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钟华】我与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

文摘   2024-08-24 00:00   中国  

本文为和钟华老师在纳西话賨主办的“新时代中华纳西学研讨会”发言稿(和照2024年8月9日拍摄
感谢研讨会主持者给了我这次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我与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

我是上世纪30年代末出生的一个纳西女,出生在古城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高中毕业后,为了不让母亲再为我奔劳,报考了吃饭不要钱的师范类学院,考入教育部直属院校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在当时的西南诸大学中,算是佼佼者之一。能在这样的大学读书,我是幸运的。然而,故乡,古城,老家,石鼓仍使我魂牵梦绕。唯一的愿望是好好读书,毕业后回家,报效桑梓,报效民族。我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习。遗憾的是我被留校先后从事助教、学报编辑、教学研究等工作,回不了故乡。留校,对多少人来讲,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可我却感到失望。从此,“不安心工作”成了我鉴定表上抹不去的评语。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才圆了梦——回到云南。先是在云南工学院(今天的昆明理工大学)搞了3年教学工作。之后,以“专业对口”为由,要求调到了云南社会科学院搞以纳西族为主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尽管岁月蹉跎,但我并不甘心,我要把失去的时光争回来。就这样,我一头钻进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中。46岁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火把节习俗及其传说刍议》。10年过去,先后撰写并发表论文、调查报告、民间口传文学数十篇,与杨世光共同主编了国家七五重点项目《纳西族文学史》,与和尚礼共同编了《纳西东巴圣地民间文学选》。撰写论文《言出肺腑 情发心底——谈纳西族古代作家文论》《竹枝词中的纳西民俗》《试论纳西族新文学的崛起》等。在研究中,我发现民族文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一个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等于一炉的文化共生矿,于是我的研究由民族文学(从广义讲,也属文化范畴)拓展为民族文化,《纳西文化三类型》《东巴教中的巫文化》《神话内涵与文化背景》等论文即在此时写的。由民族文学到民族文化的研究,这是我研究重点的第一次转折。

(和照2024.8.9拍摄)
在从事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采录、评介和研究工作中,我发现妇女是个重要的角色,许多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以她们为主题,许多民间文化以她们为保存或传承的主体,然而她们却往往被忽略或被淹没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里。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家庭生活的安排者,子女的抚养者,老人的侍奉者,家务的承担者,田间农活的管理者,集市贸易的参与者,如此等等。然而她们往往被外界人看成“素质低”、“落后”,这是不公平的。一种责任感时时驱动着我,让我以少数民族的心态和女性人的身份去理解、去研究我的少数民族姐妹们,去为她们鼓与呼,去让外界了解她们的生活、信念和需求。加上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出身于一个三代女人为一家的特殊家庭,外婆因没能给作为翰林后裔的婆家养活一个儿子,年纪轻轻就被迫流落到金沙江边谋生;母亲因丈夫走上抗日前线,带着我这个刚满周岁的女孩,从昆明回到家乡,因我是个女孩,有家不能住。就这样,外婆、母亲和我相依为命,受尽煎熬和欺凌。幼小的我,亲身体会到了男人、女人的不同。伴随着解放的钟声,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的大环境中,我逐渐长大,苦命的外婆没能看到这一天,母亲和我却以从未有过的舒畅心情,感受到女人作为人的存在。怀着对社会、对母亲的感恩之情,立志要用知识改变命运,这才有今天的我。这些研究和亲身经历,让我顺理成章地从民族文化深入到女性文化的研究领域,实现了第二次转折。

此一转折,是在80年代末。《东巴教的女性崇拜及其演变》一文,就是当时的产物。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妇女研究异军突起,然而偏处一隅的云南尚未波及,我是在无意中卷进这一领域的。与其他地区一些妇女研究先行者不同,我是在毫无相关理论准备的状况下自发地跨进这个门槛的。当然,就我由民族文化的研究延伸至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而言是自觉的。正因这样的背景,我在以后的女性研究中,总是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的视角,《在女神的天地里》一书、《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从纳西族妇女谈起》《传统与现实——对小凉山妇女状况考察的思考》等文,就属于这种情况。

多年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使我形成了一种性别敏感性,凡事都要用社会性别的眼光去观察,去审视。《茶马古道与纳西女人》《纳西族社会性别观念的演变及其对妇女的影响》《妇女脱贫与妇女发展》等文,主持课题研究并主编《云南农村妇女现状研究》一书,就是代表。譬如在《茶马古道与纳西女人》一文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茶马古道成就了那一时代纳西男人的辉煌,立于他们身旁或身后的女人们,也无逊于那一时代、那一群人,因为她们付出了一般人家妇女所难有的生活的、情感的代价。这是基于我调查所得的体验和认识。

