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谍报战让日本占尽先机
19世纪60年代之后，东方的清朝和日本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在第一个回合之后，东方两个国家都败下阵来。如何摆脱困境，实现国家的强盛？在紧迫的形势面前，清朝和日本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变革。清朝的有识之士掀起洋务运动的高潮，日本在此时也开始进行明治维新，无论是清朝还是日本，两个东方国家都希望借此走上一条强盛的道路。但不同的是，清朝是希望通过以自强推进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靠的是自我改革与发展；而日本却走上了一条以扩张求发展的道路，靠的是侵略与掠夺。出发点一样，但方法、结局却迥然不同。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68年，明治天皇甫一登基，就开始推行“武国”方针，把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他发表所谓《天皇御笔信》，在其中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必须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然要“布国威”，那周边的邻国当然就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距离相对较近， 于是，近邻清朝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虎视眈眈的对象。
为了推行其大陆政策，进行对华侵略扩张，除加强军事力量，不断扩军备战外，日本还在中国大肆开展间谍特务活动，搜集各种情报，以便为即将发动的侵华战争进行充分的情报上的准备。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早已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大量间谍潜入中国，进行组织严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间谍活动。
第一，间谍组织名目繁多，机构无所不有。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军部为做好对清朝发动侵略战争的情报工作，就不断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间谍，组成庞大的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这些间谍特务，有的装扮成旅行家，有的以经商为幌子，暗中从事间谍活动。
“玄洋社”大约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其“实 绩”之一，是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起的东洋学馆。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构乐善堂在汉口成立。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这个间谍网以北京为中心，北到蒙古、满洲、陕西，西南从两广至云贵、巴蜀，对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 运输、交通等内容，进行精心调查并作详细记录。日本在华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名为促进清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实则是一个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组织严密，都有着合法的外衣，名义上打着经商或贸易的幌子，实则培养日本间谍。他们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间谍范围涉猎甚广，情报无所不包。
为了给即将发动的战争提供充足的情报准备和进行精确的决策，当时在清朝的日本间谍搜集的情报内容涉猎十分广泛。
日本间谍根津一将汉口乐善堂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3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上海，根津一与日本驻沪领事派遣间谍化装成和尚，到浙江普陀山与隐匿在法雨寺的间谍会合，刺探福建水师的军情，并绘制地图。日本在中国的军事间谍当时已渗透到了各个地区，其在华北的总机关设在北京，总头目是青木宣纯。1884年，在日军参谋本部任职的青木奉命到中国进行谍报活动，他先在广东活动3年，后调到北京搜集情报，并绘制了精密的北京郊区地图，这是日本第一次得到北京郊区图。
在日本间谍中，日本陆军部的神尾光臣最为诡计多端。神尾光臣是著名“中国通”之一，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1892年担任日本驻北京使馆武官。他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然后，神尾将这些情报用暗语电告驻上海的联系人——以茶叶商人身份为掩护的日本间谍角田隆郎，由角田再改为新闻通讯文字电告大阪《每日新闻社》，转报日本参谋本部。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战时大本营给神尾光臣一个特殊任务，除了搞绝密情报外，还要发回一些中国正积极备战的假消息，以便激起日本国民的战争情绪。神尾光臣心领神会，歪曲事实，不断发回中国准备对日开战的假情报，日本内阁借此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为发起侵略战争营造舆论。
第三，间谍活动层出不穷，手段无所不用。
为了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日本间谍采用了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套取情报。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年轻时即来到中国，刻苦学习汉语，熟练掌握了汉语会话及应用。1887年，他加入汉口乐善堂，开始了专职间谍生涯。1891年，石川被派到天津，担任驻地武官的助手，他在山东、直隶及奉天等各地来回流窜，从事各方面的调查。1893年，他又乘船由烟台出发，游历渤海海口各海岛，并观看旅顺炮台，回程中又专门到旅顺后路及朝鲜大同江和仁川口等处侦察。同年，他再次随同神尾光臣等进入旅顺、大连、威海等地，窥探清军各海防要塞的布局、设防情况，从而掌握了清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情报。
石川回到天津后，又以日本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通过事先阴谋策划，加上金钱和美色的诱惑，石川结识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菜。刘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各军械所制造子药多少、现存多少等悉数告诉日本间谍，刘则得到金钱酬谢。甲午战争爆发后，石川伍一在刘菜家中被捕，他对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军情供认不讳。石川在其供单中明确承认：“我系神大人(即神尾光臣)差来坐探军情的。自光绪九年，即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处往来。现在住在军械所刘树菜(即刘菜)家中，或来或去 …… 我认识刘树菜，系张士珩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王小波引荐的，已有三年了。刘树菜已将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弹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于正月底照抄一份，交神大人带回我国。”
