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9日，我们邀请了刘思达老师和侯猛老师在线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学做法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话。
刘思达老师
侯猛老师
刘思达老师本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之后又在芝加哥大学系统地学习社会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多伦多大学和香港大学任教，长期关注法律社会学领域。侯猛老师更是法律社会学领域的中坚力量。除了教学和科研以外，他还是《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主编，并从2013年起开始组织社科法学研习营等系列活动。这些都为法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长足的贡献。
最近，两位老师也都相继出版了相关领域的专著，分别是刘思达老师的专著《法社会学信札》和侯猛老师的专著《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以及他主编的《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南》。借此机会，我们也正好请两位老师聊聊如何“学做法社会科学研究”。
在对谈之初，刘思达老师和侯猛老师分享了各自写作的缘起。
《法社会学信札》
《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
《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南》
之后，两位老师围绕书中涉及的芝加哥学派、苏力的乡土研究、华中村治研究、魁阁传统等，探讨了中国法社会科学流派形成的可能性。
刘思达老师认为，中国法社会科学流派的划分，不应以研究方法的类型（定性研究抑或定量研究）为标准，而更应以所研究的问题领域来划分。
侯猛老师认为，在法社会科学这一领域，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仍集中于学科建制阶段，还称不上是学派。回望过去十年，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最初曾试图向魁阁传统靠近，做了十年才体会到这与五十年前美国法与社会运动的道路大体相似。学术研究有规律，就得一步一步来，可以快步走，但想抄近路不太可能。侯猛老师指出，社科法学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他在推动做行动中的部门法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具体的整体研究”，也就是追求“以小见大，举一反三”。
话题随即转移到了“做”的学问，也就是在调研、访谈等过程中，应掌握怎样的研究技艺？
刘思达老师认为，我们当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层面可获得的基础支持已经非常充足，更重要的还是提出问题的能力和讲故事的能力。同时，他也针对同学们关于“法社会科学是否只能局限在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观察领域”的疑问进行了回应，即问题意识是可以覆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侯猛老师则从自己课堂上的学生作业讲起。他认为要形成一个好的研究作业，除了要具备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外，还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师生讨论和课堂训练，要回溯到对“行动中的法”的理解上。侯猛老师提及自带学生做集体调研，每天晚上的集体讨论比调研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多人智慧碰撞、复盘和理论抽象的重要过程。针对同学们关于研究方法的疑问，侯猛老师解答道：定性研究的问题是从经验中来的，而经验来自调研和访谈，但一切的前提还是多读书。要先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再去做田野调查，而且要研究活生生的案件、真真切切的历史。
《法社会学信札》中提到了很多理论：重复诉讼人、社会空间理论、法律递归性理论、纠纷金字塔理论等；《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中也论及了学科的知识体系。法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刘思达老师认为，在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数据是死的，理论是活的，但作者个人的理论偏好不能成为固定的解释工具。
侯猛老师认为，理论化首先是运用理论，而非提出新的概念，要经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过程。可以提炼标题，不要试图提炼概念，甚至造概念。当下法社科研究的目的和使命，还是要回应社会问题、解释社会现象、追问“为什么”，然后追求一般化。
在对谈的尾声，两位老师恳切地回应了年轻学子们关于当前学术环境的困惑和迷茫。
刘思达老师认为，做学问实际是个孤独的事情，知音能有几人？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乐趣，做能打动人的研究。他也钦佩侯老师当前带学生做的很多研究，如建构了法社科的无形学院、提供了法社科研究的实践场域等。
侯猛老师认为，每代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回望自己读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不同于今日的难处，重要的还是自己的选择——选择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并与之相处。
从主办方的角度出发，在举办此次对谈之初，我们就想将它作为一场自由随性的学术漫谈，就像“符号互动主义”谈及的人和人之间的一次偶然的关系互动，也希望大家能互动中形塑自己的学术符号，快乐地做学问。
具体的内容欢迎收听对谈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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