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二的晚上，夜幕刚刚降临，地学楼206教室里已有人等候。
学生们陆续落座，期待且心怀忐忑，看着一位高瘦挺拔、银发斑驳的外国人走进教室。身上常年不变的素色衬衫，手上黑白间色的腕表，无不彰显这位荷兰籍教授简约内敛的风格。
他就是202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访问讲席教授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一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历史学家。他身上有许多令人目眩的光环：剑桥大学副校长、东亚研究系教授、圣凯瑟琳学院驻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亚洲研究学会院士……但在进入课堂脱下外套后，转身露出的一抹微笑，又显示他只是个亲切和蔼的老师而已。
方德万
方德万早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修读汉学，随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开启了长达30年的任教生涯，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中国海关史等。多年以来，他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耕耘不辍，写出了《从朋友到同志》《潮来潮去》等多部学术著作。
方德万在授课中
这是方德万在北大开设的第一门课程——“二战中的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1937—1952”。在他的引领下，学生们的目光眺望回了百年前的世界，在欧洲大陆爆发的一场大战，如何牵动远在千里之外的亚洲各国。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虽相距万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少资源的日本将前进步伐转向东南——时为荷兰殖民地的东印度群岛。
在他慢声细语的讲述中，我们仿佛跨越时空，俯瞰过去满目疮痍的世界，视角不断变化：美国、英国、荷兰、中国、日本……他在茫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细密地编织成环环相扣、持续互动的世界地图，毫不吝啬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曾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在二战前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贸易、商业、金融中心之一。然而，1940年德国对荷兰进行猛攻，使其陷入了二战的泥沼之中。战争沉重打击了荷兰，也给荷兰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后创伤。在父母的身上，早年的方德万看到了战争遗留的影响，这也为他埋下了反思战争史的意识。当他后来学习中文并了解到中国这个同样深受二战影响的国家，以及那些和他父母一样有过战争遭遇的中国人民时，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但在此前，欧洲学界对于中国抗战史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方德万决定为此作出一点贡献。
方德万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抗战的学者之一，但他早年并未预见到自己日后能与中国结下这样深远持久的缘分。在荷兰上高中的时候，教育制度要求学生提前选择一个方向进行学习。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英国文学、阿拉伯语……而当他看到“中国”时，发现自己对这个远在东亚的国家一无所知，由此燃起了想要了解它的兴趣。这个选择仿佛按下了一个有关未来的按钮，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和方德万初次接触时，中国学生几乎都被他的汉语水平惊艳到了。他不仅会流畅准确地使用专业术语，还能随口说出许多接地气的流行语，比如“公厕革命”“996”。
其实最开始接触“中国”时，方德万就是从学习汉语入手的，甚至包括古代汉语，虽然学起来很艰难，但他仍然觉得很有意思。之后，兴趣点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变化，他想知道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中国近现代史就这样悄然走进了他的视野。就像偶然觅得一位默契的舞伴，方德万选择了它，而它也紧跟步伐，给他提供了更多机会：他得到去哈佛进修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的机会，与中国学者交往切磋，如今加入北大。
方德万喜欢旅游，在来北大任教之前，他总是寻找细碎的机会踏上中国的旅途，沿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支部建立的轨迹，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当时，他对中国海关史特别感兴趣，去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海关城市，其中，厦门的鼓浪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慨那里的美丽，神往的目光仿佛又陷入回忆之中，那里海风轻拂，矗立着不同国家风格的老建筑，鼓浪屿的潮水拍打两岸，恰如其名。
20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邀请方德万来北大参加学术会议。在和系主任王奇生教授交谈时，他偶然说出很想亲自来北大授课的愿望。此时方德万已经在剑桥大学工作30年了，他一直想为自己做一些改变。同时，在国外研究中国史的人不多，没有交流的研究将是停滞不前的。
方德万渴望得到在中国工作的机会，以加深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降临，北大历史学系向他发出了邀请。2022年，方德万正式加入北大历史学系。此前他虽然也曾短暂在中国停留，但从未有一次如此长久，等待他的将是一场长达五年的深交。
