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3年的阅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参考书，另一类则是忙里偷闲时聊以慰藉的小说等。把这两类认真总结下来，用三个关键词串联，那就是女性，身体和创伤。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挑选2本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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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武内进一步强化了阅读行为和酷儿理论之间的关系，并把阅读行为定位为发现他者的过程。对于不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小说等，将文字之间的相互碰撞产生的种种矛盾甚至不合理视作平常。她强调，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不仅是体会诗性语言的过程，也是意识到作品塑造他者存在的过程。当然，其间有些读者可能会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与自己截然相反而产生排斥反应，也有可能会产生强烈共鸣而融为一体，从而消解了自我与他者间的界限。小说在向读者展现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也培育了重新审视产生并强化各种差异边界的可能性。它激发了读者对于既有社会界限和刻板印象的反思，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个体差异的价值和社会对于多样性的接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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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岩川ありさ《物语与创伤：酷儿女性主义批评的可能性》（『物語とトラウマ : クィア・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可能性』，青土社，2022年）。创伤研究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包括精神分析、精神医学、心理学、看护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当事者研究等。尽管我们常用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指代“创伤”（trauma），但作者特意选择使用“创伤”这一术语。这并非仅仅因为 PTSD 是病理学术语，更是因为其表明症状常常先于诊断和治疗成为焦点，这种医学思维下，只有当症状能够被准确划分到医学定义下的疾病时，治疗逻辑才能得以建立。“创伤”一词的选择不仅考虑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痛，还隐含了并非所有创伤都能够通过医学手段得到治疗的现实。

创伤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明显的交集，尤其是在关注女性方面。回顾历史，女性不仅与男性一样经历过战争，而且在当下依然承受着如家庭暴力、性侵等多种形式的暴力。创伤和文学研究的连接点在于，“创伤”涵盖了回忆和忘却、过去和现在的交叠以及现在对过去的介入、自我和他者、个人和集体、生和死、沉默和表达等诸多问题。尤其是记忆经常发生变形和扭曲甚至以伪装的形式出现，这给如何理解和评价幸存者、见证人的证词以及创伤的历史叙事带来复杂性， 使得创与文学叙事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正像书名“酷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样，岩川同样受到村山提倡的把“酷儿”作为动词积极介入延伸到文学批评等领域对文本进行再阐释这一想法的影响。与武内不同，在创伤叙事中，岩川强调“阅读共同体”这一概念。通过阅读那些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他者的故事，他者的人生才会与自己的人生产生交集、碰撞和差异，进而女性的创伤叙事才会迸发出新的可能性。而这一阅读形式可以称为“自传式阅读”。

在本书序章中，岩川提出了“自传式酷儿女性主义批评”（「自伝的クィア・フェミニズム批評」）这一概念。岩川沿用了美国文学批評家肖萨娜·费尔曼《女性想要什么？阅读和性差异》（Shoshama Felman，What Does a Woman Want?  Read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3）中关于女性书写的自传——女性自传并非都是告白，唯一存在的形式就是证词——这一表述。创伤叙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创伤自身具有极强的不安定性、难解性、碎片性和不连贯性的特征。故岩川并没有把创伤叙事的责任归结到叙事者身上，而是放置在叙事和倾听、呼唤和回答这一动态且双向的场域。尤其在记忆问题上，她认为并不存在不能被表达的记忆，只有尚未被听见的记忆。所以，听见那些文字叙述中的沉默、无声的嘶喊、杂音、甚至喘息声显得尤为重要。并非所有的创伤都能通过记忆呈现、凭借语言完成描述，战争、性侵等体验如此沉重，语言往往难以表达。

本书的对象作家包括多和田叶子、李琴峰、古谷田奈月、森井良、林京子、大江健三郎、岩城けい、小野正嗣等，既涵盖了战争等集体性创伤体验，也包括个人性的创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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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文学作品。去年比较关注韩国作家，这里主要介绍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和韩江的《素食者》。金爱烂（김애란），1980年出生于韩国仁川，毕业于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院剧作系，其短篇《不敲门的家》获得2002年第一届大山大学文学奖，翌年发表于《创作与批评》春季号，金爱烂由此正式开始文学活动。

