贸易伙伴。这种想法无疑是以今天的情况去想象过去，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众多，包括了世界史上的一些重要地区如波斯（伊朗）、近东、 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东北亚（日本和朝鲜）等，而这些地区对中国产品有迫切需求，因此中国的国外市场广大，不愁没有生意。然而，这种罗曼蒂克的想象是经不起检验的。
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要看这个地区的经济规模和富裕程度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是一个经济规模小的贫穷地区，就没有很大的购买力，从而不能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下面，我们就对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和富裕程度作一简要归纳。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人口规模是经济规模的重要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人口多少，一方面表现了这个经济体有能力养活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大的前提下，人口数量也意味着他们创造的剩余产品的数量。因此，下面我们就从人口规模和人均GDP两个方面来看看上面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
1.波斯
波斯和近东所在的西亚，在世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从自然条件来说，并不很优越。西亚大部分地区降雨稀少，只有一些降水勉强够用的地方有许多河谷与草地适于食草动物生长，但即使是这些地方，也因天然植物稀少，很难长期在一个地区放牧牲畜，因此游牧生活就成了这个地区人类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经济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游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和外界进行贸易。
位于西亚的伊朗高原的波斯，在16—19世纪的世界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在16—18世纪的萨法维王朝时期（1501—1736），波斯人口在400万至900万之间。之后1820年约为650万，而到19世纪末（1891），总人口为900万，其中部落人口225万，占总人口的1/4。丹尼尔（E. L. Daniel）的研究指出：波斯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个世纪以来，生活是如此难以置信地艰苦，并且实际上毫无改善。他们散居在许多偏僻的、通常是孤零零的小村庄之中，这些村庄的居民人数一般在500—1000。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挣扎在生存线上。因此，波斯不仅人口不算多，而且富裕程度也不高。
2.奥斯曼帝国
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是近东历史上疆域最广大的政治实体。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Kanuni Sultan Süleyman, 1520—1566在位）时代处于巅峰时期，领土达到450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却只有1400万，1700年为1580万，1820年为1860万。和波斯一样，奥斯曼帝国境内大部分地区也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物产贫乏，经济落后。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之前已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1500年的水平。
3.东南亚
今天的东南亚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东南亚人口却很稀少。1600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人口合计不过2200万，其中3个地区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的人口，安南约为470万，暹罗为220万，缅甸为310万。整体而言，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丰富的自然资源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因此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直到18世纪，由于大量中国移民的到来，这里的资源才得到有效开发，东南亚从而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4.印度次大陆
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历史上人口众多，经济也比前面几个地区发达。在1700年和182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分别达1.68亿和2.09亿，而1700年和1820年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4.4%和16.0%，人均GDP为550美元和533美元。从人口、经济规模和富裕程来说，印度次大陆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在19世纪中期以前从未统一过，而且不断受到来自中亚的游牧人的入侵和占领，这个地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16—19世纪，统治北部的莫卧儿帝国是印度次大陆最大的政治实体，但该帝国没有人口统计数字，其中比较可靠的人口数字是统治族群穆斯林的人口，只有1500万。该帝国和南部诸多信奉印度教的国家彼此对立，经常交战。由于广大的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松散，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是沿海地区，特别是信奉印度教的诸邦国。这些邦国都不是很大，出产有限，对海外商品的购买力也受到局限。它们进行的海上贸易，有很大部分是转口贸易，并非都是本国的消费所需。直到英国统治建立后，印度次大陆才统一了起来，内部各地区之间正常贸易的网络也才建立起来，这使广大内地的产品能够进入海外贸易，印度次大陆从而也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5.日本
