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木山英雄所著《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初版由筑摩书房于1978年刊行，后于2004年、2015年由岩波书店先后出版，题为『周作人「対日協力」の顛末: 補注「北京苦住庵記」ならびに後日編』。中译本由赵京华翻译，初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时隔16年加印，此次增补了一篇原作者所作《周作人致周恩来信——翻译及其解说》。该文发表于1994年日本《中国研究月报》第48卷第8号（收录于《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日后谈》一书，岩波书店，2004），时间上虽与本书日文初版相隔16年，但其内容与书中所述事项密切相关，故作为中文版“附录2”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周作人致周恩来信
先生: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依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如用旧时新闻记者的常用笔调来说，这里便有些是拍马屁，有些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不能说懂得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精义，虽然普通的文献看过一点，相信从来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代的道德法律，是代表当时特权阶级的利益的。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但是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腊神话，童话儿歌，以及民俗这一部分的东西，这里牵涉妇女儿童问题，我也比较的加以注意。有一个时间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归结到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更变。我由妇女问题一角入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之下知道的很少，只从毛主席的二三著作和美国人斯诺等人的书中略有所阅，但到了今年，天津北平先后解放，继之以南京上海，这才直接得到闻见，这才确实的有了了解。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对的，可是所更要知道的是事实如何。人民共见共闻的解放军的纪律是极好的。老实的说，这诚然是好，可是也正是当然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作风如何，这是一般人所更为关心的事情。就华北华东的事实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民国以来，揭橥过好些主义理论，一直都只是招牌与广告，不兑现的支票，到了现在居然有实行的，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奇迹，在我向来相信道义之须事功化的人，自然更不能不表示佩服。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新的转变，自然难以一言包括尽了，现在只就普通一般所共见共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有批评制度，学习精神，有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大都引用张治中氏的话），都是中国从来所无的新的趋向，大抵是举世皆知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乃是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合一，打破过去统治界的传统空气，建立农民的质朴的作风，来推行政治，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大的确不容易估计，至少与打倒封建独裁的武力相比不在其下，而且更为难能，因为这是开创的。关于这方面，只在这里诚实的表示一点佩服的敬意，不再赘说，因为这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外边说过的也已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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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
我因为是不懂政治经济的，所说的话便只是这一点粗浅的，却是真实的话，要表明我的意思，所以不复踌躇的写了出来。但或者有人说，某人也来说这些话么，我想这种批评原是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关于自己须说明几句，因为关于我的有些思想与行为恐怕先生也不大明白。人家批评我，在抗战前说是有闲消极，在战后则是附逆与敌合作。关于自己的事情，应当严格批评，坦白承认错误，但是我现在还须得先来叙述事实缘由，这里便多少有点象是辩解，可是诚实地说，决不是强词夺理的辩解，其间显示出来的错误，我都承认。我的思想因为涉猎妇女问题与性心理的关系，受倍倍耳卡本德蔼理思等人的影响，关于妇女之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归结到共产的社会，这个意见一直是如此。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的王仲任，二是明代的李卓吾，三是清代的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的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五四前后有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李卓吾评论称扬的很多，他的意见都见于所作焚书，初潭集，及藏书中，这些书在明清两朝便被列为非圣无法的禁书。他以新的自由的见解，来批评旧历史，推翻三纲主义的道德，对于卓文君、武后、冯道诸人都有翻案的文章。他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在焚书中有一篇信札，说明自己不相信古人，而偏多引他们的话，这便因为世人都相信典据，借了古人的话过来，好替自己作屏风罢了。