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

拙作前篇已言之，“七七事变”后，主持我中央最高决策的蒋汪 二公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由于高宗武之泄密而被敌人摸了底。可 是在西义显于八月初奉松冈洋右之命，赶回东京，向日本政府各首脑 机关汇报时，日方当权派对汪蒋二公的反应就参差不齐了。

我们搞外交史的如果把日本国当成个研究单位，则这个“日本 国”在近代世界史上，实在是最穷凶极恶的一个帝国主义。但是我们 如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打散了来看，那我们在这个“帝国主 义”之内，却找不到一个负最大责任的“帝国主义者”。

一般历史家都知道，现代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二二六政 变”之后，政党政府垮台，代之而起的便是军人专政了。其实日本人 搞民主政治固然出不了杰斐逊、林肯、(老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一 级的民主政治家；他们搞独裁政权，照样出不了希特勒、斯大林、蒋 介石那样“一人说了算”的大独裁者。

因此，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不是一个“一鼻孔出气”的“寡头政治”(Autocracy),  而是一个众小寡头集体互制， 近乎中古欧洲“贵州政治”(Aristocracy)    的一种落后政体。在名义 上，他们最高的决策机构是所谓“五相会议”,也就是首相居先的 陆、海、外、藏(财)五相的集体领导。在五相之上再加个天皇，那 就是他们体制上的最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御前会议”了。

其实在这个所谓“会议”里，日本天皇对国家和战大计虽有其 一言九鼎的影响力，但对日常实际政务，他陛下便无法干预，因为他 未尝亲政，对行政更无实际经验也。因此，所谓五相会议者，事实上 只是五个官僚商量着办事。人数太少，国家大事也很难由投票决定。因此他们五人，人人都享有“决策权”(Policy-Making Power),人人也都享有“否决权”(Vetopower) 。  如此则制衡有余而领导不足 了。没个一元化领导，他们往往就各行其是了。——最糟的还有它那 个“直属天皇”,独立运作于内阁之外，专司军令，调度陆海两军的 “参谋本部”了。就以他们当年的对华政策来说吧，他们的首相乃至 三相四相都同意了的一个政策，其中如有一相或本部提出异议或严重 否决，则整个既定政策都要修正、变质，甚至全部泡汤。

“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军人是一马当先了。殊不知他们文职 官僚也可玩弄以毒攻毒、以军制军的把戏。外相、藏相也可遴选“大 将”充任嘛。下节我们就要谈到近卫文磨首相组织其二次近卫内阁 时，他希望以军制军，乃保荐在日本军人中最有声威的宇垣一成大将 出任外相，庶几对华外交可以“一元化”。但是这个美梦哪能做得成 呢?宇垣不但对那远在中国战场上胡作非为的中将少将们无法遥控， 而且对近在卧榻之侧的军部之内那些对华自作主张的大佐少佐，大将 外长也毫无办法——下文当细论之。

日本这种乱草出蛇的落后制度，不但弄得它自己的对华外交，无 固定政策可言，连我们中国这样想对它屈服的被侵略者也无所适从。他老人家朝秦暮楚，姑婆分治，你不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嘛!何人讲话 才能算数嘛!

面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混乱作风，我国那时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 的最高决策者蒋委员长，便一再痛斥日寇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毫 无诚意。——因此他以不变应万变，亦明亦暗地正告敌国，不管何 人当家，你们要“停战”、要“讲和”,那你就先“撤兵”再说，否 则我们就打到“底”。

可是那时我们那位急于利用日本侵华突出自己，谋和代蒋的汪副总裁，虽然也知道敌方没有“一人说了算”的领袖和“一鼻孔出气”的机关，但还是相信日本的“御前会议”的。——因而他也有他的腹案：一、暗中和日本先把“战败国尚可接受” (周佛海语)的秘密条 件谈好；二、经过日本的“御前会议”正式认可；三、等到抗战至油 尽灯枯之时(必要时还应暗助敌人一臂),我老汪乃和日本人里应外 合，公布秘密议定之条件，登高一呼，和平救国。汪认为这时龙云、 刘文辉、张发奎都会立刻“起义”响应，然后把“蒋军”残部赶往西 北，投奔苏联。根据汪的估计，这时德军应该已占领莫斯科，东方再 由汪日联盟合作，就可收回西伯利亚了。然后再由中日联合赶走英美 势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由裕仁、汪精卫平分天下，岂不欹欤盛哉？！——显然这便是汪副总裁的黄粱大梦啊!他哪里想到他的美梦 万分之一也实现不了；他自己却从党国第一号元老，堕落成现代中国 的第一号汉奸呢？！