与上述地区不同，东亚的日本，自16世纪以来，各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日本的人口在1500年已达1540万，1700年达2700万，1820年达3100万。欧洲第一人口大国俄罗斯帝国，1550年人口大约1100万，到了1600年也才达到1300万至1500万。日本的人均GDP，在1700年为570美元，略低于中国而高于印度；1820年为669美元，比中国高出11%，比印度更高出32%。与此相对照，东南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今印度尼西亚，这3个年份的GDP分别为日本的79%、49%和53%。面积辽阔的整个西亚地区（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这3个年份的GDP则分别为日本的135%、80%和74%。日本由于人口和经济体量都十分可观，因此也拥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此外，日本在16世纪发现银矿，到了16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到1/3，鼎盛时年产量高达200吨，成为世界上主要产银地之一。这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购买力，日本从而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6.西欧
16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欧没有直接交往，因此也没有双边贸易。到了16世纪，双方的贸易开始了。而在16世纪及其后的3个世纪中，西欧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发展迅速，成为强大的经济体。从1500年到1820年，西欧人口从5730万增加到1.38亿，远远超过中国和印度之外的任何地区。而在这段时期中，西欧的经济成长速度更快，因此西欧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820年的GDP人均分别为774美元、894美元、1024美元和1232美元，分别为同期中国的129%、149%、171%和205%。换言之，西欧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
在西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是荷兰和英国。荷兰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820年的人均GDP分别为754美元、1368美元、2110美元和1821美元，分别为同期中国的126%、228%、352%和304%。而英国在17、18世纪出现了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英国的人均GDP，1500年为762美元，1600年为1043美元，1700年为1405美元，1801年为1931美元，1820年为2121美元，也大大超过中国，而到了1870年，更飙升到3487美元，为中国的580%。
以荷兰和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由于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富裕程度迅速提高，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而且具有大量购买中国商品的支付能力，因此成为这段时期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7.美洲
16世纪之前，中国和美洲没有贸易。从16世纪开始，中国和美洲的贸易迅速发展，美洲也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西属美洲白银的发现和开采，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美洲的银矿中，著名的玻利维亚波托西（Potosi）银矿从1545年开始开采，墨西哥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瓜纳华托（Guanajuato）的银矿则分别在1548年和1558年开始开采。这些银矿的产量迅速增加。在1581—1600年间，仅波托西银矿，每年生产白银就达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秘鲁和墨西哥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这些白银大量输往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中国的外贸在16世纪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的贸易伙伴从传统的亚洲国家或地区，转向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7世纪是荷兰，18世纪是英国，到18世纪末，是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18世纪后半期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段时期里，中英之间的贸易总额相比之前增加10倍以上。当时欧洲到广州贸易的国家有荷兰、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等，所有这些国家的输华总值连英商输华值的一半都不到，自华出口者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敌过英国。1784年，英国把茶叶的进口税率从119%减至12.5%，以茶叶为主要内容的自广州出口的货值立刻大为增加，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就都低落得毫无地位可言。而美国从1784年开始有商船来华，到了19世纪逐渐获得仅次于英国的地位。
广州十三行
