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海亮丨从忠灵塔到革命公墓——空间变更与北京八宝山社会记忆的演变

文摘 2024-09-04 07:00 日本

内容摘要

空间产生记忆，记忆会因空间的变更而发生形变。北京八宝山的社会记忆在抗战胜利前后经历了由以日人为主体的侵华记忆，向以中国军民为主体的抗日记忆和以中国革命先烈为主体的革命记忆的转变。日本占据时期，日方为纪念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在八宝山建造忠灵塔，借以动员日军的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将其改建为忠烈祠，用以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民，忠烈祠成为承载中国抗战记忆的国殇圣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宝山修建革命公墓，以其作为先烈的安息之地和教育后代的场所，革命公墓成为红色圣地。从忠灵塔到忠烈祠再到革命公墓的空间变更，显示了政治变动下八宝山社会记忆的形变。

位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因过去流传“八宝”一说而得名，现如今已成为缅怀中共先烈的革命圣地。不过在抗战胜利前后，这里一度成为日本和国民政府建构各自记忆的场所。关于记忆的场所，按照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解释，具有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三种特征，具体包括档案馆、节日、纪念仪式和先贤祠等，“这些凝聚记忆的‘场’是寻找历史记忆的切入点”。①抗战时期，为纪念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方军人，侵华日军在八宝山修建忠灵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将其改建为忠烈祠，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宝山修建革命公墓，以纪念在革命中牺牲的中共烈士和知名人士。从忠灵塔到忠烈祠再到革命公墓的空间变更，是寻找历史记忆的具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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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 ）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学术编辑，著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现在、国民、记忆》《法国研究》等，主编三部七卷本《记忆之场》。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词条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2001年，诺拉当选为仅有四十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目前学界对忠灵塔和忠烈祠的研究，或侧重总体上的概述，或将两者分而论之，且时间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②，鲜有学者将两者作比较研究，对战后忠烈祠的筹建与忠灵塔的衰落亦缺乏足够探究。③缘此，文章拟利用中日双方的资料，以抗战胜利前后北京八宝山的忠灵塔、忠烈祠和革命公墓为观察对象，尝试从空间与记忆的角度考察政治变动下八宝山社会记忆的演变过程。

一、记忆建构：侵华日军对八宝山忠灵塔的建造

近代日本自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来，即不断进行文化侵略，反映在祀典领域，便是在战地修建大量的军国主义象征物——墓地。其中，以撰刻日军“勋绩”的忠灵塔、忠魂碑和靖国神社等最为泛滥。忠灵塔是日本为纪念在战争中战死的日本人而修建的塔碑，建造地点除日本本土外，还包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占领地。日军在中国大陆修建的忠灵塔，早在镇压义和团时即已出现④，此后随着侵华战事的扩大，忠灵塔的炮制随之加快。

1935年4月，为适应东北战事需要，日本成立“忠灵显彰会”，专责处理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战死者的纳骨及忠灵塔的修建与保管事宜，纳骨的对象包括在战争中直接战死或因战病殁的军人军属，乃至警察和维系治安、交通的其他关系者，明治年间的部分战死者也在入祀之列，该会还规定了入塔者的合祀手续，并制定春秋恒祭和临时祭的相关祭典。⑤“忠灵显彰会”的成立，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物的扩散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据统计，从日俄战争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日军在中国东北修建的忠灵塔共有8座，具体纳骨情况见表1。

表1 1907-1936年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地修建忠灵塔及合祀情况一览表

修建地点

修建时间

1904-1905年战死者纳骨数（人）

满洲事变战死者纳骨数（人）

其他

合计

旅顺

1907年5月

24466

24544

大连

1908年9月

6029

—

6061

沈阳

1907年10月

14364

465

—

14829

奉天

1910年3月

34785

728

35616

安东

1910年6月

3129

261

—

3390

新京

1934年11月

—

923

941

哈尔滨

1936年9月

2234

108

2357

齐齐哈尔

1936年9月

757

779

总计

82889

5477

150

88516

备考

资料来源：《忠霊塔建設に関する件》（1939年1月1日-2月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1679100、陸軍省-大日記甲輯（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加大了对忠灵塔的复制。1937年11月，日军在河北承德修建一座忠灵塔，奉祀在满洲事变与七七事变中阵亡的日人各901人和428人。⑥1939年7月，日本成立“大日本忠灵显彰会”⑦，其职责之一是处理侵略中国主要会战地忠灵塔的建设、维持与祭祀等事宜，并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内务省、拓务省及其他居留民团等协助实施，希望借此来纪念战死日军，显彰“护国之英灵”。⑧为实现这一意图，“大日本忠灵显彰会”大肆宣扬“一日战死”的意义，动员国内民众抱持每日激战和拼命的觉悟为筹建忠灵塔碑显彰忠灵、发扬敢于战死的国民精神而奉献劳力与金钱。⑨在其随后制定的建设要领中，规定忠灵塔、忠魂碑和战迹纪念碑的建设位置要选在各军及各舰队作战的重要地点、主要都市及附近交通便利地点等，以便于将来的保存，为体现所谓“仁慈”，日方还为在抗日中牺牲的中方战死者修建永久性或临时性的“供养塔”，但建设经费由有此意愿者或中方承担。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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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忠魂塔
1936.09

华北交通写真档案

http://codh.rois.ac.jp/north-china-railway/photograph/3902-bei018-1.html

为使各地忠灵塔的建筑有范本可以参照，“大日本忠灵显彰会”还公开悬征设计图样。大体分为3类：第1种是针对主要会战地，要求在塔的南面与墙壁内外或其他适当场所刻下合祀者的姓名、官品及“牺牲”年月等；第2种是针对日本内地大都市；第3种是针对日本内地市町村，具体又可按照一般市、小市町、町村而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3种。⑪总之，建设的样式要做到能使日本“忠死者”得到最崇高和最庄重的表颂。