我也并不相信孔孟会得有民主思想的，更不喜欢汉宋以来的儒教徒，可是写文章时也常引用孔孟的话，说孔孟以前的儒家原是有可取的，他们不奉文武周公而以禹稷为祖师，或者上去更是本于神农之言也说不定，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得生活，虽然不是民治，也总讲得到民享，这里也是用的同一方法，即所谓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民国三十二年中所写，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些篇，都是这一例。对于旧礼教的意见我与李卓吾差不多是一致的，虽然他所用以打破儒教的独裁之器具是佛教的禅，我们在这时代自然是用别的器具，即是科学。礼教吃人都有历史的事实根据，一条条写在书上的，这二千年来中国的道德原是为代表家长的利益而建立的，它的主要的纲领便是男子中心的三纲主义。为家长的男子，是他们宇宙的中心，妻子都是他的所有，子女应该竭尽其能力供给他，必要时可以变卖作奴婢、顶凶或娼妓，病时割肉煎汤，生气时杀死勿论。这是父为子纲，已经够受了，但是说到夫为妻纲更是要不得，儿女只是他的财产牲畜，妻妾则是财产牲畜又益是器具，于同样随意处分之外，还加上一种出于珍惜妒忌之意的残虐行为，是这一纲上所特有的。主父死了，妻妾和车马衣服一起的埋入坟墓里，因为他死后还要用的，此其一。遇到战乱的时候，主父也即是后世的官绅士人，第一希望妻妾赶快上吊投河，因为这是他所使用的，不愿意再给别人拿去，他又不能保护，所以死了干净，而且又于他有光荣，等到太平时候，他可以回来，一面仍旧迎取三妻四妾，一面又可钉匾造牌坊，旌表节烈，给他家门增加名誉，此其二。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道德在社会上继续占着势力，宋朝以后更加盛大，以至于今。我在这里对于夫纲特别多说了好些话，并不一定是着重妇女问题，事实乃是，因为君为臣纲这一项正是由此而出，所以有先加说明之必要。专制君主制度在世界上到处有过，君尊臣卑一样是如此，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世间一般君臣关系，即使至不平等，也只是主奴的关系，役使生死可以惟命，如是而已，中国的君臣关系则是以男女为规范，所谓臣妾，处士处女，都是对举，诗文中以男女比喻君臣者往往多有，其最明显最普通的联系，则是所谓忠贞、气节，都是说明臣的地位身份与妾妇一致，这是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在古时候，或者也不足为怪，但是在民国则应有别，国民对于国家民族自有其义分，惟以贞姬节妇相比之标准，则已不应存在了。我相信民国的道德惟应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些旧标准的道德，我都不相信，虽然也并不想故意的破坏它。还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于董仲舒的话，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觉得古人只知道讲空话、唱高调，全不实行，这个毛病很大，所以主张道义之须事功化，这也受着颜习斋的影响，却也是由我的实感上发生的。我冗长的说这些话，是想说明一点，我的反礼教的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有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并不以此为辩解，这只是事实的说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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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文门教师合影
左起：刘半农、沈尹默、陈大齐、马裕藻、张凤举、周作人、李玄伯。
再就事实来说一下。我于民国六年到北京大学，至二十六年已经满二十年了，北大定例凡继续服务满五年者可以休假一年，我未曾利用过，这时想告假休息，手续刚在办，卢沟桥事件就发生了。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有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有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北大将年老的教授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其时年只五十四）共四人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照管北大校产，十一月中，北大校长蒋梦麟又给我一个电报，加以嘱托。是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职员走来找我，说日本宪兵队派人去看，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孟森已病笃，马裕藻不愿管事，由我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宪兵队长谈判，得以保全，及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至北平视察，发表谈话，称为中国最完整保存之理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还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最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但那时相信那是值得做的事情，至少对学生青年有些关系或好处，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勘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老实话，但是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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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元旦遇刺后留影
