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观念互相形塑。同样在十七世纪，努尔哈赤汗（1616至1626年在位）与治下各族人群关系的表述方式，就与清朝首位皇帝皇太极（1636至1643年在位）的从属概念大相径庭。十八世纪，特别在乾隆朝（1736至1795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关系又历经另一次翻转。由于征服的脚步日益趋缓，并逐渐深根于文人统治，此转变不仅让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对有抱负的官员与在野知识分子菁英的教化，也有了新的支点。为方便介绍，这些转变的本质可粗略简化成以下典范：努尔哈赤打造的汗权之下、象征性的主奴规范（我几经思考后决定使用这些词汇，并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进一步解释），在十七世纪中后期的大清皇权治下，被修正成一种高度区异的文化与道德认同体系。十八世纪间，皇权担负着扮演治下各族人群的重责大任，这成为普世统治中历史、文学、意识形态、建筑和个人的表述主题；但由于治权未能加以定界，当中的朝廷表述日益抽象，亟需对其内部领域定界，因而身分认同的标准必然会植入此种意识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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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满洲档》中改名满洲的记载
（国立故宫博物院 藏）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上述的说法似乎不证自明，但对专家来说，可能就流于说教且问题重重。对所有研究清代及清史所涵盖的众多学科的学者而言，接下来的说法都失之偏颇，毕竟所有人都试图在某些要点上，提出与常见历史叙事不尽相同的观点。话虽如此，清史研究中的某些基本观点仍是广为接受的。一般认为，清帝国是十七世纪初由满人建立、或说受满人控制，抑或是由满人赋予其特定的政治与文化布景。在“满洲”（Manchu）之名制度化之前，清的前身金国（通常称为后金）主要由“女真人”组成，在公元800至1636年左右的泰半时期，他们的名字都能找到汉字佐证。1635年，女真正式成为满洲。除却女真／满洲，清廷还招徕了一些蒙古人，于1644年攻占明朝首都北京，征服中国。在此同时，清廷已经透过征募或强行将许多汉人划为清朝军事组织“八旗”下的“汉军旗人”。八旗主导了1644年的北京进攻行动，并在随后的四十年巩固了清廷对华中与华南的控制。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清统治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开创不朽盛世的康熙帝（1661至1722年在位），他大刀阔斧，调和朝廷与既定的汉人价值观，以赋予朝廷稳定性和正当性，而这是单靠征服难以企及的。清朝在十八世纪迎来顶峰，包括在政治控制上如统御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和汉地，以及那些承认清朝在朝廷视察制度上具有权威的国家，有时亦称“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指在经济实力上以茶叶、瓷器、丝绸与其他商品等出口品，使欧洲陷入贸易逆差。在军事扩张上，则持续于东南亚开战，并镇压“叛乱群体”，无论该群体是由“族群”或帝国内的社会所定义。此等黄金时代在乾隆治下达到鼎盛，乾隆帝是清统治者中最“儒家”、最“汉化”，或可说是最辉煌的统治者。当乾隆帝于1796年退位、1799年驾崩后，清帝国陷入“衰退”，处处受制于欧洲、美国，乃至日本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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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德尔来上尊号

《满洲实录》

漠南蒙古内喀尔喀部位于辽河流域（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内分五部，长年互攻，冲突不断。五部之一巴岳特部贝子恩德格尔是首位内附建州的喀尔喀贵族。1606年恩德格尔引领喀尔喀五部使臣给弩尔哈齐（ᠨᡠᡵᡤᠠᠴᡳ，nurgaci；1559~1626）上尊号“昆都伦汗”（ᡴᡠᠨᡩᡠᠯᡝᠨ ᡥᠠᠨ，kundulen han，恭敬汗）。

相较于一般对大清起源与征服的理解，本书最大的殊异之处，在于并未将“满洲”“蒙古”与“汉人”（Chinese）的整体身分认同，看作是新秩序的基本要素、来源或基石。我认为，这些身分认同是1800年之前，帝国集权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产物。日渐茁壮的帝国制度仰赖地方治权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忽视与整合，有利于在帝国出版、建筑、仪式与个人表述中构建并传播，此处以“帝国成员”（constituencies）称之，但通常会具体称之为“人群”（peoples）、“族群群体”（ethnic groups），以及那些曾被称为“种族”（races）的事物。如若这些身分认同的先在性（precedence）不再被视为动机，那一般史书常见叙事中的其他层面也必须重新审视。这种先在性尤其适用于解释康熙朝的特色，也就是戮力展现“汉人”或“儒家”面貌，以抑制汉人菁英对清统治者的反感，以及对于乾隆时期辉煌的理解，将其解释成“汉人”文化或汉人“世界秩序”势力与影响下的鼎盛。相较于一般对清帝国治下各种人群的研究方式，本书指出，如果接受这些身分认同的古老性，反而会模糊历史化身分认同的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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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出巡图》

