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丨帝国的边缘与亚边缘

文摘 2024-08-28 07:02 山东

编者按

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中，与中国陆地临近的朝鲜是边缘，跨海相隔的日本则是亚边缘。对此不必详说，读者也能领会。那么，柄谷行人的这篇演讲还有什么可读之处？当我们怀着这样的不解甚或怀疑来阅读它时，才会逼近本文的要义所在——找到一种如其所是的打开方式。在演讲中，柄谷行人从沃勒斯坦及布罗代尔那里获得启发，以交换样式（A.互酬、B.掠夺与分配、C.商品交换、D.X）理论来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经济）及其产生之前的世界（世界-帝国）。柄谷行人以世界-帝国取代华夷秩序，对日韩两国的近代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从中我们也可获得深入理解中日韩历史、现实问题的启发。

1.釜山与大阪

能够有机会在釜山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感谢金勇圭（Kim Yong-Gyu）教授等釜山大学的各位对我的邀请。另外，也要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今天我受嘱托来谈谈韩国和日本的历史。但在这之前，我想先来说明几件事。

我之所以接受釜山大学人文研究所的邀请，原因之一在于我从前便认识釜山一个叫作“靛青”（Indigo）的青年团体。“靛青”是一个从事自主教育活动的联合体。他们同时也会出版一些英文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是对齐泽克的访谈录，最近刚在日本出版了（《齐泽克谈革命》，青土社）。他们接下来将会出版对我的采访。当我与“靛青”的人们交流时，我开始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像这样的团体会在釜山诞生，而不是在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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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地图

我的感觉是，釜山的人们对首尔怀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情绪。对我而言，这是很好理解的。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说，大阪和京都的人们就排斥东京中心主义，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不经由东京而直接面向海外。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感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自己就来自大阪。确切说来，我是生于邻近大阪的尼崎市。虽说从1964年以来，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东京生活，但在骨子里我是讨厌它的。我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底上来说都是大阪式的。

德川时代的大阪是日本的经济中心，尽管幕府会向大阪派遣大阪町奉行，但城市几乎完全是由町人自治管理的。那时的大阪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乃至在那里当一个武士会觉得十分羞耻。这样的传统在明治以后仍然存在着。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在日朝鲜人会选择住在大阪。另外在知识方面，大阪也有着不同于京都和东京的传统，其代表是大阪町人创立的怀德堂和适塾。在德川时期，这些都是日本学问的前沿阵地。

现在的人们就只知道大阪有漫才，有喜剧表演。其实漫才的创立者秋田实是一位生于大阪的共产主义者，他曾就读于东京大学，但为了逃避政治打压而回到大阪，然后创立了漫才。也就是说，那也是大阪精神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日本桥一带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二手书店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里成了卖家电的地方了。到现在，大阪的精神传统正在逐渐消失。不仅如此，那里还出现了排外主义的倾向。如今的大阪人已经不了解曾经那个大阪了。

一方面，釜山虽说是仅次于首尔的第二大城市，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作为事实上的首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然而我听说，现在人们说到釜山却只知道釜山的喜剧和黑帮。在这一点上釜山跟大阪是一样的。只不过釜山的大型二手书店街到现在还存在着。因此，我非常能够理解釜山知识分子的反首尔中心主义。我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乡土情结。

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一句康德的话。众所周知，康德是世界公民主义的倡导者。事实上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也即认为只有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的那种想法，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是应该要根除的东西。然而随后，他却接着说了一些很不寻常的话。

天意之所在，并非使得各民族彼此合流，而是使它们因排斥力而相互争斗，因此为了使各国保持分离，像国家自豪感、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仇恨这类事情，便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对其他民族的憎恨可以有很多原因），然而无论如何，一个民族总是更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他国的。各国政府十分欢迎这种错觉。这便是世界的组织机制，我们借此任凭自身本能而相互结合或者分离。另一方面，理性则给予我们法则，它告诉我们本能是盲目的，只会引导我们身上的动物性，而这必须被理性的准则所取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除这里所提到的国家错觉（Nationswahn），而代之以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ism）。（《人类学遗稿》，《康德全集15》，岩波书店，第410页，引文中的德语基于康德原文标注）

康德提倡世界公民主义而反对民族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让我意外的是，在反对民族主义时，他不但提了世界公民主义，还提到了patriotism。我一开始非常不解，因为如果把这里的patriotism译为“爱国”，那么它便不可避免地会与民族主义有所重叠。那么是不是把它理解为乡土情结更好？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会产生误解。很快我明白过来，原来康德是以某种特定的关系来把握这三个概念的。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彼此割裂开来分别对其给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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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出生和逝世于德国柯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德国哲学家、作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简单来说，康德的想法应该是这么回事：世界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但可以与乡土情结兼容。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在热爱自己家乡的同时成为一位世界公民。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一个世界公民绝不是那种没有自身生活立足点的抽象的人，他应当具体地扎根于种种文化之中。或者倒不如说，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康德一直生活在一个名叫柯尼斯堡的城市，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里。该市地处偏远（如今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无甚影响力，但由于波罗的海的海运贸易而在经济和文化上繁荣。康德所说的乡土情结，可以说便是对柯尼斯堡的热爱。即便有人恳求他前去任教，康德也从未移教柏林的大学。柏林是普鲁士的首都和国家的中心，而康德拒绝前往，留在了柯尼斯堡。所以说，这种对乡土的热爱与他作为一位世界公民，两者毫无矛盾之处。

