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理由：
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译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王宏志
摘要：就中国翻译史而言，现有译者研究相当薄弱，除有不少译者未受关注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研究方法。大部分的所谓译者研究其实并没有真正以译者为研究主体，又或只是译者生平及活动的资料罗列，未能突显译者的真正地位及贡献，更遑论通过译者说明翻译史中重要问题或现象。以译者作为文化现象的概念，是译者研究一个崭新的切入点，便于更好地联系个别或群体译者所处的历史及文化背景中的具体文化问题，充分说明译者在翻译史上所占的文化位置。
关键词：译者研究；文化现象；翻译研究；中国翻译史
一
毫无疑问，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不单是因为译者本来是重要的翻译现象，更基本的理念是：没有译者，何来翻译？不过，过去大部分有关翻译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译文上，尤其是有关原著与译文关系的处理，讨论的角度大抵只在确认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这很大程度是出于传统“原著中心”（source-oriented）的翻译观。1980年代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确能够让人们转而审视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更好地显现翻译的实际功能和效用。不过，即使在所谓文化学派的理论文字里，也不多见对译者研究的提倡，更不要说有研究方法的深入讨论。事实上，当贺姆斯（James Holmes）在1972年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要求把翻译研究建设为一独立学术学科，并划定翻译研究所可能进行的各种研究活动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译者研究考虑在内。在他提出的纯粹的翻译研究里（Pure Translation Studies），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分成三支：产品（product-oriented）、过程（process-oriented）和功能（function-oriented）的描述性研究，但当中并没有提出有关译者的描述性研究。当然，我们可以说，在描述译作、翻译过程又或是功能时，都可以把译者放进去一并考虑，因为无论是译作本身，还是翻译过程和译作的功能，都与译者有很紧密的关系。这看来很有道理，但其实正好反映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的研究并不把译者作为研究的主体或对象，而是附置于其他翻译元素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其他的翻译元素，而不是译者本身。这不是真正的译者研究。我们所要求的“译者研究”是以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是直接指向译者，探讨译者作为翻译现象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以译者作为众多翻译元素之一来协助讨论其他翻译元素或现象，甚至正好相反，我们借助其他翻译元素和现象来对译者作为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在这样的要求下，在中国翻译研究界，译者研究在今天还只能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大部分的译者都没有成为翻译研究的主体对象。
△James Holmes 对翻译学研究的设想（1972）
我们可以很简略地检讨一下译者研究的状况。可以肯定，在现有的中国翻译研究里，占最大比重的是文学翻译研究。这情况不单出现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上，西方的情形也一样，较多发展的是文学翻译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翻译感兴趣的学者，大抵是学习语文或文学出身的，且大多是比较文学学者，特别关注文学翻译，是很自然不过的。但问题是：中国翻译西方文学大概只是最近100年左右才出现和流行，显然，在数量上，文学译者远少于其他专业的译者；即使在这100年里，其他各种各样的翻译活动几乎每天都进行着──商贸翻译、传媒翻译、法律翻译、旅游翻译、科技翻译等，更不要说国际频繁的外交往还，都得倚赖译者进行，他们的数量很惊人，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那么，在研究上只偏重文学译者，可又是合适的做法？此外，我们还要问：即使最多人研究的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当中的译者研究状况又是否令人感到满意？
我们可以所谓“现代文学”为例。应该同意，“现代”──大概是1919至1949年──是属于佐哈（Itamar Even-Zohar）所说的翻译处于文学系统的中央位置时期，也就是翻译是文学发展的创新力量，能够协助推动文学的发展，而当中的一个会出现的现象是这时候的重要作家也同时是主要的文学译者。因此，我们很可以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现代的文学译者研究作一简单的比较，从而展示译者研究的不足。很明显，文学译者的研究是远远落后于文学作家研究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较重要的作家都有研究的专论，更不要说论文了。但文学译者的情况又怎样？在芸芸文学译者群中，鲁迅是得到研究最多的，就笔者所见到，现在最少有6本研究鲁迅翻译的专著，好像不算太少，但另一方面，以鲁迅作为现代中国作家的研究专著数量又有多少？为什么二者相差这么远？鲁迅以外，其他译者又怎样？周作人有两种；梁实秋有同一位作者的两种，还有一本从博士论文改写、较近年出版的作品；胡适、徐志摩以及朱湘各有一种，这就几乎是现在所见到现代中国文学译者研究专著的全部了。显然，很多现代中国的文学译者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和研究，举例说：郭沫若、茅盾、冰心、瞿秋白、闻一多、卞之琳等，都只有零星和个别的研究论文，空白的部分还是很多的。