汪精卫这个梦想也不全是他自己的空中楼阁，他是根据日本人囊 括东亚的幻想制订的；而日本对亚洲的梦想，又只是德意日所谓“轴 心国家” (Axis Powers) 幻想的一部分。——说多了，未免离题万 里，但是纵使专搞微观史学，对宏观史学也得略知一二。

用最简略的语言来说，自从十五六世纪，欧洲白人发现了美洲， 环绕了地球之后，我们这五大洲便一直在信仰基督教的白种民族主宰 之下，至今未变。

白种人主宰有正负两面。正面是他们把人类文明迅速提高。我们 的“现代文明”之兴起，实拜白人之赐。白人主宰的负面，则是现代  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了。——白种民族利用他们特有的科技，对其他所谓有色人种做血淋淋的统治。

但是白人的统治也有其周期性。西班牙、葡萄牙出道最早，首先 平分了地球。可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它们的地位就逐渐被后起 之秀的英(美)、荷、法、俄等民族篡夺了。后起之秀变本加厉，到 十九世纪之末，全世界五大洲都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变成了它们的殖 民地。——其中剩下的唯一的一块“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孙中山语),就是我们中国这块大肥肉了。

迨德、意两国在一八七○年左右组织了各自统一的政府，形成了 新兴的民族国家，它二位向同族前辈学习，立刻便加入了白色帝国主 义阵营，向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可惜两国出道太晚，世界膏腴之地  早被它们的前辈占领殆尽。德、意愤愤不平，所以它们一直把自己说  成“无的国家”(The have not countries)，把英、美、荷、法、俄说成“有的国家”(The  have countries)。“无”的光蛋、小贼因而一直要向“有”的富翁、大盗要求分赃，要求殖民地重行分配。“有”的大富翁当然不肯。为着防制小贼偷袭，这些已有既得利益而洗手反正的大盗就要“维持世界现状”(Maintaining Status Quo)和“保世界和平”(World Peace)了。说穿了，岂不可笑哉？

就在德、意于一八七O年左右出道的同时，我们东方的小日本 也颇能为我们黄种民族争口气。在一八六八年它发动了“明治维新”,搞全盘西化。——读者知否?在日本人西化时，连行中医、 吃草药，都是违法的。这一禁令，直到二次大战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始被撤销，其西化之彻底可知也。

既全盘西化矣，果然时不旋踵，日本对“西方文明”，就“迎头 赶上”了——至少可与德、意两国，并驾齐驱。

日本之模仿西洋，最能得其精髓的，也是它最有兴趣的一环， 便是西式的帝国主义了。例如德国在初期搞扩张主义时，朝野曾酝酿 一种所谓“三B政策”。三B者，匈牙利的布达佩斯(Budapest),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和中东、今伊拉克首府的巴格达 (Baghdad) 也。

日本佬东施学西施，在它们的“大陆政策”里，也搞出个“三M”来。三M者，满洲(Manchuria) 、蒙古(Mongolia)   和闽(Min, 福建、台湾)也。——这些虽是一时风气，未必见于官书，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传遍世界的“田中奏折”,所强调的还不是这些 “M”？(《田中奏折》有人说似非田中所撰，然为日人激进派所作则 无疑也。)

不过胡适说得好，任何民族都不能把自己的“固有文化”完全抛弃。日本毕竟是个东方国家。不论它对西方学得怎样惟妙惟肖，它也 是丢不掉它的东方传统的。因此它学会了西方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 义这个东西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由白变黄，它就与老帝国主义不太 一样了——“日本帝国主义”较之“欧美帝国主义”是青出于蓝，其 凶残暴虐，就远非西方帝国主义可以望其项背了。(作者附注：日本 之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那时是无微不至的。不论在理论上或在行动 上，它们也绝未想到要为亚洲兄弟国家争取解放。其时想到帮助殖民 地革命的反而是列宁所搞的“第三国际”,虽然为时也极短；日本却 是以反共为借口的。所以今日的日本极右派政客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渡边昭一等还在镧言当年日本是在帮助亚洲国家反帝，真是不学无耻！)