柏林，或者是东京、首尔的人们不怀有对乡土的热爱。即便有，那种乡土情结也会与民族主义直接结合起来。那些人肯定觉得，大阪和釜山的人们封闭在狭隘的地区，落后于世界大势，只有他们自己站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所说的世界，只不过是基于民族主义这一“错觉”的东西罢了。相反，当站在大阪、釜山这样远离中心的地方思考时，人们反而有可能与世界公民式的东西产生联系。与“靛青”的相遇，尤其迫使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何我当时想，如果下次有机会在韩国公开演讲，希望能够到釜山来。

2.世界体系的历史

出于上述这种想法，我答应在釜山谈一谈日本和韩国的历史。是在釜山谈，而不是在首尔。我觉得若是在这里，或许便有可能超越民族主义这一“错觉”地来讲述日本和韩国的历史。

那么在讲这个问题的开始，我首先想要说明，我们不可能只把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拿出来，单单去讲它们的历史。日韩关系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前现代，都无法跳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单独加以理解。所谓的其他国家，首先便是中国。但是，这些关系不能单从历时的层面来考察，重要的是明确它们处在何种结构之中。

这里，我想从对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的区别开始谈起。这一区别是由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提出的。所谓世界—帝国，指的是旧时代的那些世界帝国，而世界—经济则是指近世以来的世界市场经济。这两者乍一看非常相似。两者都具有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的结构。但事实上，它们的实际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

我从交换样式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两者（图1）。简而言之，在世界—帝国中，交换样式B占主导地位，而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交换样式C（图2）。

世界—帝国的成立靠的是军事征服，然而却不能仅仅基于此。它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不是因为掠夺或强迫，而是基于一种形式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比如说是这样的：被征服者通过向中心臣服并向其纳贡，获得对方提供的保护。这便是交换样式B。当这种交换无法持续下去的时候，帝国便会衰亡，然后便会形成新的帝国。在世界—帝国中，存在着中心、边缘、亚边缘乃至域外这样的空间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中心很少对边缘和亚边缘地区进行直接的掠夺。边缘各国必须向中心进贡，然而这样做反而能够得到比进贡更多的回报。这是以朝贡形式进行的贸易。帝国为各个国家和共同体之间带来了和平与贸易，而帝国自身也从中获利。这便是帝国的运作原理。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则根植于交换样式C。换句话说。它的基础并非征服或是掠夺，而是商品交换。这里也如沃勒斯坦所说，存在着一个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结构，但这与在世界—帝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域外”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无论多么偏远，都被世界—经济包摄其中。其次，旧的世界—帝国在这里也被置于边缘地位。第三，出于上述原因，亚边缘这样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刚才已经提到，世界—经济的特征在于它不强制要求纳贡，而是一种基于共识的商品交换。然而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得到剩余价值。换言之，世界—经济便是这样一个体系，通过对其的运用，中心地区实现了对边缘地区的掠夺。并且在世界—经济里，中心是会不断发生移动的。

在世界—经济中，像旧帝国那样的东西已然无法成立。这是因为那里不存在帝国的原理。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体系，其单位是资本—民族—国家（图3）。如果它扩张了，形成的也并非“帝国”，而是“帝国主义”。

3.世界—帝国里的中心、边缘和亚边缘

我今天想要谈谈东亚在进入世界—经济之前，也即西方列强入侵之前的结构。换句话说就是世界—帝国的结构。我想以东亚为例来谈谈这一结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不同，中国留存了非常丰富的史料。

我们首先从中华帝国的“边缘”开始思考。边缘是非常多样的。他们之中有比如突厥系（匈奴）、维吾尔人、契丹人、蒙古人、满族人（女真族），等等，这些都是地处边缘的游牧民族，他们并不隶属于中心。相反，他们或是在中华帝国之外，或是入侵中华帝国从而建立帝国，我们不如说，他们自己成了“中心”。

