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阈下当代中国学生海外留学潮的兴起
——以赴美留学生为中心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日臻完善的留学生派遣政策，同时又与各国积极合作，为中国学生架起了留学海外的桥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费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流。各国争夺优秀生源的激烈竞争，为中国学生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学生与各国高校的双向选择中，彼此互为市场，各取所需，形成了中国学生留学国别的多元化格局。欧美发达国家旨在吸引人才的政策，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留学生学成后不归。在向移民转变的过程中，留学生必须通过各国移民政策与就业市场的双重过滤。这种发生于国家、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多重互动，既是对国际学界唱衰国家主权学说的否定，也是诠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有效维度。
关键词：中国留学生 自费留学 美国 全球化 跨国史
1979年中美两国的邦交正常化，不仅再次打开了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大门，也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随着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与日俱增，其身份的多样化与留学国别的多元化特征也日益凸显。到21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多个国家留学生的主要来源。面对这种格局，学界解说层出不穷，但从中国角度论述的成果不多。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学生的留学动机时，强调其经济与社会价值和对留学者跨国就业的意义。有学者用“地理流动性”概念，重描海外留学的经历与人力资本的转化过程。还有学者对中国政府吸引人才的政策进行分析。有些研究在探讨留学生归留原因时，对国际学界流行的“人才循环”说提出质疑。只有个别研究探讨了1980年之前华人女性赴美留学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有些理论性研究无法解释中国人海外留学潮兴起的历史逻辑，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其主权已不复存在，因为它被资本主义的跨地域发展所冲垮。因此，“现代国家也已失去了单方面实行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人才循环”学说的创始者认为，留学生等科技人才通过各种市场运作形式，将美国的技术带回母国，抹杀了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监控作用。有的跨国主义理论成果在淡化国家作用时认为：“国际移民实际上是听从市场的力量。”因此，受市场支配的人力资本正在冲破民族国家边界，服从全球导向的工作场所。“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国际研究人员，可能在与其他国家有巨大而深刻关联的另一个学术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简言之，上述凸显市场而淡化或忽略国家主权作用的逻辑，无法解释数十年来中国留学生潮兴起的历史。因此，笔者以全球为视阈，以美国为焦点，运用跨国史研究路径来揭示中国学生海外留学潮的兴起过程，在凸显中国与外国政府铺路搭桥作用的同时，诠释中国留学生作为一种市场资源形成全球格局的过程。
回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海外留学史，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公派留学生身上，而且也惠及自费留学生。例如，政府元素贯穿于19世纪末百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始末。在20世纪上半期，利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资金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费用，则是政府间合作的另一个标志。当然，这些学生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前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全部。在1850—1953年，除赴美留学生（1.37万人）外，中国还向日本（1901—1939年）派遣了1.2万名学生，向德国（1907—1950年）派遣了3500人，派遣到法国（1907—1950年）的也不少于3000人。相比之下，留学英国（1911—1949年）的中国学生较少（2500多人）。
19世纪末幼童赴美留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余年间，虽然中美关系中断，但在美国的官方统计和学界成果中，仍频频出现“华人学生”字样，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华人，还有一部分是在1949年之前跟随父母经由台湾或香港赴美的大陆华人，以及同期从东南亚进入美国的华人。不管是公派留学还是自费留学，他们能在冷战时代赴美留学，都必须通过派遣方和接收方政府设立的重重关卡。其间，尽管中国政府不能向美国派遣学生，但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步伐并未停止，留学国别中既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部分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1956年中国政府分别向印度（12名）和埃及（7名）等国派遣了少量留学生。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在目的地上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以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为辅的留学生派遣政策并未改变。在1961年的300名公派留学生中，有260人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向亚非拉国家派遣了26人，另有14人被派往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影响力的扩大，与中国交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增多，因而向其派遣留学生人数明显增加。例如在1964年，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覆盖了五大洲38个国家，其中除苏联、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2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被提上议事日程，各条战线上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遂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中国政府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建构了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框架，其要者可概述如下： 其一，按照邓小平在1978年6月23日的讲话精神，公派留学的重点是能够跟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步伐的理工科专业。