吾人试读欧美史便知道，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所谓“英 语地区”，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经济帝国主义，一切向钱看。“炮舰政策” (Gunboat Policy)为的是钱，能搞钱而不需要炮舰，它们也可 “裁军”“限武”。在殖民地中“浑水摸鱼”为的是钱，如果清水养 鱼可以赚更多的钱，它们立刻也可换浑水为清水，并缓缓让步，为殖 民地建立简单法治——如此则皇家上国赚大钱，殖民地臣民也可赚点 小钱，大家好。君不见近百年来的中国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 亚、缅甸，甚至整个印度、中东和若干非拉地区，它们被帝国主义剥 削了数十百年，一旦帝国主义者撤退了，当地被剥削者每有“去后之 思”“甘棠之念”呢？——在下才疏学浅，然亦尝深入观察于印、 菲、新诸地区，有感而发呢!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是这样了。它在做帝国主义之时，开口“大日 本”、闭口“大日本”,杀人放火，把事情做“绝”。因此它一旦被赶 出原先的殖民地，大家就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了。——谓予不信，诸 位去问问朝韩老乡和东南亚人民就知道了。中国台湾也被日本人统治 了五十年，听说日本人对某些台胞也有若干去后之思。但这不是当年 的异族统治者真有什么“甘棠遗爱”，而是另有别的政治原因呢！

总之长话短说，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被日本学会了就变质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但是这个帝国主 义在“经济”之外，它把东方传统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加了进 去，什么“八纮一宇”“忠君爱国”“集体切腹”“杀身成仁”等 (“二二六政变”时，十八个叛军头头买了十八口棺材，预备十八人 集体“切腹”)，这些西方帝国主义所没有的东西，也都成为日本帝 国主义里面的金科玉律了。

因此，新兴的日本为着经济利益要搞帝国主义，不为着经济利 益，只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也要搞帝国主义。换言之，它们为着 经济利益要侵略中国，纵使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损，它们也要“为 侵略而侵略” 这就是所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 了，是一种害人害己的狭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和“爱国狂” (Chauvinism) 的混合体，比诸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帝  国主义，那就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在西化过程中走火入魔了。

一九三六年所爆发“二二六政变”，便是这一抽象意蒂牢 结的具体化。它也是包含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 。上自天皇、元老、大臣、富商、高干、教授、学人，下 及贩夫、走卒、浪人、营妓(日裔“慰安妇”)的扩张主义思想，都 是大同小异的。据说“日裔慰安妇”在她那短促的慰安时刻，还要劝 诱被慰安的日本官兵去替天皇战死，魂归靖国神社呢!

日本的元老重臣、学人教授一级的扩张主义思想，当然不同于日 裔慰安妇，但是他们为着扩张日本而侵略中国的目标，则完全相同、 只是付诸实施的手段互异罢了。

简略言之，日本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日军侵华助纣为虑的 借口，则是“中国”一词，原来就只是个哲学概念、地理名词、而不 是个政治实体。盖满(东三省)、蒙(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 各有其原住民，实非中国领土。日本帝国替天行道，帮助它们独立、 甚或与它们合并，“共存共荣”,如日本之与朝鲜、疏球、中国合湾 者，实是天与人归之事，中国人、西洋人何能加以阻止呢？

