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商隐《安定城楼》
安定，唐代为泾川（今甘肃县名）节度使的治所。城楼，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最是嵯峨壮丽。此题实是登楼寓怀之作，而非题此城楼的“咏物”之篇。
一上来，两句的风神韵致，便是玉溪生特别擅场的格调。城已甚高，城上之楼，不啻百尺，其美可知。高也，而用迢递一词形容之，已是不落寻常俗格。盖迢递是“远”的状词，与高无涉。或曰：此迢递，是指城墙的长大萦回，一眼望不到头之意，非指城楼而言也。我谓不然。这个迢递，是说这座城楼的壮丽嵯峨，从老远的地方就能望见它，而不是什么城墙的长短问题。读诗，本不与上数学课“几何学”相同，莫拘迂呆认才好。
然而第二句，却确实是说“远”。这远，与自远处望楼之义异，而是自楼望远，“取向”相反，而神理相辅相成。登上城楼之后，凭栏纵目，这才看到一片绿杨弄色，而绿杨的那边，还有汀洲水景，豁人心目。一个“尽”字，写出了那水域的广阔。尽者，目尽于汀洲水景，此外更不见边际也。一者是高，二者是远。高之与远，是空间的纵横二向的综合，总是相关相涉的。
身在高楼，目穷远水，此时此际，他一腔幽绪，万种深怀，都一齐涌上心头，使他不能不发为吟哦，形诸翰藻。
开头的风流蕴藉是容易领略到的，但真正的更风流蕴藉的好句却在紧接上来的颔联。若说这才是此诗的警策，亦即玉溪的特长，那是恰确的。
这一联是精选了两位古人，来替自己投影传神：一位是西汉的贾谊，一位是东汉的王粲。贾是出名的政论家兼辞赋家，王则是头流的辞赋家兼名诗人。二人皆从少年即文名藉甚，又皆有抱大才而不得尽用的感慨；而他们又都是依人作嫁 飘泊天涯的超群迈伦的奇士。这种种，恰好是玉溪自身的遭遇和处境。将他们引了来，以“证成”自己的身世襟怀、文才政见，而并不直言明叙这就是写我自个儿——这手法，正是中华文化的高级产物，而不是只说一句“用典”的问题。
贾谊十八岁文名大显，汉文帝召之为官，经历斑斑，卒年不过才三十三岁。“年少”二字，岂是泛词，正是诗人的灵心，同类的互契。然而王粲因世乱离乡（今山东邹城地）而远赴荆州去依投刘表（当时他有虚名），也只有十七岁。可见我说“年少”二字是诗人的灵心，正因此处上句暗贯下句。而王粲依刘，其代表作是《登楼》一赋，这就是为何玉溪登上城楼而立刻想到王粲的原故。
贾谊初为文帝器重，他的《治安策》中的名言是“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而文帝终未能依他的计虑而更新政治措施，反因灌婴等人的谗言，而疏远了他，逐放于京都之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这其实也是一种“依刘”的变相而已。是以，下句的“远游”，实又暗贯上句。
这就是玉溪的灵心慧性、丽句清词的特大优长与魅力之所在。
依历史学家的考论，玉溪此时依泾川节度使王茂元，曾应朝廷的博学弘词科之试，以他之大才，竟未录取，铩羽而回王幕，心情可想。开科应试，也是一种皇家之召，而古时的科考策对，总有经邦治国的政论性文章。这与贾生之事，多少亦有可为比喻的因素。是以上句出贾生之虚涕，并非泛泛用典。
王粲依刘，历十五年之久，刘表是个“饭桶”,终不知重用此才。他是到了三国曹魏时期才稍稍有所归宿的(为建安七子之冠冕，与曹子建平列齐名，人称“曹主”)。他的《登楼赋》中说：
挟清漳之通浦兮，依曲沮之长洲。……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 ……
则可见其怀土思归之心，是何等深切。这也就是玉溪此刻登眺的同样心情。
下面的颈联，由于颔联引发而延伸，说的乃是：上句接王粲之思归，下句接贾生之忧国。“永忆江湖”，即思归之义也，不必拘看玉溪故里是否“江湖”之地。“归白髪”，明出归字，最为明白，此倒装法，谓长愿白头而归故里也。
其下句，是承接贾生志节，欲治国安邦之后而小舟适意，放迹江湖——略如范蠡佐越成功而遁于五湖也。
此二句，意思并无奇特新颖之处，不过句法潇洒跌宕，遂使人耳目间无俗套陈言之感。因是，古今人多胜赏大赞，以为义山绝唱（王安石等尤倾倒，以为神似老杜）。实则未免书生大言，痛快有馀，真味不足，遂不无夸炫之嫌。以吾评之，义山精彩，正不在此——逊颔联亦远矣。
但诗人本意，亦在反衬结联，不得不尔。他说，我志在回天定地，岂在区区职位之间——此如鸱之得一腐鼠，攫为美食，而恐云中鹤雏之来夺其味也，而以恶声吓之，何其可笑可怜哉！这寓言故事出于《庄子》，而经玉溪如此运化，遂成千古名句，其不可及即在明明愤懑语也，而说来特为意趣盎然，不瘟不火，才人风调，迥异鄙俗粗野，全在此处显示分明，令人为之不平，为之嗟惜，为之同情，为之倾倒。盖必如此方是中国之诗，华夏之文，其风流蕴藉之美，罕有俦匹。
故我以为，如谓玉溪此诗，全为尾联而作，亦不为过言也。
鲁迅先生曾首抉国民劣根性一义。自古以来，天生异才，国之瑰宝也，而爱才者总不敌妒才忌才者之有权有势。其害才陷才，唯恐才之胜己，至于不择手段，务戕而伤之，抑而枉之，以为如此可以保己而遂私者，万计亿计，而“尔曹身与名俱灭”；纵或名字见于记载，亦徒供笑骂之资而已。“诗卷长留天地间”,“不废江河万古流”，彼据腐鼠而吓鹤雏者，又岂能掩玉溪之光焰于万分之一。然而若谓才人之厄，古今一辙，因有此理，但才不足为玉溪之仆役而滥援玉溪之叹慨，使玉溪之品格溷于卑俗而不易辨，则亦言玉溪诗者所当措意，庶几方为深爱激赏之正途焉。
注：
1.本文选自《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
2.李商隐，约813-858，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其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3.周汝昌，1918-2012，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生于天津。中国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曾任四川大学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