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专访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通开前人吾辈意，独步儒林得三法

陈美林：虽然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但并无什么可供参考的价值，更谈不上治学经验。何况那些成果都已成为过去。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前进，学术也在不断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新人辈出，应该向前看，我辈已成为历史人物了。

陈美林：我是1950年考取的浙江大学中文系，本应于1954年毕业，但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规定我们那届大学生提早一年毕业，于是在1953年，我便被分配去学校教书，直到2003年退休，整整执教了50年，退休之后，未接受返聘，继续笔耕。我最初任教是讲授现代文选、写作实习，从1958年开始接触古代文学，从此一直跟古代文学打交道。那次治学转向与国家高校院系调整有关，当年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要重办中文系，省人民政府任命刘开荣副教授为系副主任(正职缺)，学校则任命钱仲联与我为古典文学教研组正副组长。钱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当年51岁，属于老教授之列。我当年26岁，还是青年讲师，作为特为他配备的助手，任副组长。在分配工作时，钱先生对我说，诗文等内容的教学工作，由他全包下来，但是明清小说、戏曲，他从不研究，需要我来承担。我急急忙忙地回答说，我是提早一年毕业的，夏承焘老师在讲完宋代文学后，说了一句话，“元明清文学，你们自己看看”，就结束了课程。钱先生于是接着说：“对了，你还年轻，自己看看。”既然两位前辈都如此说，我只有自学了。

我一边为一、二年级的同学讲授文选，一边找来当时可以找到的有关元明清文学的论著，边学习边抄录、编写讲稿，以对付即将升入三年级下学期学生的学习需要。钱先生也很关心我的编写工作，不时抽一两章看看，大概还比较满意。

1960年底，学校要办一个自编教材的展览会，钱先生通过系里向院里推荐，将我编写的近百万字的讲稿送去陈列，《光明日报》(1961年3月25日)头版头条以《江苏师院积极培养红专师资队伍》为题作了报道，其中还提到了我的自编教材。钱先生曾应邀在沪上与郭绍虞先生等人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一次返苏途中交代我将三篇清代曲论作一简单的注释和说明，我认真照做。因此，当中华书局向他约稿时，他在一个月中曾两次回信推荐由我承担一个课题。在第一封信中，他说：“我院讲师陈美林同志，擅长古典戏曲，文笔生动流利，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较深，可以参加编写这方面的读物，特为介绍”云云。于是，中华书局便将“李玉和《清忠谱》”这一课题交由我承担。为此我在苏州遍寻李玉的资料，甚至去了章太炎先生府上，承汤国梨女士热情接待(曾陪同夏承焘老师与汤国梨女士同游灵岩天平，因而相识)，在那里读书一周。此课题1961年6月交稿，1963年发排。此后一无消息，直到1980年才印出来。1964年，省里新办了一所学校，调我去主持中文专业，于是我满口应允离开苏州，返回南京。但此校未办成而“四清”“文革”迭起，院系再度调整，于1969年并入南京师院(南京师大前身)。此时，劳动、运动交迭不断，教学、科研也全都停顿。岂知正当此时，命运开始转变，我又由研究戏曲变为以研究小说为主。

陈美林：1971年9月中旬，在一次全体教师大会上，系领导宣布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我校重新整理《儒林外史》并撰写前言。经研究决定，由羊达之、陈美林、李灵年、钟陵四人组成工作小组，承担此次任务。在完成第一稿后，由出版社广泛征求意见并得到了肯定，但之后不久，我即被调出小组，从此与小组断绝了一切往来。但我并未放弃，独自为之，撰写了一些文章，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将这些文章逐步发表，方为人知。前几年，有一媒体记者访谈我时谈及此事，他回去写了篇报道《陈美林：一个人的“儒林”奋斗史》，正反映了这一史实。

陈美林：既然认定《儒林外史》为一己之研究课题，必先有一设想，乃按一般规律进行。首先是研究作者吴敬梓，其次是研究其代表作《儒林外史》，再次是研究前人之研究。如是三环，环环相连，不可分割。

