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是最好的律师助理

　　众所周知，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出面委托律师出任辩护人的无论是嫌疑人、被告人还是他们的近亲属、朋友或者其他人，真正的“委托人”只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本人，其他人尽管可能是出面签订协议的一方或者提供资金的一方，却只能属于代为委托律师辩护的人，而既不具有“委托人”的身份，也不具有“客户”的地位。那么，律师究竟如何处理与作为委托人的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呢？通常说来，律师尽管要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独立辩护，但这种独立辩护主要不是针对委托人而言的。如前文所述，对于委托人，辩护律师要在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与其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尽量尊重委托人的真实意愿，至少不得发表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这应该是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职业底线。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律师辩护的当事人，他们同时充当两种诉讼角色：一是作为了解案件事实的人，向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法院提供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提供有罪供述或者无罪辩解，也就是案件事实的陈述者；二是作为主要当事人，向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法院发表辩护意见，提出无罪或者罪轻的观点和主张，充当行使辩护权的当事人。在审判前程序中，嫌疑人、被告人的当事人角色通常受到忽略，其证据提供者的角色受到过多的强调。而在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则可以充分发挥其“辩护者”的角色，其当庭作为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角色则往往不受重视。正因为如此，辩护律师在开庭之前经常面临这样的难题：究竟如何与被告人沟通和交流，才能确保被告人对自己的辩护思路予以接受呢？辩护律师究竟如何通过庭前的协商或者“辅导”，劝说被告人对自己的辩护活动加以支持和配合呢？

　　在这一方面，一些律师进行了一些富有新意的探索，形成了一种专业性的辩护经验。这种辩护经验用简短的语言加以概括，就是律师要“将被告人转化为自己的助手”。顾名思义，律师通过开庭前的会见和沟通，要尽力说服委托人在接受自己辩护思路的前提下，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诉讼角色和立场，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配合律师的辩护，从而相互间形成一种“诉讼合力”，从不同角度说服法庭作出最大限度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论。

为什么律师要尽力将被告人转化为助手呢？

　　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律师要有效地说服法官接受本方的辩护观点，就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尤其要对公诉方提出的“事实”或者“故事”进行证伪，同时提出另一套新的“事实”或者“故事”。而在这一破一立的论证过程中，被告人的诉讼角色显得格外重要。考虑到在整个侦查阶段，被告人普遍曾经身陷囹圄，遭受侦查人员的人身控制和强力调查，而几乎都作出了有罪供述，也就是充当不利于自己的“特殊证人”，因此，假如被告人在法庭上继续延续了原来的“控方证人”角色，那么，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就将成为一种类似“独角戏”一样的拙劣表演，根本无法达到说服法官的效果。

　　这当然主要是从律师作无罪辩护的角度来分析的。而即便律师作罪轻辩护或者量刑辩护，对于被告人构成犯罪这一点不持异议，但假如被告人心有异志，非要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这也会造成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同室操戈”的局面，大大削弱律师的辩护效果。试想一下，辩护律师要作罪轻辩护或者量刑辩护，无非是要争取较为宽大的量刑结果，而一旦被告人拒不认罪，与辩护律师当庭“唱反调”，那么， 法庭轻则会认定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重则会剥夺其获得自首认定、缓刑适用或者其他宽大处理的机会。

　　一言以蔽之，一个富有经验和智慧的辩护律师，通常都会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说服被告人放弃那种“天马行空”“自行其是”的辩护思路，而接受律师为其精心安排的辩护方案。这正如一个高明的医生一样，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善于对患者进行说服动员工作，说服其接受自己的“医疗方案”。而假如不能说服患者接受其医疗方案的话，那么，再高明的医生也会无力回天。同样的道理，假如不能与被告人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律师纵然再有辩护经验和技巧，面对不配合、不支持甚至当庭抗拒的被告人，也难以达到说服法官的辩护效果。相反，假如律师真正赢得了被告人的信任和尊重，说服其接受辩护方案和辩护思路，那么，后者在法庭上就会对其进行充分的配合，在律师作无罪辩护时，作积极回应，讲述自己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在律师作罪轻辩护或者量刑辩护时，作出真诚的认罪悔罪；在律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其他程序性辩护观点时，提供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事实……通过这种法庭上的“珠联璧合”和“比翼双飞”，辩护律师就获得了委托人的强有力支持，形成了观点一致、相互补充的强大“辩护方”，这对于推翻或者削弱公诉方的观点，说服裁判接受本方观点，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那么，辩护律师究竟

