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改革者”，永远在路上
前小滩
同事设计了关于“十五五”的问题，让几个大模型回答。答案显然是很不理想——结构良好，内容肤浅。不过它们的两句话，让人坐不住了。一句是“（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一句是“对上海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深远”。
各经济体都在研究未来（本院也一直认为，所有研究，归根到底都是未来研究），虽然各自的提法、期限不一样。但是，面向未来、面向全球、面向竞争（照道理应该紧跟“合作”，但事实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淡化了“合作”），评估实现度、提高准备度，力图预判别人的预判。在这个过程中，情景模拟、循证决策、以变对变、立足自身，比拼政策（与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的匹配度、针对性，成为共同选择。
规则的颠覆，导致和平被终结。技术的颠覆，导致短缺被终结。大家都在收缩，不管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活动相较于自然值、潜力值，收缩的迹象很明显。总体是复杂严峻，国际上需要打破风雨如晦的局面，国内则是需要打破慢循环、浅循环、碎循环的局面，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可贸易性、要素流动的便利性。
上海被空前期待（“加快建成”，能快则快），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龙头。这个龙头是具象的，我们至少可以从科创源头、人文源头、贸易码头等角度来理解。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新概念、新提法，得以“精工思维”当好施工员，一笔一划、有章有法地培育和壮大上海的相对优势和先进性。譬如，上海不一定有单要素的成本优势，但是综合成本优势凸显。上海市域内的交通可能让大家不满意，但是在连接周边、链接全球方面无与伦比。建议瞄着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最佳实践，在新域新质上，走出新路，不能自我锁闭在传统、经典、常规、长期感觉良好、一直得心应手的旧事物上。
关于新质生产力，这自然是部署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时统领性的要求。不过，可能要当心，并不是所有新质都能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们要从质、效、态等多维度来理解新质。就上海而言，特别要关注动态权变的新生产关系的生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迸发，还有就是重要领域和重要区域的耦合。
任何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被高度重视，但始终是点了题、没破题。现在耐心资本一词很流行，比它更重要的是耐心政策。我们经常把举措、政策、制度等混在一起。举措不能后知后觉（要快反），政策不宜“翻烧饼”，制度则是在终极意义上让大家感到安全安心的稳定之“锚”。
1949年5月27日，毛主席在《祝上海解放》的社论中提出，“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今天，上海的深改革、新开放，关乎全国的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关乎中国经济的光明未来。所以，我们要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要开出若干清单。譬如，问题清单、机会清单、场景清单、学习清单。不清单化，没有加上时间节点，容易脚踩西瓜皮。问题清单很重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要耳聪目明。学习清单也重要，唯有解决了本领恐慌，才能走进经营主体的价值链、走近它们的工作流。有人开玩笑，说职能部门和经营主体的知识level（能级），有3—5年的代际差距。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上海可以不一样，通过狠抓科学素养和国际视野等，弥补这个gap（缝隙）。上海最有这个条件。具备了这个条件，职能部门可以和经营主体更好地同频共振，更好地完成创新制度供给工作。
可能要注意产业政策的内生导向——选择赢家、赢家通吃。美西方对产业政策的态度是很矛盾的，就是想选择赢家，又想避免赢家垄断。弱竞争情况下，它不大搞产业政策。强竞争情况下，它搞起产业政策比谁都凶，不管不顾，无所不用其极。美国的“小院高墙”，特朗普的天价补贴，都是简单粗暴的产业政策，但是对美国来讲很有效，对其他经济体来讲，真的是“洪水滔天”之灾。
有几个比较具体的建议：
第一，对“5+2”（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迪拜，瑞士、新加坡），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变、知其所以变。
第二，上海产业体系的提法，是不是可以有三个版本（部门版、企业版、百姓版），让大家看得懂、够得着、用得上，能自动代入进去。
第三，吸引外地的钱（内资）、外国的人（外籍从业人员），拱破FDI（外商直接投资）天花板的难度客观上越来越大。
第四，利用技术手段，对拟出台的政策进行模拟评估。譬如，让大模型回答问题，可能99.99%是无效的，但是就这个0.01%可能让我们茅塞顿开、柳暗花明。
第五，“大规划”，包括规划、计划和策划。现在最难的是策划。场景项目化，把项目落实落细，是真本事。
第六，有效政府、有为市场、有机社会，尤其是前面两个“有”，排列组合发生变化了，改革开放就是有效地改革职能部门，把发展发财的奋勇作为机会开放给普罗大众。改革“改革者”，永远在路上。
图片来源：互联网
采编：陈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