先说研究作者。这是为研究作品服务的，也是“知人论世”的必要步骤。只有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才能深入研究作品；无论是研究作者还是剖析作品，都必须先了解前人有关研究成果，以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己之研究。我的第一部专著《吴敬梓研究》即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内容。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李俊民先生读过我1977年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后，在同年8月1日该社便发来约写《吴敬梓研究》一书的书函“沪版77古字252号”，并注明“读者对象为大学文科师生”。此书收集了我于1982年前所写的论文，并于1984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又出版了三卷本《吴敬梓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商务印书馆又于2013年12月出版了《独断与考索：〈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2023年7月再版)。

吴敬梓的人物撰记《吴敬梓》，最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2月出版，作为中国历代名人小传丛书之一种。不久，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邱思达、文秉勋两位先生来南京约我撰写《吴敬梓小传》，以与该社出版的周汝昌《曹雪芹小传》配套。20万字的小传于1985年交稿。岂料，由于该社领导和编辑人员更迭，一时未能出版，最后书稿被一位编辑遗失途中，无处可寻。不知拾者以为废纸毁去，还是被有心者改头换面出版，只得随它去了。倒是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时，约我撰写《吴敬梓评传》。在初稿即将完成之际，匡老派人送来一副横幅，上面书写着《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此贝锦”二句。“预祝《吴敬梓评传》以传世之作早日面世”，这令当时的我颇为意外，我从未向匡老请求过题字，何以有此一举。后来方知有人曾去断我的“后路”，要顶替笔者撰写，结果被严词拒绝。此书被匡老决定作为最早出版的四部之一，后来作为1991年召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会议的赠书，并先后荣获江苏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我还应邀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主持的颁奖大会。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匡老又组织举办了“丛书”新闻发布会，我再次被邀去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与会。这部评传印刷了六次，近年又被纳入江苏文库出版。

陈美林：对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我也撰写了不少论文，论及其思想、艺术等，包括一些考证文字。赏析类文章应约写过几篇但不多。但如何使这部“伟大也要人懂”的传世之作让广大读者理解呢？这部作品字里行间所隐含的思想感情，如何揭示给读者呢？这都不是大块理论文章以及套式赏析文字所能解决的。我在研究前人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时，特别欣赏清代学人对这部小说的评点文字，对卧闲草堂评本、齐省堂评本、张文虎评本、黄小田评本都做了研究，发表了评论文章，并对这四部评点做了价值肯定。当然，也对这些点评本作了分析，不足之处主要为“零散而缺乏系统”“随意而欠客观”“蹈袭而欠创新”，但可以取长补短予以采用。不过，这种批评形式自“五四”以后因为少有人运用，我乃决心一试，在得到出版社的同意之后，于1989年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批〈儒林外史〉》。当时百花出版社负责人徐柏容得书后特来相访，请我为其题签，并对我说，“‘五四’以后从无人为之，曾有出版社欲批评《水浒》，但并未成事”。他在后来出版的《书评学》专著中，又再三肯定此书。此后，新世界出版社负责人周奎杰同志特来南京向我约稿谈及此书。她说，“新批”颇受欢迎，媒体评论很多，可由她们出版。我便重新批校了一遍，更名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于2002年1月出版。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51号简讯云“《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出版，京城十大媒体发文评介”。还有一些书评中都曾涉及该书的注释，如何满子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的长篇书评中，除对此书夹批、回评的肯定外，又特别提出该书的注释，认为在近年出版的经典小说版本中此本为上乘之作。《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10期)也曾发表专门评论此书注释的文章。尔后，又于2009年2月出版了修订本，这已是第三次批评本了。与新世界出版社合同期满后，又于2014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批儒林外史》，2019年、2022年又印了两次。总之，这一批点本前后批了四次，共印了12次。2021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评选出来的首批面向全国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其中古典小说有6种及25个整理版本，其中4个版本运用了这种批点形式，即明清人毛宗岗批的《三国演义》、金圣叹批的《水浒传》、李卓吾批的《西游记》，而当代人批评的小说，仅入选拙作《陈批儒林外史》一种，关于《儒林外史》的清人四种评本无一入选，对此京、沪媒体亦有评介文章。