事实上，文学译者中得到比较充足研究的倒是晚清的林纾，但是清末民初的文学译者中其实也不只林纾一人。既然最热门的现代中国文学译者研究也有这样的局面，其他方面的译者研究便更为不足了。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译者研究是处于怎样的状态。就以上述的一些现代文学译者研究专著为例，其中不少是把重点放在他们的翻译作品上的，不能算是严格的译者研究；另外的主要是对译者生平或他们的翻译活动作相对表面的陈述，部分也有加上对他们的译作或翻译理论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这些译者研究都被写成一种传记，就是对某一位主要以翻译为活动中心的人物的传记。应该同意，翻译家传记是需要的，而即使最表面的所谓“Who-When-What”（什么人、什么时候、做了什么）的交代，在现在译者研究还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只要是准确的话，都是需要和有用的资料，值得欢迎。至于对译作和翻译理论的评论，则视乎研究者的能力和用心。假如译作的讨论停留于作品内容的陈述，又或是仅指出译作表面的改动，从文字层面去进行讨论，那充其量只是翻译评论的模式，在研究深度上是亏欠的。但假如能够把译入语文化带进来，以译入语文化的元素对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活动、翻译的选材、翻译方法和策略，以至对译入语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那是可能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和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的。应该同意，借助译入语文化元素来解释某一位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是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以来最常见和流行的研究模式，的确能够对个别译者及其翻译活动和翻译有更深入的理解，学术价值是肯定的，但当中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一，就现在所见到利用这种模式去讨论翻译的文章和专著，很大部分的重点是放在译作本身。即以我们经常谈到翻译研究的三大问题──译什么、怎样译、什么影响──为例，讨论译入语文化中的什么元素决定了译者的选材，译入语文化中的什么元素让译者决定翻译的策略和方法，译入语文化中什么元素决定了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认受，虽然都是非常合理的研究思路，且能做出有意义的学术贡献，但其实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译作，不一定能加强对译者本身的理解，不能视为以译者为主体的研究。
第二，即使我们刻意加强译者的部分，尽量以译者为中心，仍然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这种研究模式只停留在对个别某一位译者及其活动本身的理解，每位译者都只是单独或独立的个体，完全被孤立起来，跟其他译者和翻译活动好像没有关系，最少没有什么互动，更不要说把译者放置于译入语文化内，展现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位置和角色。必须强调，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译者或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而是说这样的研究模式只是单向地以译入语文化来诠释个别译者，却没有以译者来说明译入语文化的现象，忽略了译者（群）与译者（群）之间、译者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充分说明个别以至群体译者在译入语文化内的位置。这样，尽管完成了很多的译者研究个案，让我们对个别译者有更深刻的理解，但也只能是个别的、细碎的、悬空的、毫无关联的板块，无法整合并凑成译入语文化内一个重要组成板块，有效地说明译者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样的译者研究集中在他们的翻译活动上，忽略了译者的其他文化活动。其实，译者本身就是文化中的个人，即使最专业或职业化的译者，他／她的活动不可能只限于翻译活动，而这些翻译活动跟其他各方面的活动是挂钩的、配合的，甚至互动的。文学译者的例子最易理解，他们的创作跟翻译是整体性的，不讨论他们的文学活动，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翻译活动。创作以外，他们的出版活动呢？社会活动、教学和学术研究……跟他们的翻译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吗？文学译者以外，其他的也一样。例如清中叶以来广州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他们除了要负责翻译工作外，还要处理其他大量商贸事务，更要与中英双方的官员打交道，协调西方商人在华的贸易以至生活，他们的翻译活动甚至可以说是附属于其他活动的。现有的研究大都只集中讨论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忽略译者其他的活动，无法全面展现完整和真实的译者。
△清末广州十三行
此外，由于这种译者研究所强调的是个别译者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结果是无可避免地集中于一些所谓重要和知名的译者，上面说过的现代文学翻译家研究现状，便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鲁迅、周作人、胡适、梁实秋等都是文学翻译大家，为他们立传立论，无疑是合适的，但如果译者研究只是停留在这些重要人物上，那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毕竟所谓的大家名家数目不多，占译者的比例极为微细，即使多做名家研究，也不可能较完整地窥视译者的真正角色和贡献。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很多极其重要的发展都跟一些不知名以至不知道名字的译者相关，甚至由他们所推动。又以广州体制的通事为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聘用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为译员前，中英贸易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中英各种交往，都是通过这些通事来进行，他们在中英关系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绝对不是什么翻译名家，甚至绝大部分连名字也不为人知，以现有的译者研究模式进行，这些曾对人类发展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译者肯定不会成为研究对象，而我们对广州体制的翻译活动便不可能有较完整的理解，从而对错综复杂的近代中英关系的理解也不可能完整。这样的状况理想吗？事实上，从广州通事这个例子可以引伸出来的，就是译者研究不应该只限于单独或个别的译者，译者群体也应该纳入在译者研究的范围内。