就以号称开明与和平的元老外交家重光葵来说吧、他率领日本 投降代表在密苏里舰上签完降书之后，被关入盟军巢鸭监狱、为他的 根深蒂固的侵略思想洗脑(当年日本死刑以下的战犯私称此一洗脑怒 验为进巢鸭大学)。一洗四年，而重光葵在狱中偷用厕纸、撰符国忆录(书名《昭和の动乱》，后来此书出版了十余种译本。中文版 由徐义宗、邵友保合译，改名曰《日本侵华秘史》,一九七O年香港 现代公司出版)，还要若隐若现地替此一侵华哲学做辩护呢！——重 光葵在此书中，翻旧案说，早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和华盛顿会议 (一九二一)期间，日本代表就提出“何为中国”(What is China) 的定义问题，而否定只许中国一国向边疆“殖民地区”移民的主权。重光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被韩国志士尹奉吉炸掉一条腿；后 来对盟国俯首投降，入“巢鸭大学”进修，真是九死一生，历尽沧 桑。但他还是要出这口鸟气，异时异地，则其他日本理论家的逻辑又 如何？就毋烦多事引证矣。

总之，根据这一理论，则不特日本军人制造“满洲国”是替天 行道；他们西征热(河)、察(哈尔)、绥(远)——今日“内蒙 古”，当年日本人叫“蒙疆”——扶植蒙裔伪“德王”建立一个囊 括内外蒙古的“大元帝国”(那时外蒙古还未“独立”),自然更 是顺理成章了。等到后来日军攻入长城，侵入华北，再搞个“华北 五省自治”，不更是理所当然？试问“关内十八行省”哪一省没有 “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固有文化”呢?中共进城以后，大陆上 (尤其各省)的考古学家，不是更进一步证明几乎中国各省区都有其 原始文明？什么“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文化”“鲁 文化”“吴文化”“越(粤)文化”“荆文化”“巴文化”“蜀文 化”“铜鼓文化” 今日台湾还不是有个“八仙洞文化”？笔者去夏曾承“立委”韩国瑜先生的招待，到“八仙洞”深入地考察了一 下，惊叹不已！

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没有今日大陆上各省考古家 “考”得那么细致，但是当年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其火候有时且超过 中国),足够支持他们军政两界肢解中国的理论，何况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各省宣布“独立”“自治”乃至“联省自治”,就从未停过。如今大日本皇军在“华北”也帮助各省搞点半省自治(如冀东 伪自治政府)、一省自治(如策动宋哲元、韩复架、阎锡山在察鲁晋自治自为)或联省自治( 如华北察晋冀鲁绥五省自治),也未可厚非嘛!

大体说来，这套理论是盛行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兴起之后，至巴黎和会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条” (Fourteen Points)，强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而登峰造极。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原是为解决白种民族之间纠纷的暂行办法。因为彼时白种民族之间有其“宗教死结”,例如耶、伊之间(且看今日东欧波斯尼亚一带)；伊、犹之间(且看今日的以色列和中  东)；新耶、旧耶之间(试读西欧史不绝书的各种宗教战争)。他们  之间的信仰冲突永远无法解决，民族也就永远无法融合。如此，则不如各家自扫门前雪之能和平共存也。

这套解决白种问题的暂行办法，拿到我们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 里来，就凿衲不投了。中国文明自开始以来便是个“多民族的文化” (Multiracial Culture)，文化本身自始就是多元的(Cultural Pluralism)。它以“滚雪球”(Snowballing) 的方式把所有的区域文化(夏文化、 殷文化、周文化、秦楚文化、吴越文化……)都“滚”在一起，“熔于一炉”(Melting Pot)，始有今日。——各民族之间，无不能“共存” (Coexistence)之死结，所以时历两千年，共存的“多民族”, 就融合成一家人了。

因此，日本在侵华期间所犯的理论性的错误，便是它要利用西 方威尔逊所强调的各“民族自决”的小民族主义，来瓦解那时经两千 年，久历风霜的“多民族共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族群生活上 相互依赖、难舍难分的东方的中华帝国的大民族主义。

试问，满汉蒙藏诸大民族之间，究竟有什么“死结”存在，让他们非分手离婚不可呢？——有之，那就是西方白色帝国主义者，和它 们习惯于现代西方“民族自决”的观念，以及戴着有色眼镜的学者专 家们，强人从己、不断挑拨的结果。