陈美林：在实践中，以传统形式批评古典小说，运用得当就能起到袁无涯所言“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作用。当然，这一传统形式并非没有不足之处。我所运用的几种形式主要有夹评、回评、注释。《儒林外史》人物众多，并不是以一两个主角贯穿始终的，人物活动伏脉千里并非连续展开，因而在一回书的回评中难以分析某一人物的完整性格。为此，我所写的回评乃以情节为主，而关于人物则另写了一部副本《〈儒林外史〉人物论》。1989年冬，中华书局胡友鸣、余喆两位先生来南京约我为《文史知识》设一专栏，商定以“《儒林外史》人物论”为栏目名称，我便爽快同意，但声明要推迟一些时日，因为手边还有约稿即将到期。他们表示同意，让我先写一篇“治学之道”栏目的文章，于是《文史知识》1990年第3期便发表了我的《学林寻步》一文。直到1991年第7期才开始发表“人物论”的第一篇。约稿时，他们提出一次交稿三篇，每刊出一篇后要补寄一篇，即在编辑部一直要有三篇存稿，便于连续发表，我自然应命。拙作出版后，也有不少评论，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只提一下季羡林担任名誉主编的《清代文学研究》，其中就有评论，也不具引。此书正可成为《陈批〈儒林外史〉》的副本，可补评点本之不足。

陈美林：其实我从20世纪70年代着手这一课题研究起，便时时注意前人的研究，当时就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评述胡适和鲁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此后又连续发表了五篇评述清代四家评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专题评述。有了这些学术积累我便着手“研究史”的整体撰写。吴波博士希望参加这项工作，为薪火相传，我便同意他参加，乃将我所写的文章、搜集的材料以及初步设想交给他，由他提出计划，我再与他讨论，由他执笔初稿，我再校阅。在完成30万字的初稿后顺利通过了结项，评审意见很好，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觉得要再修补一次。由于吴波博士要回湖南工作，便又交给李忠明博士修订，并提供了吴波离宁后我所写的相关文章供其参考。完稿后，海峡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朱欣欣表示此书可由他们出版。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我也曾发表过回顾文章，就不再论述了。在这里补充一句，我所写的有关吴敬梓研究的重要论文，在此前出版的《吴敬梓研究》《清凉文集》中都有选入，而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出版的拙作《独断与考索：〈儒林外史〉研究》一书中收录最多，读者有必要时可去查阅。

陈美林：1963年后，我已改为主攻小说研究，但不时仍有研究戏曲的论文发表，其中的主要文章已收在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出版的拙作《三读集：读稗读曲读诗文》中(2023年7月再版)，其中有论及名著如董、王《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的文章，也有研究少为人知的《息宰河》《秣陵秋》的论文。当此二文在《文献》1987年第3期和1988年第1期刊出后，河北戏曲研究专家王学奇先生还来信问我是否专门研究稀见传奇，我告知并非如此。关于这些论文，上海研究戏曲的名家朱恒夫教授曾在《东方艺术》2021年第1期发表了《陈美林教授在戏曲研究领域的贡献》一文，有所评介，不具引。但这些论文并不如《元杂剧故事集》《明杂剧故事集》《清杂剧故事集》之影响。虽然，这三部故事集在当年也少为人知，却未曾想近年来能轰传一时。