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清朝方面注意，日本间谍机构还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暗语系统，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兵”；“中等品”指“大连湾附近之兵”；“谷类”代表“步兵练勇”；“杂货”指“炮兵”；“买卖不如意”意为“北洋舰队不出威海”；“草帽辫行市如何”指“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近日返沪”指“威海舰队之防御移至旅顺”等等。
可以看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通过多年来派遣的大量间谍得到了数量众多的情报，这些情报内容极其丰富，为日本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也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策划的，完全是一场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
日本通过在战前派遣间谍获取了清王朝的大量情报，其中更有大量极其机密的军事情报，对日军来讲，这些情报的获得足以让他们提前准备，增强信心；而另一方面，尚蒙在鼓里的清军就这样仓促上阵，被动应对，战争的结局在战前就已显现。可以说，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对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而对当时的北洋海军来说则是雪上加霜，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首先，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增强了侵华的信心，提前进行准备，主动作为，使北洋海军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甲午战争前，日本军国主义者虽然已经有了对中国作战的计划，但由于历史上长期以来在中日实力的对比中，一直都是中强日弱的局面，因而日本当政者虽然想发动对清战争，但还是信心不足，心存疑惑，他们迫切想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来了解清朝的实力及备战情况。
1893年4月，日本谍报头目、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中国进 行“实地考察”，直接感受和了解清政府的意图及实力。川上操六首 先到达朝鲜，在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他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 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进行了“考察”。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川上操六不仅了解到清政府并没有对日作战的全面准备，而且对清军战斗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增强了发动战争的信心。
面对日本日益频繁的间谍活动，清政府不仅没有引起高度的警惕，一些官员还为日本间谍搜集情报活动提供了方便。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1877年“周游”北方战略要地，名为“周游”，实为搜集情报。当时他的身份为“学生”，持有清政府总理衙门发放的通行证，实际上受到了清廷保护。1893年，川上操六来华“考察”，毫无戒备的清政府“殷勤接待”，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并观看了军队操练。
于是，在战争爆发前夕，中日双方呈现出如下态势：清政府对战争完全缺乏必要的准备，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战略部署，掌握实际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想避免战争。慈禧太后一心一意要欢度她的六十寿辰，不希望因战争而搅了庆寿的事。而李鸿章竭力避免对日作战，除了存有和平幻想、信心不足外，把淮军和北洋舰队视作自己的私产也是重要的考虑，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长期以来一直推行“避战自保”的方针。而日本却早已决意发动侵略战争，目标明确地进行着周密的战争准备。就两国军队而言，战争还未开始，北洋海军已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其次，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军了解到清军的用兵情况，从而使北洋海军在丰岛、黄海海战中完全陷入被动。
1894年，战争即将来临之际，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蠢蠢欲 动，加大了搜集情报的力度。报告称：“倭人在沪向设有日清研究所，约 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天津是李鸿章的驻地，外交交涉和军事指挥的中心，也是日本间谍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李鸿章的一些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因此，日本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
7月下旬，由于朝鲜形势日益紧张，人数处于劣势的清军在朝鲜 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为了应对日本的压力，清政府派兵分两路前往朝鲜，主力部队渡鸭绿江，赴平壤。另外，清政府租用英国的“飞鲸”“爱仁”“高升”3艘商船，分别载运2500人，计划从天津大沽经海路到达朝鲜牙山。战舰“济远”“广乙”以及教练船“威远”护航，运输船“操江”载运枪炮器械随行。当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请求出动全部北洋水师护航，但李鸿章为保存实力，严令丁汝昌静守勿动，“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启衅，令汝观战以长胆识”。
中国军队分路援朝的消息及出发日期，很快被日本间谍探知。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在其被捕后的供单中也承认：“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是领事府打的。”德国商人满德在他的信中也记录下了日本间谍的情形。当时，满德从塘沽乘火车返回天津，在车厢里也坐着一个日本人。“及满德乘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则‘爱仁’‘飞鲸’‘高升’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既能了彻，安见不电知上海，由上海电知伊国也?不然，‘高升’船之罹灾，何以若是之速也?”