在理论上，最矛盾的还是日本这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他 老人家自己一面吞没了北海道上的虾夷族(Ainu), 琉球、中国台湾 的汉人和原住民，并灭亡了整个韩国，早已犯下了“民族自决”之大 忌。贼喊捉贼，它又怎能在大陆上玩弄小民族主义来对抗大民族主义 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在理论上已彻底破产，手段上又极其下 乘。怎能称霸诸侯，创造帝业呢？终至身亡国丧，岂非自取其咎！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要知道响亮的政治口号一般都比高深的学理 更有力量，因为口号可以使人发疯，而真理则否也。耶稣教的先知说得好，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日本当年侵华军阀在自我毁灭之前，所发的那股疯劲，若非抗战过来人亲见亲闻，真难以想象也。——言归正传，让我们再看看，当年日本侵华目标的下限和上限。

上节已提到，当西义显于一九三七年秋奉松冈洋右之命返东京报 告，东京当权各派对蒋、汪的反应是参差不齐的。我们也曾分析过这些日方派别，其处理对华军政大事虽方法不同，但大原则则是完全一 致的。

我们不妨先看看它们有多少派别和什么原则：

从总的说来，它们当权的大致有“政府”与“军部”两大派。政府那就是以五相组成的内阁了。在一九三六年“二二六政变”之 后，“内阁”的权力是远不如“军部”了，但是在体制上内阁毕竟 是向外代表日本帝国的。办对华外交，不能不有其原则和政策。“二二六政变”后出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兼“外相”的是 广田弘毅(一八七八—一九四八)。他于一九三五年为对华外交制 定了所谓“广田三原则”。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近卫文磨 (一八九一—一九四五)代广田为首相，而广田仍连任外相，对华政 策不变。因此，“广田三原则”也就变成“近卫三原则”了。

近卫三原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中日“满”经济合作；二、承认“满洲国”；三、共同反共。其实这“三原则”的一、三两 项都是不着边际、可伸可缩的空话。在其后中日交涉中也时有变易。唯独第二条“承认‘满洲国’”,日本政府(乃至所有该国朝野任何 派系)都是向我坚决要求，半寸不让的——这是“九一八”以后，日 本各派对华要求的“底线”，是它们全民一致的。

日本政府和人民坚持这条侵华底线的道理很简单。我们这片储存 有“无限宝藏”的整块膏腴之地，其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一倍以上，而 其他自然资源，就不知多少倍了。

朋友，容易了解吧。当年日本那条小饿狼，咬上这块大肥肉， 你不打死它，它怎能自动吐出呢？——那时它另外两个小从犯、小强 盗，德、意两国，对日本是多么羡慕啊。

以上是日本侵华的“底线”,它们也各有不同的“上限”呢。那时日本“政府”对华要求的“上限”，则是凡经日军占领了的城池疆土，中国政府如要收回，还得另外割地赔款，才能谈和呢!你是“战败国”嘛。

日本对当年侵华战争，自名曰“圣战”,曰“膺惩”。——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它们，所以它们要“惩罚”我们，要打得我全民皮开肉绽才过瘾!

以上是日本“政府”对我要求的上、下限。

至于日本“军部”的运作，那就治丝益梦，更是一言难尽了。

日本军人自藩幕时代开始便是个职业化、封建化的封闭集团。

他们士为知己者死，各级官佐原都是勇于内战、各为其主的所谓“藩 士”。明治废藩之后，他们就直接效忠天皇了。——日本明治维新是 和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同时的。两者封建背景极为相似，其职业军人效 忠皇室的精神亦复相同，德国现代化的过程和日本西化的过程更是如 出一辙——而日本西化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时不旋踵，日本也就变 成东方的德意志了。

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态度讲授世界现代史，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 德、日两民族是现代世界上，最有效率、最有组织、最彻底、最勤劳 刻苦、最忠君爱国和最讲求卫生清洁的两个民族。——不是过誉吧！

我们呢?朋友，我们和他们恰好相反！不用细说了。我想读者们 是不会骂我崇洋媚外，自贬我伟大传统文明之身价的。——正因为这 种鲜明的对照，百年前甲午战败之后，我民族对日本真是诚心诚意地 “服输”。对日本战胜、我们战败毫无怨言，并派遣千万文武青 年，东渡取经。当年归国的留日学生，可说无一人无崇日之心。其中崇日崇得最标准的归国留学生，恐怕就是蒋中正先生了——蒋公一生 恨死俄国，厌死美国，最崇拜德、日!