1939年9月和1940年2月，日中支那方面军与北支那方面军分别成立“中支那忠灵显彰会”和“大日本忠灵显彰会北支支部”（以下简称“北支部”），前者主要负责上海、南京和汉口等中东部占领地忠灵塔等的建设，后者则主要处理北京和天津等华北地区忠灵塔及其他战地纪念碑的建设、保管与合祀事宜。⑫北支部下辖包括北京和天津等在内的8个分会，具体负责各占领都市内纪念碑的修建。按照北支部的计划，华北地区除北京、张家口各建一座忠灵塔外，其他如天津、卢沟桥等地则分别修建忠魂碑和战迹纪念碑。⑬在北支那方面军所拟定的建设方案中，华北各地拟建的忠灵塔等多达30处，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北支那方面军所拟忠灵塔等建设计划案

时间：1940年3月30日

塔碑区分

合计

建设位置

样式

预算总额

忠灵塔

北京

忠灵显彰会悬赏当选图案第1种标准

100万元

张家口

70万元

忠魂碑

天津、太原

忠灵显彰会悬赏当选图案第3种大型标准

各30万元

石门、徐州、连云港

各20万元

战迹记念碑

卢沟桥、沧县、运城、清化镇、保定、临汾、开封、八达岭、张北长城线、大同、平地泉、厚和、包头、南苑、娘子关、灵石、张店、潞安

忠灵显彰会悬赏当选图案第3种小型标准

各2万元

供养塔

北京、天津、太原、石门、连云港、徐州

各地塔碑标准

——

既设忠魂碑改建

青岛、济南

——

各5万元

经费合计

336万元

资料来源：《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二巻４．忠霊塔ニ関スル件（１）中華民国》（1939年5月8日）、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2334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说明：张家口的忠灵塔和八达岭、张北长城线、大同、平地泉、厚和、包头6地的战迹纪念碑由日本驻蒙军负责修建。

从表2内容可以看出，筹建北京忠灵塔所需的预算经费在类似建筑中居最，略可看出其在华北地区日人纪念碑中所处的地位。其实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各方即有在北京修建忠灵塔的计划。例如在1938年6月，考虑到在京日人的增加，同时为纪念即将到来的七七事变一周年，日军驻北京当局、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居留民会等即商讨过修建忠灵塔情事⑭，“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派遣的佐藤俊久和伪北京市政府顾问山崎桂一等人，甚至将在西部八宝山修建神社和忠灵塔的规划纳入《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草案》中⑮，希望借此把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强加于北京。北支部的成立，无疑使这一计划的最终实现有了可能。

1940年2月11日，北支部成立“大日本忠灵显彰会华北支部北京分会”（以下简称“北京分会”），由北京总领事土田丰任会长，北京防卫司令官陆军少将长谷川、美代次出任顾问，北支军司令部、北京陆军特务机关长、海军武官室、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以及北京居民留民团等代表担任理事。⑯其职责是负责处理北京及其附近日军作战地所谓“殉职者”的遗骨与合祀事宜，包括北京及其附近日军主要会战地之忠灵塔、忠魂碑和战迹纪念碑的建设、日常维持和相关祭祀等。⑰在当时的规划中，北京忠灵塔的位置选在八宝山山巅的广场上，预定工程费为70万元⑱，整个建筑的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塔高约45.9米。在忠灵塔的附近，还计划用花岗岩修建高39米的供养塔。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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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巅拟建忠灵塔
《晨报》1940.2.25‍‍‍‍‍‍‍‍‍‍‍‍‍

1940年11月，在北支部的主持下，日本军、政、学及民团等21个机构的代表为北京忠灵塔的开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地镇祭⑳，仪式包括入场就座前的清洁双手、保持身心清净和修袚，以及正式祭祀时的迎接土地神、供奉祭品、颂咏祝词、袚除地基、收纳镇物、割草破土和各类人员的玉串拜礼等内容㉑，目的在求工程的顺利。在若干基础工事展开后，1942年4月，日军方和北京分会会长及总领事等在八宝山举行正式的开工典礼，开始忠灵塔主体工程的修建，但此时的预算已上涨到200万元。㉒

为解决忠灵塔等建筑的经费问题，“大日本忠灵显彰会”制定了5年内筹款3145万元的计划，由东京财界、西关财界和一般国民分别承担1000万元、1000万元和1450万元，这批筹款优先用于北京等地忠灵塔的修建。在具体分配上，北京、张家口和上海3地忠灵塔的资助金为600万元，其他主要作战地的22座分得400万元。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修建八宝山忠灵塔所需的经费压力。

在官方、财界与民间的相互协助下，华北方面军最终完成了北京忠灵塔的建造㉔，整个建筑占地约2万平方米，“规模相当伟大”。㉕忠灵塔的建筑样式，除屋顶采用唐代庙寺式样外，其余大都为花岗石及混凝土建筑。在空间布局方面，忠灵塔的大门向南，两侧饰以砖墙灯盏，院落中间为方形砖塔，顶部采取尖顶式的二重檐，塔额部饰以太阳旗，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祭社门外还修有数百级水泥台阶，山脚下路门则建有水泥石坊与石桥，祭祀者只需穿坊过桥，拾级而上便可直达塔院。㉖为建造这座忠灵塔，日军每天征调中国劳工1万多人，由于塔的高度较高，运输材料不易，因而摔死者经常高达几十人，甚至有被大石头砸碎脑袋而死者㉗，以致有人将八宝山忠灵塔的修建描述为“是敌人用我们万千个同胞的汗与血堆积成的，是一座残酷的结晶”。㉘

二、记忆重构：抗战胜利与八宝山忠烈祠的筹建

与日人在中国占领地炮制众多忠灵塔碑相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建造大量的忠烈祠。抗战时期的忠烈祠，是国民政府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民而修建的国殇圣域，它是国民政府重构国家忠烈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层级上，大致可分为首都忠烈祠、省（市）忠烈祠、县（市）忠烈祠和乡（镇）忠烈祠。全面抗战期间，受经费困囿和战事影响，省（市）一级忠烈祠的筹建并未取得应有的实效。㉙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责令光复省市政府仿照后方积极筹设忠烈祠，继续奉祀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和民间的忠烈之士㉚，忠烈祠的筹建规模和入祀人数在战后达到高潮㉛，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的忠烈祠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筹建忠烈祠，祠址的择取是重要环节。按照1940年颁布的《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的相关规定，各级忠烈祠祠址的选取有两条路径：就现有公共庙宇改建和另择地基建造㉜，前者在忠烈祠的筹设中占主要部分。战后忠烈祠祠址的择取在遵循战时大纲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展延，大体有三种取向：一是就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庙宇改建，如福建省会忠烈祠便是以福州城隍庙作为改建的基础㉝；二是靠近风景区就地建造，如长沙市政府将忠烈祠的祠址选在北郊风景区八角寨㉞，广东省会忠烈祠则选在便于民众游览参观的越秀公园观音山山麓㉟；三是在日人修建的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建筑物上改建，这种情形在战后较为普遍，如天津、青岛、上海及台湾新竹等市县忠烈祠是在日本神社的基础上改建而来㊱，而长春忠烈祠的祠址则为原敌伪修建的“建国忠灵庙”，为体现先烈为国家、为民族敢于牺牲的精神，长春市政府还特将祠名定为“抗战建国忠烈祠”。㊲