这些民族并没有完全被中国的文化或制度同化，而是保留了他们在草原上生活时的那些原则。比如，契丹和西夏都有自己的文字，蒙古也有八思巴文。西藏在这方面也是一样。西藏创立了吐蕃帝国，对唐朝构成威胁。此后的西藏尽管臣属于游牧民族建立的元帝国和清帝国，却仍然基本上保持了自治体制。那里很少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没有引入汉字。相反在元朝和清朝，藏传佛教（喇嘛教）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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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打鬼舞，领头喇嘛和随从们
摄影：Sidney D. Gamble，北京雍和宫，1919.3.1
雍和宫（藏文：དགའ་ལྡན་བྱིན་ཆགས་གླིང་།，蒙古文：ᠨᠠᠶᠢᠷᠠᠯᠲᠤ ᠨᠠᠶᠢᠷᠠᠮᠳᠠᠬᠤ ᠰᠦᠮ᠎ᠡ，满文：ᡥᡡᠸᠠᠯᡳᠶᠠᠰᡠᠨ ᡥᡡᠸᠠᠯᡳᠶᠠᡴᠠ ᡤᡠᠩ） ,

雍和宫最早为清世宗胤禛作贝勒和亲王时期的府邸、清高宗弘历降生和成长之地，是雍、乾两代帝王的“在潜之居”。清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其事务，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历史上，雍和宫经历过三个阶段：最早为清世宗胤禛作贝勒和亲王时期的府邸、清高宗弘历降生和成长之地，是雍、乾两代帝王的“在潜之居”。中段升格清帝行宫。最终改为皇家寺院。王府始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府晋为宫”时在雍正三年（1725年），“改宫为寺”正值大清定都北京百年的乾隆九年（1744年）。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康熙帝在内城东北原明代内官监官房旧址为皇四子胤禛修建了府邸。该府最初称“四爷府”或“禛贝勒府”，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后改称雍王府。1711年，胤禛之子弘历出生于王府东书院“如意室”。1723年胤禛继位，为雍正帝（1723年－1735年在位）。雍正帝迁入紫禁城后，于雍正三年（1725年）将原雍王府潜邸升格为宫殿[1]，并改名为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曾在宫内停放雍正帝灵柩，为此将主要殿宇覆瓦升格为黄琉璃瓦。

在雍正帝在位时期，雍和宫的中路和西路即已作为藏传佛教上院使用，章嘉呼图克图活佛居住于此。乾隆帝即位后，于乾隆九年（1744年）将雍和宫中路和东路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将主要殿宇改为佛殿，并为寺庙赐名“噶丹敬恰林”。

清朝，雍和宫在行政管理上直属清廷，皇帝派宗室王公任“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具体事务由理藩院兼管

2018年5月28日，第三届沈阳皇寺抬佛节开启了第二天法会日程，根据传统仪轨，抬佛节第二天将跳跶日观览金刚法舞。金刚法舞，是沈阳皇寺绵延四百年的正法行持，是法会的重要环节，这样的傩舞形式，在皇寺敕建之初，金刚法舞就是寺院极富盛名的法会活动。今天沈阳暴雨，法会跳舞期间大雨骤停，法会结束，雨水犹如蓄洪开闸，顷刻如注喷涌，神奇瑞相，不可思议。

跳布扎，也称作金刚舞、金刚法舞，是一种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神圣寓意的佛教傩乐，具有祛除魔障、见即解脱的胜义功德。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可以得见金刚舞的震撼。法舞现场鼓钹齐鸣，僧人们头戴各类法王金刚、五趣众生的面具，身着法衣，手持法器舞动在人群中，其身形手势、肢体动作都表达着佛法的种种密意，配合着震撼的宗教音乐将法会推向殊胜庄严的境界。

据史料记载，皇寺的布扎法会都是清朝盛典中的重要项目。盛会举行之际，皇帝都会钦命盛京将军恭代自己，向玛哈噶喇金佛拈香礼拜，这类佛事活动的规格之高，与清代的皇陵大祭相埓。今天在抬佛节上的布扎法会，也是遵循祖制的成果，其间或可寻觅到清代万寿盛会的历史迷踪。

方志记载，布扎法会当天，皇寺周边人马塞途，满蒙勋贵车马徐行，沈城百姓争相礼拜供养，法会最后以弥勒菩萨降魔赐福的舞蹈而告圆满。光绪三十三年（公历1907年）的《盛京时报》曾以“纪皇寺跳塔之事”报道了当时的法会盛况，时任东北总督的徐世昌携文武官员，排班侍立，观览跳金刚法舞。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他们称为“边缘”。真正典型的可称为“边缘”的，毋宁说是朝鲜和越南才对。两者都是一方面受到中心的征服，一方面又在帝国的册封之下持续地与之对抗，并全面地接受了中心的文明制度。后面我们将看到，越南与朝鲜的情况非常相似。

如果说这些地方属于典型的边缘，那么日本的情况就与此略有不同了。日本虽说也接受了中国的制度，但与朝鲜和越南不同，它的接受是选择性的。日本人在形式上接受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但实际上他们却并未接受，可也没有抛弃或排除，而是在自己需要的范围之内维持着它们。而且，日本人正是处在一个可以如此行事的位置上。在我看来，这便是亚边缘的位置。