陈美林：当年在苏州讲戏曲课程时，古代戏曲作品出版得很少，学生找不到剧本看，教学效果就打折扣。因此在讲授之前，就必须将情节先介绍一番。为做好这项工作，我考虑不妨学习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与其姊玛丽•兰姆所为，他们二人合作将莎士比亚的剧作改写为小说(故事)，风靡一时。这不仅扩大了莎翁剧作的影响，而且兰姆姐弟也声名鹊起。此外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也有许多剧作被改写成小说，同样盛行。当时的我年轻胆大，敢想敢做，也不计成败。后来被钱仲联先生偶然看到一篇，他颇为赞赏，鼓励我闲暇时不妨继续改写。因此，我便沿着讲课进度，选择适当的优秀剧作逐一改写，讲完之后便搁在一边。未曾想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出版社前来约稿，特别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士君、张惠荣、王远鸿、陈乃祥等同志常来约请撰稿或代为审稿。一次我与王远鸿同志偶然谈起，说这类讲稿既非研究著作，又非纯然创作，只能抛弃一旁了。王远鸿同志说让他看看，他取回去一周后便来告诉我这些讲稿可以发表出版。于是这些讲稿于1983年陆续出版，分别署了三个名，凌嘉霨(元)、凌嘉昕(明)、凌嘉弘(清)，当年徐朔方先生来舍间见到这三本书的署名时乃笑道“三兄弟”。但只有接触密切的友朋方知我有此作品。后来，此书被时任外文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主任的周奎杰同志在北京图书馆见到，认为完全可以出外文版向海外推介中华传统文化，但她又不知凌某为何人，乃通过王远鸿同志找到我，给我来信，说此书甚好，适合向海外推广，拟翻译成多种文字，但要求署真名。我欣然同意，出版社便陆续出版了法、英、德诸种文本。由于仅面向海外发刊，国内知之者甚少，有一次与冯其庸先生见面，他从外文版上看到署名，便向我提及，我一笑而已。周奎杰同志后来调去新世界出版社任负责人，曾约我改写《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传奇为中篇小说，之后又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不久，这三本小说的中英文对照版的英文部分被美国纽约一家出版公司合成一册出版，此事知之者也甚少。但改写的三本杂剧故事集，近年来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起因仍在于《吴敬梓评传》。前几年，江苏文脉研究院的负责人来到舍间约我将匡老主编的《吴敬梓评传》交由他们纳入江苏文库再次出版。后来他们将此书直接交付给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书出版后方知责编为周晓阳同志，我与她从不相识，至今无一面之缘。此书出版后，她发现我曾在江苏出版了好几本书，便找出来翻看，未曾想到这三本故事集竟然被她看中，拟再次出版，但要署真名。我同意出版后，她很认真地做了这三本书，最终于2021年5月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日)发表了苗怀民教授的《古老的杂剧，借精彩故事而重生——陈美林与〈元明清杂剧故事〉》的长文，与苗教授见面后方知是《光明日报》特约他所写。《中国文化报》(2022年8月16日)发表了胡鹏博士的《加强戏曲古籍的深度整理与现代性转化》一文。两文从多方面评介了这三本故事集，《光明日报》的编者还加了按语。现仅过录一封为人难以见到的短信以供读者知晓。写信者为廖奔教授，他与我相识于1993年在避暑山庄召开的元曲国际会上，他曾来我下榻的蒙古包相访。此后他曾出国，归来后先后在中国剧协、中国文联任职。我与他虽然很少见面，但联系并未中断。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曾将他的专著《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相赠，我曾赠他《清凉文集》，他回以条幅“庾信文章老更成”。2021年8月28日，我将新出版的三本故事集寄他，8月30日就收到他发来的短信，录之如下：

