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 | 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元理论思考

作为文艺活动的重要一翼，文艺评论不仅对推动文艺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同时也对社会和文化进步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国进步文艺界历来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中，瞿秋白和毛泽东较早对文艺评论在新文化新文艺发展中的作用给予较大关注。早在1930年代初期，瞿秋白便系统地撰文介绍并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列宁、高尔基等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文艺理论和批评论著，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重视。瞿秋白牺牲后，鲁迅联系茅盾、郑振铎等人将这些译文编录入《海上述林》，并克服困难加以出版，为进步文艺界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评论的典范。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并且根据他所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错误的艺术倾向和文艺观点作了有力的批评。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是分外重视文艺评论工作。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依据新时代中国社会和文艺发展的历史实际，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对文艺批评的功能和标准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此后，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和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都强调要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2021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应该说，无论是过往还是当下，对于文艺评论之于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性，党和国家以及学界都是给予高度认可的，而且越来越重视，同时也的确取得了不少值得总结的评论成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上述重要论述，不仅为具体文艺评论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科学建构提供了方向性引领。

但是，反思既往，也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也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文艺创作上存在着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以及价值紊乱、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等问题相关联，文艺批评上也存在批评功能弱化、批评精神不彰、批评标准混乱等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其所运用的知识话语基本上都来自国外，严重缺乏中国自主性。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头二三十年的文艺评论话语主要来自俄苏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间的文艺评论话语则主要来自欧美文艺理论和批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评论界争先恐后、亦步亦趋地引入存在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文论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第三世界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等各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观念的“热闹”状况，人们至今记忆尤深。此种状况下，对中国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评论常常流入强制阐释、任意剪裁，变成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观念在中国的跑马占地、理论殖民，致使文艺评论话语往往不接地气，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问题。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批评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患上“失语症”的根源所在。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文艺评论就需要在中国性、自主性上作出切实的努力。换言之，在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下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已成为摆在文艺理论和批评界面前的一项重大时代任务。

就致思方式和实际内容而言，文艺评论话语的建构有两种不同的指向或维度：一是指向对当下实际展开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具体文艺作品的解读、阐释和评判，这可称之为文艺评论的实践维度或现实经验维度，大量文艺评论作品属于这一维度的成果；二是指向对文艺评论话语建构基本理论问题的概括、论析和阐发，这可称之为文艺评论的思辨维度或理论抽象维度，具有“元批评”或“元理论”的性质。实践维度是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在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层面上的历史展开，具有话语形态上的具体鲜活性、当下性与历时开放性、多样性；思辨维度则是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在自觉意识层面上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新，具有话语形态上的抽象概括性、超越性与共时公识性、趋同性。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要以思辨维度的思想理论成果为基本构件与核心内容，不能脱离实践维度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性成果，但又不能停留于此，而要上升到概括性、超越性的抽象思想理论层面。就基本关系而言，思辨维度要以实践维度的具体成果为思想理论的淬炼与化合提供丰富的实践材料，同时思辨维度的思想理论成果又会对实践维度的知识生产形成理论引导，使之更为自觉地践行和发挥文艺评论的实践功能，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近十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央有关文艺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文艺评论在指向具体文艺现象和作品的实践维度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逐渐形成了活跃且具有一定争鸣气氛的良好态势，产生了大量文艺评论作品，为当代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助力，同时学界也就如何构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问题展开了一些更具理论抽象意义或者说具有“元理论”维度的研讨。不过，这些“元理论”维度的研讨，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共识，而在某些方面则尚未形成共识，还有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有待提出和深化，特别是在整体性、系统性的宏观思考方面还很不够。实际上，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需要实践维度上的具体理论之思，更需要在“元理论”思辨维度上展开抽象思想之辨，以解决许多相关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有大小、主次之分，其中哲学基础、建构路径、文艺观念、标识概念、批评标准等是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需要首先给予理论上的关注、重视和研究、阐发。

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应该关注哲学基础问题。这是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不仅仅教给人们关于世界和人生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教给人们观察、思考、研究世界和人生等方面的方法。一种理论系统体系架构上的统一性和贯通性与其哲学基础密切相关。在文艺理论和批评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那些有广泛影响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知识体系一般都是有其哲学基础或者与一定的哲学观念和方法相关联的，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代时期的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海德格尔等都是如此。