自7世纪到8世纪，日本国家从隋朝和唐朝引进了律令制度。这使日本将中华帝国视为中心，以此确定自身的位置。但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日本。隋唐时期，这种情况在东亚各地都有发生。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虽在外表上采用了从帝国中心传来的文化和制度，却并没有实际执行。例如，有一项法令从一开始就只在名义上存在，从未得到实施。那便是禁止近亲结婚的法令。在日本，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平民，实行的都是双系继嗣，且允许近亲结合。基于父权制的中国体制以及儒家思想，显然与这种事实情况相悖。然而，日本既没有遵守禁止近亲婚姻的条款，也并没有将其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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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令制结构

其他事情同样也是如此。例如，7世纪到8世纪，公地公民制作为律令制的基础得到推行，然而它却很快便变得徒具形式，进而被庄园制度所取代，这导致了不同于律令国家的贵族政治（摄关政治）的成立。当然，不仅仅是日本，包括唐王朝本身在内的其他国家里，律令制国家也逐渐没落。然而日本的独特之处却在于，虽然日本此后不再执行律令制了，但也没有将之废除。

在现实中，不同于律令制的庄园制度应运而生，随后又逐渐解体，之后诞生的则是领主制和乡村制，武家政权（镰仓幕府）就此形成。这时虽然制定了新的法令《贞永式目》，却并没有废除律令制。相反，律令制作为武家之法的根据而得到保留。此后虽然经历数个政权，律令制度却始终没有废除，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事实上，明治维新，也即所谓“王政复古”，从形式上来说也是基于律令制度实现的。

为什么日本会采用这样一种做法？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在日本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往往是在与中国的比较中思考该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日本人如何接受中国文化、中国制度的角度来观察的。在思考明治之后的日本时同样如此。但这时他们不是将中国与日本比，而是拿西方跟日本比较，考察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日本是如何被接受的。也就说，他们除了日本与中国、日本与西方之外，就没有别的视角了。

引入律令制的不仅仅是日本。这一进程在帝国边缘的各地都发生过。而且，公地公民制（均田制）也不仅仅是在日本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朝鲜也是如此，甚至在唐朝也是一样。因此，在日本发生的事情的特点不仅需要与中国，也要与韩国和越南的情况进行比较。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隋唐的制度之所以传播到整个东亚，并不仅仅因为那是先进文明国家的制度。隋唐帝国继承自北魏，后者是过去属于边缘的游牧民（鲜卑）所创立的国家。不同于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可以说是边缘转为中心而成立的划时代的帝国。北魏开创性地实行了均田制，这种制度虽然作为孟子的理论为人所知，但过去还从未有任何王朝实施过。到隋唐时代，均田制在帝国的边缘也得到了推行，不过这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本来它就是从帝国的边缘地区出现的东西嘛。

日本的独特之处不能仅仅通过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来理解。虽然如此，单是将朝鲜与日本比较也同样无法理解。为了真正理解，我们必须要看到东亚地区帝国的结构。这便是我称为“中心”“边缘”“亚边缘”的结构了。

4.武家政权

考察古代历史时，会发现直到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相互争斗的“三国时期”，朝鲜和大和之间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大和政权参与了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而半岛的局势也对大和影响巨大。之所以大和发生了被称为“大化改新”（645年）的事件，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那之前，大和的大王，是由部族联盟所推选出的酋长担任的。“大化改新”便是将这种酋长制王国形态改造成集权制国家的尝试。

这一情况的背景，是半岛上发生的危机。新罗与唐朝联合起来，摧毁了与大和关系密切的百济（660年）。许多战败的百济军队流亡至大和。作为回应，大和派出军队救援百济，却遭遇惨败。这便是白村江之战（663年）。从那时起，大和便失去了与半岛的联系。朝鲜的统一新罗时期，对应的是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与半岛产生区别，开始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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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村江之战示意图

然而，之所以日本能发展出独特的路径，首先还是因为日本远离中心这一事实。像韩国，也包括越南这样的“边缘”地区，会受到来自中心的直接压力。这种压力对日本来说则是间接性的，而这便是造就“亚边缘”特征的因素。

朝鲜从汉朝开始就受到了中国的直接统治。新罗、百济和高句丽这“三国”，起初也是依据汉朝的郡县制划分的。而在这三个国家中，新罗虽然靠着与唐结盟而征服了百济和高句丽，后来却又与唐作战并统一了朝鲜。然而，统一新罗时代一方面获得了相对中国的独立地位，却在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虽然政治上独立了，来自帝国的威胁却始终存在着。为此，新罗接受了帝国的册封，并积极地将自己纳入中心的体系中以寻求生存。