△马礼逊与中国助手
二
应对上面的问题，笔者尝试提出另一个译者研究的切入点：译者作为文化现象。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只把译者视为个人或个体，将其翻译行为视为个人或个别的活动，而是不论个人还是群体、知名或不知名的译者及他们的翻译以至其他活动，都集体地构成一个文化现象，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参与、回应、协商以至影响一些重要文化问题，甚至是具体地对独特文化问题作出回应。
本来，翻译研究经过文化转向后，我们都认同了“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translationis not done in a vacuum），而是在译入语文化下受着各种各样元素制约的文化活动。一般而言，在文化转向下的译者研究就是探讨个别译者怎样受到译入语文化元素的制约，作出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决定，这无疑比较能够解说译者的一些翻译活动和决定，但这样的研究会把重点放在个别译者的活动上，终止于或只限于个别译者的翻译活动，好像个别译者是完全独立的、分离的个体，与其他译者各不相干，毫无关联。可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把同时代同一文化系统下的译者放在一起来考察，又是否能够超越个别译者活动的理解，看出其他问题来？
其实，同时代同一文化系统下的译者面对的，是接近甚至相同的文化元素、文化现象以及文化问题。因此，尽管他们各自进行表面看来很不相同，甚或的确很不相同的翻译活动，但很多时候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一定相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些文化元素、现象或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翻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行为，有着一种共同性甚至标志性，因而在总体上构成一个文化现象，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要文化现象挂钩和互动。以译者为文化现象，跟译入语文化现象关联进行考察，已经不是个别译者特定的翻译行为的研究，而是更大范围、更整体性的译者行为研究；同时，这样的研究不会终止于译者本身，而是联系到更大的社会、文化方面去。我们不单以社会和文化元素去解释或理解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行为，更通过同时代同文化的一些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行为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状况，一方面更好地展现译者在整个文化中的功能和位置，说明译者与文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一个从来很少人关注的角度——译者的角度去观照社会和文化，从而得到更深邃的理解。
必须强调，在我们认定同一文化下进行的翻译活动具备集体性，不同译者都在回应相同或接近的文化现象和问题时，并不是说所有译者的翻译活动都十分接近，这跟事实不符。我们不应该排除个别译者的独特性，因为毕竟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背景，际遇、经历，以至目标，因此，即使面对相同或接近的文化现象或问题时，也会有不同的体会、思考和反应，结果，尽管整体而言他们是在回应着相同的问题，但他们具体对应的方式，也就是他们的翻译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不单是我们在翻译史上见到的客观状态，更是以译者为文化现象进行译者研究饶有意义的地方，因为实际上是探究不同译者怎样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去应对一个文化问题和现象，既能标示不同译者的独特性，增加对个别译者的理解，又能分析不同译者的共通性，在更大的文化层面上，更好地展现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译者所起的整体作用，有见树见林的效果。
以译者为文化现象的译者研究，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它并不排除个别译者的研究，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先从个别译者入手，不过，它不会是所谓的“全面”译者研究，也没有必要罗列或说明译者所有的翻译成果或活动，只会抽取相关的部分，针对某一个文化现象或问题来进行深入分析，不会停留在所谓“Who-When-What”的表面论述。
第二，它不局限于个别译者或知名译者，不论个别知名或不知名的译者，都会被视为一个译者群体的组成部分，集体地应对一些文化问题和现象。
第三，在分析译者的文化位置时，不会只集中或局限于他们的翻译活动或文本来进行研究，而是集结译者其他足以说明相关文化问题的各种各样活动，包括创作、出版、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模式能够对译者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及理解。
三