北京八宝山忠烈祠的选址属于第三类。1945年11月，北平市政府多次勘测后，决定将日人在八宝山修建的忠灵塔作为改建忠烈祠的祠址，并计划在1946年1月动工。㊳之所以选定日人忠灵塔作为祠址，除符合北平市政府“彻底肃清敌伪遗迹”和“拆除敌伪招牌标语等”整顿市容的政策㊴，还与该地极为壮丽、建筑拥有相当规模且保存较好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就地改建，“意义加倍”。㊵这种考量，在战后各地拆除或改造日军所建侵略碑塔的行为中普遍存在，诚如当时的一位倡议者所言：

且我胜利塔建于敌寇官兵魂魄之上也，显见我国之胜利乃以敌寇官兵魂魄为其基石，我忠烈祠建于敌寇之神社宫殿也，显见敌寇野心侵略之结果致其祖先及司荣之神血食均不能自保，终归我有也，盖不有其侵略之暴行，安有我神圣伟大之抗战而获最后之胜利焉，又安有我发愤杀敌，坐收不营而获之园社焉。因知穷兵黩武者实足自取灭亡，而忠心报国者终得称雄于世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耳。此利用其忠碑魄及神社，改建我胜利塔与忠烈祠之又一意也。㊶

祠址选定后，北平市政府很快进行空间的改造工作。内容包括忠烈祠的牌匾和纪念碑的修建，祠宇门窗的补配和油饰，以及道路的修竣等。在外观布局上，忠烈祠被改造成3层，最上层是高约7丈的白塔，塔额由原先的太阳旗改为青天白日旗；祠门是用鲜红的油漆油饰，“象征着烈士们的血”；祠的正中悬挂着北平市长熊斌题的“天地正气”匾额，两旁分列着“执干戈卫国，于义无殇，效命出凶门，奏百年戡定荣勋，恰喜浮题合顶”和“有功德在民，于礼当祀，褒忠依万社，是八宝庄严净界，好从京观招魂”的门联。在内部修缮上，祠内建有5尺高的用于奉祀抗敌殉难军民的牌位，正祠背后是马蹄形的3排房子，每间房子里均有用木头分上下两层隔成32个奉祀牌位的小木架。㊷总体而言，忠烈祠的空间布局力图彰显烈士之血和英勇抗敌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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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忠烈祠址择定为西郊八宝山
《益世报》1945.12.26

在改造忠烈祠的同时，北平市政府还着手调查忠烈事迹。1945年12月，为搜集忠贞先烈的言行事迹，北平市政府拟组忠义事迹考资委员会。㊸次年3月，经过若干筹备工作后，一个由市长、社会局长和教育局长等多机关代表组成的抗敌军民忠义事迹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忠委会”）正式成立㊹，在同年12月公布的相关组织章程中，对忠委会的成员构成与职责作了具体规定，详细情况见表3。

表3北平市抗敌军民忠义事迹审查委员会一览表

委员会成员

组别及职掌

主任委员

市长

组别

职掌

副主任委员

社会局、警察局和教育局局长

保管组

保管一切有关抗战烈士器物文献并编排各烈士生前忠义事迹以备审查

当然委员

市党部主任、三青团平津支团部主任

调查组

征集各抗战烈士遗物文献并调查有关烈士之生前忠义事迹各事项

委员

地方公正之绅耆三人

总务组

有关文书、会计、庶务等各事项

资料来源：《北平市抗战军民忠义事迹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194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J002/004/00677/00067。

忠委会成立后，随即开展忠义事迹的征集工作。征集的对象包括籍贯为北平或籍贯不在北平但因在北平抗敌而殉难的军民，征集的范围包括烈士遗物、遗像及与烈士有关的文献等，征集的条件以1940年颁布的《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办法》为依据，具体包括抗敌殉难的官兵和人民。其中符合前者的条件有：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者，杀敌致果、建立殊勋者，守土尽力、忠勇特著者，临难不屈或临阵负伤不治者，其他抗敌行为足资矜式者；符合后者的条件则为：侦获敌人重要情报者，组织民众协助宣传工作或执行军队命令者，刺杀敌人或汉奸者，破坏敌人重要交通路线者，焚毁敌人仓库者，破获敌伪间谍组织者，被虏不屈者，救护抗敌官民者，组织民众实行国民公约者，其他忠勇抗敌者。㊺为使申报者有标准可参照，忠委会还制作了详细的忠烈事迹调查表和敌人罪行调查表，前者包括牺牲烈士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学历、经历和生平事迹、死难经过及遗族情形等，后者主要包含日本侵略者施害方的姓名、官职或职业、所属部队或机关、罪行种类、施害日期和地点、施害详情和证据等。㊻二者一忠一恶互成对照。

忠委会的成立与忠义事迹调查的展开，使战时在沦陷区牺牲的中国军民在战后得以被记忆。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46年4月至1947年4月的一年间，八宝山忠烈祠奉祀的抗战烈士在58人以上。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和入祀首都忠烈祠的烈士，它代表着国家层面的英灵。具体入祀对象，又可按时段分为战时与战后。战时被褒扬和供奉的对象多以军人为主，战后则相对宽泛。例如在1946年1月和11月，被褒扬和批准入祀首都忠烈祠及其他地方忠烈祠的就有驻婆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和军统头目戴笠，前者被认为“尽忠职守”和“坚贞殉国”㊼，后者则被定义为“因公殉难”和“生前功在党国”。㊽据笔者统计，这类烈士入祀八宝山忠烈祠的大约有52人，具体情况见表4。