越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同样是从汉帝国时期起，越南就一直处于中国的统治下。后来越南尽管数次叛乱却均告失败，直到939年唐帝国覆灭后，吴权才建立起越南人的国家。然而那并非标志着越南“中国化”的结束，反而应该说是其“中国化”真正开始的时刻。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文官制度生根发芽，儒家思想得以传播，科举制度自13世纪起开始推行。

然而，在8世纪左右的日本，却可以看到与中国渐行渐远的趋势。过去被称为“大王”的，如今改称“天皇”，并将国号定为“日本”。这在乍看之下似乎是一种中国化，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天皇”这个称呼是很不同寻常的，因为那是比皇帝更上位的概念。这种事情在边缘地区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和朝廷在给中国的公文书中如此表记时，唐帝国竟予以容忍，原因没有别的，单纯只是因为日本离得太远罢了。此外，当时正与高句丽苦战的唐朝想必有所盘算，认为此时若再与身处背后的日本为敌，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无论如何，从天皇、日本这些名称中可以看出，日本虽然身处东亚的帝国之中，却又同时在它的外部。这便是我所说的“亚边缘”。

虽说发生了去中国化，但从外表上看情况正相反。日本试图模仿中国文明，创立一个官僚制的国家。比如说在奈良、平安时代创建大学寮，作为培训官僚的机构。然而，决定官位等级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的出身。在这种地方，像科举这样的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朝鲜，与日本的制度比较类似的是新罗，而科举制度则在高丽得到了更多发展。从那时起，“文武两班”的官僚系统便逐渐成形。其中，文职官员占压倒性的优势，重文轻武的倾向变得愈发明显。

日本则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平安时代之后，一个武家政权，也即镰仓幕府建立起来（约1190年）。当然，高丽王朝也存在着武官与文官间的对抗。也就是所谓的武臣政权。由武臣们建立的都房与日本的幕府是很相似的。从时代上来看，其建立的时间也与日本的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相近。

在日本，随着土地的私有化，非国家所有的庄园制度得到普及，武家的权力和法律在国家控制之外迅速成长起来。与此类似，原本实行公地公民制的高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此外，高丽还面临着北方游牧民国家（契丹）入侵的危险。正是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形导致了武臣政权的出现。事实上，武臣政权（崔氏）后来被蒙古人（元）所征服和摧毁。然而，崔氏政权的抵抗持续了超过三十年之久。最后，高丽人在元朝的命令之下进攻日本，然而他们的抵抗仍然在明里暗里进行着。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神风（台风）的作用，蒙古人对日本的征服才以失败告终。

尽管存在这样的平行关系，但在高丽的情况下，武臣仍然是武官，是一介官僚。换句话说，他们是律令政治框架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武士并非官僚。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国家制度之下确实存在武官，但所谓的武士，则是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之外，乃至在边疆诞生的。

随着私人地产（庄园）在律令制国家的机关之外得到发展，从事像警察、法官这样职业的人便取代了国家而变得重要起来。这些工作便是由武士阶层担任的，他们与那些中央国家机关的武官们结成主从关系。像平家和源氏这样的团体便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平家主要以西国和海上为其据点，而源家的基地则在东国和陆地上。

武士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封”而成立，是一种互惠（双边）性质的关系。这便是封建制。它跟那种集权式的金字塔形官僚组织结构是不一样的。另外，因为主从关系具有互惠性，所以只有持续地将与其军事贡献之大小相应的赏赐授予臣下，这种关系才能长久维持。例如，在抗击蒙古入侵的战争中，由于仅做防卫而没有赢得新的领土，北条政权无法授予赏赐。这便是封建制度开始动摇的原因。利用这一点，后醍醐天皇开始鼓吹王政复古。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反而是长期战乱的开始。最后出现的便是向朝鲜出兵的丰臣秀吉政权。

5.天皇制

在日本，由于官僚制力量薄弱，武家政权因而得以建立起来。那么日本的官僚制为何那么弱呢？或者应该问，为什么儒家思想没能在日本扎根呢？这与古代日本国家以及天皇制有关。刚才我们提到，原本曾是祭司—酋长的大王到后来成了天皇。不过，天皇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只是作为祭司的权威而存在着的。真正把控实权的人们，起先是贵族，后来则是武士。此外，从镰仓时代到德川时代，武家政权也在不断更迭。然而，天皇却一直保存下来了。

这种情况是中国或周边国家所未曾发生过的。中国持续发生着朝代的更迭，且发展出一种将朝代更迭正当化的观念。那便是基于儒教（孟子）的易姓革命的思想。易姓革命不仅是权力的转移过程，更是一个政治理念的问题。王朝的正当性是由天命所授予的，而所谓的天命指的便是民意。违背民意的王朝是无法存续的。事实上，中国的那些新王朝大多是以民众起义为契机建立的。即便是元、清这样的征服王朝，若未能实现民意也即天命，光靠武力，同样无法存续下去。从这点来说，学习儒学的官僚之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在韩国，因为从统一新罗、高丽到朝鲜王朝的更替也属于王朝更替，因而同样需要一个理论来使其正当化。所以自然需要文官，需要儒学家。儒家因此便是不可或缺的。举例来说，朝鲜王朝便是以提倡民本主义的郑道传的理论为基础。然而在日本，这种正当化理论则是不必要的。从表面上来看，日本既有儒学，也有官僚，但其实它们不是必需的。其原因便在于，日本并没有发生政权的更替。

