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
——让上海成为“全球人才流动首要目的地”
金颖婷、钟伟、吴昀华
当公众的视野不约而同地聚焦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更新迭代之时，我们不能忘了，劳动者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和源头。这里的劳动者应从广义理解，既包括高层次的顶尖人才、科学家，也包括实干型、应用型的专业人才和技能人才。
要想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遥遥领先”，大前提就是打造近悦远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环境。
“回形针计划”带回美国的
104位德国火箭专家
各国的“抢人大战”从未停止。从二战后美国推出的“回形针计划”，到如今日本增设的“特别高度人才制度”等，无不瞄准行业里的精英翘楚。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在日本长期居住生活的外国人有322.38万人，比2022年底增加了14.86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财”进日本，“才”进日本，相互加固。
人才工作，本质上是经济工作。没有人力资本的跃升，就难言新质生产力。这些年，我国围绕顶尖人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组合拳，营造了舒适便捷的软硬环境，举办了若干极具影响力的活动，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高质量的专家人才。部分顶尖人才通过共建研究机构、设立工作室、担任机构高管等方式，确实为地方的产业变革、科技进步、发展“研究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
但客观来看，部分荣膺国际奖项的顶尖人才，由于年龄、精力、居住地等原因，无法或无力支撑创新创业等工作，以其冠名的研究机构几乎常年都难见其身影。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和资源，都是真金白银（还有“机会成本”），然而这些机构们有相当一部分“异化”为参观景点和道具，服务于僵化的考核指标。这些景点和道具，始于轰动，旋即间歇，归于冷清，终于被人遗忘。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这些景点、道具，或许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当下紧约束条件下，还得仔细盘算投入产出效率。这是“有效益的投资”吗？
那世界顶尖科学家、人才，我们还要不要？当然要，毫无疑问。但要仔细甄别、内外有别。
首先，对于荣获国际奖项的科学家们必须给予足够的礼遇，但更重要的是深度了解其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开展科研工作。若是其自身受限（譬如精力不济），那么是否有相关的研究人员、研究团队与我方对接，最重要的是真实落地，每年至少有足够的时间（如：超过180天）能在国内（属地）开展业务，而不是简单地挂个牌、剪个彩、发个稿，往后就坐等载体积灰落尘。
第二，我们的职能部门眼光要放得长远些，要盯住那些暂无头衔或“虚名”，但扎实做科研的国内外青年科学家们（还有工程师）。他们可能暂时名不见经传，有些甚至只会闷头作业鲜少社交，但我们要善于挖掘这样的新秀。还要指出的是，人才工作绝不仅仅是人才办等部门的事儿，需要所有部门（整体政府）慧眼识珠。
第三，对于人才，职能部门千万不能眼睛长在额头上，一心往上看、往外看，而忽略了身边人。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再好的理念，也需要有人躬身力行。除了上述提及的科学家、专家人才以外，更要看重那些具备实操能力的专技人才，尤其是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本土人才。他们未必出身名门，未必拥有高学历，但他们一直在实践、实战的第一线，他们的贡献往往是“日用而不觉”的。
如何让各路人才愿意来、愿意留呢？除了提供必要的科研环境和政策补贴外，还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针对外籍人才，要完善从业资格评价体系，促进成熟技术岗位的国际互通互认。还要做好“家庭友好”这篇文章。要为千里迢迢来沪工作的国际人才，做好家属的就业、就学、就医等保障工作，完善后端服务，使他们在上海获得“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设立第三方国际医疗保险结算中心，支持国际化人才购买境外保险可不受外汇配额管理限制等方式，让其全方位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诚意。适时研究并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移民制度体系。上海人才政策，需要更多的“吃螃蟹”之举。
——针对国内人才，加快建立适应于新型劳动者的评价体系。将评价权“还”给用人单位，以实绩为导向，“由企业说了算、市场说了算”。职能部门配套激励、奖补措施，围绕人才的创新创业、工作生活的全过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提供“能够打得开”的服务包。让更多梦想型实干家，奔赴黄浦江畔，成就梦想、升级梦想。
上海是“龙头”（龙头=潮头+源头+码头），肩负国家战略和时代使命，参与全球发展合作。首要的就是人才的合作，要善于在70亿-80亿全球人口中识人、找人，落落大方喊出打造“全球人才流动首要目的地”口号。“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的话），然后用之、留之，还要乐于分拨之（流到全国乃至全球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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