通过多个间谍渠道，日本确认了“高升”号等运兵船的出发日期，日本大本营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派军舰前往截击。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驶向朝鲜的海岸，进入临战状态。7月25日，丰岛海面即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舰围攻的悲惨事件，清军780余人全部丧生，护送的北洋海军“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并未随之撤退，而是继续潜伏，并且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不断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伺机窥探北洋海军的情报。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 洋海军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北洋海军军舰，接到命令投入出征准备。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海军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北洋海军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本谍报机关。得到报信后，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前往攻击。9月17日，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震惊世界的黄海海战爆发。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惨遭重创，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广甲”5舰，包括邓世昌、林永升在内，死伤800余人。从此北洋海军退回威海卫，畏缩不出，日本从而夺得制海权。不久，宗方小太郎被召回日本，接受天皇的召见，日军将领评价宗方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再次，日本间谍的情报摸清了清军在山东半岛的布防情况，使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受到陆海夹击，最终全军覆灭。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海军，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北洋海军。因为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拥有25艘新 型主战舰艇，包括向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来远”“经远”4 舰，向英国订购的“济远”“致远”“靖远”等舰，并拥有天津大沽口、旅顺、威海3大基地。针对北洋海军，日本间谍长期以来展开了大量的军港情报搜集工作。
威海军港是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之一，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隔海相望，遥相对峙，共同扼守渤海大门。威海卫是北洋海军提督衙门所在地，海防工程众多，有海军公所、制造局、水师学堂、兵营、靶场、弹药库、船坞、铁码头、医院等各种设施，港口的东航道、西航道上敷设有水雷和防材，陆上还有南岸和北岸的炮台群。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多种征清方略，其中有一条就是打败北洋舰队，“以威海卫为根据地，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部队进攻北京”。但是，如何侵占威海卫，必须实地进行调查，于是，日本乃派间谍事先进行侦察。1887年，威海卫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时，一些日本间谍就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对威海、烟台、荣成等山 东半岛一带进行详细的调查。
1888年12月，日本参谋本部又密派间谍海军大尉关文炳赴威海等地暗里调查，寻找陆军大部队理想的登陆之处。关文炳赴威海卫侦察，归后写成一份《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之意见书》，认为荣成湾是最理想的登陆地点，欲攻占威海卫，必先取此湾为基地。日本间谍认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 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不大被人注意，正好袭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后来陆海夹击北洋海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荣成湾范围广阔，湾口南北达到75公里，还必须从中选择最佳登陆地点。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参谋本部不断派遣间谍前往详细侦察，最后海军大佐平山藤次郎提出报告称：“在山东半岛成山角之南，有 一突出的小半岛，即龙须岛……(其西侧)有一小湾，宽3000余米，长2500米，湾口水深5寻，愈近岸水愈浅，湾内可停泊大船几十艘。东、西、北三面都是大陆环绕，惟南面向海，故在此季节，几乎不必 担心风浪……底系沙地，直至岸边，水深适宜，用舢板和汽艇可以靠岸。若事先准备栈桥材料，人马皆易于登陆……因此，此处实为难得的适宜的登陆地点。”
1893年，川上操六密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井上敏夫从烟台出发，用了2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每到一处，他都非常仔细地观察炮台驻防情况，所走洋面每隔一定距离，便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地理水文数据。与此同时，泷川具和也乘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他沿海岸线“游历”，历时1个月，对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都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为日军日后在北戴河附近登陆选择了合适的地点。
1894年夏季，日军派间谍宗方小太郎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宗方小太郎从上海到烟台后，第二天就化装成农民模样前往威海，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登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暗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 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由于战前日本间谍在中国大肆刺探和搜集情报，使日本军部不仅对中国的军事情形了如指掌， 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使用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将北洋海军的作战消息传回国内，使日军在第一时间提前做好准备，充分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北洋海军兵未动，行先露，直接导致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陷入被动。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在荣成湾龙须岛成山头登陆时采取的就是“远势登陆，抄我炮台后路” 的战术。10天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随后，又占领北岸。
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海军。2 月12日，威海卫完全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由上可见，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成为军事行动的急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虽然有政治上、军事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华间谍成功的谍报工作对战争的结局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遣大量间谍潜入中国，间谍机构无所不有，间谍情报无所不包，间谍手段无所不用，从而获得了大量关于清朝各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的获得强化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为日军赢得甲午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能够如此猖獗并且获得成功?