表4八宝山忠烈祠供奉“入祀首都忠烈祠及全国其他忠烈祠者”一览表

（时间：1946年4月-1947年4月）

姓名

籍贯

职衔

殉难事迹

张自忠

山东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在湖北襄河之南瓜店阵亡

郝梦麟

河北

陆军第九军军长

1937年在山西忻口阵亡

冯安邦

山东

陆军第四十二军军长

1938年在樊城遇难

陈安宝

浙江

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1939年在南昌阵亡

唐淮源

云南

陆军第三军军长

1941年在中条山阵亡

武士敏

察哈尔

陆军第九十八军军长

1941年在山西长治阵亡

李守维

江苏

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

1940年在黄桥战役中被新四军击退，逃跑过程中落水溺死

佟麟阁

河北

陆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1937年在北平南苑阵亡

郑作民

湖南

陆军第二军副军长

1940年在昆仑关阵亡

朱鸿勋

吉林

陆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

1941年在湖北藕池口阵亡

赵登禹

山东

陆军第一三二师师长

1937年在北平南苑阵亡

刘家麒

湖北

陆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1937年在山西忻口阵亡

饶国华

四川

陆军第一四五师师长

1937年在安徽广德阵亡

王铭章

四川

陆军第一二二师师长

1938年在山东藤县阵亡

刘桂五

热河

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在绥远阵亡

方叔洪

山东

陆军第一二四师师长

1939年在东果店阵亡

钟毅

广西

陆军第一七三师师长

1940年在湖北阵亡

石作衡

山西

陆军第七十师师长

1941年在中条山阵亡

王竣

陕西

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1941年在晋南阵亡

寸性奇

云南

第二十师师长

1941年在中条山阵亡

王克敬

陕西

陆军第四十二师师长

在山西阵亡

戴安澜

安徽

陆军第二百师师长

1942年在缅甸阵亡

王凤山

山西

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

1942年在山西汾南阵亡

樊钊

山西

陆军第七十一师师长

1940年在山西孝义县被八路军击毙

夏国璋

广西

陆军第十七师副师长

1937年在浙江吴兴城阵亡

赖传湘

江西

陆军第十九师副师长

1941年在长沙阵亡

庞汉桢

广西

陆军第一七三旅旅长

1937年在上海阵亡

秦霖

广西

陆军第一七一师旅长

1937年在上海阵亡

郑廷珍

河南

独立第五旅旅长

1937年在忻口南怀化阵亡

姜玉贞

山东

陆军第六十六师旅长

1937年在山西原平阵亡

赵锡章

河北

陆军第七十师旅长

1938年在山西隰县阵亡

谢晋元

广东

陆军第八十八师团长

1941年在上海被刺杀

刘震东

山东

第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在山东莒县阵亡

朱世勤

山东

晋西游击司令

1942年在山东阵亡

马玉仁

江苏

军委会参议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年在阜宁阵亡

唐聚五

吉林

东北游击司令

1939年在迁安阵亡

李翰卿

山东

军委会参议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1年在湘北阵亡

卢斌

湖北

山东省政府驻鲁东行辕主任

1940年在山东阵亡

卓还来

福建

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

1945年在山打根被敌杀害

戴笠

浙江

军统局长

1946年在南京板桥镇坠机身亡

李家钰

四川

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

1944年在河南陕县秦家坡遭日本便衣队袭击，壮烈牺牲

徐积璋

山西

陆军第二零五旅旅长

1938年在山西稷王山阵亡

姚中英

广东

一五六师参谋长

1937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

李绍嘉

广东

一六五师四六六旅旅长

1937年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弹牺牲

黄梅兴

广东

第八八师二六二旅旅长

1937年在上海阵亡

易安华

江西

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

1937年在上海阵亡

蔡炳焱

安徽

六十七师二〇二旅旅长

1937年在上海阵亡

陈学武

广东

第七〇一团团长

1940年在黄桥战役中阵亡

蒋志英

浙江

台州守备区指挥官

1941年在浙江海门阵亡

周复

江西

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在山东安丘阵亡

齐学启

湖南

新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

1945年在缅甸被敌杀害

王甲本

云南

七十九军军长

1944年在湖南东安山口铺阵亡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明令抗敌殉难将领张自忠等三十八员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1942年12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6130/00001/002；《殉难将领入祀忠烈祠》（1942-1948年），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90502/0062；《光复一年之北平市政》，第3页；《抗战烈士十六名七七入祀忠烈祠》，《华北日报》，1946年7月5日，第3版；《卓还来入祀忠烈祠四月一日举行典礼》，《华北日报》，1947年3月14日，第4版；《十一烈士入祀忠烈祠》，《华北日报》，1947年3月21日，第4版。

第二类是符合前述北平市忠烈事迹征集的条件者，主要以地方英烈为主。例如曾任北平市政府卫生局局长的谢振平，因任内留守北平被日宪兵队逮捕杀害，战后北平市政府以“以身殉国，正气凛然”为由呈请行政院褒恤，此举不仅获得批准㊾，国民政府还赐颁“克效尽忠”匾额一副。㊿继谢振平之外，其他籍贯为北平或殉难于北平的烈士也先后被批入祀八宝山忠烈祠，具体情况见表5。

表5八宝山忠烈祠入祀北平籍或殉难于北平的抗日烈士一览表

姓名

籍贯

职衔

殉难事迹

谢振平

河北

北平市卫生局局长

1937年10月被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

武汉卿

北平

军统

1939年8月在河北次均口村与敌战斗中牺牲

陈端纮

北平

空军上尉

1945年在驾机掩护地面部队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王自洁

河北

空军少校

1940年在邛崃空战中牺牲

梁金铭

北平

抗日杀奸团干事

1940年因图破坏大王庄仓库事泄被敌刑杀

乐夔

北平

天津市仁民制药厂及法租界华籍董事

1942年因不甘日军屈辱服毒自杀

资料来源：《入祀烈士、设立忠烈祠、成立教会、已报孔庙等重要数字累计表》（1946-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政部档案，12/6/19666；《本市三烈士准入忠烈祠》，天津《益世报》，1946年11月6日，第4版；《要闻简报·北平电》，《申报》，1947年4月2日，第2版。

