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历史学家应如何建设性地应对他们所继承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学呢？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忽略欧洲历史或革除民族史，也不应期望历史学家会发现达到绝对客观境地的特殊方法。然而在发现问题后，历史学家会朝着建设性史学的方向努力，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但至少也会减轻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对民族国家的定位带来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以知识形式出现的专业历史学可以视为欧洲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欧洲的现代性以民族国家、机械化工业、全球性帝国和独特的历史知识为特点。这是一个使历史学的方法和分析技术从流行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关联中解脱出来的精巧过程。这项任务包括摒弃一些对奠定历史学基础的世界的轻率观点。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历史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学科中根除那些无益的假设：历史记录中充满了那些开始时沿着一条道路并在以后经历了方向上的彻底改变，之后的学者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文化项目。新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一个在处理欧洲以及更广阔世界的历史上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它排除了以欧洲为毋庸置疑的研究起点或历史分析的通用标准的方法。世界历史学家并没有采用单一的方式或方法作为解决欧洲中心论假设的普遍方式。相反，他们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和应用其他各种特别方式或方法，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成分更少但易理解的历史学。我不会试图列一份详尽的清单，因为在众多方法中只有一小部分才值得特别提出来。王国斌提倡相互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强调社会的独特特点和价值，同时又不会不公平地对待另一方。杰克·古迪（JackGoody）建议采用分析网络，这有利于在具体特性上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比如一些人们认为是欧洲人特有的文化偏好和特点），从而创建一个能够在具体特征或组织形式上进行多个社会的相互比较的环境。与明确地比较相比，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Subrahmanyam）更倾向于分析相互联结的历史，特别是那些贯穿整个现代早期世界并触及社会的文化影响。同时，超越了自己在1992年的文章中表达的阴郁观点的查卡拉巴提最近试图通过“欧洲地方化”这个项目来拯救历史学——这一项目将欧洲的现代性视为一种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现代性的集合中的地方性方式。彭慕兰则奠定了从全球视角理解工业化的坚实基础，这是通过仔细、节制地比较现代早期的欧洲与中国的方式实现的。而C. A. 贝里（C.A.Bayly）则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分析方式，这种方式为地方性经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便探索现代全球化的早期阶段。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额外贡献的例子，但这六种方法将成为世界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寻求代替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方法的显著例证。本文提到的这些方法不会用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印度中心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上的偏好来代替欧洲中心论——也断然不会将欧洲完全剔除出去——而是远离所有的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这些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会澄清很多概念性的主题并打开一扇能够更具建设性地分析全球历史的大门。进一步改进分析方式的可能性无疑会激起自我反思的历史学家在处理全球历史方面寻找能够避免欧洲中心论和其他无益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对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焦点的定位的补救要比对欧洲中心论假设的补救更简单。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采取了一些独特方法，是在比民族国家小得多的环境下将历史学的焦点转向小地区，以便发掘出它们的历史意义。在哲学领域，这种向小地区的转变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Lyotard）的著名宣言中找到了其表达方式，因为唯一有意义的叙事方式是极度地方的，所以他的宣言将后现代时期的特征定义为“对元叙事方式的质疑”。在方法论领域，这种向小地区的转变促成了史蒂芬·费尔曼（StevenFeierman）对欧洲分析类别的著名激进批判的出现，费尔曼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在理解非洲的历史经验时必须采用非洲的分析类别。在经验主义领域，这种转变形成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基于地方性知识和微观历史学的人类学，它发现了生活中、经验中以及一些个别的男女关系中蕴含的历史意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政治机构或更大的结构性元素中。这种转变在很多方面丰富了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没有使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分析的自然焦点，但它也会模糊那些决定地方主体自身的生活和经历的影响及联系。通过对生活和经历的边际、叛逆和特殊命题的关注，历史反映出这种转变已经提供了一个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批判并在可用的历史中寻找相同政治主张的方便基础。