第一，清政府保密观念淡薄，没有自觉的防范意识。
甲午战争前，日本蓄意侵华，阴谋发动战争，派遣大量间谍在华开展搜集情报活动。对此，清政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保密观念淡薄，没有自觉的防范意识，以致日本间谍往往能轻而易举获得情报。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谍报工作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破解了清朝的电报密码。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送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件照会，改变以往的惯例，事先将日文译成中文，长达387字。对于这样一反常态的做法，汪凤藻竟然丝毫未产生任何怀疑。由于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所在地电报局拍发。第二天，汪凤藻派人将一份长篇密码电报送日本电报局发往总理衙门，果然就是陆奥宗光的照会。两相比对，日本外务省很快就掌握了这套密码的规律，并破译了汪凤藻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全部往返密电，秘密全部泄露，而清朝官员竟然丝毫不知情。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1895年，李鸿章赴日进行马关谈判，竟然还带着这套旧的密码，致使李在和谈期间与北京的往返密电内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赔款的底线等，全部为日方所了解。这样，马关条约的谈判实际上全部为日方所一手操控。
如果说电报被破译是日本主动设立陷阱，难于防范，那么，对于日本明目张胆地刺探军情、搜集情报熟视无睹，竟然还视其为座上宾，则实在是难以交代。1893年4月，对华谍报头目、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作最后的准备。应该说，此时已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夜，日本蓄意侵华的图谋早已显露，川上此行的目的昭然若揭，但即便如此，李鸿章竟然还视川上为贵客， 允许川上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之久，而且还让川上参观天津机器局， 访问武备学堂，观看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让其登上北塘 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川上此次之行，对清军战斗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获得了难得的情报。
甲午战争中，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员保密观念淡薄，没有防范意识，清军的大量军事机密被日本间谍所侦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清政府软弱无能，没有有效的防范间谍活动的措施。
对于日本间谍日益猖獗的活动，清朝的一些官员也洞识其害，向朝廷提出建议，要求严加防范，加大惩处力度，但软弱的清政府并没有实施多少有效的防范措施。
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主要有以下数条：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据报，“有日奸在汉口租界处行走，营勇向前盘诘，正欲查拿。该倭人即持刀抗拒，避入租界。英美领事不肯交出，谓系日本安分人，即时护送其登轮往沪”。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使节为其说情。针对这些情况，应严查间谍，美领事不得袒护。二是主张实行保甲，严惩汉奸。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为其搜集情报，清除汉奸是反间谍的根本所在。三是对百姓实行安抚。很多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乱，民不聊生，在日本间谍粮、钱的诱惑下有人为了生计当起了汉奸。四是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相似，只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很难识别。为此，建议日本人在中国改华装者应按间谍治罪。
清廷曾采纳了一些意见，采取过一些防间谍措施，破获了几起间谍案，对一些抓获的间谍也予以了惩处。石川伍一案破获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曾出面搭救，清廷派津海关道盛宣怀回复称：“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处窥探，其意 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奸细无疑！”最终石川伍一被处以死刑。
但是，总体来看，在甲午战争前后，对于日本在华间谍活动，清政府并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防范措施，更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范制度。当日本在野心勃勃地做着一切侵略准备，派遣间谍肆意搜集情报时，腐朽的清王朝却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对外界知之甚少，有关国家安全防务之事不甚了然，更没有单独成立一个防范间谍活动保护国家安全的机构。
第三，清政府吏治腐败，一些官员甚至为虎作张。
中日甲午战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民族之发展，但即使是在如此紧要关头，一些清朝官员仍然置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于不顾，与日本间谍相互勾结，出卖情报，于中谋利。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后，在其供述中即明确承认有多名清朝官员涉嫌为日本间谍谋利：“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签押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注：指日本间谍神尾光臣)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还有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请中堂亲随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树菜等商议密事，遇有紧要军情，即行飞电。”仅在石川的供述中， 就可以看到若干名清朝官员赫然在列。其中张士珩是李鸿章的亲外甥，时任北洋海军军械局总办；罗丰禄时为李鸿章助手；李辅臣时为西沽炮药局委员。李鸿章身边如此众多的清朝官员与日本间谍密切来往，甚至为其提供情报，北洋海军的失利在所难免。
由于有自己的亲戚牵涉其中，故在处理石川伍一的间谍案中，对于如此证据确凿的案件，李鸿章也有袒护之意，故意拖延，只是后来在其他大臣的参劾下才上报情况，但还是隐瞒了其中的一些案情。
到甲午战争时，清政府吏治腐败，很多官员以权谋私，甚至有的官员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即使在战争爆发后，也仍然为虎作长，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充分体现了一个王朝必将没落的命运。