天皇的正当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能力或行为方面的因素，而是完全来源于他的血统。从历史上女帝众多这一情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甚至还曾出现过婴儿天皇。而那些握有实权者的正当性，则完全来自其对天皇的操控。无论是他是贵族还是武士，那些拥有实权的人物，都会以天皇诏书的形式下达命令。有天皇诏书者便是官军，无天皇诏书者即为贼寇。另外还有一个原则，便是“胜者为官军”。他们实际上做什么并不重要。因此，无论是天皇还是握有实权者，他们的存在所依凭的根据，都不曾被质疑过。

像“天命”这样的想法在日本是没什么受众的。在中国，“天命”不仅是一种理念，还十分具体地与史官这种官僚制度息息相关。史官可以毫不留情地评论统治者。统治者即便可以镇压同时代的史官，却无法制止来自后代的批判。不仅如此，这些进行镇压的事实本身也会被记载下来并遭到口诛笔伐。统治者明白这一点，因而在一举一动之中，他都会留意其历史功过将会被如何论说。

韩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从统一新罗到高丽到李朝的更迭是通过武力实现的，但王朝要存续，便必须证明其正当性依据。于是君王、官僚和儒学家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在日本，人们或许会在私底下议论，但绝不会进行公开的讨论。这样的传统至今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中。

6.表音文字

到现在我一直在讲的问题是，日本尽管引入了律令制，却从未成为一个官僚制国家。尽管日本接受了中国文明，却变成了非常不同的存在。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我是从“亚边缘”的状况出发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但现在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考虑。那就是有关文字的问题。

无论在何处，官僚制都是以官僚对文字（知识）的垄断为基础的。在东亚，这种文字便是汉字。汉字是一种书面文字，无关发音，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发音方式去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从周朝便开始作为帝国的语言传播开了。也就是说，汉字在边缘和半边缘地区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话虽如此，汉字是非常难学的。能否阅读书写汉字的人之间，就此产生了决定性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官僚机构的权力是基于汉字而成立的。

就文字而言，表音文字比较易学，任谁都能很容易地掌握。一旦谁都能容易地接触文字，那么官僚制的权力便会遭到削弱。在历史更为悠久的埃及，尽管文字难学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但官僚们却从未想过简化文字。因为一旦简化，官僚就会丧失其特权性的力量。

在朝鲜王朝，世宗国王在15世纪创造并颁布了谚文这种表音文字。他之所以这么做，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从官僚的统治中夺回王权的目的。因此，这项举措遭到了官僚们的抵制。即便在颁布之后，谚文也没有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使用，因此没能推广开来。

与此产生对照的是，假名这一日本的表音文字，在8世纪到10世纪之间被创造出来。假名不是某个特定人物创造的，万叶假名利用汉字来表音，而在使用万叶假名的过程中，假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万叶假名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7世纪末编纂的《万叶集》采用了它，但一般认为，万叶假名在7世纪之前就已成形了。借用汉字的读音来表记固有词的方法，原本在中国便已有了，而在朝鲜的三国时代也发展出了“吏读”，那是把汉字用作表音的文字记号来补全汉文，从而进行阅读的方式。日本的万叶假名是对其的继承，很可能是由归化的朝鲜人引入的。然而在朝鲜，阅读和书写汉文一直是主要的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朝着把汉字当作表音符号来标记固有词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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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历校本『万叶集』卷第二十

彩笺墨书，25.0×17.0cm，11世纪

（東京国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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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存平安时代的《万叶集》手钞本中，此“元历校本”与“桂本”“蓝纸本”“金泽本”及“天治本”，并誉为“五大万叶集”。所谓“元历校本”，系因卷二十末尾有元历元年（1184年）校勘完成时所题的跋款，故而名之。上述诸钞本之中，本件“元历校本”所保存的和歌篇数最多，并且是集十数名精通书法的名家合作而成，因此特别受到重视。

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万叶假名，在日本则得到广泛的使用。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日语发音无论元音还是辅音都十分简单，因此万叶假名的数量很少，学起来容易。此外，假名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简化。比如“いろは”这个音，在万叶假名中是用“以吕波”来表示的，而用草体书写“以吕波”使其简化后，便创造出了“いろは”这样的假名。另外，如果只取文字的一部分出来，便得到了イ、ロ、ハ这样的片假名。因此，虽说日本的表音文字由假名和片假名构成，然而重要的是万叶假名在那之前便已经成形了。