针对理论上具普遍性（文化上不存在）的皇权与理想化的身分认同符码化之间的关系，我从1983年开始发表一些综合性的想法。其衍生出的就是试图更详细阐释这些征服、帝国意念构成与建立身分认同标准的同步性，希望找出其方式，如果可能的话，也希望找出原因。本书整体故事与以十八世纪中国为背景的其他作品有许多共通点，例如1990年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与孔飞力的《叫魂》（Soulstealers, Harvard），不胜枚举，这些作品指出政府菁英无法忍受社会、文化与政治上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在国家权势的大伞下的相对位置极为模糊。当然我也意识到，清治下的帝国叙事的次要情节，与其他近世（early modern）帝国系出同源，这提醒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将许多所谓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新事物，看作是欧亚帝国意识形态遗绪的反射或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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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1944~ ）

但我们不应将对于近世连续性的重视，诠释成某种一般命题（general proposition），也就是将远至中古或古代的现象，诠释成清初帝国表述的源头。虽然许多帝国语言或仪典的元素在时空上与清代相去甚远，但我们从任何层面都无法解释它们在本研究所针对时期中的用途、效力或意涵。本书的论述当然也时常会留意到与其他近世帝国的相似之处，但写一本比较性的著作并非我的初衷，书中对类似现象的观察也不是为了解释这些相似之处。最后，我认为本书所论严格限制在清帝国经由几种媒介展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以及清帝国与身分认同概念的关系，至于重新阐释清史的各个层面，则没有明显的着墨。“身分认同”一词本就极为笼统，在于身分认同有千百种，有的牵涉民族（nationalty），有的关乎宗教，有的涉及性别，有的攀扯阶级，不胜枚举。尽管现代观察者会认为这些似乎是不同的现象，但没理由设想它们代表不同的历史过程（十八世纪对清朝朝贡人群的记载恰恰反映了这点，当中无论男女的服饰几乎都带有用作身分认同的特殊符号）。此外，这些身分认同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十七、十八世纪清帝国脉络下的“身分认同”。首先，其所指涉的身分认同是“民族”或“族群”认同的前身，而非当事者明确的民族或族群；其次，正如那些涉及其他类型身分认同的史家所多次论述的那样，在帝制时期结束时，民族与族群的认同形式受限于公共论述（public discourse）中所能假设的所有其他类型的身分认同。讽刺的是，本书的组织虽围绕各种身分认同的类别，却不得不质疑其真实性；历史论证少有选择，只能假设当代是个开端，倒述每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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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更多的局限应当留意。作为政治因素的皇权（或治权）、社会，或者是一般的清代历史，本书并未谈论太多。针对本书该涵盖多少1800年前的清朝统治时期，所必须做出的选择，加剧了其难度。我也减少了早期研究中所涵盖的康雍时期（1661至1735年）的比重，让位给更早与更晚的时期。我在《孤军》（Orphan  Warriors）中探讨了十九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身分认同机制，为了探询其源头，必须避免重迭太多。本书许多主题与一些个人的记述被分成两个或多个章节，为了让本书得以定锚在治权与身分认同这两个端点上，这种做法无可厚非。我计划让它们在章节结构中互为反射，且为顾及整体论述的明晰，一些记述的顺序也会有所断裂。我期盼注释有助于阐明这种选择所导致的混淆。读者还会发现一些清史研究的中心题材是被裁减的、甚至是偏颇的，例如八旗与驻防、朝贡体系、对蒙古领地的管理、生活在清边界的众多穆斯林群体的历史，以及西南人群。幸好其他作品都研究过这些题材，我只需在它们触及我的主题时，再做处理。

征服与过去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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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Jesuit missiona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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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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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八旗士兵

John Thomson，21.4 x 27.6 cm，1869-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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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 Jr.，19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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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唐卡）

布本设色，117×71cm
（故宫博物院 藏）
莲花座前书写藏文“འཇམ་དཔལ་རྣོན་པོ་མིའི་རྗེ་བོར།། རོལ་པའི་བདག་ཆེན་ཆོས་ཀྱི་རྒྱལ།། རྡོ་རྗེའི་ཁྲི་ལ་ཞབས་བརྟན་ཅིང་།། བཞེད་དོན་ལྷུན་གྲུབ་སྐལ་བ་བཟང་།།”，大意是文殊菩萨化身，大德法王。座左侧为普贤菩萨，右侧为地藏菩萨。头上天空正中绘诸佛菩萨黄教祖师25位，下界绘大黑天、吉祥天母、阎王三位护法神。乾隆自诩为文殊菩萨在世间作为轮转圣王的化身，有拯救众生护持佛法的责任。因此被蒙藏地区尊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大皇帝。该像即这一思想的表达，包含了敬佛和自勉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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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透明鏡 : 清帝國意識型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

 柯嬌燕，賴芊曄译，台北：八旗文化，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