具体说来，文艺评论是评论家对文艺现象特别是文艺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专门化心智活动，这种分析和评价活动通常是以评论主体的审美感受为基础的，但是却绝不停止于审美感受。这是因为，文艺评论不纯是一种审美赏鉴活动，更是一种作品意义的发现和生成的活动。在敏锐地感受到作品的艺术之美的同时，评论家还需要对作品的艺术结构和特性作出分析，对作品形象的蕴含意义加以解读和阐释，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审美价值进行评判，而这就需要评论家理性能力的介入，需要其具有一定的艺术史知识、美学理论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胡风说过：“要解明作品底真实意义，一方面要了解产生它的这个社会或历史，另一方面要了解产生它的作家。这就使文艺批评底范围一方面扩展到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追溯到作家底发展，文艺传统底发展。到这里，批评家就更进一步地和一般读者现出了区别，他非具有对于现实的社会发展的科学的分析能力和哲学的透视能力不可。所以，批评家，我们所要求的批评家，他底感应能力和突击气魄一定要被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正确认识所武装，所培养，所完成。尽有不少人用狭隘的生活经验和一己的悲欢去衡量从作品所得的感应，那当然算不得批评。批评不是经验主义。”对于评论家来说，具备的各种人生经验和知识当然是越多越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具备哲学的素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所有学人首先应该具备的思想理论武装，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毛泽东同志就不断对革命队伍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要求，并且他强调，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革命的科学，“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的《论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名篇章，都是运用马列主义立场、方法研究文化和文艺问题，进行文艺评论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主流文艺评论界总体上都是努力争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开展评论、研究问题的。然而，在七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发展中，在这方面也曾出现过失误、错误，走过一些弯路、歧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一是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以姚文元之流评论家和以“梁效”“罗思鼎”“初澜”之类大批判写作组为代表的文艺评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背离现实实际和艺术规律，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文艺家及其作品进行政治映射、政治斗争和政治判决，造成文艺创作园地的一片荒芜；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改革开放后传入的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有些文艺研究者和评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指南，而是将欧美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艺批评奉为圭臬，“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用中国的经验证明外国理论的普适性。正是针对这类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同毛泽东同志一样，相比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掌握，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更加重视和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包括文艺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持续推进，得益于文艺理论、文艺史和文艺批评等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工作的推动，更得益于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的重新编著出版和诸多学者以回到经典本身和当代境遇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再阐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问题历史流变的精深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队伍逐渐得以壮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在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界的主流地位与主导局势也逐渐得以确立。应该说，总体而言，在中国当下文艺理论和评论领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已经没有很大的市场了。但是，纵观当下的文艺评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艺理论观念方面做得相对较好，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和解决文艺问题、阐释和评价文艺作品方面则做得还很不够，许多评论著述还没有真正自觉地、有意识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为话语构建的方法论基础，对文艺现象的观察、分析以及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和阐发往往既不唯物也不辩证，更没有建立在历史视野之上的意识形态评判立场和分析策略。这样一种状况，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是一种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基础上提出新思想、创造新观念、建构新理论的话语再生产行为，它不是仅仅靠背诵和重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就能建构起来的。

在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我们不仅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基础，还应该清楚这种方法论的具体所指。在1980年代中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方法论热潮中，针对学界对西方传入的各种现当代理论和方法的狂欢性滥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片面选择，陈涌先生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方法论，只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我们考察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考察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论的基础。”今天，我们依然应该坚持陈涌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一方面，要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是耸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念，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思考和研讨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原则和相关内容构成。另一方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树立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评判文艺现象和作品，考辨、提出和阐发文艺观念，建立文艺评论各种思想观念、知识内容的有机逻辑联系和整体系统结构。唯有如此，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才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只是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的理论基础，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的文艺评论话语知识生产及其体系建构。要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找寻到文艺评论话语知识生产及其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