忠烈认定工作完成后，北平市政府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祠仪式。仪式是社会记忆生成的重要载体，在任何一种仪式中，尤其是在一种打算作为群众性活动的仪式中，“公众的缺席从定义上就表明了仪式的失败”，因此官方如何控制仪式，即“如何控制参与者和观众，就成为一个决定仪式命运的大问题”。[51]为强化对抗战忠烈的社会记忆，北平市政府十分重视观众的“在场”。例如在1946年4月5日的首个忠烈入祠典礼中，除行营长官部和市政府机关代表、忠烈家属及旧部参加祭奠，北平市社会局还被要求通知每保必须派出一人参加[52]，其他社会各界暨学校也被要求派代表和学生列席，总人数在500人以上，“场面庄严肃穆”[53]。而在1947年4月1日的入祠仪式中，出席人数更是达到6000人，灵位入祠期间，沿途市民甚至设桌路祭，“情形极尽哀荣”[54]。党、政、军、学、商、社会团体和一般民众等参加忠烈的入祠仪式，不仅使忠烈的纪念成为一种全社会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参加，确保了政府表彰忠烈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增加了隆重感，提升了崇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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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各界悼国殇八宝山烈士入祠
《川南时报》1946.7.7

仪式可以被理解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能使参与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55]在八宝山忠烈祠举行的仪式中，北平市政府还重视对与会群体的仪式规训，例如在1947年的入祠典礼中，北平全市被勒令下半旗和停止娱乐活动，市民更被要求在各教堂鸣钟且施放警报一声后，静默一分钟[56]，以表达对烈士的缅怀与崇敬之情。为唤起民众意识，北平市政府不仅陈列烈士遗物，沿途散发与烈士生前事迹有关的印刷品，同时还请摄影机构摄制影片。[57]这类仪式或宣传活动，意在强化社会各界对抗战忠烈的情感认知，使国民政府建构的忠烈记忆在此过程中得以被认同。

记忆与空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的记忆需要利用空间来表达和唤起，因而场所的实质性变更不仅会引起记忆的巨大改变，甚至还会令其消失；另一方面，集体记忆也在建构人们的空间，“通过象征性地表达空间，人的记忆会使与之相关的场所发生‘变形（transfigure）”。[58]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物的忠灵塔改建为纪念中国抗日英烈的忠烈祠，同时嵌入国民政府所建立的忠烈文化并通过声势浩大的纪念仪式予以强化，国民政府不仅消除了日军所建构的侵略记忆，同时还完成了对八宝山社会记忆的重构：即从以日人为主体的殖民征服记忆，转变为以中国忠烈为主体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国家记忆的转变。而转变的意义，不特是“安慰了九泉下为民族生存而牺牲的英魂”，更是“给武力至上者最大的讽刺”。[59]恰如时人所感受到的，以供奉抗日烈士的忠烈祠替代奉祀倭人的忠灵塔，实为“中国之抗日忠魂接收日人侵略之狂魂”[60]，是“眼前果报，尤足大快人心”。[61]

三、记忆再造：新中国成立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修建

相较于日本和国民政府的祭祀体系，战时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根据地烈士的纪念多以墓碑和纪念塔为主，如晋察冀军区建有狼牙山烈士碑和殉国烈士公墓[62]，晋绥边区和苏北根据地分别修建有八路军烈士纪念碑和新四军烈士纪念塔。[63]纪念空间虽相对小型化，但在发扬民族精神、动员民众抗战层面亦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饮水思源，新政权重新规划了对烈士的纪念制度，较著名的便是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9年12月初，周恩来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正式提出修建公墓的设想，以之作为烈士的安息之地和教育后代的场所。公墓的安葬对象既包括过往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英烈，也含括现时及以后病故的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周恩来还就公墓选址作出不要离城太远、交通方便、环境幽静和不能占用农田等要求。[64]随后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以吴晗为首的筹备小组，考虑到“烈士陵园”范围较小，筹备小组决定将公墓名称定为“革命烈士公墓”，后经周恩来修改为“八宝山革命公墓”。12月上旬，在反复勘察后，筹备小组终在八宝山护国寺一带觅得适当地址。

护国寺原为太监庙，是明朝永乐年间为纪念明朝太监刚炳而建，后经明清两代太监多次集资修缮，逐渐成为太监的聚息养葬之地。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信修明出宫进入该寺，并联合志同道合的人成立“恩济慈善保首会”，由于该会专责收留太监养老，也被称为“养老义会”。护国寺占地100余亩，房屋达百余间，环境幽雅，交通便利。在1949年北京市政府接收以前，寺庙周围计有太监、道教徒、工役和学生94人。[65]为解决因接收导致的生存问题，北京市政府一面与各群体协商，一面妥善安置其去处，最终完成了护国寺的全部接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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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护国寺
位于北京八宝山南麓，最初为元朝至正年间海云和尚所建的灵福寺。明朝永乐初年，相传司礼监太监“刚铁”（据考证，史无此人，系明嘉靖年间宦官拟造的人物，举为“宦官祖师”）墓修筑于此，旁边建延寿寺，后改名褒忠护国寺，成为明朝及清朝太监年老离宫后的世代养老地，有寺庙、农田、菜园。1949年后，褒忠护国寺及其周围土地为共和国政府所征用。1950年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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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护国寺刚铁庙里养老的太监

https://www.sohu.com/a/224356510_740892

接收任务完成后，筹备小组开始公墓的规划。按照最初的计划，公墓计分为4个墓区：护国寺前为县团级干部安葬区，庙后东侧为地委级干部安葬区，西侧为省委级干部安葬区，再上是中央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安葬区。1950年北京市政府又改划庙前为二、三、四区，安葬县团级以上干部；庙后东侧为一区，安葬地委级干部；最上为安葬中央领导区。[66]从1950年4月起，筹备小组开始对护国寺进行整修扩展，并计划从1950-1953年底分三期完成包括道路、殡仪馆和烈士亭等在内的基本建设工程。