也许在这里可以利用笔者在过去十余年一直构思和撰写的一本书稿《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译者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研究思路。
大约在踏入21世纪后不久，笔者开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是翻译在近代中英外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篇发表的相关文章是2009年的《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作为英国第一次派遣到中国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毫无疑问是中英关系史上一桩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当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很值得作深入研究。跟着，近十年左右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中英关系史上其他重要的课题，诸如阿美士德使团、广州贸易体制、律劳卑事件等，最集中的是探讨翻译在鸦片战争中的角色和影响。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在中英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里，译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有可能左右历史的进程，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在研习译者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活动和位置时，尝试找出一个贯穿18—19世纪、长期有力地影响着译者的文化元素或现象：天朝思想。
毫无疑问，天朝思想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不可能在这里作深入讨论。如果用最简单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外族外国的一种主流态度和论说，或者更具体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外族和外国人看成是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没有开化的蛮夷。笔者认为，在明末以至清末（最少在1860年代以前），这样的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其中一个主要元素。笔者正在撰写的《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就是以传统天朝思想下的蛮夷观作为整个研究的框架，贯串一系列个别译者或译者群，从明末1637年英国第一次商船队到达广州，第一次与华贸易的通事李叶荣开始，至1860—1870年代在清廷派遣几次到欧洲的使团出任译员的张德彝。
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天朝的译者”，指的是在传统中国天朝大国思想下，在中英交往过程中活动和运作的译者，因此不只限于在清廷或为中国官员工作的中国人通事或译员，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涵盖了全部在17—19世纪参与过中英交往过程的译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刚提过在清廷或为中国官员工作的中国人通事或译员；二是为英方（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或宗教团体）服务的英国译者；三是为中国朝廷工作的西方人译者；四是为西方人聘用提供翻译服务的中国人译者。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英国的译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尽管服务对象不同，工作环境和待遇很不一样，工作目标以至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但其实都无法摆脱这天朝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翻译活动就是在这些制约下进行，而且几乎无可避免地必须回应这些制约。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做着相同或差不多的翻译工作，又或是以相同或相似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刚好相反，正由于不同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位置，他们对于天朝思想的制约会有不同的态度，有些是配合的，有些是抗衡的，有些是调和的，因而产生的回应模式很不一样，翻译活动和策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过，不管是配合也好，抗衡也好，调和也好，这些制约的确存在，也的确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要对明末以来至清中叶以后甚至清末年间参与过中英交往的译者及其翻译行为有较准确和全面的理解，便必须对作为翻译制约力量的天朝思想做深入分析。
同样地，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天朝思想对于译者及其翻译行为具体的制约是什么。概括而言，天朝思想对译者及翻译行为的制约，以及明末以来中西交往的译者怎样以一个文化现象作出集体性的回应，大概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式。