通过考试选拔方式，第一年派遣人数3 000人左右，之后逐年增加。这种以理工科专业为主导，以能源、材料、计算机、激光、空间技术、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等前沿技术为优选方向的方针，表明了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科结构和未来走向，因而在1978—1980年，理工科专业留学人员的占比平均在90%左右。其二，从留学国别看，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逐渐减少，而派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日渐增多。这一战略性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国际空间大为拓宽，而且学习并追赶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政治意图也十分清晰。在1978—1979年的出国留学生中，前往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的人数超过2840人，占这两年出国留学人员的95%。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与上述各国扩大合作，留学生规模均有增加，其中向联邦德国派遣的留学生超过了3000人。这些变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也决定了之后中国学生留学国别的基本格局。其三，明确了高校作为优先服务的重点对象。1978年教育部文件规定，留学生选拔必须综合考虑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需求，优先关照理工科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需求，其生源比例不少于派出总人数的60%。学生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教育部从1979年开始逐渐增加了派遣攻读学位的学生比例，其中本科生占比保持在60%—70%之间，研究生和进修生占比分别保持在15%到20%之间。此外，为保证学生的外语水平能满足留学需要，教育部在北京、上海和山东等地的高校分别设立了出国培训服务部或留学预备学校，为选拔合格的人员提供一年的外语训练。其四，鼓励自费留学。凡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学生，若国外亲属能解决其留学费用，且能得到所在国入境许可，就可以申请自费留学身份。因为“自费留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又节约国家外汇，又简便”。面对申请者人数的快速增长，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七个部委的意见，同意停薪留职者申请出国留学，其留学期间的一切费用均由本人自理。他们在回国前的岗位工资和工龄等问题，与国内在职大学生和研究生同等对待。年以后，关于自费留学生出国申请、回国探亲、回国后的就业和工资待遇等问题，中央在政策上都做了缜密安排。上述有福利性质的规定显然是鼓励学生将来回国服务，同时也表明政府在探索留学生派遣方面循序渐进，注重实效。
北京市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的通知
其五，在1986年5月和12月的两份文件中，中国政府做出了三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1）鉴于国内高教事业已走上正轨，教研水平明显提高，所以，研究生培养将以国内为主。从1986年起，除语言学和个别特殊学科外，一般不派遣大学本科生，适当减少派遣硕士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名额，积极探索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的途径。（2）在选派留学人员时，各地将基础与应用学科并举，在注重应用学科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展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需要”。（3）将公派留学人员划分为国家和地方两类，多数留学名额将被分配到用人单位，小部分由国家统一掌握。虽然上述素描不足以充分展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为选派留学生而殚精竭虑的全部事实，但足以表明：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中国政府已建构了日臻完善的学生出国留学的政策体系。它不仅对未来中国人留学海外具有指导性作用，而且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又与国内人才培养的战略相结合。这种内外兼修的政策实践，标志着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一体化制度的形成。
在当代中国留学生史上，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政府为中国学生打开留学美国的大门。一方面，美国在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等领域是超级大国，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优秀的学位计划”；另一方面，美国是全球接受国际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其国际留学生人数从1979年的近29万人增至2000年的50万人，2017年又跃至120万人的高度。从“二战”后美国接收国际留学生的历史看，政府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中国在与美国建交前，已经积累了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经验，在思想上、心理上和制度上做好了与美国合作的准备。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两国民间交流活动已开启，但对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是1979年《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随后，中国政府制定的各项激励性措施相继出台。1979年7月至10月下旬，中美经过反复磋商，就双方派遣留学生的数量、选拔程序、接收留学生的高校等细节问题达成一致。中国将在1978—1979年向美国派遣500—700名本科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也准备接受来自美国的6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对于中国学生英语水平低下的问题，美方同意派遣一些英语教师来华进行培训。上述措施的制定与落实“为两国之间进行科学、技术和教育交流开拓了广阔的前景”。