通过以上简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6—19世纪中期的3个半世纪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是荷兰、英国和美国，以及荷兰、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此外，在16、17世纪，日本也一度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由于贸易的迅速扩大，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而这种紧密的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以致最后出现中国的第一贸易伙伴——英国——和中国因贸易而发生战争的情况，这次战争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爆发开端。
（二）出口商品的变化
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任何一种商品，都取决于国际市场对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在供给方面，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必须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在数量、质量、价格、审美观和心理偏好等方面的需要。在需求方面，消费者必须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和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支付手段。此外，还需要合适的运输方式和运输能力，以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够接受的费用和时间完成商品交付。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商品交易才能较为持久和具有规模地进行。
16世纪之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丝货和陶瓷，主要购买者是传统的贸易伙伴。到了17世纪，茶叶和棉布先后进入重要出口商品之列，而主要购买者是西欧和美国，以及西属美洲。
1.丝货
18世纪之前，中国丝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日本。李明珠（Lillian Li）估计，经葡萄牙人之手转卖到日本的中国生丝，每年达4000—6000担。山胁悌二郎估计，荷兰人输到日本的中国生丝年，每年达20万斤。另外据估计，每年至少有3000—5000担中国生丝进入墨西哥。根据另一估计，墨西哥每年输入的中国丝有10000—12000包，即约8000—10000担。
1831—1833年，世界上最大的生丝消费国是英国和法国，生丝消费量分别为1550吨和1522吨。到了1874—1876年，最大消费国为法国（5194吨），其次为英国（834吨），再次为美国（492吨）。法国本身就是产丝大国，所产生丝是中国丝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丝的主要购买者是英国。英国生丝进口量从19世纪初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1857年到达顶峰，进口量高达1200万磅，成为中国生丝的最大主顾。随着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丝生产的发展，中国丝在海外市场上日益削减。到了1820—1824年，中国丝在国际丝贸易中所占比重仅为11.9%，远低于意大利的65.7%和印度的16.6%。
2.瓷器
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瓷器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东部地区。这些地区经济购买力不高，因此中国瓷器出口数量有限。到了16世纪，中国瓷器的亚洲市场进一步扩大。17世纪中国输出的大量瓷器中有相当部分是卖到日本的。1635年就有4艘荷兰商船从中国台湾贩运13.5万件中国瓷器到日本，1637年，中国商人贩运75万件瓷器到日本。在东南亚，据统计，巴达维亚每年进口的200万件瓷器里，其中大约120万件（总数的60%）进入东印度群岛的地方市场，40万件由公司销往欧洲，剩下20%为个人拥有。1605—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往荷兰销售，还载运了大约500万件中国瓷器至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运销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各岛屿的中国瓷器数量还不在内。1636年运销印度尼西亚各岛屿的中国瓷器总数达379670件。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红狮”（Roode Leeuw met Pijlen）号抵达广州，购回瓷器约9227件，开始了与中国的瓷器贸易。此后，荷兰购买的中国瓷器不断增多，1636年达到高峰，为487911件。据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英、法、奥等国商人也开始积极插手参与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进口中国瓷器的数量日益增加，规模不大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50—1755年间进口中国瓷器1100万件，丹麦第三贸易公司1760年的华瓷订单也达328万件。而在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瓷器贸易中，英国逐渐取得首要地位。英国从中国购买瓷器始于1700年。1712年之前，英国商船从中国回航时所载货物总额中，瓷器占到20%，不过总量还不很大。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中国瓷器即已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