为什么万叶假名能够成形呢？可以说，这首先是因为官僚制在日本十分薄弱。只要用上万叶假名，那么只需记住几个汉字，便能写出日语的发音来了。对于把读写汉文的能力视作特权的官僚而言，这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情。因此，如果官僚制像在朝鲜那样强势的话，想必万叶假名是无法得到普及的。反过来，由于万叶假名和假名的普及，官僚制的强化遭到了阻碍。

比如说在朝鲜，之所以文官地位优于武官，根本上说是由于武官不充分具备汉诗文的阅读和书写能力。要想熟练掌握汉诗汉文，便没有时间专注于“习武”了。因此，文官始终能够保持其优越地位。然而在日本，武士只要是会写汉字假名混写文，或至少会写假名便没问题了。例如，《贞永式目》这一武家政权的法律，便是用汉字假名混写文写成的。到了德川时代之后的日本，幕府也开始把朱子学作为其意识形态，武士们变得像是官僚了，开始有了学习汉学的义务；然而在这之前，武士们主要专注于“习武”，不去做学问的。之所以这样也无甚大碍，是因为存在着假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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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永式目》

江户时代刊本，1607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7.亚边缘性和世界—经济

日本之所以会形成武家政权，是因为无法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封建制的基础是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要主君给予土地，臣下便宣誓对其效忠。这是一种支配—服从的关系，也是一种互惠（双边）的关系。如果主君不给其臣下恩赐，双方的关系就会结束。武家政权便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

然而，武家政权在15到16世纪之间崩溃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日本社会没有受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控制，因而交换样式C，也即市场经济得到扩张的缘故。城市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而且，这件事不仅仅发生在日本国内。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开始扩张到日本。经由墨西哥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商人开始与日本进行贸易。许多日本人也为了经商而大量前往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内，像堺市这样的独立城市蓬勃发展起来。

但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枪械的输入和普及。在西方，枪械的传播使得骑士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这对日本的武士来说也是一样。以前武士为了得到恩赐而自告奋勇上阵与对方单挑，如今这种场面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实际上，武士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众多大名的竞争中成功制霸的织田信长，便尤以擅用枪械部队而闻名。到了信长及其继任者丰臣秀吉的时代，镰仓时代的封建制，或者说那种互惠性的主从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比如说秀吉可能是贱民出身，却最终登上至尊之位（关白太政大臣）。这可谓是“下克上”到了极致，反映了此时封建式主从关系和身份制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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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1534～1582）

日本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和大名，被誉为战国三英杰之一。他出生于尾张国（现今的爱知县），是织田信秀的嫡长子。在平息家督之争的混乱后，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之战中击败今川义元，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拥立足利义昭上洛，随后驱逐义昭，建立了以畿内为中心的独立中央政权（即“织田政权”）。然而，在天正10年6月2日（1582年6月21日），他被家臣明智光秀谋反，最终在本能寺自尽。

像这样到了16世纪末，一种类似于西方绝对君主制的体制正在逐渐成形。事实上，通过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以及与传教士的交往，信长和秀吉对西方的情况十分熟悉。信长似乎将自己视为一位绝对君主。继承信长地位的秀吉则反过来与皇室接近而成为关白，然而他却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想着要征服明朝成为皇帝。事实上，这便是他入侵朝鲜半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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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1537～1598）

日本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战国大名和公卿。（首任）武家关白和太阁，是“三英杰”之一。在继承织田信长之后，他统一了日本天下，并奠定了近世封建社会的基础。他的官位包括从一位、关白、太政大臣，并被追赠正一位。

然而，秀吉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的痴心妄想。在其计划的背后，不仅有战国时期得到强化的军事力量，还存在着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广阔商业网络。从那时开始，明朝一直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因此，秀吉希望征服明朝并取而代之，也并非异想天开。简而言之，此时的日本已经加入了“大航海时代”的世界—经济。秀吉的错误在于，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大陆的帝国，而不是海洋国家。因此，他一下子就遭遇了挫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秀吉一早便做了，并且做失败了的事，正是日本国家在明治以后尝试做的事情。德川家康在秀吉生前对他言听计从，等到秀吉一死，他掌握权力之后，立即便取消了这样的路线。

8.什么是德川体制

德川体制是很奇特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川家康意图为秀吉搞出的那些事进行善后补救。换句话说，他想要恢复遭到日本破坏的那种旧时东亚秩序。因为秀吉的侵略和破坏，想要恢复与朝鲜的关系并非易事。但家康对此却极为认真。例如，在幕府将军更替的同时，他也开始接待朝鲜通信使的来访。而与朝鲜王朝恢复关系，同时也意味着与册封朝鲜的明、清恢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德川家康是在尝试恢复东亚的帝国及其边缘所构成的世界秩序。

