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导论

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书写与想象

文 / 肖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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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铁《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那边是什么————那么多，那么多……

无数的脚，无数的手，无数攒动的头颅……

在窗口，在街上，在码头上，在车站……

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

这是可怕的奇迹：当我此刻想起了

我已不复是自己，而是一个数字

这数字慢慢地蜕变着，庞大着

——直到使我愕然而痉挛

我静着时我的心被无数的脚踏过

我走动时我的心像一个哄乱的十字街口

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

——艾青：《群众》（1940）

对于20世纪40年代初喜欢艾青的读者来说，《群众》恐怕会是个意外吧。与他早期那些带着泥土气味、质朴忧郁的爱国诗作不同，这首发表于抗日战争期间的短诗在迷乱、不安和期待的情绪之间徘徊不定。“他们”，那熙攘攒动的人群，吸引着“我”的目光，更惊扰着他的思绪；标题中的“群众”让第一人称的“我”身体颤抖抽搐，但他知道，“他们”是他的归属。

艾青的《群众》是浓缩的舞台剧，上演了一出曾让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驰神往（当然也不乏心惊肉跳）的经久不衰的故事：“我”与“群众”的相遇和融合。当远处那个如同希腊神话中百臂巨人赫卡同克瑞斯（Hecatoncheires）一般多头多臂多足的“群众”充斥了诗中“我”的视线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经历一个缓慢但坚定的蜕变：他已不复自我，而演化为一个不断膨胀扩张的“数字”。或许是因为“数字”势不可挡的体积，或许是因为蜕变本身，这个 “可怕的奇迹”让诗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愕然而痉挛”。身体的惊厥和心理的错愕是因何而生？它们是否暗示了主人公面对“不复是自己”的蜕变时自我保护的本能，暗示了他对那个正被庞大数字所吞噬的自我的浪漫依恋？抑或是超越自恋小我之狭隘而产生的一种无法遏抑、甚至让自己都惊慌失措的激动？在这一刻，诗人的态度含蓄朦胧，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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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群众》周刊创刊号

就在诗人之“我”幻化进那个巨大、忘我的数码时，“群众”似乎也幻化进了他的身体。沉静时“心被无数的脚踏过”，走动时“心像哄乱的十字街头” ——这样的意象和比喻让读者不禁猜测：下一句中的群众——“街上是无数的人群”——是否就存在于“我”的心里？而在《群众》这首短诗的结尾，当诗人写到“我”突然“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时，个体与群众的融合作为“可怕的奇迹”之终局跃然纸上。艾青的“我”终于分裂成了一个观看者和一个渐行渐远的被观看的对象。诗人不仅把超越自我、融入他者的瞬间转化成了美学景观，而且，更把作为观者、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与那个收缩成一粒粉尘般消失在人群尽头的自我分裂开来。仿佛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分离，艾青或有意或无意地满足了诗人面对自我主体性消解（“我已不复是自己”）的变形记时能置身事外的幻想。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自我割裂的渴望——既期许能忘我地融入集体，又希冀保存具有自我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激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关于个体与群众关系的深刻焦虑。艾青的短诗捕捉到这种焦虑中一些最引人深思也最持久的矛盾：比如群众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和群众作为欲望的对象（期盼“滚在他们里面”）之间的紧张，比如保持必要的距离（观察、认知的前提）和希望无限缩减这种距离（交融的目的）之间的背道而驰，也比如即超然又认同（“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的内在张力。“群众”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叙述自我、憧憬政治和理解生命形式的至关重要的想象载体。正如艾青的短诗所示，20世纪中国关于群众的书写从来不是抽象的、淡定自若的，甚至很少能不偏不倚。相反，群众的故事几乎总是展示出故事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入。在知识分子笔下，群众位于现代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核心，作为符号的“群众”，她复杂的政治和美学涵义，是与书写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忧虑分不开的，对前者的把握需建立在对后者细致入微的理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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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摄影师所摄中国人肖像