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在沦陷的前后，我的思想文字的方面可以有两件事来证明，前后并没有什么转变。其一，在抗战前我曾写了几篇日本管窥，在国闻周刊上发表，未了的第四篇管窥发在二十六年七月初的那一期上，是该刊战前最后的一期了。这里边我说明：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我们从文化上如文学美术等去找钥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钥匙虽然可以应用在文化问题上，但是如用以解说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时，便要碰了壁，无论如何是开不通的了。现在须得改从宗教入手，去观察日本民间的神道教，这与外来的儒佛两教不同，完全是一种神灵附身的狂信，出会的神舆，常常不照路线乱走乱撞，在中国民间是绝对见不到的。这种感情冲动，往往超过了理性制裁，无可理喻的发动起来，可以看作对内对外的乱暴行动之说明。二十九年冬天，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要求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的建国二千六百年祭，没有法子拒绝，我写了一篇《日本之再认识》给它，这文有印本，读者可以知道里边还是那个结论，说要了解国民性，如从文化下手没有结果，必须从其固有的宗教入门，才有希望。这可以代表我对于日本所说的言论。其二，关于对于中国的言论，在沦陷中写了不少，可以其中一篇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为代表。这是在三十一年冬天所写的，其时兴亚院新民会等正热心于替中国人建立一个中心思想，不用说那是想用大东亚新秩序做中心的，我的文章便是对此而发。照例引用了些孔孟的话，高调禹稷的作风，我说明中国早已自有其中心思想，此思想并不单是出于文人学士的提倡，乃是上自圣贤，下至匹夫匹妇，无不心中共有，所以既然无法消除，也是无须注入的，这本于民族求生意志，个人要能生存，也要大家一起生存，圣人加上一个名称曰仁，老百姓不认识这字，意思却是先天的懂得的。中国民族平时很是和平，很肯吃苦，但是假如到了民族生存的紧要关头，那也就不能让步了。这里的理论有些自己知道是浅薄空泛，但其重要的不是学理而是作用。到了次年九月，日本军部统制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开会，由会员片冈铁兵提出扫荡中国反动的老作家问题，其演说词中有云:“现在余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馀敌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建设大东亚之思想表示敌对。彼为诸君及吾辈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彼为大东亚地域中心必须摧毁之邪教偶像云云”（原文见该会机关报《文学报国》第三号，三十三年五月上海出版之《杂志》中载有全译。）他这里还没有说出姓名，经我直接去信质问，片冈来信承认所说残馀敌人即是指我（原信送在南京高等法院，现存有誊本。）其第三节中云:
“读了中国的思想问题的人，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绝，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议席上，作了那样的演说。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民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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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冈铁兵（1894~1944）
日本小说家。1924年与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创办文学杂志《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同人正式开始文学活动。1928年后脱离新感觉派，并发表《关于左倾》等，作为普罗文学作家活跃在文坛。1932年第三次关西共产党事件被捕，狱中发表转向声明。1938年成为“笔部队”一员协力日本侵华战争。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沦陷中的文字是哪一种色彩，敌人认为是他们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这总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至于此外文章也还写了些，但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不再赘说了。
本来竭力想写的简单，实在已经太噜嗦了。虽然有些地方为的要说明，也有不得已的，要请原谅。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希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周作人
题解（1994）
这封书简，发表于1987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发表当初，抬头的地方空了两格，略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信中也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字样。前面有编者的以下按语：“这是周作人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是林辰同志于一九五一年向冯雪峰同志借阅时抄下的，现在我们从林辰处抄得一份，发表与此，以供研究周作人问题的同志参考”，并题名为“周作人的一封信”。这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措施。将近四十年前所写的这封信，其在此刻公开发表的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周作人的参加伪傀儡政权是得到了地下党的授意，与这种“新史料”引起的热议有关，1986年11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了“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此信抄本的所有者林辰曾于会上提到这封信，而在后续的议论中这封信的复印件最终公开，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此信的存在早在一部分人中间有所流传，我也是1981年夏天造访北京的时候，在当时留学北京大学的尾崎文昭君陪同下，访问那时还健在的社科院唐弢先生之际听到的。那时，周作人研究本身在一小部分学者中间带着忧惧而渐渐展开，人们觉得这样的信件即使公开发表也不会成为问题吧。唐弢先生也说，他是从郑振铎那里看到过这封信，但如今存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如果自己查到了会告诉我们的。在文章中最早提到这封信的，仿佛是王士菁的《关于周作人》（载1985年《鲁迅研究动态》第4期）。他这样说道：