回到历史来看，关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评论体系的主张，很早就在自觉意识层面上提出来了。1958年8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扬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主张，1980年代初期，他又相继提出了建立与现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张。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界也对文艺批评的性质、功能、方法、视角等问题作了具有一定元理论性的研讨，开始走上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之路。至于究竟如何建立文艺评论话语的知识体系，多年来学界的探索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取向：一是以西方的理论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资源和理论架构的原型；二是以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资源为基础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三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走古今、中外文论综合创新的道路。比较而言，第一种取向有理论的“新”见度和现代感，但严重缺乏中国性、自主性，弊端显著，最不可取；第二种取向强调了理论建构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华文化与文论精神的古今贯通性，有其相当的理论合理性，但并没有提出和解决好中国传统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问题，往往不能有效平衡和处理中外、古今文论关系，甚至有以古代今、以中排外的倾向，也存在很大偏颇；第三种取向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又具有理论包容性，在宏观思路上是最为可取的，但依然没有清楚地解决文艺评论话语知识生产及其体系建构的具体生成路线，致使理论之思往往流入浮泛、不接地气。

那么，从具体路径上看，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究竟应该如何加以建构呢？概括而言，就是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走“两个结合”的道路。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基于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展望，提出在新的征程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并且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两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同样也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理论创新指明了切实的路径。

这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自主”四个字。所谓自主，是强调理论创造的主体性、原创性。而这种自主性又是与中国性分不开的。所谓中国性，则不仅是指一种知识话语是以中国人为主体原创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指它是由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中国实际、中国经验的提炼和对中国精神、中国观念的表达。所以，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不仅不能是外国理论的直接照搬或翻版，甚至也不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观念的简单继承和运用。对前一点，近年来学界大都已经有了清醒的自觉意识，但是对后一点，不少人还缺乏意识上的自觉。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知识生产与体系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思想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从知识成分和思想观念的构成来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中历史地积淀下来的内容，二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新创生的内容。今天，我们强调文艺评论话语知识生产以及体系建构的中国性、自主性，无疑也要以后一种内容为主。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他又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如果我们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比如中国式现代化与文艺发展的关系、艺术生产与格局的历史变化、全球化语境对文艺民族性的新挑战、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文艺发展的影响，以及当代艺术跨国界、跨文化、跨语际、跨媒介的流转等这样一些新的问题，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中国性、自主性就很难建构起来。此外，即便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理论观念，它们能不能在今天的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中得以继承和积淀，也要看其能否适应当今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概括而言，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现代”属性，有赖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理论；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方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发展实际的结合，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中国化时代化建构，并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话语的知识生产注入更多更为突出的中国经验、中国精神和中国观念。

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它要立足于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解决当代中国文艺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还在于它要在与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中，在对中华传统艺术精神、美学精神的继承弘扬和转化创新中，彰显和光大文艺评论话语的中国特色或民族性。在中华文明和艺术的发展中，也历史地积淀下了丰富的文艺理论和评论遗产。像先秦时期的《乐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和评论著作中的经典，与西方同期同类著述相比独具特色、毫不逊色，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宝贵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彼此契合之处，二者的结合能使之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代实践中，我们应该重估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和评论遗产的历史成就与当代价值，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为目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激活其生命活力、释放其精神能量，在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古今对接与现代汇通中，建构当代文艺评论话语的新形态和新的知识体系。

除了哲学基础、建构路径之外，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自然还应包含着内容构成的维度，这主要包括文艺观念、标识概念和批评标准三个方面，它们既是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内容，也是实践维度上文艺评论话语生产得以生成的思想前提。