这也就意味着，信长和秀吉的体制有着接近绝对君主制的方面，而德川却拒绝了这种发展方向。西欧那种绝对君主制的特点在于，它剥夺了领主的封建特权，将他们纳入宫廷贵族以及官僚体系之中。如果信长活得够久，想必也会这么做。另一方面，德川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封建领主（大名）。除此之外，绝对君主制所奉行的是重商主义和富国强兵的政策，而德川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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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1543～1616）

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的武将、战国大名，也是江户幕府的初代将军。他是德川氏（将军家、御三家等）的始祖，并被列为战国三英杰之一。

首先，德川采取了锁国政策。诚然，他们维持了与荷兰的贸易，且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贸易也并未中断。然而，仅靠这点规模的海外贸易，绝不足以达成16世纪后半叶曾有过的那种经济发展。另外，德川政权确立了将人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的身份制，其中商人位于最下等。虽然在现实中，商人们常常具有使人纡尊降贵的力量。16世纪时与世界市场的接轨使得商人资本主义开花结果，而德川政权则试图通过上述方式对其加以抑制。

除此之外，家康还从朝鲜王朝引进了朱子学，并将其作为幕府的正式学说。提高儒教的地位，便是否定战国时期盛行的价值观。这也可以说，是使礼乐优越于武艺的做法。尽管如此，家康却并不试图创立一个文官主导的官僚制国家，而是使武士阶层保留了原样。这是因为德川作为武家政权也需要正当性。德川还提倡尊皇学说，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那其他大名就会这么做了。因此在德川政权之下，古代的律令制得到了延续。

此外，德川幕府还禁止军事发展。幕府不仅禁止其他大名，甚至连自己也冻结了枪械等武器的开发。总之，凡是绝对君主制会采取的那些政策，德川政权全部禁止了。他们的原则，是无论在经济或军事领域，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扩张主义。可以说，16世纪以来，正要朝向世界市场、朝向现代发展的日本社会，被德川政权所制止了。简言之，德川幕府拼命试图抑制16世纪中展开的世界—经济（交换样式C）的渗透，却终究未能做到这一点。世界—经济不仅仅是从内部侵蚀了德川体系，它同时也出现在外部，以迫使日本开国的美国黑船的形态席卷而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历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个过程与其说开始于明治时期，不如说在16世纪便曾经一度存在，只是被随后的德川时期所压抑。明治的发展是摆脱了这种桎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们当然会去担当起秀吉的角色了。

另一方面，韩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在打败了秀吉的军队后，李朝又遇到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从来被他们鄙为蛮夷的女真（满族）人努尔哈赤打败了明朝，并建立清朝。于是，李朝的人们开始自视为明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具有一种观念，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华”。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当清朝开始尝试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时，具有强烈“中华”意识的李氏王朝则拒绝开国。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所特有的现象。

这样一个作为“边缘”的韩国和作为“亚边缘”的日本，便在1870年代那种世界性的背景之下遭逢了彼此。此后发生了什么？这是各位都非常清楚的事了。

・本次推送内容选自《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一书，原作为《帝国的结构—中心·边缘·亚边缘》（青土社，2014年）。详情请参考该书内容。

・感谢出版社和译者授权转载。

・图片源自网络，其中封面图源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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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

柄谷行人著，吉琛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目录

·地震与康德

·作为他者的物

·现代文学的终结

·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

·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乌托邦主义

·日本人为什么不游行

·秋幸或幸德秋水

·帝国的边缘与亚边缘

·“哲学的起源”与“太阳花革命”

·山人与山姥

·移动与批评——跨越性批判

·关于思想地震

·首次出版信息一览表

·译后记

作者简介

柄谷行人（1941~），生于日本兵库县。先后获东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英文科硕士学位。曾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世界著名的日本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主要著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世界史的构造》等。

译者简介

吉琛佳，生于上海，现居日本京都。复旦大学学士，京都大学硕士、博士。现任京都大学亚洲研究教育中心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东亚社会思想史、亚洲社会的现代化。

延伸阅读

『ジジェク、革命を語る：不可能なことを求めよ』

‍‍‍‍‍スラヴォイ・ジジェク著‍

中山徹訳

『〈戦前〉の思考』

柄谷行人

『探究 I 』

柄谷行人

『日本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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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口安吾と中上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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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の構造：中心・周辺・亜周辺』

柄谷行人

『定本柄谷行人集3 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

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書評集』

柄谷行人

『遊動論：柳田国男と山人』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日] 柄谷行人

赵京华译

小楼一夜听春雨丨编辑

夏生丨审校

东亚视角全球视野

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与“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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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无名

推送东亚文史研究的成果与东亚知识人的走读经验，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和“黑洞”，提供洞见，保持谦卑，保持开放。

柄谷行人丨帝国的边缘与亚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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