但是，由于瓷器制造业在德国、法国等国的兴起，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的销售量也日益减少。这时美国成了中国瓷器的大主顾。1792年由广州出口到美国的瓷器达1492担，英国400担，法国180担，美国成为中国瓷器出口的第一大国。据估计，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大约有数百万件中国瓷器运往美国各地。不过，就总的趋势而言，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在不断下滑。依照海关统计，186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25108179海关两，瓷器仅占0.11%。之后有所升高，到1887年达到最高，瓷器进出口贸易总价值为1 358 679海关两，海关各种货物的进出口总价值为188123877海关两，瓷器贸易占0.72%。由此可见，在19世纪，瓷器已经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了。
3.茶叶
16世纪之前，没有中国茶的出口的记载。到了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开始进口中国茶叶。其中荷兰是最大的茶叶进口国，其茶叶输入总量约为2万担，是英国茶叶总输入量的20倍。18世纪输入茶叶的国家增加了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在所有国家中，英国居于首位，输入总量为400万担，约占中国茶叶总输出量的45%、欧洲输入量的50%。如果加上走私的数量，英国进口的中国茶总量，超过欧美各国进口的中国茶总数的70%。荷兰是中国茶叶的第二大进口国，总输入量为178万担，占中国茶叶总输出量的20%、欧洲输入量的22.3%。俄国输入茶叶733881担，占中国茶叶总输出量的8.26%。美国开展茶叶贸易较迟，输入155360担，占中国茶叶总输出量的1.74%。法国、瑞典、丹麦共占欧洲输入量的17.9%，占中国茶叶总输出量的16.1%。19世纪时，英国称霸茶叶外销市场，美国和俄国次之，其他国家基本退出茶叶贸易活动。在19世纪头40年中，英国输入茶叶9876882担，占中国茶叶总输出量的66.78%；美国输入2860455担，占19.3%；俄国输入1737855担，占11.75%；其余为丹麦、瑞典、南洋诸国分享。
1760年，英国进口的中国茶的贸易额超过了印度棉布，跃居英国亚洲贸易的首位。英国也成为全世界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法国人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在1784年出版的《一个法国人的英国之行》中写道：“在整个英格兰，喝茶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们可以一天喝两次，尽管价格不菲，最下等的农民也像阔佬一样一天喝两次茶；茶的总消费量是惊人的”，“据估计，一个人，不管男女，每年平均消费4磅茶叶。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4.棉布
中国的棉布出口始于明代，出口棉布主要产于江南。从16世纪起，葡萄牙人便将江南布销往欧洲、美洲、非洲及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后来英国人将其称为“南京布”（Nanking cloth，也作Nankeen）。因为英国长期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因此这个英语称谓也流行开来。南京布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棉布，西方购买的中国棉布也基本上是南京布，尽管后来广东生产的棉布“广州布”也有相当数量的出口，但由于广州布洗后容易褪色，东印度公司更倾向于购买南京布。因此江南生产的“南京布”是向西方出口的棉布的主体。1764年，各国商船共购买南京布60917匹，其中荷兰购买15000匹，法国11510匹，丹麦26400匹，瑞典8000匹；而在1765—176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整个贸易季度购买南京布18000匹，已是南京布的第二大进口国。176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南京布20000匹；之后到了18世纪80年代，公司经常性地每年贩运中国土布2万匹到英国；这个数量到19世纪初扩大到20多万匹；英国成为南京布的最大进口国。英国之外，美国也成为南京布的大买家。1795—1810年间，在有数据的15个年头中，总数达到12715700匹，每年平均847713匹，15年中有12年超过英国，同时期英国每年输入322653匹，美国是英国的将近3倍。在这15年中，美国商船大约输出了南京布输出总量的整整70%。总体来看，1786年欧美各国在广州购买的南京布达372000匹，1795年为1005000匹，1798年达到2125000匹。在1786—1833年这48年中，总数高达44622739匹。在所有国家中，英国和美国是最主要的买主。
（三）进口商品的变化
中国的进口商品，在16世纪以前主要是以“香药犀象”为代表的产品。到了宋代，海上贸易有重大发展，进口商品的种类也大大增多。黄纯艳将宋代进口商品总结为五大类。1.珍宝：金银、象牙、犀角、珊瑚、玳瑁、翠羽、玛瑙、猫儿眼睛、琉璃等。2.香料：沉香、乳香、降真香、龙涎香、蔷薇水、檀香、笺香、光香、金颜香、笃耨香、安息香、速香、暂香、黄速香、生香、麝香木等。3.药材：苏木、阿魏、肉豆蔻、白豆蔻、没药、胡椒、丁香、木香、苏合油、血碣、脑子、鹿茸、茯苓、人参、麝香等。4.日常用品：吉贝布、番布、高丽绢、绸布、松板、杉板、罗板、乌婪木、席、折扇等。5.军事用品：硫黄、镔铁、日本刀、皮货、筋角等。其中香料和药材（即“香药”）是最重要的，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香料之路”。到了16世纪，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万明比较明初和16世纪中期进口商品品种，得出结论为：第一，进口的东南亚商品的变化不大。明初在东南亚海上贸易具有的远距离奢侈品贸易性质，在16世纪中期的商品输入上仍体现得很明显。第二，16世纪中期进口的日本商品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白银大规模输入成为主要特征。在此之后到19世纪前半期，中国进口商品的种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进口商品主要为稻米、棉花、木材和有色金属等产品，后来是鸦片；来自欧美地区的主要商品是白银，更晚一些又加上棉布等工业产品。
1.香料
