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久明 | 物質文化視閾中的留學研究——以敬隱漁留法期間經濟收入考察為例

張英倫根據信中的「沒有收到中國書商的稿酬」斷定，敬隱漁在法國期間沒有收到來自國內的稿酬：「他先要解決活命問題。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羅曼·羅蘭的信中說，他很久都『沒有收到中國書商的稿酬』，欠他稿酬的就是商務印書館。他的小說集《瑪麗》銷路好，一九二七年二月又印了第二版；《蕾芒湖畔》是他出國後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因他在國外，稿酬也還沒有付。他找到商務印書館門上。有理由相信，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鄭振鐸幫助了他。鄭完成歐洲的學術之旅，回上海後仍主持《小說月報》的編輯，一九三〇年底才去職，這時還在任上。敬隱漁出國前為該刊撰譯的稿件，都經過鄭的手編發，他那時就和鄭建立起聯繫；在巴黎二人又多有交往，關係更加密切。落難的敬隱漁求助，鄭當然義不容辭。總之，敬隱漁不但拿到了商務印書館欠他的稿酬，而且和該館議定了出小說集《瑪麗》的第三版。這幾筆稿酬雖然有限，這時卻成了他的救命錢。」[11]

結合鄭振鐸1927年7月25日日記中的以下文字，筆者認為1927年12月31日致羅曼·羅蘭信中的「好幾個月以來，我既沒有收到獎學金，也沒有收到中國書商的稿酬」（第80頁）中的「稿酬」，除1927年2月《瑪麗》再版的「稿酬」外，當與該日日記中的「文稿」有關：「夜間，寫給雲五及調乎，予同諸友的信，並將學昭，隱漁，元度諸君給《月報》的文稿，及我自己給箴的小玩意兒，一併包為一包，交給了岡。」[12]理由便是信中的「好幾個月以來」：一、鄭振鐸1927年7月25日「將學昭，隱漁，元度諸君給《月報》的文稿」交給了岡，至敬隱漁寫信的12月31日，時間已經過去5個多月，與「好幾個月以來」相吻合，至於未收到稿酬的原因，則是因為《小說月報》沒有發表日記中的「文稿」；二、敬隱漁小說集《瑪麗》初版時間是1925年12月，如果他沒有得到該版的稿酬，時間便不是「好幾個月以來」。

敬隱漁1924年12月10日在致羅蘭信中寫道：「我剛剛譯完《黎明》和《清晨》。我先把第一卷賣給一家小書店，但它不能給我應有的報酬。由於我沒有其他的收入維持生活，我把譯稿要回來，賣給了一家名叫商務印書館的大書店。待第一卷出版，我即遵囑向您獻上兩冊。」（第8頁）由於敬隱漁是創造社的「中堅分子」[13]，看見這段文字後會很自然地想到，引文中的「一家小書店」當指正與創造社密切合作的泰東書局。在將譯稿從泰東書局「要回來」之前，敬隱漁應該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一份合同。

敬隱漁1925年9月6日乘船到達法國馬賽，次日前往里昂，10日到達瑞士維爾納夫奧爾加別墅拜訪羅曼·羅蘭，兩人在一起度過了愉快的兩天時間。1925年9月11日的羅蘭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敬隱漁即將定居里昂，那裏生活不像巴黎那樣昂貴，而且有一個人數相當多的中國移民群體。他將在那裏完善自己的法國文學知識，爭取通過博士論文，同時完成《約翰-克里斯朵夫》的翻譯，商務印書館給他的報酬相當優厚。」[14]由此可知，在來法國之前，敬隱漁不但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一份合同，並且「報酬相當優厚」。應該正因為如此，敬隱漁才在1925年5月18日致羅蘭信中如此寫道：「據幾個朋友提供的情況，即使繼續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我也必須在法國過節儉的生活」（第10頁）[15]，並敢於前往法國留學。作為「一家大書店」的商務印書館，應該會按合同支付稿酬。