首先，最明显的是从清廷的角度来说，所有外面的国家都是未臻开化的蛮夷小国，应该臣服于天朝，来到中国就是向化来朝，希望得到天朝施恩。这样，自18世纪以来——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中英两国不可能在地位相若、平等交往的前提下进行，而朝廷所有的涉外文书都有一套完整的天朝话语，“倾心向化”“仰慕天朝”“永矢恭顺”“天朝抚有四海”等不但充斥于朝廷颁下的敕谕，就是地方官员的谕令也都是这样。那么，中英双方的译员怎样去翻译这些对英方来说是歧视性的文书？倒过来说，英方送来的文书，就像英国第一次派遣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他们所携带的国书，强调的却是英国作为一个积极扩展的海上霸主，地位最少与中国平等，那么，译员又怎样去把它们翻译成中文？他们目的是要让中国官员和朝廷接纳这些与天朝体制不符的说法，还是去做大幅的改动，迎合天朝的文化？不同译者采取不同的对应方法，但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天朝的译者》中马戛尔尼使团的个案，便分析了使团译员李自标的文化背景、他的翻译行为，尤其是英国使团国书翻译的问题，但同时又讨论在北京为朝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所身处的微妙位置，他们在天子脚下怎样翻译充斥着天朝话语的上谕。
第二，很大程度上，天朝不单要以高高在上的态度与外面的国家交往，甚至可以说是尽量避免与外面的国家交往。在绝大部分正常的情况下，朝廷都尽可能避免遣使外访，就是外国来朝，也有诸多限制，入贡年限、贡使逗留时间，以至上京路线等规定，都是要减少与外国接触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外语（外交）翻译的需求自然不多，更谈不上重视。这有严重的问题，明、清两代完全忽略外语人才的培训，造成翻译人才严重缺乏。当然，从某一角度看，翻译人才缺乏对于一些译员来说是有利的。《天朝的译者》有关李叶荣的个案，就是译者以其掌握外语的能力，只手遮天，对中国官员和英国商人进行双重蒙骗欺诈。
不过，以历史后见之明的眼光看，对于清廷来说，缺乏合格资格以及可以信赖的译员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自进入19世纪，小斯当东及马礼逊先后获委任为东印度公司译员，并着力在公司内部培养中文译员后，中英交往的翻译任务逐渐转到英国方面，以致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及其他重要条约，都由英国人包办翻译工作，实在对清廷的政治利益有很大损害。这显然也是天朝思想对翻译的影响。
与此相关的是译者的地位和认受问题。在传统的天朝思想下，这些译员要负责应付的是一些未开化的戎狄蛮夷，地位低下，朝廷以至官员对他们毫不重视，甚至加以歧视及排斥。这种情形早在古时已出现：“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从17世纪开始，中国与西方人打交道时，稍懂外语的人不但得不到重用和信任，更时常被怀疑会通番卖国，损害国家利益，“通事人等，多煽惑外夷”，通事几乎就是汉奸的代名词。此外，作为中国官员与英国人沟通的桥梁，这些通事译员其实就是身处于中英角力的夹缝，朝廷以至地方官员把他们用作监察和操控西方人的工具，而英国人又只能通过他们来跟官员沟通以至抗衡。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工作的译者，他们面对的困难、他们的翻译工作、他们的遭遇，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集体性，是因应天朝思想这样的一个独特文化元素而出现的。《天朝的译者》中有关李耀的个案，就很能说明在广州体制下的通事的夹缝处境。李耀被认为过于接近英国人，损害了中国官员和部分行商的利益，这些官员找来一些借口将他拘捕，尽管东印度公司大班们大力营救，最终还是被发判充军伊犁。另外，鸦片战争前期谈判中充任钦差大臣琦善译员的通事鲍鹏的个案，也同样说明朝廷对自身的译员没有丝毫信任，鲍鹏的结局也一样是被发判充军。
正由于这种尴尬的文化身份和低微的社会地位，担任通事或充当译员的都不是传统的读书人。长期以来，在广州体制下为中英贸易服务的通事，整体形象非常负面，不但语文能力低劣，且品格也很有问题，全都是市井逐利、不学无术之徒。这也是十分独特的译者文化现象。《天朝的译者》鲍鹏的个案，就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很符合人们对通事预设的形象。（参见《鲍鹏是汉奸吗？一个来自英国“官方”的说法》）更有意思的是，当《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后，一些传统读书人变成所谓的“口岸知识分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s），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而被迫与西方人打交道，受聘为译员，但早已内化的天朝思想，令他们无法安于工作，甘愿为西方人服务。内心的矛盾与煎熬，自谴自责，又构成了另一种深具时代意义的译者文化心态。《天朝的译者》就探究了在上海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翻译西籍长达13年，却多番在私人信件中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王韬，怎样自觉“卖身侍夷”“托迹侏离”，受尽折磨。更严重的是，这种自我形象低落的情况，甚至出现在一些被其他人视为成功的人士身上。《天朝的译者》所处理的最后一个个案，同文馆最早期的毕业生张德彝，虽然在清廷最初派遣几次外访使团中担任译员，堪称在19世纪中能有机会走遍世界各国极少数的中国人，更不要说后来曾出任使馆参赞、英国大使，以至贵为帝师，教导光绪英语，可是，他作为译员却从没有得到朝廷的真正信任，因为每个外访使团都以各种不同名义聘用外国人随团出发，实际负责翻译工作；而最令人沮丧的是，张德彝在晚年给子孙留下的教训是“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毕竟，当见到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在叙及同文馆的功能时会说出“冀人人通知四国之务，高者可备行人摈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人之选”的话，我们便很能明白张德彝的感慨。
△丁韪良（W. A. P. Martin）与京师同文馆成员合影（约1900年）