依照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中国帆船从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巴达维亚输出的货物，主要有胡椒、檀香木、牛角、象牙、香料、食用燕窝、海参和大量的白银，其中胡椒的销售量最大。从1637年至1644年，每年有800吨至1200吨胡椒输往中国。1644年，总共装载有3200吨货物的8艘中国帆船抵达巴达维亚。据范·勒尔（J. C. Van Leur）估计，每年船运到中国的胡椒数量最多是2000吨，约占印度尼西亚胡椒总产量的5/6。入清以后，仍有大量东南亚的香料输入中国，1775年，广州市场上有约2584担来自明古连的胡椒；1807年，运到广州的明古连胡椒价值9.28万两白银。1801年，广州交易的安汶丁香有1000多万磅。到1810年，亚齐的胡椒产量达到400万磅，其中大部分最终运到了中国。但是香料在中国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已经大为下降。
2.稻米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从越南、暹罗和吕宋这3个主要产米国进口米谷。道光十一年（1831）的米谷进口总数约为3900吨。如果加上“走私”的米谷，总数要大得多。除了越南、暹罗和吕宋之外，甚至印度的稻米也进入中国。嘉庆十一年（1806），从印度各港来了三四十只港脚船，载来米约40万石，造成广州米价的大幅下跌。
3.铜
木宫泰彦指出：清代铸钱，每年要用铜料一千数百万斤。这些铜料，在清初全靠国内供给。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禁海以后，铜料大部分取之于外洋，被称为洋铜，洋铜几乎全部来自日本。1701—1710年，日本铜年均产量为5340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年均运走912吨，中国船年均运走2930吨；1711—1720年，日本铜年均产量为5340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年均运走609吨，中国船年均运走1904吨；1761—1770年，日本铜年均产量2873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年均运走554吨，中国船年均运走1154吨；1771—1780年，日本铜年均产量2702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年均运走559吨，中国船年均运走897吨。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铜，大部分转卖到了中国。
4.白银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有名的《白银资本》中，对16—19世纪世界白银的产量和流向作了一个简单总结，他指出在16世纪，美洲生产了17000吨白银，几乎都被运到欧洲；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分别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运到欧洲的白银，17世纪和18世纪合计81000吨。欧洲获得的白银，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在1800年以前的2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中亚地区和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其中中国获得的大约占了一半。
5.棉花
中国本是产棉大国，但是到了清代中期，由于棉布出口规模日益扩大，国产棉花供不应求，因此开始进口，主要来源是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8世纪开始，就把印度棉花作为中英贸易中英国的出口商品。印度棉花在中西贸易中取得决定性地位是在18世纪70年代。广东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1784年以前不过2万担，1792年达到15.59万担，1800—1804年跃升至近20万担，之后回落，到1816年又攀升至40万担，1825—1829年至42.94万担，1830—1833年至45.38万担，1840年为50万担，而至1841—1849年更多达60万担。换言之，至迟到1816年，广东进口的印棉量已达到松江棉纺织业的用棉总量的水平。
6.鸦片
中国的鸦片进口始于明末，大约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鸦片也随之传入。到了清代，吸食者增多，引起朝廷重视。雍正七年（1729），清朝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道禁鸦片法令：“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但是因为禁止不力，鸦片进口不断增加。到了1820年，鸦片成为中国第一大货值的进口商品。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了《鸦片贸易史》一文，对中英鸦片贸易史作了很好的总结。他写道：“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给天朝帝国输入鸦片的商人。……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无效的鸦片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鸦片年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印度的贸易开放了，……大大推动了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而1824年达12639箱。……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据统计，1795—1840年，英属印度主要城市加尔各答输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是鸦片，占总额的64.4%；其次是棉花，占总额的27.6%。在另一个主要城市孟买，1801—1839年，输华货物总额中棉花占49.7%，鸦片占40%。1820年，鸦片超过棉花成为印度输华第一大货值的商品，至鸦片战争前夕，英国统计资料表明，其对华贸易中，中国对于棉花年均进口值500万元，中国茶叶年均出口值为945万元。如果不加上鸦片的进口，中国仍将保持顺差，但是加上鸦片，中国对英国的贸易的格局就改变了，因此鸦片成为19世纪英国对华贸易的基石。1838年清政府实行严厉禁烟政策后，英国即发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为结局，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英国则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马克思写道：“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