看看敬隱漁1926年3月11日、5月6日，1927年3月25日致羅曼·羅蘭信的以下文字可以知道，商務印書館確實支付了稿酬：「我得到消息，故鄉的城市將給我寄來獎學金，不過這獎學金不能及時寄到，而我3月15日就得繳膳宿費和學費」（第50頁）；「謹寄上一本中國的文學雜誌。其中複製了您的肖像和您的前言的手跡，發表了《蕾芒湖畔》和一部分《約翰-克里斯朵夫》的譯文。譯文的其他部分將陸續發表。譯文還沒有發單行本，也許是要等我譯完《童子》，將前三卷合成一冊。我稍後就繼續翻譯」「我的獎學金被推遲寄發，因為我的最近一張註冊證明是讓中法大學的秘書寫成中文的，省政府認為不合乎要求」（第56-57頁）；「自從我到法國，從來沒有收到過省裏的獎學金，儘管他們宣稱要寄來。我正在等上海中法工專第二學期的獎學金」（第78頁）。根據以上引文可以知道兩點：一、《小說月報》發表敬隱漁作品後寄來了樣刊，意味著《瑪麗》於1925年12月出版後商務印書館應該給他寄來了樣書；二、在談到借錢理由時，敬隱漁沒有說未收到稿酬，意味著商務印書館應該按合同寄給了他。

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筆者斷定「我正在等上海中法工專第二學期的獎學金」是敬隱漁為了借錢而編造的一個理由：一、敬隱漁在1924年12月10日致羅蘭信中寫道：「最近，由於健康原因，我放棄了學業，邁入我喜愛的文學生涯」（第8頁）；二、在1928年9月10日致里昂中法大學校長信中寫道：「我來法三年，已經獲得里昂大學法國文學證書和巴黎大學心理學證書」、「我在上海中法工業專門學校獲得高中教育證書」（第86頁）。根據引文可以知道以下兩點：一、敬隱漁在上海中法工業專門學校獲得高中教育證書後便「放棄了學業」[16]，二、敬隱漁在法國三年獲得的兩個證書與中法工業專門學校開設的課程沒有任何關係。由此可以斷定，「我正在等上海中法工專第二學期的獎學金」是敬隱漁為了借錢而編造的一個理由。敬隱漁在信中說「我正在等上海中法工專第二學期的獎學金」，意味著第一學期得到了，在為報考里昂中法大學而提交的《品行端正證明》中卻說自己「未得到來自中國的任何資助」[17]，這兩者很明顯是矛盾的，由此也可以斷定，「我正在等上海中法工專第二學期的獎學金」確實是敬隱漁為了借錢而編造的一個理由。敬隱漁為了借錢，寧願編造理由也不說未收到商務印書館的稿酬，意味著他確實收到了。

敬隱漁編造理由的原因應該是：他希望讓羅蘭知道自己有還款能力，以便繼續借錢給他。要知道，羅蘭是一個已經年滿60歲且閱歷豐富的老人，根據來信和交談情況，他對敬隱漁的情況應該相當瞭解[18]，怎不知道敬隱漁這個理由是編造的？羅蘭在1929年10月18日致博杜安信中如此寫道：「他被巴黎吸引，這也是自然的。他本來要去幾個星期，但卻在那裏待了兩年。結果是災難性的。巴黎的生活對這個純潔、率真、孤獨的年輕人產生了毀滅性影響。當我發現這一點的時候，我曾對他發出友好的警告。從此，他竟有一年半停止給我寫信。」（第104頁）這個「毀滅性影響」是否包括為借錢而編造理由，由於缺乏相關材料，存疑。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敬隱漁「有求必應，從不拒絕」[19]的羅蘭，得到這次來信後，只對他發出了「友好的警告」，並未滿足他的願望，敬隱漁也直到9個多月後才於1927年12月31日再次寫信借錢：「他請求借錢的金額愈來愈大，二千法郎不是小數字，拖到這個程度才開口，很可能羅曼·羅蘭在上信中教訓了他幾句，他不高興，也不敢輕易再開口。」[20]