笔者愧为“天子门生”,对先师做此评论，以质诸“天子近臣”,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吧。像蒋公这样彻底崇日的中国领袖，他何以又要领导全民抗日到底呢？日本人在战时，除不以他“为交涉对象”之外，某次竟集中飞机九十架，务必炸死他一人，这又所为何来呢？——这就不能怪我们的民族英雄蒋介石，而要归罪于那个万恶不 敝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日本以那样一个可敬的民族，何以一下就变成这样可恨的魔鬼 呢?原来有其长者，必有其短；走极端的个人和民族，可以为善， 也可以作恶啊，德国佬还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的孔圣人教导我们 走中庸之道呢。这就是我们的固有文化了，颛预一点也是庸人有 福啊。

日本这个东方封建小国，自从在一八五三年七月被美国海军司 令培理(Commodore Matthew   C.Perry)打开大门，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光葵上密苏里舰向麦帅签降，这一百年间，可说做了一场文化噩梦。——它在西化途中“走火入魔”，做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

谈到日本“军部”,我们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侵华期 间，他们的军部和“统帅权”是抓在中间阶层官佐，从少佐(少校) 到少将，所谓“少壮军人”之手。——在抗战期间我们如提到“日本 少壮军人”，真是谈虎色变。在我们被侵略者的印象里，他们都是一群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茹毛饮血的魔鬼！试问：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家杀人犯，不是他们？

在华北率领日韩浪人、中国汉奸横行无忌的，不是他们?

在卢沟桥、廊坊、广安门，横眉竖目的，不是他们?

在南京杀我军民三十余万，强奸我妇女数万人的，不是他们? 把我重庆炸成一片火海，血肉狼藉的，不是他们?

在香港集体强奸，被我护士誓死反抗剪断生殖器的，不是他们? 在陷区我们要向其做九十度鞠躬的那威武哨兵，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罄竹难书呢!

面对这样暴虐惨酷的侵略军，你说他们也是人类?

可是在历史书里，日本的“少壮军人”，却有其双重人格呢！且 看他们在他们自己“转型期”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

在封建藩幕时代，尤其是有名的“长州派”(今日本山口县)和 “萨摩派”(今日本鹿儿岛县),他们是一种封建社会里的“义薄云 天”的侠客。我国《史记》里面的荆轲、聂政、豫让，三国里面的关 张赵马黄，小说书里的林冲、李逵和大刀王五。笔者在纪念甲午拙作中提出的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都是“萨摩藩士”出身。——侠客在东方封建社会里，至少不算是坏人嘛。

这种“藩士”到明治时代，他们就变成日本新建现代陆海军的中坚了。长州派掌握了陆军，萨摩派包办了海军。因此在这一“转型期”中的日本陆海军， 一开头就半东半西、半封建半现代了。—对内如关、张之对刘备，那是赤胆忠心的；对外那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了。甲午战争时，你看伊东偷袭我“高升号”，射杀落水我军七百人。再看日军攻下我旅顺，实行屠城，把全城老幼数万人，杀得只剩下十余人。这两起大屠杀和后来的“南京大 屠杀”一样，“捷报”传入三岛时，日本人民欢欣鼓舞，举国若狂呢！

 所以日本这种用现代武器的封建军阀，一开头便是他们国内 的英雄，国外的魔鬼！

到昭和时代，日本四岛由于大搞资本主义，大发战争财，国内一 致向钱看。政党与财阀相勾结，纸醉金迷，贪污腐化，把日本社会弄 得乌烟瘴气——这原是经济起飞社会的通病。但在他们社会中搞除暴 安良，正气昂然的“侠客”们，就对此义愤填膺了。他们要杀尽那些 颛预的元老重臣、政党头头。关闭所有有靡靡之音的卡拉OK、娼馆 妓寮，恢复王道社会、武士精神……这一来小撮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这一自发的群众运动，原自尉级军官、士官学生开始，蔓延及 于少佐、中佐，乃至大佐、少将，终至形成一个可怕的“少壮军人” 的集团。老头们或被赶尽杀绝，或则退避三舍，或者乘机利用，壮大 自己——如此则昭和之军政便在少壮军人掌握中矣。