摄 / 海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

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激变、社会动荡和残酷战争。集合的人群既是这些喧嚣、纷乱和蜕变的起因和动力，也是它们的结果。群众的身体集合在街巷，集合在广场，集合在作家、学者的笔下，集合在政客、革命家的舌尖。回顾历史，苏源熙（Haun Saussy）认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任何一段时期真正称得上是‘群众的时代’，那便只能是1900年以来的这段时间了，不断爆发的群众能量是这个时期的标点符号。”对于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T. Schnapp）和马修提·乌斯（Matthew Tiews）这样的学者来说，苏源熙的观察正说明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因为“从某种深层的、本质的意义上来说，群众就是现代性。现代是群集的时代。现代的人是群众之人。”如果说这些言之凿凿的新近论断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后见之明的话，当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1895年第一次大胆地宣布“前途茫茫，固难逆料，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则此潜滋蔓长之群力，将崭然益露其头角也。古之思想、信仰既逐渐消磨，而鼎革之际，所视为权力之源者，亦几经推折。独吾所谓群力者，磅礴郁勃，方如异军之特起，推坚陷锐，将举一切而吸收之。然则过此以往，吾人所确然无疑者，岂非为群力用事之时乎？”的时候，他的20世纪即“群之纪元”的断言只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众多猜测之一。

群众是具有定义时代之伟力的历史主体，新的时代将是群众的时代——当这样的预言在20世纪初的中国（通过对勒庞著作的翻译和评介，但也绝不仅仅是通过勒庞）流通开来时，它远非不证自明或毋容置疑，更遑论为人所心悦诚服的共识。又如艾青的短诗所示，对于很多为国族命运焦心挣扎的知识分子来说，群众从不是什么不言而喻、不触而发的他者，而一直是等待破解的迷，是需要被挖掘的意义，是期待切身感受的体验。“一盘散沙”，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用这个惨淡冰冷的形象，来形容他们眼中在内忧外患之际毫无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国社会。如何将松散如沙、一触而溃的旧中国转变为众志成城、有血有肉的新中国一直是知识分子们心心念念的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群众”，作为书写或动员的对象，作为想象的他者，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如果个体稀松杂乱如一盘散沙，那么有组织的群众可否是建构一个戮力同心的社会政治有机体的基石和材料？身体的集合到底是自我觉醒的证明，还是迷狂亢奋的反映？加入群众，变成群众的一分子，也就是艾青所谓的“可怕的奇迹”，对个体的心理与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问题的意义，以及它们的迫切性和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力，都深植于激变中的现代中国特定的时势语境，但提出类似问题的绝不仅仅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自觉地加入了跨国性的现代讨论，成为这个“群之纪元”里重要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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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凉棚下吃饭的劳动人民

摄 / 西德尼·戴维·甘博 (Sidney David Gamble)

20世纪上半叶，在心理学考察、文学艺术描绘、和政治投入的三重聚焦下，群众成为了理论研究和美学再现的焦点，其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是和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变革与期待密不可分的。这包括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主权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从挟天意的君主向人民的转变；包括“共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在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不仅为新兴的政党政治规定了游戏规则，更催生了以“民主”、“平权”、“自由”为期许的新型政治生活，并随之带来了一套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群体行为的日常实践形式；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群集（一起生活、工作、甚至一起避难）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和物理条件；当然，也包括中国劳工力量在城乡中持久的政治表达集体诉求，以及在参与性政治中愈发活跃的“公众”作为一种新的道德和权威之源在现代中国的兴起。

对群众的书写反映了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但绝非仅仅是它们的机械反射，不可简单化约为社会政治经验之附庸。群众的理论和故事，为经验赋予内涵，让运动承载意义。它们不是外部现实的被动镜像，而是法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所谓的“主动的再现”（active representations)，它们“引导行动，在可能性的场域里规定了想象的边界，并划定了龃龉论辩得以发生的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话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学和思想的历史，而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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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北京，夯实路基的筑路工人

摄 / 汤姆·哈金斯(Tom Hutchins)

