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大仁 | “第二个结合”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

学术   2024-09-30 17:03   北京  



“第二个结合”

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9期

赖大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也是如此。从历史观点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同中国文艺实践、同中华优秀文艺传统相结合的创新发展,应当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从现实发展要求来看,应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的“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及其重大意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深刻认识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要求。


“第二个结合”视域中的

文艺发展经验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传入中国,一方面跟我国现代文艺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跟中华文艺传统的现代转化相融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新形态,并且逐渐发挥主导性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进程,积累了“两个结合”的丰富历史经验。


从中华文艺传统的现代转化方面来看,中华文学艺术历经数千年传承发展,形成了极为丰富深厚的文艺观念和美学精神,如经国济世与人文化成、文以载道与伦理教化、抒情言志与修身养性、美善兼济与道艺合一等。这种传统既存在于历代文论之中,也融入了生生不息的文艺实践创造之中,其民族文化特性十分鲜明突出。然而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转型时期,这种古典文艺传统难以自动转化去适应时代变革发展的要求,因此就需要在外部力量的激发下走向现代转化,其中既有西方现代文论的影响作用,更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所产生的巨大激发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文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体现为从唯物史观视野观照文艺现象,从根本上阐明了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特性和价值功能,以及文艺在推动社会变革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充分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引起人们对现存制度的怀疑,从而走向批判和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基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了“人民文艺”观念,主张先进的文学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生活和传达人民呼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传入中国后,有力地激活了中华文艺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促使它们走向自我革新和现代转化,从而形成两者相结合的新创造,即体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建构,由此推动中国文艺现代化转型发展。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引入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主张,要求推倒各种旧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及为社会写实的文学等。此后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希望革命文艺家多创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和表现民族精神的作品,引起人们重视,给予人们希望,警醒已死的人心和提高民族的地位,使文学成为激励人民改造社会的“最有效的工具”。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瞿秋白等人大力倡导文艺大众化,强调左翼文艺应当坚持群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和扩大影响,在推进民主革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些共产党人的革命文艺主张,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时也秉承和融合了我国文艺传统中以文济世和革新进步的文艺精神,从他们突出强调的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等观念,以及国民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具有相当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


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人民性文艺观,并且传承和融入了传统文艺关怀民间疾苦、有益世道人心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大力倡导文艺“为人生”和“改良人生”,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始终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致力于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和批判改造“国民性”,坚持以“救人”和“立人”为己任,追求改造社会和重铸国民灵魂。茅盾作为早期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思想同传统文艺观念结合起来,强调新文学的社会性,指出“新文学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的,即使有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鸣的……新文学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诗中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他跟鲁迅一样大力倡导文学为社会、为人生,认为文学的意义价值就在于“表现人生”和“指导人生”,他以积极的创作实践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郭沫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后,文艺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把传统诗学的情感表现论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结合起来,既直接依据《毛诗序》的经典之论来阐述情感表现论的文学本质观,同时又强调“文艺是社会现象之一,势必发生影响于全社会”。他的文艺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的转变,在现代文艺发展进程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现实主义文艺观和人民文艺观等,跟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国为民、人文教化、道艺合一、美善兼济等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并且跟“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发展经验、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阐明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推动了人民文艺实践蓬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强调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他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阐述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反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文艺创造应当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都对文艺实践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等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论述,都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人民文艺实践的创新发展中积累了新的经验。



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

发展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各项事业加速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日益显著,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艺事业也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高度,多次对文艺工作作出重要论述,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论述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精神。他在阐述一系列重要文艺观点时,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跟当代文艺实践和中华文艺传统结合起来,引用许多古代文论和文艺现象的例子进行精辟阐释,提出了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要求。这里试从几个主要方面加以概括和阐释。


第一,立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要求,把民族文艺传统与当代文艺精神融合起来创造新文艺形态,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当代文艺发展而言,必然要求从这样的新高度来创造新的文艺形态,从而以这种新文艺形态参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从古至今众多文艺大师和文艺精品,体现了人类文明创造精神,成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文艺对于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具有重要作用。当今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国自古以来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民族文艺传统,文艺创作必然要求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新时代文艺应当传承和弘扬这种民族文艺传统,并且同文艺创新精神融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具有当今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新文艺形态,以此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第二,在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命题既有全局性意义,也是对文化建设的特定要求,对于文艺创新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在于,学习借鉴国外文艺经验以求创新的同时,过于远离中华文艺传统而失去文化自信,似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才是最现代和最先进的,而传统的东西则是过时和落后的,由此陷入从文艺观念到创作实践的误区。新时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就是要打破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在“两个结合”中走出一条更加先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体现在文艺发展方面,则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艺的现代化发展。这就意味着要在“两个结合”中建构先进的文艺观念,用以指导新时代的文艺实践,进而把这种中国文艺实践经验提升为中国文艺理论,从而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