如何将被告人转化为自己的助手呢？

　　根据诸多律师的辩护经验，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所进行的沟通和协商，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征服”的过程。犹如教师“征服”学生、神父“征服”忏悔者、医生“征服”患者、演艺人士“征服”观众一样，律师也要经历“征服”委托人的过程。当然，这种“征服”所依靠的主要是律师的经验、睿智、专业能力乃至人格魅力。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真正的委托人大都身陷囹圄，丧失了人身自由，也无法自主地委托辩护律师。绝大多数律师都是通过被告人的亲友进行委托，或者通过法律援助机构的遴选，而前来充当辩护人的。在押的嫌疑人、被告人唯有通过第一次会见，才有机会见到这位由亲友代为委托或者由政府代为指定的律师，并在急匆匆的情况下，在未经充分沟通和认真交流的情况下，就签署了那份标志着双方委托关系成立的授权委托协议书。而从此以后，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就通过短暂的会见来进行了。

　　但是，这种短暂的沟通和交流，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使得律师对委托人的说服，经常远远不及委托人在未决羁押状态下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和诱惑。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中，嫌疑人、被告人失去人身自由，遇有疑问无法向亲近的人咨询，难以获取有用的信息，这容易造成其判断上的偏执和不理性。再加上同监室在押人员的蛊惑，办案人员基于办案需要对其进行的诱导，监管人员对其发挥的影响……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嫌疑人、被告人一旦形成自己对案件的认识，就很难再接受辩护律师的建议或者方案，有时甚至会产生主导律师辩护方向的想法。

　　要避免上述局面的发生，辩护律师需要与委托人进行尽可能多的会面，通过反复沟通和交流，破除其事先可能已经形成的不切实际的预断和偏见，使其对辩护律师本人产生信任，对其辩护经验和技能予以尊重。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辩护律师应说服委托人接受其辩护观点，至少不对其辩护思路加以排斥。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应当晓以利害，通过动员和辅导，说服委托人支持和配合律师的辩护工作，充当恰当的诉讼角色。

　　当然，要取得委托人的配合和支持，辩护律师也应当通过会见和阅卷，对本案形成恰如其分的辩护方案。通俗地说，律师应当“因势利导”，顺应案件本身的机缘和委托人的理性选择，适当地形成符合现实的辩护思路，切不可“揠苗助长”，提出一个既没有证据支持也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辩护观点，然后强行要求委托人予以接受，并对其进行所谓的“配合”。

　　例如，在委托人已经向侦查人员多次作出有罪供述，并且这些有罪供述已经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情况下，律师就应面对现实，考虑提出量刑辩护或者罪轻辩护的观点，以便使委托人在量刑结果上获得最大的收益。又如，尽管委托人曾经作出过有罪供述，但律师通过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工作，发现本案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委托人的行为根本不符合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也可以形成无罪辩护思路。再如，委托人作出了数次有罪供述，但是，律师发现侦查人员存在多种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如进行刑讯逼供，在威胁、非法拘禁情况下实施讯问，在拘留后不在法定羁押场所进行讯问，对讯问过程没有依法进行录音录像，等等，就可以形成程序性辩护的思路，以便说服法院将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

无论是辩护思路的形成，

还是与委托人的沟通和交流，

辩护律师都主要通过会见活动来加以完成。

那么，律师究竟如何对会见进行合理安排呢？

首先，律师需要通过会见来形成辩护思路。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是律师辩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律师会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与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确立委托代理关系，并建立进一步的相互信任关系；二是了解案件情况，形成辩护思路；三是与委托人沟通，形成协调一致的辩护立场。其中，通过会见形成辩护思路，要引起辩护律师的高度重视。