至一九三六年二  月二十六日，政变一起，日本便是少壮军人的天下了。对内，他们以激进改革派姿态出现；对外，尤其是对华，就要重振国威，加强侵略  了。这一下，则“九一八”“一 ·二八”《塘沽协定》《何梅协定》 “七七”“八一三”“南京大屠杀”,就次第出现了——最后要搞到 中国只剩个地理名词。

就在这不断侵略声中，日本“政府”之内，广田外相与近卫首相 就意见不一而无法协调，如此则不但我方蒋汪二公乱了手脚，连德国的希特勒(希魔原也希望中日和解一致抗苏的)和德国外交部、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驻华大使陶德曼也不知所措，下篇再细论之。

另外，日本“政府”与“军部”也各行其是。政府希望侧重诱 蒋，因为蒋有实力；而军部则侧重挖汪，因为中国政府是个双头马车，一马仆则二马不能行，挖出了汪，则蒋自垮，是不战而屈人之 兵也。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各行其是而互挖墙脚。——在一九三八年 及其以后，他们搞出一连串的滑稽剧来，对我方孔祥熙、张群、陈布 雷……诱和都各有管道。其后戴笠也插足其间，导演了一套“假凤虚 凰”的“假宋子良”的侯宝林式的笑剧来，令人捧腹不止。——读者 如不惮烦，我们如有暇，真的娓娓道来，大家会前仰后合的。历史原 来比小说有趣。

《三国演义》里虚构的故事，哪能比得上《民国全 史》里的真人真事?《金陵春梦》《酒畔谈兵录》,凭三分小道消 息，做十分瞎扯淡；金雄白的汉奸回忆录，志在自我漂白，居心尤其 可诛啊。

再者在日本军部内掌握实权的少壮军人，则南进、北进，海陆 两军亦互不相让。至于对华作战，得寸进尺，“捷报频传”,则前线 “君命有所不受”的十分骄纵跋扈的战场指挥官，和后方自命目光远 大、以苏为假想敌的参谋作业人员，也各行其是。而指挥官之间又有 “关东军”“华北驻屯军”“(总部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和“华 南派遣军”等山头，谁也不听谁指挥。大家都是主子，相互嫉忌。中国汉奸要做日本主子的奴才，也不容易做啊!所以周佛海时常自炫日本人要杀他。他不也是帮日本主子毒死李士群吗？

汉奸周佛海和汪副总裁的悲剧，是他们在日本这堆乱草之中，碰到只在纸上搞参谋作业的一条小蛇，而误以为它是一条可以行云落雨的大龙。结果双方都不知彼、不知己。从私欲出发。最后一方毁己误国，另一方遗臭万年，读史者能不慨然？

总结本篇：我们可以肯定，日本侵华百年，是它全民族一致的政治行为。不能只归罪于少数政客和若干少壮军人。至于它全民族何以忽然发生如此一致的侵略行为，那实在是它由东转西，由封建转现代过程中的走火入魔。至于走火入魔，走得如此疯狂，疯狂到南京大屠杀的绝灭人性的程度，而能举国和之，从不忏悔。这就是日本文明中有其若干基本问题了。

恕我大胆地假设一下，那就是传统的日本文明原是自大陆东传的“边缘文明”。他们那种视死如归、集体切腹(胡适所恭维的所谓“轻死的精神”)如大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所干的那一套，在我们中华 文化里，只是出现于“游侠列传”或青洪帮、瓦岗寨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雍容大度，言忠信、行笃敬，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文明 的正统呢!——以他们那一套为立国精神，那就是边缘文化了。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也曾不断地强调，近代的中欧德国，所搞那一套霸道的纳粹主义，也是西方文明中的“边缘文化”。——其进锐者，其退速。骤雨不终日。宁馨儿，终不若大智若愚者之有慧根也。

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对个体如此，立国亦何尝不然？为百年大计千年远景，不才深愿现代政治家和有心的读者共勉之，毋再蹈日本帝国主义与汪伪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