第四，日本政府蓄意侵华，有组织地加强间谍活动。
日本政府从明治维新开始，逐步走上穷兵黩武的扩张道路，始终将发展军事力量放在优先地位。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大力推行大陆政策，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自觉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机临近，曾发动所属人员拟制征讨清朝的作战方案。其中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拟制的《清国征讨方略》明确提出：“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养成忠勇果敢精神，经常取进取之术略，定巍然不动之国是，实乃维持和平之根本，伸张国威之基础。”从这份征讨方略中，可以明显看到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意图，为了侵略战争的成功，日本也意识到必须“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
为了详细探知清朝实力，为侵华战争做准备，日本政府长期有组 织地派出间谍到中国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早在1872年，日本外务大臣西乡隆盛就曾派间谍秘密潜入中国，伪装成商人，调查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兵备、财政、风俗等。1884年，日本早期间谍机构东洋学馆在上海设立，从此，日本间谍机构和间谍活动的触角伸到了 中国各地。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陆上战场的作战，还是海上战场的作战，到处都能看到日本间谍的身影。
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甲午战争中日本在华间谍活动猖獗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防范意识淡薄，措施不力。日本政府蓄谋侵华的狡诈作为也强化了这种间谍活动的猖獗性。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甲子，甲午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它留给后人的启示仍然很多，对于今天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奋斗的国人来讲，总结历史教训，鉴往知来就显得更为重要。
启示一：必须提高警惕，毫不放松地做好防间保密工作。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华间谍侦知了大量情报，这固然是因为日本间谍不择手段，但也与清政府保密意识淡薄，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有关。甲午战争期间，当“高升”号运兵船停在塘沽码头时，码头区竟然没有进行警戒，一般闲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甚至竟有日本人 “来往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梭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李鸿章赴日谈判时，因日方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李与北京往返的密电内容及中方割地赔款的底线，全部为日方所了解，因而，整个和谈的进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针对我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一点也不比以前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毫不放松地做好防间保密工作，时刻牢记保密无小事，保密就是保胜利。
启示二：必须未雨绸缪，加大对竞争对手的研究。
甲午战争中，日本“遣间谍至我国者，或察政务之设施，或考江山之形胜，无不了如指掌”。由于日本间谍事先了解到北洋海军行动部署，日军预作安排，突然袭击，这是北洋海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清政府在情报搜集方面全面被动。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片面相信列强调停，害怕战争的到来，一味消极避战；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也从来没有树立举全国之力与日决一死战的信心，对日本政府势在必得的侵略野心、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没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对日军的侵略行动没有做到事先详细周密的侦察了解。古语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战争的对手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自己却对对手知之甚少，失利在所难免。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否定侵略历史，推动钓鱼岛“国有化”，企图奉祖宗之衣钵，逆潮流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将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从历史上看，日本历来有私下做足功课，突然不宣而战进行偷袭的传统。甲午战争中的平壤之战、丰岛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之战，日本都从偷袭中得到了好处，占足了便宜。往事历历在目。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加大对对方国内形势的研究，作好精确的预判，提前进行准备。
启示三：必须把握大势，做好信息搜集统计工作。
120年后，世界迈入了信息社会，网络把人们联在了一起，信息的范围更加扩大，已经远远超出甲午战争的谍报范围。在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普遍重视信息搜集工作，一些西方大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侵犯个人隐私，把窥探的目光瞄向全世界。
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增多。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持续和平的世界还远未到来；我们希望世界发展，但和谐发展的世界还远未实现。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言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信息的搜集与统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力做好信息搜集统计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
1.《甲午谍报战让日本占尽先机》，作者尤永斌，选自《甲午殇思》，刘声东，张铁柱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2.图片搜自网络，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