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也认为，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标志着“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吉米·卡特在美国白宫签署《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笔者重描中美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并非要否定非官方的作用，而是要强调其补充而非替代政府的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美籍华人的作用具有锦上添花之功效。1979年中国政府酝酿赴美留学决策时，美籍华裔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就致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建议中美两国高校联合招考赴美留学生，被录取的学生将由哥伦比亚大学提供资助。此后，李政道不辞辛劳，穿针引线，促成双方在1980年签订了《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项目》，先后有15名中国学生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录取。尽管彼时美国各地高校在招收国际留学生方面各自为政，“彼此存在各具特色的决策模式”，但是各校之间的竞争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众多机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等知名高校纷纷表示，希望借鉴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招生的经验。在多方支持下，每年赴美留学的物理专业学生人数从1980年的114人增至1986年遍布美国近百所大学物理学专业的700人。更重要的是，美国高校物理学专业在中国招生的成功故事，引起了美国高校其他华人学者的兴趣。1981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在致中国教育部的信中表示，愿意将李政道博士为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模式引入美国高校的生物学专业。他望每年在中国选拔80名优秀学生赴美40所名校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专业留学，每名学生在读期间将享受每年5000—7000美元的资助。同年3月初，哈佛大学化学系多林教授也建议美国50多家高校的化学系招收中国留学生，并为其提供奖学金。在多林的努力下，美国有20多所高校录取了来自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等11所高校化学专业的40名优秀本科毕业生赴美深造。后来，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也效仿此举，在1982—1987年间招考了六届赴美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旅美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也从1982年开始，每年选拔10名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赴美留学。与此同时，由美籍华人创设的李氏基金会（The Li Foundation）也从1981年开始，每年为赴美留学生提供共计50万美元的奖学金。香港环球航运集团监理会主席包玉刚也在1983至1992年间多次捐资，帮助179名留学生分别赴欧美14国留学。上述“八仙过海”的招生和资助方式开启了当代中国学生留学的新模式，留学生的人力资本结构因此被赋予了跨国复合体的色彩。中国留学生愿意赴美留学，源于多种因素。首先，在较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高校深造机会以及毕业后的就业收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据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调查，外国留学生优选美国，主因是美国的教育机会（27.4%）、在读期间和毕业后的就业机会（29.2%），以及优越的科研设施与环境（30.1%）等。获博士学位后移民美国的主因是子女的教育机会（38.1%）、就业机会（21.3%）和科研条件（35.6%）。这种结果与2010年中国学者的调查结果颇为相似。多数受访学生认为，出国可以选择国内缺乏的专业，或是国外办学质量较高，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更强；出国可以开拓国际视野，或通过留学后移民，改变人生轨迹。2017年一些美国学者在对美国部分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后又来到中国，对被调查学生的家长进行访谈，结果与上述两项调查结论大同小异。虽然学生留学的原因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但它与中国融入全球化后，国人对外在客观世界认知的多元化趋势是一致的。从美国看，其政府为吸引国际留学生和科技人才精心构建了完整的政策体系。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作为中美人文和科技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好与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教育从冷战时期注重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向商业服务出口的转变相重合，其意义在于：中国留学生作为一种国家和教育市场的双重资源，其区域和国别流向与配置，既要受到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政策性协议框架的制约，同时也将受到具有商业性质的国际竞争影响。在此前提下，从1990年起，美国政府通过颁布《1990年移民法》等重要法律，不断扩大吸引外籍临时科技劳工的H类签证计划，使其年度限额从每年的6.5万人增至19.5万人，并为国际留学生设立了一个每年2万个限额的抽签计划。2004年，美国国会还为F—1签证的国际留学生设立了“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它允许在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在美工作三年。到2016年，参加该计划的国际留学生累计超过147.4万人，超过了同期参加H—1B计划的人数（147.3万人）。在2017年参加“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的22万国际留学生中，有7万多人来自中国。这表明美国的人才吸引政策对国际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最后，中国学生勤奋好学，给美国学者留下了良好印象，因而他们也愿意招收中国学生。有美国学者调查后认为：“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和管理者常常提到与中国开展学术对话的经常性动机是，培养中国最聪明、最富有理想、勤勤恳恳攻读研究生学位的高材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发的人才资源。若中国研究生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到美国深造，这些学生绝对都是最优秀的。”美国欢迎中国学生的氛围也成为吸引中国留学生的诱因之一。