任何一种具体的文艺评论话语都要运用或体现一定的文艺观念，任何一种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必然都会包含一定的文艺观念，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这些文艺观念包括对文艺是什么、文艺有什么功能、文艺如何发展以及文艺活动构成要素、环节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的社会系统内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性。比如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文艺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等，就是不同时期主流学界对文艺社会性质的基本认识和理解。文艺观念构成文艺评论中分析、阐发与判断、评价的基础，是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主体内容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通常情况下，文艺评论实际上是时代的主导性社会和文艺审美观念通过其代表人物的表达，是一种“代言”性质的话语行为。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过的，文艺评论不仅是个人意见的表述，同时也“是阐明并传播自己时代美文学的支配概念的一种努力”。因此之故，“批评家必须知道现代的创作概念；否则，他就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对任何问题下判断”。别林斯基所谓“时代美文学的支配概念”或“现代的创作概念”是指文艺评论家所处时代最先进、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观念。他对支配性时代美文学观念与文艺评论话语生产的关系的这种看法，实质上就是要求文艺评论家用自己时代最先进、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观念来武装自己。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发展中，由于过于追捧国外理论和批评观念，评论界对中国文论界自身的主导性文艺观念往往不甚关注，甚至有意加以排斥，以至在文艺观念选择上与文论界形成很大反差。所以，如何在文艺观念上与当代主流形态的文论研究相互呼应、同频共振，是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中应该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还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文艺评论在文艺观念上不仅是一个后于理论的“运用”问题，还有一个先于理论的“创造”问题。也就是说，文艺观念通常主要来自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但文艺评论也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来自文艺理论的观念，它也能够在对文艺现象和作品的解释、评判中提出、阐发新思想新观念，从而为时代美文学观念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别林斯基就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优秀的大批评家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大理论家，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界应该有这个追求的雄心。

文艺评论话语生产不仅基于一定的文艺观念而展开，而且总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概念术语来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他还强调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这里，所谓“标识性”，是指某事某物具有易于辨识的独具特点或特征。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中概念术语的标识性从根本上讲即如前所述的中国性。作为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提炼、中国理论观念的表达，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标识性概念应是系统化的、多层次性的，有大小主次之分。虽然说究竟哪些概念算是中国文艺评论的标识性概念，学界会有见仁见智之论，但其中必定会有某些共识性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同志以“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的概念标明了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以“社会生活”概念建构起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基本理论关系，解释了文艺的源泉和动力；以“人民”概念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本体论基础，指明了中国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三大基本概念及其所承载的思想理论观念至今依然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最重要、最具标识性的理论概念。尤其是“人民”概念，特别地承载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对文艺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以至学界不少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称为“人民艺术论”或“人民美学。”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创作源泉、文艺服务对象、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文艺家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人民美学”作出了最初的理论创构。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文艺为人民服务”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提出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人民”或“人民性”从此成为新中国文艺最为醒目的标识。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重申，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进而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重要思想论断。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思想论断，进一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文艺工作导向。他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的“人民美学”话语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处境的有机遇合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民性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境界。展望未来，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标识性概念系统是不能脱离开以往历史地形成的这些重要概念术语而凭空建构的。

除了文艺观念、标识概念之外，批评标准在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中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文艺评论话语生产中，依据一定的批评标准进行判断和评价是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文艺评论能够在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中发挥批评功能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中，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艺批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或“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统一作为文艺批评“最高的标准”，并基于这一标准对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卡尔•倍克、欧仁•苏、斐迪南•拉萨尔等人的文艺创作作出了经典性的评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曾力主文艺批评要有“一定的圈子”即一定的标准，讽刺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是“怪汉子”。毛泽东同志则明确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个标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革命文艺批评的基本衡量尺度。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文艺批评的标准也发生了由“政治”取向向“人民”取向的迁移。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此后，胡锦涛同志也提出，文艺作品“要接受人民群众检验”，“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提出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首先是经得起人民评价，强调当代文艺批评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提法和论述，是人民主体性观念在文艺批评功能和批评标准问题上的深刻理论体现，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观点的回归，不仅突破了中国自身先前文艺批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维设定的理论局限，也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标准作出了理论内容上的丰富与拓展。然而，在我国以往和当下文艺评论的发展中，无视甚至背对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用外来的文艺批评标准剪裁中国的文艺现实的情况时常发生，此外也存在批评标准混乱、批评标准不明确或者干脆凭自己的主观印象而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的情况，这都不能不影响到文艺评论学术质量的提升和批评功能的发挥。要真正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正确的批评标准是决不能缺少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是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生产的一个目标性诉求，但这种诉求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要形成某种模式化、固着性的封闭理论系统。相反，这种诉求实际上会是一个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文艺实践无限开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汲取和融汇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并鼓励一切创新性的理论探索，形成百川归海的集群效应。只有这样，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才能成就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博大、境界之高远，从而为实践维度的文艺创作和评论提供持续不断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助力，并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作出文艺理论和评论界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