1951年12月，由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经内务部修改核准的《北京市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正式生成。暂行规则依据干部级别将墓穴用地划为三级区，各级区安葬的对象分别为“县级以上干部及革命军人团级以上干部”、“省级以上干部及革命军人军级以上干部”和“对革命有特殊功绩者” [67] ，不同级区的墓制有不同的建造标准。1958年，革命公墓利用护国寺原有庙房又建立了骨灰堂。初期的骨灰堂共有两个寄存室，其中第一寄存室安放部级以上干部骨灰，侧面安放副部级干部骨灰；第二寄存室以下安放县团级以上干部骨灰。“文革”时期，骨灰的寄存受到影响，具备资格的只限北京地区符合下列情况者：（1）牺牲病故的县团级以上革命干部；（2）牺牲病故的二级以上的副总工程师、教授、编辑、记者和医生等；（3）老红军；（4）对革命有特殊贡献、事迹突出，对后人有教育意义的革命烈士；（5）病故的高级民主人士。 [68]

在规划墓制的同时，亦着手烈士事迹的搜集和入墓活动，安葬的形式包括个体葬和集体葬。最先被确认享有资格进入革命公墓的殉难者，是1927年大革命期间被张作霖杀害的中共北方局领导人王荷波等18位烈士。1949年12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等领衔组织的“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灵堂内不仅摆满了中央和地方单位恭送的花圈、挽联，典礼台上还整齐地摆放着18位烈士的遗骨瓷坛，坛前并立着书有烈士姓名的牌位。与会者有周恩来和其他中央、市级各单位代表以及烈士家属。 [69] 为塑造英烈的形象，当时的祭文如是写道：

1927年10月北京的反动政府对革命人士大事逮捕，内有同志300余人，还有北方局负责同志，在狱中备受酷刑。……他们在狱中仍宣传共产主义，并与反动政府斗争，……烈士等于赴刑场之际，沿途高呼：打倒反动政权，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当时观从很多，途为之塞，观从深为感动，有哭泣成声者。故于11月18日枪决王荷波、王敬臣等18烈士时改为深夜进行，盖反动政权亦自知其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今天我们公祭先烈，应如何燃起我们内心中的复仇之火，向反动派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十八烈士忠魂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70]

从祭文中不难发现，对革命公墓的筹措、对革命先烈的纪念，重视突出共产党员的品质和其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勋绩。这种诉求，不仅体现在烈士的祭祀仪式中，还显见于为公墓撰写的碑文中。例如在瞿秋白墓的碑文中即这样写道：“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尚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71]

继十八烈士墓外，又陆续安葬了大量的革命烈士，修建了众多公墓。据统计，从1949-1965年的16年间，革命公墓共建有墓葬538座，安葬人数达539人 [72] ；到1986年，骨灰寄存室的建造数量有19个，存放骨灰盒累计达到9154个。 [73] 革命公墓各区墓葬情况见表6。

表6八宝山革命公墓各墓葬区部分安葬情形表

项别

第一墓葬区

第二墓葬区

第三墓葬区

位置

公墓东北部

公墓大门南北通道西侧

公墓大门南北通道东侧

安葬主体

党和国家解放初期病故及解放初期的领导人、辛亥革命老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作家、戏剧家、国际友人等

知名人士

部级以下、县团级以上70年代前已故的领导干部、爱国人士、国际友人及集体遇难的烈士

部级以下、县团级以上70年代前已故的领导干部、爱国人士、国际友人的遗体或遗骨

代表性墓地

任弼时墓、瞿秋白墓、谭平山墓、张澜墓、柳亚子墓、司徒美堂墓、罗常培墓

等

闻一多墓、史沫特莱墓、徐悲鸿墓、王荷波烈士墓

等

朱启钤墓等

资料来源：《北京百科全书·石景山卷》编辑委员会编：《北京百科全书·石景山卷》，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年版，第5-13页。

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不仅公墓的安葬形式由早先的土葬发展成为树葬，对先烈的纪念在民族扫墓节和“五四”青年节期间成为常态，而且公墓的功能亦逐渐由“纪念”向“爱国主义教育”过渡。据此可以看到，通过对革命公墓的修建、完善，以及对革命烈士形象的塑造、纪念和对后代的宣传教育，党和国家在赋予八宝山新的政治意涵的同时，成功完成了对八宝山社会记忆的再造，并将这种记忆深深地烙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四、结语：在遗忘与记忆之间

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bvre）在讨论空间的性质时，认为“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人们可以对空间进行“政治性的加工、塑造”。[74]无论是日人在八宝山建造的忠灵塔，还是国民党政权改建的忠烈祠，抑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革命公墓，均能看到政治力量在空间的塑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同于坟墓等承载家庭内部私人记忆的原质性纪念空间，忠灵塔、忠烈祠和革命公墓所承载的，是如同德国文化大师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论及的一个比私人纪念大得多的“回忆群体的纪念”[75]，即国家层面的纪念，只是纪念的内容和形式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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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政治》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立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忠灵塔的意义并不止于铭记战死者的“伟大勋绩”，更重要的是将个人的死亡事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公共事件，以此来动员日本各界参与或支持侵华战争，塔的存在是日本妄图征服中国的政治象征。而国民政府在战后所改建的忠烈祠，除一方面纪念抗战忠烈外，实际还带有塑造自身合法性或主体性的政治诉求，通过对国民党政权认准的忠烈事迹的大范围调查和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仪式，国民政府在建构和强化抗战的社会记忆的同时，还于此过程中突显自身在抗战中所处的主体地位。这种情形，在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更为显见，突出地表现为反共战死者的入祠、国民党抗战领导地位的宣传和“戡乱建国”的动员。 [76]

空间能产生记忆，记忆则会因空间的变更而发生形变。从忠灵塔到忠烈祠的空间变更，实际也意味着八宝山的社会记忆由以日人为主体的侵华记忆，向以中国军民为主体的抗日记忆的转变，它象征着侵略者的失败和中国抗战的胜利。这种记忆的转变，也可理解为一种的记忆（侵华）的遗忘和另一种记忆（抗日）的建构。在国共政权交替之际，八宝山忠烈祠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而化为陈迹，取而代之的中国共产党建造的革命公墓，八宝山的社会记忆再次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在不同政治力量交替治理下，八宝山的社会记忆经历了“记忆-遗忘-再记忆”的演变过程，只是记忆与遗忘的内容各不相同，与政治的变动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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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奉天地图
沈阳市档案馆

忠魂碑的位置基本与后来的忠灵塔相同，但忠魂碑位于接近千代田通（当时名为沈阳大街）的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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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沈阳地图
此时忠灵塔已经变成“忠烈祠”。