关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这里有必要对其作个简单介绍。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都统称为妇女研究,以后随着妇女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遂成为当今妇女学界公认的研究范畴。社会性别,英文为gender,非sex,即指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它指人在出生以后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的规范,即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它是后天形成的,并非与生俱来。其核心是关注两性不平等问题,争取营造两性和谐平等、共建美好未来的社会环境。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来的研究及社会调查中自觉地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同时加进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我受益匪浅。

摩梭母系文化研究,是我关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课题。《生存和文化的选择》一书,还有我主编的《经验心声和需求——山区妇女口述项目(西南卷)》一书,就是从女性的的视角来看,来写,来编的。

(和照2024.8.9拍摄)
退休以后,我也没停下脚步,继续写书编书,参加妇女发展项目,参与组建研究机构,力推民族女性研究者,为民族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尽点绵薄之力。1994年,在北京世妇会召开之前,经院长同意,组建了“云南社科院妇女参与与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社科系统的第一个女性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经济欠发达地区妇女参与与发展研讨会”。与杨福泉、习煜华等同仁在丽江组建了“丽江民族文化与性别研究会”这也是在基层建立的第一个民间女性研究机构。我撰写和编著的20多本书中,大部分是女性方面或有关女性的书,且多是退休以后写的。如《阴阳相谐的追求》《纳西族妇女口述史》《纳西女性文化》等书即是。

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较之文化研究,其现实性和实践性很强。这就促使我又从相对纯学术性的研究进入实践性、现实性的研究。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在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花去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从事妇女与民族社区发展项目的调查研究与项目实践。除了客观因素外,从主观讲,在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在困扰着我:作为学者,我从朴实的乡村农民中搜集到了许多资料,文章出来了,名利双收了,可他们得到了什么?为此,我内心非常负疚。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付点误工补贴或在他们生病或有困难时送点药或钱,或把发现的问题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或把发现的人才向当地推荐而已。这起多大作用?而这些地方多系边远贫困山区啊!我们应该如何回报,如何为改变他们的现状尽点绵薄之力?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所以,在有的国内外扶贫发展项目邀我参加时,就像如鱼得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虽然耽误了写书,我却感到一种欣慰。同时,这也让我学到了更多知识,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我的几个项目调查研究报告,如《滇西北农村综合发展项目有关性别分析的评估报告》《母系·文化与森林——对盛行母系制的两个纳西族摩梭人社区的调查》《IFAD项目贵州项目点社会性别评估问卷分析》等就是这样产生的。尤其值得欣慰的是有的项目得到了具体实施,如新西兰政府援助的滇西北农村综合发展项目,我被邀作为新方专家参与项目前期调查及项目设计工作。结果我的设计是中新双方专家组中命中率最高的一份,所提五项建议中有4项得到新西兰政府认可并付诸实施:1、面对妇女的小额信贷;2、解决几个村的人畜饮水问题;3、建立和扩大行政村卫生室,专设为妇女服务的妇幼保健及产婴室;4、增加中心小学设施及开办大宝寺村小。又如在白沙的农村发展项目中,解决了玉湖村红鳟鱼养鱼塘水与村民用水分流问题等。

最后,还是让我这几句话作结吧:我从金沙江大峡谷走出来,来到了山外的世界。外面世界虽然五彩缤纷,可我仍忘不了我的大峡谷,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和故土。于是,也就有了我这“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为少数民族争口气,为少数民族妇女争口气;也就有了我这“三部曲”:从事教育工作,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妇女。这,就是我——一个少数民族女知识分子的故事。

2024.8.1完成于昆明

左起:木基元、李群育、杨福泉、和钟华、牛增裕、更布塔、木琛、叶紫、金葫芦(和照2024.8.9拍摄)




【作者简介】和钟华,学者,1937年生,丽江古城人。1960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1981年以前先后在西南师大、云南工大从事编辑、教学管理、教学等工作。1981年以后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民族文学、民族文化、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及参与民族社区发展项目。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务及若干社会职务。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担任云南代表团副团长并作主旨发言。曾先后应邀赴美、加、菲、泰、不丹、印、韩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合作研究项目及考察。获省级以上科研奖7项(其中省政府奖3项)。撰写、编著出版过20多本学术著作,撰写论文、调查报告100余篇。主持或参与过国家课题或国际合作项目10余个。1994年退休。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研究、社会调查、著书、编书等。2006年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老专家称号。在从事研究工作之余,不时写点纪实性散文,曾先后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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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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