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即问即答”
前小滩
编者按：研究院今年的工作量一直维持在高位，我也时常处于“手忙脚乱”状态。媒体朋友找过来时，又往往要求“快反”，不给人字斟句酌的机会。今年印象较深的三次接受采访，几乎都是即问即答。压力山大，心生敬畏。现“呈现”如下，恭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次：
关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可以有多条路径或模式：
1.产业联动型，譬如汽车产业链的长三角大协同，整体抬升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2.替代转移型，譬如传统轻工从上海转移到周边，给目的地创造了就业，上海也腾出了战略空间，培育壮大新动能；3.价值分配型，那就是转移支付，譬如承载了生态涵养功能的地区，应该得到特别的“对价”回报。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模式。
不管什么模式，前提是做大“经济水面”，如此才能泽及方方面面的参与者，或者说利益相关者。共同富裕有默认值的——大家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都在努力创造价值，不过因时、因地、因势、因事、因人等，实际的贡献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所以，需要糅合经济规律、市场规则和技术规范，进行统筹兼顾。
这个统筹兼顾，既要统筹“快牛”的积极性（效率优先），也要兼顾对“后进者”一定标准的兜底性（兼顾公平）。
最大的建议，是在促进生产力（可进一步“降维”到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刀切”，不断往均衡优质、实质公平的方向去。
对于有些明显呈收缩态势的地区，不宜过于强调公共服务的覆盖面（配齐所有设施设备）。这种延展覆盖，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浙江的共同富裕做得好，和浙江的产业大量布局在县域密不可分。这里的布局，更多是市场原生的布局。
共同富裕，应该是跟着“人”走（以人为本），而不能被拘泥、固化在空间上。
第二次：
关于科创的空间分工
我们一定要从广义成本、综合成本的角度来理解。要考量科创活动的全过程、产业的全链条、企业的全生命周期，以及资源要素的可获得性和适配性。
外省市，与上海相比，地价、房价可能是便宜的，但是和科创强相关的资源要素相对少一些。
上海市区，便利、便捷，但是无法承载、摆放大型科学设施和装备。
上海郊区的科创，关键是形成“小气候”，密实的“群落”。
我们的郊区，要赢在三个“交”——交通条件、交易场景、社交友好。如果做得不好，那些科创主体自然会“越顶”、蛙跳式外迁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也是老生常谈——包容。容慢、容散、容乱、容小、容错、容败……（当然，不能容假）。我们的郊区太着急，不给企业成长的时间。都是“隔日快递”，今天播种，明天就要收获。
交易场景要丰富，相互触发、牵引。因为业态纯化，很容易导致功能退化。这样的例子，在沪郊可以说比比皆是啊。
集聚度/浓度要高，活跃性要高。不能把科创人员局限在以车为本、以楼为本、以路为本的“水泥盒子”里，缺乏碰撞交互，氛围是冷冰冰的，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的距离很远，无法形成化学反应。只有大尺度的物理集中。
但是，即便在AI4S（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条件下，中心城区有实验器材不能入楼等很多限制。所以要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科研、科创，也是有分工的，时间轴上的、空间上的。不能一概而论。
在大局全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可能需要做好三件事：空间接应、政策接力、科创接续。
可以把科创比作一个传动齿轮箱，大小齿轮“咬合”，分工协作。
一方面，上海可以大度大气大方一些，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科创资源要素的可贸易性，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效能。另一方面，上海要不断提升对科创活动的“友好性”，动态适配、高标优配。策源、开源的功夫做到深处，那一定是归源。
越用越有用，越流动越主动。所以，上海就是龙头，是源头、潮头和码头。
第三次：
关于外贸员冒雨租车
从广州回宁波见客户
这个商业故事，既有生动的画面感，更有深刻的底层逻辑。
宁波企业家的外贸基因，被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外贸是源场景、母场景，坚韧地牵引着业务流和产业链。
宁波企业家还有种“求诸己”“予人方便”的利他精神，让合作伙伴如沐春风。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面对面”线下交互的重视。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现场感”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既要更多地“前出”到客户侧，也要更多地把客户迎到“产线”边，以建立更扎实、可持续的互信。
宁波外贸形势，和底层逻辑带来的“软实力”密不可分。
图片来源：互联网
（与本文无强关联）
采编：陈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