注释

①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文版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XII页。

②有关日本在中国修建忠灵塔的研究，如曹大臣、杨秀云从整体层面探讨了忠灵塔在中国的修建概况，见曹大臣《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任其怿、刘锐、杨秀云则分别从地域视角考察了日军在内蒙古、齐齐哈尔和伪满修建及祭祀忠灵塔的具体情形，分别见任其怿、吕佳《忠灵塔与慰灵祭——侵华战争中日本对内蒙古地区进行文化侵略的特殊形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刘锐《齐齐哈尔日军“忠灵塔”探析》，《理论观察》2017年第5期；杨秀云《伪满军事葬仪研究（1931-1945）》，《民国研究》2018年第1期；此外，日本学者横山笃夫则简要梳理了侵华期间日本在中国旅顺、大连、辽阳、奉天、安东、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海拉尔、北京、上海以及张家口等13地修建忠灵塔的大致经过，见[日]横山笃夫《日本軍が中国に建設した十三基の忠霊塔》，《日本研究》2014年第3期。有关抗战时期忠烈祠的研究，如蔡锦堂集中探究了忠烈祠的建筑特征、历史沿革、入祠烈士的身份特征和入祀条件等，见蔡锦堂《忠烈祠“英灵”探析》，《淡江史学》2003年第14期，蔡锦堂《“国殇圣域”忠烈祠建立的历史沿革》，《国史馆馆刊》2004年第36期；张世瑛具体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调查和纪念忠烈的整体规划及其意义，见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与纪念》，《国史馆馆刊》2010第26期；王余辉则从制度史的角度，梳理、考证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详细过程，见王余辉《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

③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蔡锦堂《台湾忠烈祠与日本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的比较》，《师大台湾史学报》2010年第3期；姜良芹、朱继光《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

④参见曹大臣《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7页。

⑤《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一巻２．大日本忠霊表彰会ニ関スル件（１）本邦ニ於ケル忠霊表会分割１》（1939年6月2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331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忠霊塔建設に関する件》（1939年1月1日-2月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1001679100、陸軍省-大日記甲輯（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⑦有关“大日本忠灵显彰会”的成立及其在中国开展的相关活动，详见杨秀云《日本侵华战争与葬仪：“大日本忠灵显彰会”考论（1939-1945）》，《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39-46页。

⑧《忠霊塔等の建設に依る忠霊顕彰事業に対する寄付に関する件》（1939年7月2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0073344200、陸軍省-雑-S14-1-22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⑨《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一巻２．大日本忠霊表彰会ニ関スル件（１）本邦ニ於ケル忠霊表会分割１》（1939年6月2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331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塔碑建設等に依る忠霊顕彰事業に対する寄附の件》（1939年7月2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5090900、陸軍省-陸普-S14-1-21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⑪アサヒグラフ編：《忠霊塔図案》，大日本忠灵显彰会出版，1940年，第64页，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⑫《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二巻４．忠霊塔ニ関スル件（１）中華民国》（1939年5月8日）、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2334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⑬《忠霊塔等建設指導要領に関する件》（1941年2月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3009000、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⑭《事变周年纪念决盛大举行日军留民会将建纪念塔并立日本神社及忠灵塔》，北京《益世报》，1938年6月10日，第3版。

⑮金国珍：《市政概论》，新民印书局1941年版，“附录”，第15页。

⑯《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一巻２．大日本忠霊表彰会ニ関スル件（２）中華民国》（1939年8月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331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二巻４．忠霊塔ニ関スル件（１）中華民国》（1939年5月8日）、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2334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八宝山巅拟建忠灵塔京日官兵共同发起纪念事变殉难将士》，《晨报》，1940年2月25日，第5版。

⑲《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一巻２．大日本忠霊表彰会ニ関スル件（１）本邦ニ於ケル忠霊表会分割１》（1939年6月24日）、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233120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地镇祭”也被称为“地祭”或“镇祭”，是日本在建筑动土兴工前祭拜“产土神”和“地主神”的一种奠基仪式，参见叶春生《中日建筑民俗比较研究》，《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1-154页。

㉑《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忠霊顕彰会関係第二巻４．忠霊塔ニ関スル件（１）中華民国》（1939年5月8日）、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2334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㉒《北京忠灵塔定期开工总工资约二百万元》，《晨报》，1942年4月2日，第4版。

㉓[日]田北惟编辑：《陆海军军事年鉴》，军人会馆图书部1942年版，第883页。

㉔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北京忠灵塔的竣工时间预定是在1944年，但是否如期竣工，尚不可而知。参见《京忠灵显彰会显彰英灵决建各地忠灵塔纪念碑》，《晨报》，1942年7月16日，第1版。

㉕《北平市工务局、地政局等关于报送改建西郊八宝山忠烈祠土地面积清册、收用土地分户图等的汇呈及工务局关于该项工程竣工向社会局寄送工程图说等的呈以及市政府的指令等》（1946年2月1日-1946年6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工务局档案，J017-001-03115。

㉖关续文：《日军侵华期间在北平西郊建立的忠灵塔与靖国神社》，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2辑，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㉗《瞻仰忠烈祠庙貌》，《华北日报》，1946年4月4日，第2版。

㉘满子：《清明节公祭忠烈祠烈士家属哭声大纵恤养金空言无实讯》，《海光》第20期，1946年4月17日，第12页。

㉙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相关统计，截至到1943年7月，全国省会忠烈祠咨报成立者仅有湖南、西康两省，正在筹设中有广东和安徽等八省。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六年来之内政》，1943年，第19-20页。

㉚《国民政府訓令行政院据军事委员会呈請通饬光复省市政府筹设忠烈祠一案应准照令仰转饬遵照》（1945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6130/00001/036。

㉛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在1946-1948年的3年间，全国设立忠烈祠数累计分别达到943所、1021所和1032所，入祀烈士数分别为12864人、15495人和17462人。参见《入祀烈士、设立忠烈祠，成立外国教会、已报孔庙等重要数字累计表》（1946-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政部档案，12/6/19666。

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呈委员长蒋中正为呈报忠烈祠管理及祭祀条例办理情形请鉴核》(1943年4月17日-1943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1800/00001/006。