第三,传承和弘扬“文以载道”的中华文艺传统,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突出位置,体现在对文艺工作的要求方面,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和引领人民精神追求,这跟中华文艺传统中的“文以载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引用了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例子,指出中华文化和文艺的优良传统就在于历来重视“文以载道”,当代文艺应当继承这一传统,“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在中华文艺传统中,抒情言志与文以载道历来是彼此交织呼应的,诗人抒情言志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对天人万物之道就要有深刻的认知感悟;而文以载道也必须同文艺家的深切人生体悟和真情实感融合起来,才能使文艺作品意蕴深厚、具有打动人心的思想情感力量。新时代文艺发展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传承和弘扬“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找到应有的历史方位和价值定位,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开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然后进一步提出要求:“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如何把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形成当代文艺审美精神和审美风范,这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发展面临的新课题。那什么是当代审美追求呢?可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美学的历史与当代发展来认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神在于倡导审美和艺术促进社会进步,重视审美欣赏的积极参与,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些集中体现在“他律”“介入”和“为民”等重要概念的理论内涵之中,是在当今时代仍然起主导性作用的审美精神。也有学者认为,当今融媒时代的人民美学,具有人民主体的在场性、文艺观念的媒介性、艺术表现的技术性等特质,它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展现出文艺生产主体的一元与多元、文艺传播的互动与融通、文艺接受的主动与再创造等发展趋势。这些探讨都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有利于促进对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有利于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



新时代文艺发展中的

守正创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显然离不开创新驱动,然而人们对艺术创新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因而会出现各种复杂现象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化建设的守正创新要求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新要求并且联系当代文艺现象来看,有一些文艺发展中的守正创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是从文艺创作实践的创新发展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实践的创新发展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很大:一是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与文艺方法的影响,从象征主义、荒诞派、意识流等现代派方法,到戏仿、拼贴、戏说、怪诞、游戏化等后现代方法,带来了各种文艺创新;二是互联网、新媒体等现代电子技术介入,促进了文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从当今文艺发展现实来看,也有一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述因素都可以纳入其中来认识。近期有人试验创作AI小说,据说其写作速度和能量都很惊人,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然而此类作品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仅限于写玄幻之类题材而难以反映现实生活,故事背景模糊,人物类型化、扁平化,情节模式化、套路化,叙事重复拖沓乃至混乱等,艺术品质和审美价值都不高。由此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思考,这还能说“文学是人学”吗?文艺创新创造的意义价值何在?看来有必要认真思考,是否只有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才能推进文艺创新?当今时代的文艺创新发展,究竟是技术方法至上还是思想内容为王?从“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和文艺观念来看,当代文艺创新创造,应当坚持扎根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入体验和深刻理解,有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用心用情反映人民生活和表现思想情感,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益于世道人心。应当坚持文艺创作观念的守正创新,用先进的文艺观念加强正面引导,达到先进文艺观念与新技术方法相统一,才能真正推动新时代文艺创作实践的高质量创新发展。


二是从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方面来看。文艺理论的基本特性和功能在于说明解释文艺现象和总结文艺经验,帮助人们认识文艺特性和规律,尤其是要创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艺观念,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等各种文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观念的支撑,从而有助于推动文艺实践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华传统文艺理论,都是以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认识说明文艺现象的,尤其重视对文艺现象的观照总结和文艺创作的评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文艺观念,对文艺实践介入社会变革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显示出共同性的理论品格和文艺精神。由此来看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不断引入当代西方文论资源,对于当代文论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创新具有一定推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和误导。有学者指出,西方文论具有注重理论本身的思辨性和内部逻辑的特点,往往是为理论而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渐行渐远,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与实际的文学和社会生活脱节。这种“理论中心论”在我国当代文论中也渐成气候。而中国古代文论历来关注文学活动,有强调文学和人的复杂关系的优良传统,这在当代已经变得淡漠。由此看来,当代文论的发展现状显然还不能适应文学实践和社会发展需要,文艺理论的守正创新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按照“两个结合”的要求,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品格和文艺精神,坚守历久弥新的先进文艺观念;另一方面立足于具有创新精神和审美价值的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用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文艺观念推动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当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价值。


三是从文艺评论的创新发展方面来看。文艺评论是运用一定的文艺观念对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进行评价阐释的活动,对于引导文艺创作实践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文艺发展史上历来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就对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文艺评论的历史传统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具有独特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歌德、拉萨尔、考茨基、哈克奈斯等作家创作的评论,体现了鲜明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他们将作家主体人格和思想观念的多重性,跟文艺作品中思想和美学意涵的丰富性、复杂性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与美学的辩证分析,其影响十分深远。我国古代文艺评论历来重视知人论世、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等,把做人与为文、立德与立言、人品与文品、风骨与文采、抒情言志与人伦教化等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入微的阐释分析,形成历代传承的优良传统。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的话语形态来看,两者虽有不同,但文艺评论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可以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进行融合创新,推进当代文艺评论创新发展。从当代文艺评论的一些现象来看,仍然存在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缺少批评精神的问题,对于某些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的创作现象和文艺作品缺少应有的评判和分析;对那些真正深入反映时代生活、深刻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文艺创作及其创新性文艺作品,以有品质、有力度的文艺评论进行褒扬和引导也仍然不足。有些文艺评论或文艺研究仍然热衷于对文艺作品进行技术性和形式化的分析,似乎这样才能体现艺术性、专业性,而对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则不太在乎,这就难免陷于本末倒置的问题,有违文艺评论的本来意义。因此,应当按照“第二个结合”的要求,以守正创新精神促进文艺评论观念与方法的创新,坚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文艺作品,在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赖大仁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批准号:19AZW002)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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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袁正领

审核: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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