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研究比较宪法？
《海国宪志：全球化时代的比较宪法》新书研讨会
时间：2024年5月15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3会议室
阎天：我打算利用主持的特权，试着概括一下刘老师的《海国宪志：全球化时代的比较宪法》在比较宪法研究上的四个改变，至少是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
第一个改变是主客之变。这个主客实际上指的是中西的关系。在这之前，我们理解比较宪法原型就是王世杰的那本书，它主要是以欧美的宪法为主，中国是“客”。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市，市中心是个草地，重要的公共建筑是围绕这个草地来盖的。类似元代建设大都城的时候，太液池在中间，宫城是围着太液池盖的，这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显然是相通的。它这个“主”是水草。反过来到了明朝，北京城就是今天的格局了，太液池就都到宫城的一边去了，宫城就成了“主”，太液池就成了“客”。我觉得刘老师实现的就是类似从元到明的转变。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开始建立中国的主体性，再来谈比较宪法。这个事儿很不容易。美国人横行霸道，但是它在面对比较宪法学的时候，也长期面临着主体性缺失的问题。阿克曼在《我们人民》的第一卷一开始就说，美国已经世界第一这么多年了，但是它在理论上、在思想上理解不了自己，它仍然是“客”，不是“主”，欧洲才是“主”。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改变是古今之变。以前，比较宪法被认为是与古代彻底决裂，与传统中国彻底决裂。“大分流”以后，中国落后了，怎么办呢？大合流呗！就是要和过去所走的路一刀两断。而今天刘老师上来就说魏源是一个今文经学的学者，以前我们是无法把古代的中国与现代的宪法打通的。关于清末的一些学者把欧美的宪法比喻成中国的三世说，这一套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过，当时认为中国学者是很幼稚的。如果把古今割裂开来，就意味着比较宪法在中国的学术上永远是一个闯入者，是一个异物，是一个临时站站脚、有一天可能要被清除出去的东西，在大历史的尺度上来看，它就是站不住的。我们只有打通古今，比较宪法才可能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第三个改变是南北之变。以前中国研究比较宪法，主要就是研究东西方发达国家，说白了就是列强，对于世界南方实际上是忽视的。今天我们重视世界南方，有斗争的考虑，也是中国强大的表现。我们在世界南方寻求的不仅仅是盟友，而且是另外的可能性。刘老师在书中谈到90多个国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刘老师不是让我们去学这90多个国家，而是要在他们身上寻求启发，以他们为参照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这和以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和以前对待南方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第四个改变是体用之变。外国宪法对于中国，究竟是“体”还是“用”？我个人认为外国宪法更多是被当成“用”的，背后有一个功能主义的逻辑，认为宪法上很多东西是普适的，即插即用，所以才会有很机械的法律移植的建议。而刘老师从保罗·卡恩的研究当中继承了法律文化的路径。法律文化研究一度是解释中国法治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路径，后来我们觉得可能它太不具体、太抓不住了，就有衰落的迹象。今天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太强调实在和具体的制度，而刘老师试图纠正这个偏向，再回到文化来。也就是说，从“用”改成从“体”的角度去认识外国宪法。
合在一起就是主客之变、古今之变、南北之变、体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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