全国解放后不久，大概是一九五〇年我十二月间吧，上海的冬天暗的比较早。有一天，雪峰同志来到武进路三〇九弄十二号鲁迅著作编刊社，坐在我的对面，打开他的台灯，看一份材料，越看越生气地对我说：“你看，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雪峰同志说：最近领导上转给他一份材料，是周作人为自己辩护的。
此刻的冯雪峰，是中央人民政府设在上海的华东军事委员会委员，虽然他没有接受文化部长的任命，但与唐弢一起负责解放后不久的上海在周恩来等直接关怀下设立鲁迅纪念馆和故居复原的工作，并兼任同样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决定而组成的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和总编。林辰也便是在此编刊社冯雪峰领导下的一位（陈早春《冯雪峰评传》）。
在林辰所藏这封信的抄本公开前后，唐弢也发表了题为《关于周作人》（1987年《鲁迅研究动态》第5期）一文，详细介绍了书简的内容。唐弢文章所言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概是一九五〇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见图）。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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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致周恩来信》
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
如“见图”所示，唐弢文中一看便知道是周作人手书的影印件只有最后的一页，若将王、唐两文合在一起观之，则知道抬头的收信人处当初就是空两格的。就是说，正如书简的末尾所言，本来想直接写给周恩来的，但至少在形式上要表明其真正的诉说对象乃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书简是通过党内的文化系统直接转到冯雪峰手上，还是先咨询了郑、沈文学研究会旧同人，两者的前后关系不甚明了。总之，从各种事例来推测，则无疑是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裁决，这在唐弢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人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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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周作人
1946.7.19
原文中的“养起来”，正如周作人的例子，我听说是一个政治术语，常用于审查带着旧体制下经历的人物在新体制中如何定位的情况下。针对这个抗战后因通敌叛国罪而受到国民党政府法律制裁的周作人，共产党政府则没有重新审判，而是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点名称其“文化汉奸”的代表为前提，在新政权之下做出这种待遇决定的。有关公民权问题还有北京八道湾住宅的权利等法律措施暂且不论，毛泽东的这个裁量基本上决定了周作人在人民共和国的生活，则是事实。唐弢接着讲到，后来鲁迅遗孀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草稿完成之际，在邵荃麟、林默涵等文化官员为讨论此书稿而召集的会议上自己“也聊陪末席”的经历。会上，该书“所谓兄弟”一章攻击周作人夫妻的段落被大量删除，后会许广平面有不愉之色，唐弢便将上述毛泽东的评价告诉她，许广平听了也就释然了。由此可以知道，这种相关图书的审阅和作者的认可，就是说，与有问题人物相关的所有判断，都要仰赖主席那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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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共同居住过的八道湾11号
其次，来思考一下书简写作前后的情况和内容上与周作人相关的问题。他在这一年的1月26日，被频临崩溃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前释放，直到重返北京的老宅为止他在上海的原学生尤炳圻家中做了半年的食客，这期间，他似乎也考虑过叫北京的家人到上海来定居，但在6月的上海友人聚会的席间，他已表示希望很快就回到北京去（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1949年6月13日）。比周作人早些出狱并参加了此次聚会的方纪生，曾陪同日本国籍的夫人回国而不幸客死日本，其死去之前写下的简略自传（伊藤虎丸所藏手稿《我的简历》）中，亦有这样一段：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在上海的友人尤炳圻家中迎来了解放军解放上海，那天早上，周先生对我说，“你和平白[尤炳圻]这往后要跟随共产党走。这是中国人今后唯一正确的道路。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有大公无私的气魄，只有共产党能够解放中国”。上海解放前，他就向王古鲁和平白表示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没有在场。郑振铎听了这话有些担心，便说你们要劝周先生看看形势再回[北京]去。胡适也通过王古鲁劝他不要动，可是周先生却说共产党不会杀他，并让我转达胡适不要逃走。那时，顾颉刚（古代史学家）住在北四川路，我经常去拜访，有一次他说，“正好你来了，胡先生有挂轴和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一元银币）十块放在这里，让你转给周先生。……胡先生现在没工夫，这算作惜别的表示吧”。顾先生打开挂轴，其中是杜甫的两句诗：
不眠思战伐，
无力挽乾坤。
我和顾先生默默无言，心情沉重。……