據1925年5月18日致羅蘭信可以知道，敬隱漁出國前在西湖「優哉游哉地住了一個多月」（第10頁），加上出國費用，筆者認為商務印書館在敬隱漁出國前至少將以下引文中的兩卷稿酬都給了他：「（法文大本書中的）四卷他已經翻譯了兩卷，第一卷現在正在上海發表。」[21]對此，劉志俠也如此認為：「《小說月報》一月號發表了羅曼·羅蘭給他的第一封信，引起文壇轟動，同期還刊登了他翻譯的法郎士小說《李俐特的女兒》，他的名字開始為人所知。雜誌社的稿酬，以及商務印書局《黎明》的合約，給他帶來從事文學以來第一筆真正收入，看來數額相當多，足夠他在四月份和創造社朋友周全平一起到西湖遊玩了整整一個月，在那裏完成小說《嫋娜》，回來後得到《小說月報》的採用。他看到寫作真的能賣錢，甚至生活得不錯，這不僅堅定了他從文的決心，而且促使他把當年出川到上海的夢想付諸實現，去法國留學。」[22]敬隱漁翻譯的《若望-克利司朵夫》第一部《黎明》的部分章節在1926年1-3月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7卷第1、2、3號連載（共34頁）後未見出版，如果商務印書館要扣回的話，意味著他得不到1927年2月再版《瑪麗》的「稿酬」。

現在來看看鄭振鐸《歐行日記》中「寫給雲五及調乎，予同諸友的信」這三人的情況：一、王雲五：「1921年9月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1930年至1945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23]；二、徐調孚：「同年（1927年）鄭振鐸由『商務』資助，赴歐考察研究（翌年十月返國），調孚在鄭振鐸出國期間，除忙於代編《小說月報》外，又為鄭著《文學大綱》第四冊作補充、修訂之定稿工作」[24]；三、周予同：「1921年任廈門大學教員。同年任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編輯、《教育雜誌》主編。兼任立達學院導師，並兼課於持志大學、國民大學、上海大學」[25]。根據以上引文可以知道，鄭振鐸《歐行日記》中的三人都是商務印書館職員。在給這三人寫信之前的6月27日夜，鄭振鐸「遇敬君，請他在萬花樓吃飯，用四十佛郎」[26]。完全可以肯定，敬隱漁在吃飯過程中會談起他窘迫的現狀，並且問起2月出版的《瑪麗》的稿酬，鄭振鐸應該會答應幫忙詢問，在所寫信中應該會包含這方面內容。結合「好幾個月以來，我既沒有收到獎學金，也沒有收到中國書商的稿酬」[27]卻可以肯定沒有得到，其原因應該是商務印書館扣回了之前支付的稿酬。與鄭振鐸交談後，敬隱漁以為可以得到稿酬，實際上卻沒有寄來，因此他在信中這樣寫。由此意味著留法期間，敬隱漁只得到1925年12月出版《瑪麗》的「稿酬」。

至於扣回的原因，可以肯定是商務印書館決定不再發表、出版敬隱漁翻譯的《若望·克利司朵夫》——事實上確實如此。筆者將發表在《小說月報》第17卷第1、2、3號的《若望·克利司朵夫》第一部《黎明》部分章節與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的相應部分進行了對讀，發現敬隱漁在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時，並未像他「實譯」魯迅的《阿Q正傳》《孔乙己》《故鄉》那樣「只是有所刪節」，也不像他翻譯落華生的《黃昏後》、冰心的《煩悶》那樣「縮譯」，更未像他翻譯陳煒謨的《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茅盾的《幻滅》、郁達夫的《銀灰色的死》那樣「編譯」。[28]至於翻譯方式，至少主觀願望是忠實地翻譯。遺憾的是，從小接受畸形的修道院教育的敬隱漁，儘管「法語造詣實在罕見」[29]，寫小說時卻「總是先用法文寫，因為用歐洲文字寫起來更快」：「不幸的遭遇把這孩子交付給歐洲的教育家們，這些人都是些方濟各會的會士，他們無疑都心腸慈善，可是他們頭腦平庸，把他變成了一個失去根基的人，一個在自己的人民中形同外人的人。這些愚蠢的傳教士不教他們的修生學習中文，而只教法文和拉丁文。他們雖不擯棄儒家文化，但是他們不讓孩子們有任何機會去認識它。敬隱漁後來不得不背著他們，自修中文。」[30]由於敬隱漁的中文水準有限[31]，難以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致使他創作和翻譯的中文作品都存在詞不達意的情況。