如果说中国与各国政府通过官方协议，打开了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大门，那么，已融入全球化轨道的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在为争夺优秀科技人才和留学生而不遗余力。对于自费生而言，他们与各国高校之间互为双向选择的市场资源。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招生广告，学生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语言类型、专业技能、留学国家的签证政策、奖学金、学习条件、就业机会以及毕业后的移民前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选择自己的去向。首先，从国家角度看，政府公派对留学生国别流向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的20多年间，中国分别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关系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历史中得到验证。这种模式在中美建交之后还在延续。1978—1987年间，中国向70多个国家派遣了五万多留学生，其中除三分之二在美国读书外，其余分别流向苏联、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数十个国家。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学人留学的国别多元化基础还是中国与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费留学生逐渐撑起中国人海外留学的一片蓝天。这种剧变得益于中国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产阶级家庭子女遂成为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主体。在2000年出国留学人员（3.89万人）中，自费生占比逾82.8%。此后自费留学生占比一路飙涨，到2010年占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总数（191.13万）的91.3%。一方面，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学生比例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34%，表明中国赴海外留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精英向21世纪知识和财富精英并举的转变；另一方面，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呈多样化趋势。一些外国高校、经贸和金融机构、跨国企业集团也纷纷资助中国人出国留学。一位英国学者在2021年的调查显示，月收入超过2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家庭中，65%表示支持子女留学。这种水涨船高的趋势预示着中国作为国际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前景十分广阔。此外，中国学生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费留学，其人数之多刷新了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历史。据统计，在1872至1978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人，而在1978—2000年的22年间，累计有34万中国学生负笈海外。进入21世纪后，许多人把出国留学作为提高竞争力的一种方式，每年出国人数从1999年的约2万多人跃至2005年的11.85万人，留学总人数在2006年突破百万大关。尽管2008年美国爆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但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热情不减，从2008年的17.98万人增至2011年的33.97万人。总之，从1978到2011年，中国向海外输出了224.5万留学生。至此，中国人海外留学的高潮已经到来，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从中国留学生的国别流向看，去往美国的人数是最多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是美国国际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来源国。据统计，从1978到2008年，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一直保持在5万人左右，此后又从2008—2009年的10万人跃至2017—2018年的37万人，超过了当时排在第二到第五位的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赴美留学生人数的综合。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并非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唯一选择，因为美国也存在一些排斥性因素。例证一，美国是全球高校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一。据2007年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全日制四年大学中，公立高校的学费增长了118倍，私立高校增长了1倍。美国公立大学每名学生年均交纳的学费达4587美元，略低于澳大利亚（5289美元），但远远高于加拿大（3267美元）、新西兰（2583美元）和意大利（983美元）等国家。在私立高校，每名本科学生年均缴纳的学费高达1.77万美元，低于英国的1.79万美元，但高于澳大利亚（13420美元）、新西兰（3075美元）、意大利（3992美元）、葡萄牙（3803美元），捷克（3449美元）和荷兰（4565美元）等国家。对于经济条件捉襟见肘的学生而言，他们只能选择学费较低的国家。 例证二，入境签证和国内社会环境对学生的选择也会产生影响。例如在“9·11事件”后，美国一方面发动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长达近20年的战争，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国内公共场所安全和国际留学生的管理。尤其是2002—2007年间，美国对留学生签证极其严格的审查，导致学生签证申请程序更加繁琐冗长，拒签率在一年之内跃升至27.4%的高度。尽管拒签率从2003年的25.3%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20.1%，但在2007年再度升至24%。上述政策“营造了一个不欢迎的氛围”，抑制了学生赴美留学的积极性。恰好在这几年间，英国和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人数骤增，极大地冲击了美国长期独步天下的格局。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发展中国家招收国际留学生之多，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在2009—2019年间，孟加拉国的国际留学生增长了205%，尼日利亚增长了114%，越南和巴西也分别增长了90%和83%。例证三，2016年以来，美国的反华政策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自由放任措施，导致赴美留学签证的申请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再加上美国枪支犯罪的泛滥和仇亚情绪蔓延等问题，极大地挫伤了多国特别是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热情。2019年，70.35万中国学生奔赴海外，其首选地是英国而非美国。到2021年，在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累计达21.6万人，比2019—2020学年增加了14万人。