一个是抗战中傀儡政权大臣，一个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一个是战后汉奸审判的被告，一个是重新复校的北京大学校长，曾经的文学革命的双星，其鲜明的对照已是众所周知的故事。这前世因缘，如今以国共两党内战的最后决战之危机为背景，形成了另一个政治性的对照。就在这封书简写毕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上海《亦报》刊登出题为《胡适之硬拉周作人》的未署名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周作人年谱》1949年7月28日）：
胡适之这次去美国甘心为蒋贼吹牛之前，曾经小住上海，知道周作人出狱居沪，就叫人约周往谈，但为周所拒，后来又约在彼此认识的某君家里吃饭，周仍婉辞。有人问周何故如此？周说我与胡博士私人毫无仇怨，但他近来有点自己说过的话忘记，我只好不识抬举。原来胡适在北平解放之前，曾说：“周作人为北京大学牺牲，我胡适也要留在北平仍为北大努力。”谁知不过几时，他就专机南下。周之牢骚意或指此。后来胡适又托人坚劝周作人南下，力保无论到香港去台湾，一定有教授位置。周却对来人笑谢，说我当年苦住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自居白俄，还是自称政治垃圾？
周在上海时就僦居斗室，日读希腊神话与塞尔朋自然史自娱。解放后有友人赠以新华书店出版之毛主席刘少奇陈伯达著作，亦细读不倦。有天报上说蒋贼广播谓四个月不收复上海自杀，他看了微笑，说不知想吓哪一个？
关于周作人的选择，还有另一个证言，即出狱后通过尤炳圻打探过去台湾的可能性（洪炎秋《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这即使有什么事实作为根据，与其说是在国共两党势力之间作出的政治性选择，不如说是出于背负着“通敌”经历而要解决眼下设身处地的生活问题这样一种考虑。可以说，他的政治性选择本身不必进一步援引这个那个的旁证亦十分清楚，而上面的新闻报道，与几年前他出狱时上海的舆论气氛处在追讨汉奸的热潮中不同，如今的关心更倾向于：处在作为内战的结果而权力更迭之际，与历来为国民党一方政治人物之胡适的名士风度无法比拟的周作人会如何处世进退。我不清楚《亦报》这家报纸原来的倾向，但当时的政治色彩于上述报道上也表现的很是鲜明，与仿佛要和国民政府一起没落下去的胡适之政治上的冥顽不化相对照，而称赞周作人选择的贤明，如果考虑到在这前后该报发表了直到建国初期写作的周作人近千篇短文（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亦报随笔〉》），则不能不深切感到时代潮流的变迁。不过，说到于胡适有私情，如沦陷时期从美国寄来直接的劝告，或公审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进行的救援运动他所付出的相应努力，进而如方纪生所记逃亡缝隙间对自己的关怀，其善意周作人当没有怀疑，而如今劝自己“南下” 甚至被疑为“硬拉”，故而周作人的拒绝并非政治上的自我陶醉。毋宁说是在理解了胡适的善意基础上，以同样的善意对他提出了留在大陆的劝告，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懂得了如今的选择没有余地，在只能于公开场合与胡适撇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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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年谱》
张菊香、张铁荣 编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此种情况之下，促使周作人向共产党提出申辩的直接契机还不清楚，但从下狱到出狱的经历来说，只要不出走海外，就只得向新政权表明态度，顺势也确认一下自己应有的身份。《年谱》于1949年末尾作为本年中的事项而提到这封信，说这是“由周作人一个学生请董必武转去”的，这位于同年9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做有关新政府组织法报告不久又就任人民法院首届院长的共产党老前辈，当时正处在推动“民主人士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位置上（《中共党史人物传》），作为向周作人敞开新政权的窗口，请此人转信的确是非常合适的。而书简的真正收信人毛泽东，乃是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为请教日本“新村”运动而访问过周作人八道湾宅的新文化运动后辈，而共产党不仅有胜者的威势且在政治道义上有相当的根据，故使众多党外人士信服其政权亦是历史的事实，以上总总背景使这封信带上了一定的人情味，有时甚至显露出过于天真的调子。
借用书简中的说法，这封信由以下两部分构成：（一）“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之陈述，（二）“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的解释。而后一部分，又分为抗战前的被视为“有闲消极”和战后被称为“与敌人合作”，这履历上的两个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敌人合作”方面，“有闲消极”的积极之侧面作为“与敌人合作”部分的前提，而强调期间的连续性乃是整个书简的主要构想。比起国民政府的法庭来，周作人对新政权的予以自己以理解有不可同日而语的期待，可以说，因此有着相当程度上透明的中立性。对照他本人的实际思想、行动来看，也会发现从关注共产主义问题的角度所构成的思想之整然有序性无可争议，虽然有急于强调其连续性而在谈“消极悠闲”的部分勉强插入“与敌人合作”问题的不足（例如，从推重李卓吾而讲到其书信中多引古人的话是为了“作屏风”，之后突然转到“我也并不相信孔孟”，而立刻开始谈起在“那环境中”“我”的总总努力），但所谈都是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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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主持第二次华北教育行政会议
《教育建设》1941年第2卷第4期