陈美林：“首尾全龙第一功”说不上。吴敬梓纪念馆就在吴敬梓于南京的寓所“秦淮水亭”，而“水亭”的重建确与我几十年来的呼吁推动有关。我曾应约在《江苏政协》2004年第9期发表《十年动议，政协促成——吴敬梓秦淮水亭修复记》一文，该文被收入全国政协主编的《人民政协记事》一书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相关负责同志虽然知道“水亭”重建是我促成的，但不知其详，敦促我再为文介绍，于是我应命在江苏省政协主办的原名《钟山风雨》(2023年更名为《征程》)的刊物(2023年第1期)上发表了《吴敬梓“秦淮水亭”重修记事》一文。之所以在江苏省政协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是因我曾任政协江苏省第六、七两届委员。“水亭”最后能重建，是因为我在省政协提案两次，又给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写过信。其实重建“水亭”的设想在20世纪70年代已然产生。因为我在考订吴敬梓的家世、生平的同时，明白其家史上的夺产之争，在吴敬梓上代即已出现，他本人的经历影响了其与族人、乡人的关系，乃不得不“逝将去汝”移家金陵。对于他在南京的居停之所以及周围的生活环境，我也做了一番考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敬梓“秦淮水亭”考索》一文，考证了“水亭”的历史沿革以及周围的六朝遗迹；在《吴敬梓与南京》一文中则探索其“论文乐友朋”的生活，其交游之中既有传统的诗文之士，也有懂得外文和科技知识的士人，还有颜元、李塨学说的信徒，以及市井小民。吴敬梓本人则在“水亭”中，“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从这几个方面考索后，便明白他的物质环境、生活实况，乃是创作《儒林外史》的客观条件，进而意识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因而乃有建议重建此亭的动议。这一历程在《吴敬梓“秦淮水亭”重修记事》一文中已有叙述，就不再重述了。

陈美林：对于自己研究的具体做法，我曾写了一些回顾、反思的文章，如《吴敬梓研究》的反思文章题为《“知人论世”、“见从己出”和“法不前定”——〈吴敬梓研究〉出版20周年回顾》，《陈批儒林外史》的回顾文章题为《“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以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回顾》，《吴敬梓评传》的反思文章题为《“设情以位体”——回顾〈吴敬梓评传〉写作、出版过程》，几篇文章先后公开发表，后收入拙作《独断与考索：〈儒林外史〉研究》一书中。

陈美林：我就借用吴组缃先生的话来说吧。我与吴先生素不相识，从无往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国外学者来访，谈及吴先生曾对他们说：“研究《儒林外史》，南京的陈美林是一定要访问的。”为感谢吴先生的推介，我便将《吴敬梓评传》托人带去北京，请吴先生指正。吴先生于1993年5月10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美林先生：承赐大著《吴敬梓评传》已由友人带到。大作观点平正、取材翔实，诚为有分量的著作，读后得益不浅，不胜欣慰，特此感谢”，并回赠给我他的大作一部。岂知1994年1月我收到了吴先生逝世的讣告，遂撰写了纪念文章，后收入《吴组缃先生纪念文集》。

我的理解是，“观点平正”要建立在“取材翔实”的基础上。刚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时，我即着力搜集有关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胡适提供的材料为多，后来又以何泽翰搜集的资料最为丰富。除了阅读胡、何二氏的相关著作外，我还搜寻了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著作，其中收获最大的则是发现了康熙《全椒志》。这部志书胡适未曾见到，民国九年版《全椒县志》的编撰人员也未寻到，却意外被我发现。这部志书的主纂者吴国对，是吴敬梓的曾祖，其编校人员中也有颇多吴敬梓的祖辈如吴旦等人。虽然修志时，吴敬梓尚未出生，但其志辑入吴敬梓先人事迹颇详。我发现之后十分珍视，立即检阅、择抄，并向有关人员推荐，但未被重视，直到我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引用了该志不少资料，又在《文献》(1983年第1期)发表了《略述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一文后，才引起了重视。全椒县政府终于重将该志印出，为了表示感谢，还特地送我一部。此外，即使已有人翻检过的文献，仍可从中寻出未被留意到的有关吴敬梓的资料。如陈毅(字直方，号古渔)的《所知集》，在拙作《陈毅〈所知集〉中涉及的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于《江海学刊》(1982年第6期)发表后，方才引起注意。类似的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在《吴敬梓评传》付印前夕，一位副总编对我说，“大作中新资料很多，如能一一注明，当为有益。”因当时我教学、科研正忙，一时无暇顾及，后来才补写了《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一文，此稿乃为浙江古籍出版社成立20周年的纪念文集《文史新澜》的约稿。此后又发表了《发掘和利用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再检讨》一文，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两文均回顾了我搜索吴敬梓研究资料之大概情况，均收入《独断与考索：〈儒林外史〉研究》一书中。

