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读丝韦先生《岛居杂文》，知道陈寅恪先生已在广州逝世了。我原想写一篇数万字长文，以精力不支，便搁了下来。我并非谬托知己，而是要谈谈一个新课题——唐学。
无论我们是怎样了不得的才智之士，总不免受传统观念，所谓“幽灵”的支配。我在香港二十年，冷眼看来，这儿关于文史的知识，大半是科举时代的“常谈”；教师所传授给青年学生的，也无非是当年塾师教学生适应八股试帖诗的老话。至于学术界空气，正和台湾所提倡的中国文化复兴一鼻孔出气。可是，我们应该明白：清代学者所提倡的朴学（考证学）是牛角尖，他们所师承的“汉学”和他们所批判的“宋学”也是牛角尖。
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了不得的，而隋唐之学，融会中外（那时代的“外”也是了不得的）。鲁迅说：唐代富有朝气，正如一个健康的汉子，吃什么东西都能消化吸收了去。（大意如此。）唐代的艺文，可说是百花齐放。
章太炎师精于魏晋之学，他的笔下，正是魏晋文章；周氏兄弟鲁迅和知堂，在这一方面都有湛深的造诣。(鲁迅酷爱秘康，对《嵇康集》下过功夫。)章门弟子多少受魏晋之学的影响。说实话，魏晋之学，比宋明理学高明得多，庶几可以上比先秦诸子，和希腊哲学争胜。
陈寅恪先生则是隋唐学大师，既不像汉学那么固陋，也不像朴学这么偏僻，有如法国百科全书时代那么势气浩瀚，百流交汇。唐代李氏原带着外族血统，有着原始森林气息。那三百多年的学术文化，也和事功那样照耀百代的。前代文士，只知道汉学、宋学，而不知道有唐学，胸襟自不免流于褊狭。陈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确跳出了“腐迂”的小圈子。
不过，要研究“魏晋学”和“隋唐学”，单啃“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是不够的，至少要懂得“敦煌学”; 在今日要谈中国文化复兴，钻牛角尖是行不通的。
有一句新洋典，叫作“狗抓地毯”，即是说一个人要从传统观念的牛角尖钻出来是不容易的。到了年轻这一代，读小说乃是堂而皇之放在课室里去看，《红楼梦》还当作课外读本来看。可是，不必说别的，民国初年，我在杭州 “一师”念书，我这个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费了多大气力，才积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水浒》，却因为在自修时间看小说，被舍监夏丐尊师没收了去。这位夏老师，便是五四运动以后提倡新文学运动的导师。所以，在桐城、阳湖古文奉“唐宋八大家”为宗师的时代，要提倡唐代传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百年前，曾国藩在军次看小说，他的幕僚赵烈文还笑他藏私盐呢！在北京大学教室里，公开讲中国小说史的鲁迅先生，和讨论《莺莺传》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的陈寅恪先生，在旧文士眼中，那真是离经叛道的坏事。也只有北京大学，敢于这么离经叛道，因此把唐学奠定了基础，和汉学、宋学鼎足而三；他们走的是新朴学的路子。不过唐宋并不是孤立的，必须和魏晋学、敦煌学相结合；此汤用彤、陈寅恪和周氏兄弟所以独步千古也！
从“唐学”的观点来看，它和以往谈唐宋古文家的看法大不相同。唐宋古文，并不是唐代文学的正统，韩柳古文运动只是传奇小说的副产品。自从敦煌学出，我们才明白传奇出于变文，和印度佛学的东来有关的。(可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刘开荣先生说：“例如，关于《莺莺传》的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自从宋赵德麟以后，历代考证的 颇不乏人，说来说去，依然没有定论。陈寅恪先生的《读〈莺莺传>》文一出，仿佛满天云雾，一扫而空，而历来没有解决的悬案，也一下子便不费力地迎刃而解了。……愈觉得唐人社会、生活、思想、举动，与宋以后的都大不相同；而看法也得设身处地，如生活于唐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判断一切方对 ……觉得陈寅恪先生的议论，确有见 地。”——这儿，我只是引个头，要详细来谈，非四五万字不能说明白的。
刘开荣先生说：“一般言中国小说史者，大都谓开于唐；有唐一代，又推大历至大中、咸通间约一百年的光景，为传奇小说的全盛期。”按唐古文运动，倡于陈子昂，行于贾至、独孤及诸子，而盛于韩、柳、元、白。但此中有一不谋而合的铁的事实，就是正当古文运动奔腾澎湃之时，也恰是传奇小说风行云涌之期；同时，文坛上一般古文巨子，又几无例外的都是一时闻名的传奇小说家，所以说唐代的 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这都是陈寅恪先生的话），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
依着陈寅恪先生的路子，刘开荣先生做了唐代小说的研究，他举出传奇小说勃兴的三大因素：古文运动、进士科举及佛教的影响。他的研究以四章分述唐代各种显著的特殊社会环境，并以一、二篇真能反映该项背景的作品为研究的对象。如：反映朋党之争的为《周秦行纪》及《李娃传》, 进士与娼妓的为《莺莺传》及《霍小玉传》，道教思想的为《枕中记》及《南柯太守传》，藩镇的则为《红线传》及 《虬髯客传》，关于佛教的则有《游仙窟》。他走的便是陈氏所开的路子，也多取材于敦煌中所发现的新史料。(读者请看陈先生的《读〈莺莺传>》及刘氏原书。)
关于唐宋传奇的话，我不能再多说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学，主要研究乃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今鲜有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诚吾国史学之缺恨。陈氏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分析因子，推论源流，博大精深，足以补此缺失。全稿分：(1)叙论，(2)礼仪(附都城建筑)，(3)职官，(4)刑律，(5)音乐，(6)兵制，(7)财政，(8)附论。这是一家之言，并非如“概论”式的泛泛之作。他的五万言，也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一样，比别人的五十万言还充实些。陈氏的薄薄几本书，便为隋唐之学打定了基础了。我相信踏着陈氏所开示的途径，向前走过去，就一定不会让那些喊中国文化复兴的腐儒引迷了路途了。
要明白陈氏隋唐学的博大湛深，不妨把第五章“音乐” 看看，腐儒们可能写一句出来？
1.本文选自《书林三话》，作者曹聚仁，北京联书店2010年1月版。
2.陈寅恪kè，1890-1969，字鹤寿，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幼时就读家熟，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抗日战争爆发，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
3.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陈思、阿挺、丁舟、天龙、赵天一等，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现归兰溪市)人，作家、教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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