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方德万惊喜地发现，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的天气变得更好了，环境怡人，北大的校园也欣欣向荣，各种设备和硬件齐全完备，图书馆和数据库甚至比剑桥大学的还好。让他感慨的是，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仅体现在这些硬件设备上，更生动地体现在人文环境中。比起90年代中西学者之间的差异，现在的中国学者更加与国际接轨，学生拥有更多的语言工具，视野也比从前更开阔了。
“当我在跟这边的同事交流时，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他们的知识非常广博，我也从中收获了特别多。”方德万说。
方德万的课堂
在闲余时间里，他也喜欢听中国歌曲和阅读中国文学，在课上，他津津有味地和同学们聊起《巨流河》，聆听他们对这本小说的感受。这本由台湾学者齐邦媛根据个人经历撰写的自传小说，在方德万眼中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反映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的珍贵史料。这些移民在时代的动荡之中不断地辗转迁徙，就如那条波澜壮阔的巨流河，曲折而严寒，正是近代中国颠沛流离命运的缩影。
但一个学者的时间总是紧凑的，生活似乎无法与研究剥离，以至于他无法像普通读者那样以文学来舒愉身心，更无法像普通游客一样浑然沉浸在陌生城市的享受之中，而总是投身于各地的档案馆。在那些被国外学者忽视的海外档案馆中，他花了大量时间埋头其间，仔细翻阅，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搜集了不少宝贵的海外资料。
有一次在荷兰的国家档案馆翻阅时，他发现当时作为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一篇署名“毛泽东”的新文章。他查阅大量资料，又询问了一些中国学者，发现这篇文章从未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出现过。原来当时毛泽东在印度尼西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于是便有人假借毛泽东的名义撰写了这样一篇“伪文”，这一小小的细节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思想动向。
在研究抗战史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长马振犊告诉他，馆里的两栋楼里有很多当时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留下的资料，一栋楼是中国资料，另一栋楼是英文资料，并问他愿不愿意去帮助整理。这些资料虽然枯燥冗杂，却暗藏当时海关与政府、海关与地方商人之间晦暗微妙的互动关系。方德万觉得它们很有价值，便欣然同意了。后来在这里所获取有关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档案资料，凝结成为他的学术著作《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方德万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中国学者或学生很了解欧美国家的历史，却对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在对外交流时，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之间的沟通很密切，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却缺少交流。这不是中国学界独有的问题，西方学界也同样忽视了一些声音。
方德万在课上与学生交流
正因如此，在今年的北京论坛上，方德万特意安排了一个分论坛——帝国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亚洲的转型，邀请了从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讨论，从跨亚洲视角审视亚洲在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型，探讨它由欧洲帝国主导的大陆向现代民族国家新秩序的转变历程。在这场独特的分论坛上，衣冠满座，平时互不打交道的各国历史学家们齐聚一堂，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友好交流，思考共同的历史和未来，为将来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每个地方都有值得注意的学者。”方德万强调道。
就如最初他突破西方视角，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立场，方德万总在尝试突破既定的视野框架，去聆听更多微弱的声音。这种刻意去打破信息茧房的尝试，就如推开一扇又一扇紧闭的门，不断地将眼前可见的世界推向更远一点的边缘。
拿他所关注的二战史来说，方德万意识到其界定范围是受到话语权影响的。传统观点里将二战定为1937年开始，1945年结束，但在他看来，这是西方对二战的定义，并不能代表亚洲诸国的视角。在日本投降之后，亚洲各个地区的战争还未结束。除了同盟国打败法西斯联盟这一主题，亚洲诸国还有赶走殖民者、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这些事件也应当被看作二战的一部分。他希望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在北大开设了“二战中的亚洲”这门课程。不过，这门课并不是他单方面的授课。每当有学生作课题展示时，方德万就坐在讲台下，戴上眼镜，像一个好学的学生，将每一个打动他的观点认真地写在笔记本上。
课堂上的方德万
突破既定框架的最终追求是什么？
“全球化。”方德万一直在强调这个词。他认为，一些定义虽然帮我们厘清了概念，但在某种程度上看，也人为地制造了人群里的差别。而打破这种隔阂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交流。“更多的、更深入的全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新趋势，我希望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欧美学者，都要更有信心，更有勇气一点，去建立沟通，打破隔阂。”
来源 | 融媒体中心
文字 | 池如渊 杨迪
编辑 | 山石
责编 | 安宁
排版 | 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