至于“取材翔实”，则需要运用者认真仔细，有的是资料本身不够翔实，有的是引用者引用的内容不够翔实。如清末南京史志学家陈作霖运用其父陈葆常多年搜集的资料，历时三十余年撰写了《金陵通传》《金陵通纪》。陈作霖除个人著书外，还担任过《上江两县志》《续纂江宁府志》的分纂、江苏通志馆的总纂，被尊称为“通儒”。我曾经与刘世徳在《金陵通传》中就是否有“吴敬梓传”等问题发生过争论，且于《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发表了《吴敬梓生平文献资料的引用、解读和考辨——读刘世德同志的“演讲”》一文，此文被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81号(2010年9月)全文转载。

此外，有的资料本身并无问题，而引用者有所发挥，也就不能尽信了。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他的族祖程廷祚与吴敬梓为“至契”，其族祖“好治经”，而文木“晚年亦治经”，但并未说其治经有什么成绩。而在《怀人诗》中却有“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即表明吴敬梓以小说名世，而治经并无可称道。但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据此而断言吴敬梓为“乾嘉经学的先锋”，尔后又被有些人断定为用经学新解的方法反对理学。及至“文革”期间，《儒林外史》更是被大肆吹捧是一部“反孔批儒”的小说。为此，应友朋的劝说，我发表了《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此文刊出后首先得到了我校老辈学者、专治今古文经学的段熙仲、徐复两位教授的肯定。河南任访秋教授于1978年3月2日来信说：“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过去我没有很好考虑。大作读后，觉用力勤劬，颇多发明，个人深受启发。”复旦大学的周兴陆同志在2003年出版的《吴敬梓〈诗说〉研究》一书中对拙作也予以肯定。此例可说明在引用既往资料时，所发挥的一己之见若有所偏颇，则产生的影响也不好。由此可见吴组缃先生所云“观点平正、取材翔实”的内在联系，确为有卓见的评品之语。

陈美林：我已年逾九旬，且患有多种基础疾病。虽然前两年还偶有论文发表，但近年又因视力迅速下降，连看报纸也需要用放大镜，所以很少阅读。且因行动不能自如，外出为难，一般虽有活动邀请，也极少参加。但近日有同志拿来一篇文章的复印件，说此文专驳拙作《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要我一定看看，我乃用放大镜勉强读了一遍，又请人仔仔细细地念了一遍。此文作者显为年轻学人，能够以极大精力搜集资料，撰写论文发表，应予以肯定。虽然其研究学术精神可赞，但我对其文则难予肯定评价。虽然他用很多精力搜集了一些档案，但其中涉及吴敬梓的直接材料不多，偶有可连缀的一星半点，作者则设法牵引到吴敬梓身上，甚至联系小说中人物杜少卿的名“仪”互证，以确定吴敬梓的身份，这种推断的方式令人难以信服。又如有些作者提出的论断，缺乏“翔实”的资料为基础，例如说吴敬梓移家南京，“不能说祖母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在吴敬梓的诗、词、赋中均提及移家一举，却未曾有哪一篇涉及这一内容，此说乃成为无稽之谈。此外，对吴敬梓作品的理解，又常有不符合原意之处。这些，都难以让人认同。友朋建议我写文章答复，我则不急于掺入这一争论，主要是身体状况不允许。另外也考虑到，代有新人出，彼此不同的见解，自会有人来辨析，不必非由一己来说明。何况几十年来我就此问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均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拙作中。此处我想转录几句话来结束这一话题。《南京晨报》2005年6月9日刊发的《吴敬梓后人欲来南京寻祖坟》一文中说，据吴敬梓第九代孙吴其华回忆说：“吴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自幼便被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吴其华先生自称是吴敬梓长子吴烺的后人。我与吴其华先生从不相识，也无任何联系。寻坟之举，是见报纸报道后才知晓的。仅录其言，以供大家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