本书研究群众（特别是有政治诉求和行动的群众）如何作为一个不断被争论又不断创化的核心概念，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自我、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像载体。群众的故事和理论不仅书写群众，更在对群众的书写过程中，参与了对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以及对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新的思考，从而参与构建了中国的现代想象。对20世纪上半叶政治、文化光谱上身份各异的学者、作家来说，书写群众无疑成为了一种权力的技术，与各种新思想新话语获取合法性的策略纠缠在一起。本书关心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或者群众运动的动员机制，而是要看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如何通过寻求并发明新的词汇、阐释范式以及再现形式，从而使“群众”成为被言说、被规训的对象；看他们如何以科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名义，为各自的洞察树立权威，以便言之凿凿地描述群众行为与心理，为管理群众出谋划策，更自信满满地为群众代言代行。书写群众的知识分子们时而自说自话，时而心平气和地你来我往，但也不乏针尖对麦芒地唇枪舌战。梳理这些充满互动性的写作，需要跨越学科、政治倾向和再现形式的界线。现代中国群众话语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既激发但又桎梏了现代中国对“团结”的想象，扩展但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地平线。通过对小说、诗歌、哲学论述、心理学研究等不同话语形式的细读，本书希望能够凸显存在于新兴社会科学知识、新的美学再现模式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诉求之间常常被忽视的联系，并从而来揭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的复杂性及其内在逻辑。

本书各章节的安排大致遵循文本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并穿梭于不同文类之间，不过每一章内都集中讨论同一组相关问题。第一章《群众之心》分析民国时期群众心理学的翻译、流通及其体制化，试图凸显在现代中国群众作为书写对象的出现、心理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发展、以及大众政治的兴起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第二章《非理性的魅惑》分析青年学者朱謙之 （1899–1972）20世纪20年代的群众理论和他无政府—虚无主义哲学中非理性和本能的观念。与大部分在第一章里分析的作者不同，朱谦之视冲动的情感为革命之源。所以，这一章既要解读朱谦之群众理论的政治想象和哲学/心理学根源，也是想借此来观察群众的书写如何彰显了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中理性与本能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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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

摄 / 瓦尔特•博萨德(Walter Bosshard)

第三章《虚构的转变》围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对个人融入群众的表现，分析作家对消解群体与自我之间界限既渴望又忐忑的矛盾心理。这一章聚焦于文学作品里个体在政治运动中与群众相遇的场面，分析现代中国作家如何书写集体能量的爆发以及自身在这种爆发中的位置，特别关注这类书写中自我否定与自我实现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章《孤独的问题》集中讨论胡也頻 （1903–1931）从现代主义作家向左翼革命作家的转变，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从病态的孤独幽闭到群众狂欢的想象之旅。这一章阅读胡也频关于情欲与政治欲望的故事，分析自我的修炼与政治归宿的憧憬之间相互满足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是现代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的最有诱惑力的核心。

最后一章《声音的洪流》处理群众之声的问题。 群众能否借文艺的媒介直抒胸臆，还是只能别无选择地借口发声？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想象的中心。历史主体必须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哑口无言怎么得了？集合在广场上人声鼎沸的群众宣布了对一盘散沙的无声中国的告别。当沸腾的群众出现在因群众而激奋甚至“愕然而痉挛”（再次借用开篇引述过的诗人艾青的描述）的作家笔下时，谁会失声呢？通过研究群众书写中发音与消声之间的吊诡，这一章既质询对执着于声音的现代迷思，也质询很多因众之名而展开的中国故事之不可能的叙述基础。本书的尾声《“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讨论诗人聂绀弩（1903-1986）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书写的一些诗文。站在历史分水岭上的诗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经历了红色的梦境，在沸腾、稠密的群众里看到了翻身做主的“我们”具体的化身，而“我们”之外，都是不属于新世界的“非人们”。

导 论
第一章 群众之心
第二章 非理性的魅惑
第三章 虚构的转变
第四章 孤独的问题
第五章 声音的洪流
尾声：“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
参考文献
谢 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