这正对应着信中所说的“诚实”，但这样一来，于如此被动的文脉下的此种用法，我不禁感到他那本来作为文章规范的“诚实”不就要变得啼笑皆非了吗？他的文章轨范在这里实际上成了欲哭不能的东西，这在书信开头自称旧时新闻记者的笔调而以更鄙俗的“拍马屁”和“丑表功”来形容，反而使自尊心得以温存的少见调门中，显得更加清楚。如此这般的献丑表白，或者是因为对共产主义者持有亲近感也说不定，而更本质的原因难道不是在于下面的事实吗？曾经坚持对军事上必然败北之预测的他，其文人原本穷极的气概在书信的一开头就早已沉痛地丧失殆尽了。我们结合具体一点儿的例子再做些思考，比如最重要的抗战后“与敌人合作”的部分，其中有使用“占领”一词而申辩其出任傀儡政权教育督办的政治动机一段。当时在他的周围的确有这样的考虑，甚至地下党系统至少并不反对的事实如今也基本上明了了。如果可以“诚实”地主张这种政治上的功绩与出任伪职本身的另一个政治性相抵消，那么，其申辩就没有“丑表功”等的道理了。或者如他所暗示：其前一阶段的南下抗日地区受国民党的委托去做戡乱的特务工作和在占领之下维护学校，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更好呢？这样一种即使有现实性而他本人并没有面临选择之苦的假设，即使取已然没有了妥协余地的国共关系不问，如果只是以获得共产党的政治裁量为写信的唯一目的，那么开头所表露出来的羞羞答答的姿态就不能不使其解释变得相当的卑躬屈膝。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他一面苦于两方面都靠不上的暧昧性，结果只能刻意强调其被动的“诚实”而别无他法。进而，是不是也对日本方面的大东亚思想有所共鸣不得而知，与其说凭借实际上的抵抗动机不如说是没有根本的自觉而完全随波逐流的前后经历，恐怕不必费一词便颠覆了其“不辩解”信条，这应当是一直束缚着他的吧。这种苦衷当然源自下面这样的不相称，即来自倪云林故事的他那“不辩解”说（《药堂杂文·辩解》其基于相当名士范儿的洒脱之达观的审美化处世态度，与正是这种达观使他视而不见的政治大环境下所存在着的责任问题，这两之间的不相称性。如书简中表示的那样，在他那里出任伪职本身与其说是责任问题不如说是自身的名节问题，将这个名节性的“道义”置于“事功”的政治实用主义之下，以强化其一贯的传统批判的主张，然而这依然有无法辩解清楚的地方，他自己也不得不一再承认这一点。结果，他无以跨越自尊心的维度，只能依靠往昔的功绩和因缘关系而维持其求得谅解的态度，这也是与那名士风度大有关系的必然结局。
当然，说到作为追究其出任伪职责任之场的政治大环境，跨越战争与革命导致的多重权力之矛盾纠葛而走到如今，不管他是如何达到感佩于共产党的政策与作风的境地的，总之，这样的书简若说不带有一点儿为生存而讨方便的政治性，那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此信大致发挥了向共产党和新政权表明“团结”之意向的作用，虽说根本没有为其“文化汉奸”翻案的意思，但依靠爱惜其才能的毛泽东之宽容大度的政治裁量，他在人民共和国之下生存的余地首先得到了保障。看到这封书简的冯雪峰之所以被激怒，那是因为他将此作为文人的文章来读的。顺便一提，冯雪峰于抗战中曾写过一篇在党内最见情理的批判文章《谈士节兼论周作人》（雪峰文集》第3卷，作于1943年）我认为，与其在这封针对无法与周作人本来所言“诚实”讲话的读者同日而语的对象所写就的书简中去寻找其文学性，不如把它当做有着各种过去经历的知识分子向党提出的数不清的申辩书之一，来观察其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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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劳斯 著，周遐寿（周作人） 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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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
[日]安万侣 著，周启明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952年以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后来负责安排周作人做出版社的特约翻译，翻译希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楼曾听到过这样一则有关周作人的轶事传闻：他要用周作人的名义出版书，中宣部要求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书面文字，但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领导上以为这样的自白无法向群众交代，而没有公开发表，并规定以后出书只能用周启明的名字。（《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1987年《鲁迅研究动态》第1期）[补注1]如果我们试问，那时他能提出足以让他在一知识人与大众乃至作家与读者之理想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复活的“自我批判”吗？我们从包括他本身的所有条件下来考虑，恐怕都难以得出肯定性的回答。果真如此，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背负着责任问题的周作人，拒绝只为换取待遇的改善而做言不由衷之“自我批判”的献丑，或许还算不错的了。[补注2]
译者再印后记
借此次加印的机会，增补一篇原作者所作《周作人致周恩来信——翻译及其解说》。该文发表于1994年日本《中国研究月报》第48卷第8号（收录于《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日后谈》一书，岩波书店，2004），时间上虽与本书日文初版相隔16年，但其内容与书中所述事项密切相关，故作为中文版“附录2”收入，以供读者参考。另，此次加印，译者做了最低限度的文字修订。衷心感谢袁一丹、陈言两位女史在文献史料和文字勘误方面提供的宝贵意见。
[补注1]从“文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方面体现党中央宣传部的旨意而去接触周作人的一位人物也写道，有关任伪职事，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希望他能有所“认识和反省”，但“基本上是失败的”。（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1988年《鲁迅研究动态》第1期）[补注2]在本书即将校订完毕之际，我读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书信集（《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其中有一封1951年2月24日致毛泽东的信，是根据胡的手稿收录于书信集中的。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我也和周总理讲了，周作人的来信正在传阅当中，我还没有读到。