新冠疫情期间亚裔美国人面临更多歧视
此外，其他因素也影响了学生的国别流向。有资料显示，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研发资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越高，吸引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就越多。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合组织成员国都把国际留学生纳入科技人才吸引的范畴，并为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和移民入籍提供便利。另一个例子是，当2011—2014年英国限制了国际留学生的就业许可签证后，赴英国的印度学生当年就减少了50%，而前往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印度学生分别增长了70%和37%。正是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跨国流向呈多元化格局，其流向大致分为三类：（1）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地，其人数从1999年的不足10万人增至2016年的50万人以上。（2）第二个热点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人数从1999年的约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9万人左右，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2016年。（3）欧洲中东部、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是中国留学生最少的留学区域，数量1万人左右。再从具体国家看，在2015—2016年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国际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的人数和占比均列第一位，而在俄国、芬兰、瑞典和荷兰等数十个国家的留学生中分别排在第二至第四位。在亚太地区，尽管中国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但具体人数差别甚大。例如，中国留日学生在1999年约为2.5万人，在2006年之后始终保持在8万至10万左右。2002年，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过2000人，但在2010年之后始终在4万左右。可是，在马来西亚，中国留学生只有1万人，而在2010—2012年的泰国最多也不过9000人。不言而喻，上述格局是全球范围内，国家、高校和个人之间双向或多向选择的结果，而中国留学生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
自申获出国护照和入境签证后，留学人员便开启了留学生涯。无论是访问学者还是攻读学位的学生，他们完成学业后面临的抉择之一，是作为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一方面要满足自己在收入、职业发展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要与愿望，另一方面又必须满足相关国家移民政策中的法定条件。就业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是欧美发达国家衡量外来科技人才是否达到法定移民标准的要素之一。关于就业市场与主权国家权力之间的逻辑关联，著名英国学者苏姗·斯特兰奇提供了很好的解说。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市场之间的逻辑关联，表现在基本结构（含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结构，包括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和从属性结构（即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之间的联系中，并且在农业、工业、社会安全和能源等部门，“都存在着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也存在着有待研究的跨国性或全球性问题，国家权威必须考虑全球市场，在许多场合下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跨国性影响”。也就是说，市场依附于国家，国家会在关税和人员流动等方面设置诸多保护本土利益的屏障。反过来，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平台，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的支撑作用不可替代。因此，“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两者缺一不可”。政府治理与市场发展成正比，“政府治理不力的国家，市场运作一定不好”。不啻如此，政府还必须放眼外界，将本国与全球市场通畅地连接起来，因为“市场从来都是跨国性的”。在当代，资本、商品和作为生产要素中最具有创造力和流动性的劳工，其跨国流动也属于国家和市场上重要的保护对象。对外来资本、商品和人口流动的种种选择与限制就是对国内同类要素的保护。当美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强调开放性的同时，又在外籍人入境和移民方面建立了鲜有匹敌的政策体系，其中关注的科技人才吸引对象就包括国际留学生。留学生毕业后要获得移民美国的资格，就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创设的“过滤”机制，一是满足移民限额制度中的各项条件，二是通过美国就业市场的淘汰机制，将那些影响美国劳工就业、工薪和工作条件的外籍人排斥在外。这些制度性屏障就是美国国家主权和市场元素不可切割的表现。
苏姗·斯特兰奇