但另一方面，长期海外扩张的英国却很明白翻译在外交政治上的重要性，例如马戛尔尼使团在筹办过程中，很早便提出要找到合格和合适的译员，更专门委派副使斯当东走遍欧洲大陆，提出优厚的报酬，最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华书院（Collegio dei Cinesi）聘得两名译员。就是1637年由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 1583—1642）率领的第一次来华贸易，尽管被中国通事李叶荣所欺骗，但其实他们原来也是有所准备，专门带了译员同行的，只是这名叫做汤马士·罗宾逊（ThomasRobinson, ？—1638）的译员只懂葡语，不懂中文。但从19世纪开始，他们聘得自己的译员以后，情况便很不一样，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驻华商务监督的译者不但肩负起绝大部分中英交往的翻译工作，更逐渐成为英方对抗天朝思想的有力武器。例如第二次来华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国书，在马礼逊的翻译下，便直接冲击天朝思想和话语，而随团的几名译员，还有被视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副使小斯当东，就在大使是否应该向中国皇帝奉行叩头的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无疑，英方译者在天朝的土地上工作，也面对沉重的压力，甚至也须顾及自身的安全问题，但他们掌握了中文，往往被西方人视为中国通，因而得到十分良好的待遇，享有不错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马礼逊在去世前获委任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及译员，让他颇为自豪地向家人汇报说将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事服”。英方译员的地位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变得更重要，他们不单走上战场，肩负不同的任务，更凭借其汉语能力和有关中国的知识，直接走到交涉的前台，在和约谈判、翻译以至签订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起到大力协助英国打破和消解天朝思想的作用。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郭实腊（Karl Gützlaff, 1803—1851）、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等个案，都很能说明他们对英国政府与清朝交往中重大政治文化上的贡献。从译者研究的角度看，这也是十分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鸦片战争条约谈判中的英方译者郭实腊
四
其实，天朝思想以外，在漫长的翻译史中，影响和制约译者行为的文化元素和问题很多，不少极有意义的课题尚待发掘和处理。以文学翻译为例，清末民初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不少具有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的思想，放在晚清中国受尽列强侵略的政治背景里，便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译入语文化问题。不同的译者会采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他们认识到这些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思想吗？他们刻意回避这些思想吗？还是视而不见？又或是大刀阔斧地删除？他们会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供中国读者各取所需吗？怎样拿来？当头棒喝吗？鼓吹模仿吗？还是若无其事地全盘接受？各种应对方式起什么作用？另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工农兵文艺、阶级斗争为文学主导思想，提出思想改造，摒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这对不少从民国时期进入新中国时期的文学作者和翻译者造成很大的冲击。在新的文艺和政治思想指导下，尤其经历过思想改造的过程后，面对崭新的工作环境和出版条件，他们怎样调整从前的翻译活动，从而追上新时代的需要，配合国家的文化政策？不同译者可能有相近或完全不同的学习过程和应对方法，都清楚地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以至对作品的诠释、解读和流播，甚至他们的其他文化活动上。这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对不同译者作个别的个案研究，很能增加我们对个别译者的理解，但整体地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文化现象，就更充分地说明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和状况，更清晰地展现译者怎样构成特殊的文化现象。
文学翻译以外，明末以来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翻译活动和行为中，是否也能找出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展示集体的制约和回应？例如不同传教士在翻译西方宗教作品，又或是在翻译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时，怎样应对传统中国思想的力量？又或者在19世纪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加剧后，作为主要掌握中文能力的传教士，又怎样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作出取舍，为西方国家担任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译员，尤其当时中外政治交往涉及不少诸如鸦片贩卖等道德问题？这都是以文化问题入手来考察译者的有趣课题。
△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总而言之，现有的译者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个别的译者。在现阶段译者研究还很不足的时候，这不但无可厚非，甚至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译者研究都只停留在个别译者传记式的书写，不能从文化的层面展现更具普遍性、更深层次的意义，也明显是不足的。把译者视为文化现象，对应某些重要文化问题，审视译者在这些文化问题上的作用和角色，展现一个时代和文化的译者们翻译行为的集体性和普遍性，这也许是进一步推展译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