然而，如果这种转变忽略了那些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经历的大框架（包括民族国家）和大规模进程的话，它就会付出很大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它拒绝接触更大的世界以及那些将各个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联系，同时它也有鼓励产生无关的微叙事方式和实际上由当地文化的决定论推动的历史愿景的潜力。正如费尔南多·柯罗尼尔（FernandoCoronil）指出的那样：当空间的全球化——以一体化和排他的过程为特点——让我们理解部分和整体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在思想上变得紧迫、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或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正在使我们面临一个脱节的世界。第二种可选择的方式是放眼全球，这需要通过将地方的、民族的和地区的历史放在更大的跨地区、跨文化和全球的背景下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毫无问题的解决方案。正相反，它充满了逻辑上的、认识论上的、道德上的以及其他类型的困难。世界历史的一些努力很容易变成之前讨论过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欧洲中心论。其他的努力则完全从社会学的理论中汲取灵感，特别是已成为欧洲现代性的标志性文化产品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很多构想在重要的抽象概念方面都存在着社会和同质化人群间的令人泄气的差异。尽管这种转变有潜在的问题和缺陷，但它对构建现实主义视角和对这个世界及其历史发展有意义的理解方式的目的来说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案。在不否认民族国家意义的前提下，世界历史学家通过关注对沟通和交流的网络的分析以及探索不同国家、社会和文化传统下的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而使其失去中心地位。他们用许多方式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混乱的世界并抵制了用单一的原则代替历史经验的多样性诱惑。他们试图承认声称世界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整体的宣言，也试图承认存在一个能将不同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跨地区系统的现实。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努力构建了能够描述众多层次上的——地方的、地区的、民族的、大陆的、半球的、海洋的和全球的——分裂和整合的历史视角。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为了理解更广阔世界而做出的更全面的努力而言，这种在新的世界历史形式下发生的转变都不能包治百病。它不会停留在个别社团的经历上，除非这些社团参与了把它们自己同其他社团联系在一起的更大规模的历史进程。从长远角度看，即使它给一些大规模进程带来了更清晰的关注点，但它仍有模糊历史偶然性的风险。此外，它毫无疑问地反映了现代的文化视角似乎同那些位于高度现代性视野之外的评论家毫不相干。但这种向历史的全球性的转变使历史学家能够叙述一些其他方式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它通过制造将世界上许多表面不同且互相分散的社会联结起来的大规模历史进程的日期表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允许历史学家超越那些专业历史学从19世纪就开始关注的首要问题——文化差别、专属身份、地方性知识以及个别社会的经验，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解释了民族社团——的框架。这种全球性的转变有助于历史学家系统地处理一系列大规模进程，比如大规模迁徙、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环境变化、生物交流、技术转移以及包括思想传播、理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内的文化交流。这些进程并不涉及民族边界或地理、语言以及文化上的界限。相反，它们的影响范围更加广阔。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深深地影响了个别社会的经历，也影响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大的世界的发展。如果专业历史学的目标之一是理解这个世界及其长时间的发展的话，这些进程就会要求历史学家关注旁边的民族社团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在新的世界历史形势下发生的转变已经成为当代人思考过去的必不可少的视角。虽然我们认识到地方社团和民族国家充当了所有民族历史经验的重要背景，但这个方案仍能将历史焦点聚焦于那些触动了许多民族并深刻地影响了个别社会的、大规模的、跨地区的全球化进程。毕竟，就像无数的地方性社团和民族国家被学者们默认为历史分析的类别那样，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的网络限定了人类经验的背景。新的世界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清理出一条超越将欧洲的现代性作为评判世界上所有社会的适当标准的假设的道路，一条超越将世界视为自然地划分成众多民族区域的、地方的概念的道路，以及一条超越将地方团体的个别历史经验作为历史的、唯一可知主题的诱惑的道路。在下面的章节中，世界历史学家们将通过四组涉及新世界历史的、突出主题的文章来迎接这一挑战。第一组文章处理了世界历史最基本的概念性问题——历史发展的理论、时间和空间的框架、现代性和全球性的构造以及新世界历史学家继承或设计的分析工具。第二组文章将注意力转移到最突出的主题上，即探索跨地区和全球性的基础——自然环境、定居农业、游牧业、国家及其形成、性别、宗教、技术和科学。第三组文章或多或少地聚焦于离散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了一些大规模事物——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跨文化贸易、工业化、生物扩散、文化交流以及帝国扩张。本书的最后一组文章以全球性的历史视角探明了世界主要地区的历史——通过追溯特定地理和文化区域的独特发展线路，也注意那些将众多单一区域联结成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联系。最后，本书是对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历史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新世界历史的创造力和活力。选自(美) 杰里·H.本特利主编《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版）英文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