㉝《福州城隍庙改建忠烈祠》，永安《中央日报》，1946年1月27日，第4版。

㉞《抗战忠烈祠地址业已勘定》，《革命日报》，1947年8月13日，第3版。

㉟《建筑广东省忠烈祠筹备委员会一九四六年筹备工作经过报告书》（1946年），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建设厅档案，006/002/2069/068/077。

㊱《建立忠烈祠以日神社为祠址》，天津《益世报》，1946年1月7日，第2版；《青岛神舍改建忠烈祠》，《申报》，1947年6月28日，第2版；《本市忠烈祠将以虹口日本神社改建》，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0日，第5版；《新竹神社最先改为忠烈祠》，《艺文画报》第2卷第8期，1948年7月，第9页。

㊲《纪念抗战死难将士敬修建国忠烈祠》，《前进报》，1946年7月18日，第3版。

㊳《平市府奉令建立忠烈祠》，《申报》，1945年12月27日，第1版。

㊴《关于庆祝双十节的通告》（1945年10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编：《张孟旭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㊵《北平市忠烈祠以八宝山日忠灵塔改建》，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28日，第2版。

㊶许先登：《拟就济南日本忠魂碑及济南神社之故址改建本省抗战胜利纪念塔与忠烈祠意见书》，《抚恤汇刊》第1期，1946年4月1日，第4-5页。

㊷《瞻仰忠烈祠庙貌》，《华北日报》，1946年4月4日，第2版。

㊸《北平市政府第二十四至三十三次市政会议议事日程与决议录》（1945年1月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警察局档案，J181/001/00224。

㊹《下月五日举行忠烈祠落成礼同时举行入祀仪式忠义事迹审委会昨成立》，《华北日报》，1946年3月28日，第2版。

㊺《广东省政府关于增设抗日忠烈祠及建立纪念碑坊的文书》（1943-194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政府档案，2/2/0099。

㊻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谢振平史料一组》，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6页。

㊼《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前驻山打根领事馆故领事卓还来》（1946年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36000/00142/039。

㊽《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据呈请准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故局长戴笠入祀忠烈祠一案指令照准》（1946年12月6日-1946年12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36130/00001/039。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入祠标准，戴笠的罹难并不符合相关条件，因此他的入祀一直为时人诟病，李敖曾援引国民政府对戴笠的褒扬令，认为将戴笠的死因比照“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铨叙而将其入祀忠烈祠，是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性的烈士灵位，并认为戴笠入祀忠烈祠是国民党在忠烈祠部分的“颠倒黑白而已”。参见李敖《国民党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62-263页。

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国民政府请褒恤前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1946年8月15日-1946年8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6180/00006/019。

㊿《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据呈请褒扬前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一案指令准予题颁匾额》（1946年8月21日-1946年9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6180/00006/020。

[51]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119页。

[52]《北平市关于订购物品验收办法的训令及对修理颐和园和园古铜缸、古铜炉和忠烈祠内部布置修缮的指令》（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档案，J001/007/00655。

[53]《抗战先烈二十二人入祀忠烈祠礼成李主任孙长官亲临致祭同时并在祠外举行植树》，《华北日报》，1946年4月6日，第2版；《平忠烈祠先烈入祀》，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4月6日，第2版。

[54]《戴故局长等五烈士入祀平忠烈祠》，永安《中央日报》，1947年4月2日，第3版。

[55]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56]《七七悼国殇各地将举行大会遗族可凭证件申请恤金》，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6日，第2版。

[57]《五烈士入祀忠烈祠首在中山堂举行公祭十一烈士入祠改于秋季举行》，《华北日报》，1947年3月25日，第4版。

[58]杰罗姆·特鲁克著，曲云英译：《对场所的记忆和记忆的场所：集体记忆的哈布瓦赫式社会——民族志学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34页。

[59]满子：《清明节公祭忠烈祠烈士家属哭声大纵恤养金空言无实讯》，《海光》第20期，1946年4月17日，第12页。

[60]《平忠烈祠落成今日举行入祠礼》，《申报》，1946年4月5日，第1版。

[61]鸿志：《二十九军三忠烈》，《申报》，1947年12月28日，第9版。

[62]《狼牙山三烈士弹尽跳崖殉国军区决定纪念办法》，《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3版；《清明河畔祭奠英灵刘伯承师烈士墓清明奠基》，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4月19日，第2版。

[63]《苏北盐阜各界民众举行抗战烈士落成典礼追悼新四军三师殉国烈士》，《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1日，第2版；《独立一旅公祭死难烈士》，《解放日报》，1945年4月17日，第2版。

[64]习之编著：《吴晗年谱·政务篇》，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2页。

[65]吕品生：《八宝山革命公墓》，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编：《石景山文史·东部专辑》第16集，北京凯迪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0页。

[66]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市石景山区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82页。

[67]赵德禄：《建立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淀文史选编》第11辑，四季青印刷厂1999年版，第187-188页。

[68]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市石景山区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83页。

[69]《王荷波等十八烈士移葬京郊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临主祭》，《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2日，第4版。

[70]赵德禄：《建立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第194页。

[71]张承平辑录：《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录》，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72]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市石景山区志》，第883页。

[73]吕品生：《八宝山革命公墓》，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编：《石景山文史·东部专辑》第16集，凯迪实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1页。

[74]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75]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

[76]全面内战爆发后，八宝山忠烈祠增添了在反共战役中战死的国民党官兵，据笔者粗略统计，应不少于11人，已知的有刘戡、严明、罗永年、徐保、龙世洪、胡金荣、唐保黄、黄纯烈、李铭鼎、鲁英麟、史德臣。与此对应，入祠典礼更强调国民党抗战的主体地位和侧重“戡乱动员”的宣传。参见《入祀烈士、设立忠烈祠、成立外国教会、已报孔庙等重要数字累计表》（1946-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政部档案，12/6/19666；《秋季忠烈祠入祠典礼双十节在八宝山举行入祠烈士七人均系剿匪殉职》，《华北日报》，1948年10月7日，第4版；《今日胜利两周年中山公园庆祝大会忠烈祠前公祭英魂各机关学校放假一日》，《华北日报》，1947年9月3日，第4版。

・原文刊于《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鄢海亮，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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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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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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