現在來比較一下他和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一部第一段的文字：「江聲自屋後奔騰上來。自天明以來，雨點敲著玻窗。一股水沫沿著破縫隙流下。淡黃的天氣漸漸黑了。房中是一片溫暖淡泊的氣象」[32]；「江聲浩蕩，自屋後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層水霧沿著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黃的天色黑下來了。室內有股悶熱之氣」[33]。很明顯，用於形容水勢，「浩蕩」比「奔騰」好，「雨點」-「雨水」、「水沫」-「水霧」、「破縫隙」-「裂痕」、「溫暖淡泊」-「悶熱」的意思不同。由於筆者不懂法語，無法判斷「雨點」-「雨水」、「水沫」-「水霧」、「破縫隙」-「裂痕」的翻譯誰更準確，但根據下文意思可以斷定，傅雷翻譯的「悶熱」比敬隱漁翻譯的「溫暖淡泊」更準確：接下來的文字主要寫嬰兒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母親魯意莎和祖父約翰·米希爾兩人在家焦急地等待可能又在外面酗酒的父親曼希沃·克拉夫脫回家過程中，追述了頗有音樂才華的曼希沃和廚娘魯意莎相識、結婚及婚後「聽任自己往下坡路上打滾，給別人把位置占了去」[34]的往事，在雨天背景下，這樣的氣氛應該是「悶熱」的，而不應該是「溫暖淡泊」的。

敬隱漁出生於1901年6月13日[35]，據他1924年12月10日致羅蘭信（第8頁）可以知道，他翻譯完《黎明》和《清晨》時才23歲半。相對於創作而言，翻譯更需要知識的積累，因此，23歲半便翻譯完成了《黎明》和《清晨》的敬隱漁，在翻譯史上應該也可以稱作「天才」[36]，站在譯者角度，即使出現詞不達意的情況也可以理解。但是，換一個角度，讀者有權利要求譯品準確，出版社有義務選擇這樣的譯品發表、出版。

據版權頁，1925年12月、1927年2月、1931年3月版《瑪麗》定價均為大洋三角，無印數。民國時期書籍出版不寫印數的情況很常見，如：除1951年3、8、12月的三個版次外，開明版系《子夜》1933年1月至1950年8月出版的前25個版次都未寫印數[37]。根據著名的《呐喊》1923年初版時只印了1000冊[38]可以知道，當時印數都較少。由此可以斷定，敬隱漁《瑪麗》每次印數極有可能是1000冊。另外，敬隱漁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7卷第1號發表的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譯文、散文《蕾芒湖畔》、小說《皇太子》還可以得到稿酬，共11頁，按版面計算每頁782字，共8602字。