正是由于美国得天独厚的高等教育资源、发达的经济和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日益缜密的人才吸引政策体系，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中，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国际留学生比例并不高。1945—1994年间，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最终不在美国定居的比例平均不超过20%。到21世纪之后，尽管各国留学生的回国率有所提升，但理工科专业留学生滞留美国的比例仍占2002—2009年获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的三分之二左右。截至2019年，全球174个派出留学生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一国家的留学生流失率超过20%。显然，留学生移民是一种常态化现象。从各国留学生滞留美国的历史轨迹看，可发现某种规律性特征。1980年之前，滞留率较高的国家是英法德和以色列，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或因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期，或因与美国存在难以消弭的发展差距，因此，改善经济条件成为各国学生滞留的主因。1980年之后，尽管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滞留率略有下降，但其比例仍高于50%。在2000—2017年间，欧盟成员国学生毕业后滞留美国的比例始终在73%到75%之间，加拿大学生的滞留率从72%增至76%，土耳其从67%增至77%，韩国从77%降至74%，中国台湾从72%跃至84%。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伊朗，以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的滞留率更高。不过，中国留学生的滞留率从2000年的95%下降到2017年的87%，印度在同期从93%降至91%，伊朗则保持在93%到95%之间。其他地区留学生的滞留率虽然低于亚洲，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现象也需要关注。例如，在2002—2004年和2007—2009年两个时段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来自西亚国家留学生的滞留率从52%上升到59%，美洲国家从49%增至55%，其他国家从36%锐增至53%。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国际留学生回国率明显高。例如，1998年在英国完成学业的国际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回国率占59%、德国留学生为57%、爱尔兰留学生为50%。在同年的法国，获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更接近于美国。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也存在其留学生移居外国的现象。据2012年联合国统计，获博士学位后定居外国的留学生，除中国、印度、伊朗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外，还有来自英法德美加等发达国家的学生。在1999—2010年迁出英国的人才中，定居美国的比例达29%，澳大利亚占17%，德国是6%，而加拿大和法国分别占5%，意大利最低（3%）。同期离开美国的科学家中，英国占11%，德国占10%，荷兰和意大利分别为15%和13%。在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多数国家都出现高学历人才向海外移民的现象，其中美国为0.8%，日本为1%，韩国为3.7%，澳大利亚为3.9%，加拿大为5%，中国因为高学历人才基数较大，移民率仅为2%。上述数据表明，留学生作为高学历人才中的重要群体，其跨国移民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就业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一种规律性反映。尽管中国留学人员学成后的回国率处于缓慢上升状态，但其纵向趋势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觑。例如，2004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高达98.87%，高于1996―2004年公派留学生96.77%的回国率。但是，由于2000年之后自费留学者比例较高，其较高的移民海外比例拉低了中国留学人员的整体回国率。例如，2007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5万，其中自费留学生占89%。回国人员占当年出国人员的30.7%，高于1978—2007年出国留学人员26.38%的平均回国率。虽然国人在海外留学年限的计算中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有些人员从出国到回国经历了近20个春秋，但是，学成后滞留不归者占1990—2017年持F—1签证、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理工科留学生的85%，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赴海外留学生归留失衡的现象，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和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之中。经济崛起、留学生人才流失和大规模跨国移民潮相互叠加，不仅是18世纪以来欧洲现代化进程感受过的历史阵痛，也是“二战”后发生在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类似现象在中国大陆的再现，表明它与经济全球化从欧美发达国家向全球蔓延的历史过程不可分割。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留学生的跨国移民问题也是窥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有效维度。
结 语
总括前文，如果说中国政府与世界各国之间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的确立，构筑了中国公派留学的桥梁，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则为广大中国留学生创造了自费出国深造的条件。同时，各国吸引科技人才和留学生的种种措施，则为中国人提供了海外留学的机会。从各国高校与中国留学生的双向选择看，彼此互为市场。学生在选择留学国别时，既要根据自己的专业需求、经济条件、奖学金机会、文化兴趣和职业发展等要素做出判断，还要考虑自己是否符合报考学校相关专业的招生要求、是否有可以利用的工作机会和最终移民的可能性。从各国高校的角度看，学生作为教育资源的消费者，不仅能为所在高校贡献丰厚的学费收入，而且还通过日常消费，带动所在地区住房、日用品、汽车和旅游业等领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异域文化的载体和优秀人才，可以丰富并推进校园的多元文化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一俟学生完成了留学目标后，其视野、专业素养、就业技能和价值观均发生了蜕变。到底是回国还是移民他乡，他们也要根据自己对就业前景、薪资待遇、事业发展和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权衡做出选择。这个过程是一种个人需求与市场供求关系互为因果的选择过程，同时也是国家的人才吸引与留学生互选的过程。国家、市场和个人共同塑造了40年来中国人海外留学和移民的历史。它不仅丰富了本文前言部分述及的学界成果，而且也是对那些唱衰国家主权学说的否定与批判。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夏季号，作者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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