根据书信集编者的注释，说周作人应当彻底认错时列举的李季乃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代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里他曾赞同托派，后来甚至脱离一切组织关系而专注于翻译和著述。对于这段历史，他曾在报纸上表明“悔过”（《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载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另外，胡乔木在这本书信集中提到，毛泽东当日便批示“照此办理”。此时给毛泽东的“长信”还没有公开。胡乔木在附言中所说的周作人致周恩来信，当不是拙文所谈写于两年前的那封信吧。那么，当时周作人似乎写了同样内容的申诉信寄给毛泽东、周扬，还有周恩来了。可是，接下来就有上海的朋友寄给我一批资料，是有关质疑那封致周恩来信的文章和相关的一些讨论文字。提出质疑的是倪墨炎（《毛泽东“关于周作人的批示”的来龙去脉》，载2003年4月20日《文汇报》。还有同报5月22日的赵武平《乔木关于知堂信》、朱正《似宜稍有余地》、11月16日的倪墨炎《学术研究需要探讨和讨论》）。倪墨炎文章的要点是：以“先生”为抬头的信不可能是当时寄给周恩来的，即便确实为周作人的亲笔，恐怕也是本人抄写而经过郑振铎转给唐弢和冯雪峰的，原信不是周恩来收到而没有理睬，就是原本就没有真正寄送，而实际上大概是后一种情况吧。这样，毛泽东的裁量和周恩来转给旧文学研究会同人阅览等，都不过是唐弢等基于猜想的传闻，应予否定的。这篇文章其论证涉及到多方面而相当周到，其基本的观点是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一个刑期未满的汉奸”怎么会像对待“‘国宝级’的贵宾”一样呢，如果“稍微熟悉党政机关办事的常识”，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我本来就属于不熟悉这种“常识”的，没有加入讨论的余地，但也不能为倪墨炎连唐弢回忆的动机也加以彻底怀疑的文章所“说服”。至少倪的观点，对我所最为关心的周作人亲笔信中明确记载的1949年7月4日当时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有那样的申辩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影响。我所关注的毋宁说是倪文中没有给出出处而附带说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周作人的法律处置。即，在胡乔木致毛泽东信报告了周作人的诉求又经过了近三年时间的1954年12月22日，北京市法院最终做出了对周作人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决定，以及数年后的1958年4月25日和30日两次驳回了周作人的“恢复选举权”的申诉。
・原文载《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日]木山英雄 著，赵京华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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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
[日]木山英雄 著，赵京华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缘起
一 对日和战问题
二 日本研究
三 滞留北京
四 非议与沉默
五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六 狙击事件
七 出任伪职
八 “中国人的思想”
九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十 文献一束
十一 审判
十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尾声
后记（1978）
附录1： 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
附录2：《周作人致周恩来信》及题解（1994）
新版后记（2004）
译者后记（2007）
译者再印后记（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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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英雄（1934~ ），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至1997年，其后为神奈川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鲁迅〈野草〉》《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山海经》《日本文化谈》《故事新编》等。赵京华（1957~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日本近代思想史、鲁迅研究等。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埼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专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思想构筑未来》等。主编中文版六卷本“柄谷行人文集”，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
『周作人「対日協力」の顛末：補注『北京苦住庵記』ならびに後日編』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
《周氏兄弟与日本》
《此时怀抱向谁开》
《乘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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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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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周门弟子》
『「生活の芸術」と周作人：中国のデカダンス＝モダニティ』SK、Jakdan丨编辑
狐巴、不跪丨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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