現在來計算一下商務印書館給敬隱漁的稿酬。據考察，當時的稿酬情況為：「商務印書館所定稿酬：郭沫若千字4圓，胡適千字5-6圓，林紓和章行嚴（士釗）千字6圓」、「這樣的稿酬標準從五四時期到20世紀30年代沒有很大變化」、「從20世紀初期以來，上海市出版界擬訂的版稅標準一般在10%-25%之間……1921年泰東圖書局答應郭沫若的版稅是10%；胡適在新月社自訂的版稅標準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書局支付魯迅著作的版稅一般是20%，甚至達到25%」[39]。鑒於商務印書館給敬隱漁的報酬「相當優厚」，按照北新書局支付魯迅著作版稅的標準20%計算（相當於里厄戴爾書局給敬隱漁版稅標準的兩倍多，稱得上「相當優厚」了），意味著1925年12月版《瑪麗》出版後敬隱漁可得60圓。既然郭沫若的稿酬標準只有千字4圓，敬隱漁的稿酬標準應該不會超過它，按千字4圓、8602字計算，敬隱漁在《小說月報》第17卷第1號發表的3篇文章可得34.408圓，四捨五入為34.41圓。兩者相加，敬隱漁留法期間可從商務印書館獲得94.41圓稿酬，換算成法郎應該是1132.92，取整數為1133法郎。該數字是按照高標準計算得出的，實際可能沒有這麼多，所以只能說可能得到1133法郎。

由於創造社刊物一直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稿酬標準，更不可能給遠在法國的敬隱漁寄去版面字數僅五千餘字的稿酬。況且，該文是敬隱漁為駁斥《羅曼·羅蘭評魯迅》（1926年3月2日《京報副刊》第426號）而寫作的，據周全平寫作的按語可以知道，對這篇論爭文章，他「原想是不登的」，最終登了，更不可能給稿酬。

綜上所述，敬隱漁留學法國期間得到稿酬的大致情況為：因翻譯出版《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家作品選》獲得4214.8法郎、在《歐洲》發表《阿Q正傳》《中國的文藝復興和羅曼·羅蘭的影響》《麗辛小姐》假設得到了1612.8法郎、商務印書館因1925年12月出版《瑪麗》和《小說月報》第17卷第1號發表三篇文章可能支付了1133法郎，三者相加共計6960.6法郎。儘管後兩筆稿酬是估計的，卻可以肯定總計不會超過7000法郎。

敬隱漁1925年9月6日乘法國郵船昂熱號到達馬賽，1930年1月10日因精神症被里昂中法大學送上開往上海的波爾多斯號郵船，共在法國留學四年多時間。由於敬隱漁1928年10月16日才被錄取為里昂中法大學津貼生，意味著之前的三年多時間需要自己解決學雜費、生活費等。[40]敬隱漁1927年2月5日在致羅曼·羅蘭信中寫道：「省裏的獎學金仍遲遲沒寄到，我決定每天做幾小時機械的工作（例如校對工作），這也能約束我的意願。我今天去看了巴薩爾耶特先生，他很願意幫我找點這種工作；但是他覺得無法讓里厄戴爾書局為我的翻譯預付一筆錢。」（第77頁）由此可知，他到法國一年多後才「決定每天做幾小時機械的工作（例如校對工作）」，意味著在此之前沒有做這樣的工作。就是在信中這樣寫了以後，筆者仍然懷疑他確實做了這樣的工作。理由為：不管是羅蘭還是《歐洲》（即發表敬譯《阿Q正傳》的《歐羅巴》）雜誌主編之一的巴薩爾耶特[41]，都希望他通過翻譯方式掙錢，他自己手頭也有不少作品需要翻譯。據敬隱漁1926年10月16日致羅蘭信可以知道，他1926年10月-1928年10月在巴黎大學學習期間，每個月的膳宿費便是500法郎（第69頁）。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又幾乎沒有勤工儉學的他，除1926年下學期得到羅尼格資助[42]外，其他時間只得多次找羅曼·羅蘭借錢，羅蘭也盡其所能地幫助了他。

以上結論告訴我們，在研究留學情況時，有必要從物質文化視域加以考察，它可以豐富並拓展該領域的研究。就本文的研究對象敬隱漁而言，由於他留法期間的重要收入來源是稿酬，我們不但可以知道當時的留法學生除了勤工儉學獲得報酬外，還有人通過翻譯、寫作獲得稿酬，並且可以研究當時國內外的發表、出版情況和稿酬標準並進行比較，還能夠讓人們知道羅曼·羅蘭、羅尼格等法國友人對他的幫助情況。如果研究對象的收入來源是其他方面，我們便可以對相關領域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