　　与阅卷、调查取证一样，会见在押嫌疑人也是律师了解案情的重要途径。毕竟，通过会见，律师可以获知委托人就案件事实所讲述的“故事”，了解侦查人员对其实施讯问以及有关有罪供述的情况，并从中获悉对本方有利和不利的事实情节。有经验的辩护律师，通常都会将会见与阅卷交叉进行，必要时再辅之以调查取证活动。由此，律师就会对本案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辩护道路，是选择无罪辩护，还是量刑辩护、罪轻辩护，抑或是程序性辩护，逐步形成大体的思路。

　　其次，在会见过程中需要向委托人核实有关证据材料。自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向其核实有关证据。通过这种核实证据的活动，律师一方面了解委托人对相关证据的看法，审查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让委托人了解公诉方的证据体系，以便形成最终的辩护思路。因此，律师在会见之前，需要准备好相关证据材料，以便及时将其带入看守所。当然，考虑到会见时间的短暂，为提高会见的效率，律师一般不宜将全部案卷材料都带入看守所，而最好将其中存有争议或者需要核实的证据材料，带入看守所。不过，为帮助委托人全面了解案卷材料的情况，律师也可以事先制作阅卷摘要或者阅卷目录。在会见时将其交由委托人查阅，或者向其讲解本案公诉方案卷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律师的核实证据活动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再次，在辩护思路形成之后，律师应当做好说服工作。通过几轮有效的会见，再加上阅卷、调查取证等活动，律师一般都会形成有关本案的辩护思路。对于这些辩护思路，律师最好将其写入初步的辩护意见之中，并在后面的会见中将其出示给委托人。对这份辩护意见，律师应在委托人查阅的基础上，向其作出必要的解释，讲述其辩护观点赖以形成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分析其辩护所要达到的理想效果，告知即将运用的辩护策略和技巧。在委托人提出疑问甚至质疑的情况下，律师还要向其进行必要的解答。在委托人提出明确反对甚至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律师还可以对辩护思路进行必要的修正，对辩护意见作出适当的调整。

　　最后，高度重视开庭前的最后一次会见，既对委托人的心态进行及时把握，也展开最后的“辅导”工作。很多律师都将开庭前的最后一次会见称为“辅导”，言外之意在于律师要对委托人进行最后一次说服工作，以便引导其按照律师的意图选择法庭上的诉讼角色。当然，这种说法也容易误导年轻律师，使得后者以为律师可以“教”委托人如何作出陈述，甚至可以诱导其改变供述或者“翻供”。这当然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其实，在最后一次会见时，律师所要做的仍然是说服委托人接受本方的辩护观点，并向其强调依照事实和法律恰当选择自己的诉讼角色。对于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见，律师应尽量安排在距离开庭日期最近的时间，以便及时了解委托人的心态，避免出现委托人突然翻供或者出人意料地认罪悔罪的局面。与此同时，律师在会见时也应再次晓以利害，强调本方的辩护思路和辩护策略，建议委托人尽量配合和支持自己的辩护工作。

　　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要注意职业风险的防范，避免陷入可能的职业讼累之中。在司法实践中，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也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律师应当注意防范可能发生的职业风险。为此，律师应尽量避免单独会见在押嫌疑人，最好让一名助手协同参与会见；律师应避免将任何与案件无关的材料或物品带给委托人，也不应将委托人交付的任何材料或者物品带出看守所，更不要将委托人近亲属转交的文件带入看守所，或者交给委托人签字；律师应当尽量避免鼓励委托人改变供述内容，或者强调翻供的重要性，尤其要避免直接提供给委托人陈述内容的做法。

　　在与委托人的会面过程中，律师应谨记一条格言：“律师画地图，由委托人选择道路”。律师可以向委托人讲述选择各种诉讼角色的可能性，分析各种诉讼角色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解释选择各种诉讼角色的利弊得失。而至于究竟选择何种诉讼角色，则应交由委托人自己去作出决定。唯有如此，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才能避免身陷讼累，免除可能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