《你的夏天还好吗？》（薛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是金爱烂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八篇作品。其中尤以《虫子》一篇最佳。“我”和丈夫为了攒钱买新房，暂时住进了郊区的廉价“蔷薇公寓”，但房间充满干扰：拆迁的噪音、无论怎么打扫都有无孔不入的灰尘以及频繁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和入侵者们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表面上看，灰尘、虫子无一不是来自外部的入侵者，严重影响着“我”们生活空间的清洁和安全。然而也许人类才是自然的入侵者。虫子们肆无忌惮、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房间内的各个角落，也许正印证了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随着旧的大楼不断被推倒，新的小区陆续出现，杂草、虫子、大树的生存环境不断被压缩。大树迟早面临着被砍伐的命运，“我”用驱虫剂、消毒喷雾等工业产品将屋内的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我”的怀孕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不是“我”的第一次怀孕，之前“我”迫于经济压力多次人工流产，因此这次“我”们决定留住孩子。孩子固然不是意外的入侵者，但是它的到来，则加剧了“我”们的经济压力。故此胎儿也是对身体的入侵，孕期的各种妊娠可视为身体的排斥反应。临盆前，“我”打开窗户驱赶屋内的虫子，不小心戒指掉到窗外的杂草丛中，“我”于是进入那神秘的空间。大树被推倒后，它的根部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从黑洞中似有无数的虫子向“我”袭来，而就在此时“我”的羊水破了。

金爱烂巧妙融入了人与自然、新与旧、男与女、肉体与精神等对立结构，其中生命力旺盛的杂草、肆无忌惮的虫子、自由生长的大树等作为自然意象，而酸性洗涤剂、驱虫剂、消毒剂等居家用品象征着工业主义与消费主义，以及胎儿与羊水则是生命的意象。逼仄的狭小公寓虽然暂时容纳了“我”和丈夫两人，然而虫子的入侵和孩子的到来又更加无情地压缩着我们的生存空间。“蔷薇公寓”这一名字也有其隐喻：蔷薇是花、是自然、是夺目的美丽，但也有生命周期。我们怀抱着过上如蔷薇般美好生活的愿望，才能忍受着不如意的当下，然而这一希望也犹如凋零的蔷薇，终将在雷雨中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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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者》‍‍‍‍‍‍‍‍‍‍‍‍‍‍‍‍‍‍‍

 [韩]韩江 著，胡椒筒 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书名告诉读者，素食是主题，而让女主人公觉醒的触发点则是“食”和“性”。食肉意味着对动物的屠宰，其中男性和吃肉的关系又尤为亲密，男性气质的彰显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吃肉行为。美国作家兼女性主义者卡罗尔·J·亚当斯在《肉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素食主义批判理论》（Carol J. Adams,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 -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  Continuum, 1990年）一书中就曾指出，在西方世界中，性暴力的实际发生和文化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对动物的屠杀和食用方式的知识，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食肉性和性暴力之间的关系，揭露了肉食文化与父权制的共谋机制。本书虽然没有描写性暴力本身，却不代表暴力的缺席。妹夫对妹妹拒绝性行为表示不满，而作为家父长制代表的父亲性情暴躁，不仅在姐妹俩小时候对她们轮番扇耳光，在劝说妹妹吃肉无果后又在众人面前大打出手。在在呈现出父亲（男性）作为施暴者-屠夫、女性作为受害者-待宰动物的图式。其中的女性动物化又彰显在妹妹臀部有块胎记的表述中。

女性的食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女性向权威的男性接近，服从父权制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支配。而妹妹婚后的拒绝食肉行为，可以看作对父权制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抵抗。拒绝吃肉、成为素食者与妹妹身上的绿色胎记以及第三章中反复出现的大树意象相互呼应，表现了女性对父权制反抗的同时，并通过与植物、自然的一体化，强化去人类中心主义。妹妹无疑是一个反抗者的角色。然而韩江并没有借由姐夫的艺术创作使妹妹得到艺术升华。妹妹同时也是一个牺牲者，虽然她主动选择素食作为反抗手段，但被送进精神病院，并发展成严重的厌食症，逐渐失去了维持生命最低限度的必须能量。厌食症和歇斯底里一样，常被视为女性特有的精神疾病，其结果就是患病的女性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全天监护。而被监护的经历则又突显了对女性的过度控制，她们被迫接受了精神病院的“隔离”和“囚禁”。其实这并非妹妹的个人悲剧，而是女性群体的悲剧，暴躁易怒的父亲背后有一个沉默失声的妻子，她无法反抗丈夫的暴力，也正是在母亲角色缺位的情况下，姐姐长期扮演了保护妹妹的角色。姐妹一体两面、互为分身，是对东亚社会中女性角色的继承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