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挑战与愿景——对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的讨论及其延展

中国自主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

挑战与愿景

——对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

CCKS的讨论及其延展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0期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侯光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

■丁亚平：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教授

■陈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赵丽芳：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道新：本次对话交流基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本身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的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ZD10)和学术著作《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我将从两个动机、两个基础、四个关键词、一个平台和一个目标等维度，谈谈我的想法和思考。

建构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出自个人学术转型与国家学术发展两个动机。此前我跟丁亚平、饶曙光等老师一样，以做中国电影史研究为主，但在这一领域拓展经年之后也开始意识到，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所面对的史料、文献和对象本身以及学科范围、学术领域和话语体系等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一个数智时代的学者，必须思考学术转型的问题。另外，就是意识到个人学术与国家学术及其知识工程、知识体系建设之间的关联性。实际上，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基于知识论、知识管理学与知识场景分析，从中国特色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创新体系、评价体系角度，在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的路径中，采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与数字人文手段，可以较为全面深入地建设更具问题意识，也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的两个基础，一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电影知识体系；二是立足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里展开中国电影的“三位一体，两翼共振，平台融合”。亦即：以中国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位一体，带动中国电影创新体系、评价体系两翼共振，通过建设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https://movie.yingshinet.com)，展开对话，凝聚共识，创造融通。

△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官网截图

为了建立上述基础，可以从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论中提炼出四个关键词：数字人文、媒介考古、平台建设、知识体系。这四个关键词之间，通过创新阐释与实践路径相互连接、彼此呼应和不断生成，有望建构一个由平台支持的，以学术导向、优特数据、众包群智和开源共享为特征的中国电影数字基础设施。

为此，我们正在“新文科”和交叉学科的视野里，努力整合北京大学人文社科与信息管理、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力量和技术优势，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以及1905电影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等多方力量，建设基于大数据与AI驱动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目前正以影人年谱、电影计量为中心，借助平台建设和纸质出版，探索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建构之路。

通过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试图从“重写”电影史、“重新思考”电影理论等已有的议题，转向“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电影及其研究的新目标。在数字人文与平台建设的框架里，这一目标有助于跨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有关中外、古今、主客、道器、知行和史论的边界，展现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创新融合图景。

侯光明：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不仅极具当代意义，而且恰逢其时。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国家重大课题搭建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在规模、效益和实际应用方面令人期待。

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是一个跨越影视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学科课题，展现了艺术与技术在多重层面上的交汇融合。然而，这种复杂的交叉是必然的，正如我们常说的，“艺术与技术在山下分手，在山顶相遇”。尖端事物往往兼具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属性，而科技的进步更是促进了二者的融合。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仍有诸多具体的思想和方法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尽管在大模型构建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西方各有所长、各有千秋。我国部分产业的人工智能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在编剧与影像生产方面确实还有提升空间。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既需要方法论，也需要技术支撑；既要发表学术论文，也要构建完整体系，但从根本上说，技术环境是推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动力。

建设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需要具备系统思维。接下来我与大家分享最近几年组织管理系统理论方面的一些成果。系统科学的诞生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计算机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美国NASA航天局的技术实践随后传入中国。系统工程在中国取得长足的进步，主要得益于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系统论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结合”这一理念：既重视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想，又吸收了西方科学发展所强调的还原论方法。因此，中国特色的系统理论形成了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两条指挥线。

在总结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系统管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针对有人存在的复杂系统，我提出了组织管理系统理论，其核心包括以下三个要点：第一，基于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的思想，提出“环境—结构—功能”的研究框架。在处理重大组织问题时，必须分析内外环境的变化，结合环境变化确定新的功能目标，才能优化和创新组织结构。第二，从整体出发，揭示组织管理系统运行中客观存在的五大核心属性：整体性、适应性、复杂性、发展性与联系性；归纳20个具有中国特色且可操作的管理职责，将它具体化，使理论更具实践性和可实施性。第三，组织管理系统理论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第一个结合”是与实践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将系统观念引入中国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系统观念不仅是组织管理活动中的基础性思想，更是一种高效的工作方法。在建设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系统观念的应用已然贯穿始终，或显或隐地指导着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在实际的组织管理实践中，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系统观念，将整体论与还原论有机结合，采用辩证统一的方法，准确把握组织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这种全面的认知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完整、动态和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正如刚才李道新老师的介绍中所展示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建设已经在全面、系统的组织下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这个体系正在朝着更加科学、完善的方向发展。我们也期待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也为世界电影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饶曙光：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是一个庞大且全面的系统性工程。

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有三个黄金时代，分别为20世纪的30年代、80年代和现在。与20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随着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当下不是属于名家大将、杰出个人的时代，而是属于“大家”共同的时代，依靠集体智慧的力量，学术成果可能已经超越20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了。

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需要集体的力量。目前，电影批评界非常活跃，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电影共同体美学、电影伦理学、国家理论等理论都在建构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谈论中国电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但这些都需要知识体系工程作为基础，而过去我们对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缺少足够的认知与关注。忽视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可能会导致其他体系的研究难以相互对话或深入，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对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来说，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电影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涉及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研究，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也特别希望有更多工科和理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和思维与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激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发展。

对于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的系统工程以及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我有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是客观性，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客观对待，所有的数据都要真实、可靠且客观，不能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如此我们才能确保基于这些数据所做的研究和结论是准确、公正且有洞察力的。保持数据的客观性、自主性和真实性，对于构建一个可靠、有价值且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至关重要。

第二是开放性，尽管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是自主的知识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在封闭环境中产生的，也不是单从中国传统美学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与外界交流而形成的。我们需要警惕单纯地回到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文化思维、传统知识体系中去阐释电影，因为中国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对西方文化与知识体系的融通。在当下的开放环境中，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应具有更好的开放性，使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在碰撞中对话，形成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新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跃升。

第三是人文性，因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算法都是没有感情、温度与人文关怀的，但是我们使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人，要有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背景下，电影从形态、制作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改变，电影或许正在重新诞生，其中，很多相关的基础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所以我们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文创造上。从学术研究上来讲，我们的知识成果应更具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让其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在那些重复性、机械性的劳动被替代之后，我们需提升作品的创意力与表现力，以发扬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完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电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中国电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跃升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与持续繁荣；而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与持续繁荣，最终还是为了实现社会进步，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第四是融通性，中国电影的制度体系、整体发展与中国电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需要在学科交织、东西碰撞中沟通、交流、互动、包容。同时，人工智能已经颠覆了传统知识体系、电影美学等方面的认知，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融通来达成新的平衡，既能融通过去所有的知识成果，又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与人工智能等科技实现更有效的对话，建立人机共同体。只有在融通性的思维中才能达成跨学科、跨文化与跨技术的对话与整合，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创造，打造新的理想彼岸。当然，这都需要来自各界的“大家”共同努力。

丁亚平：我认为，围绕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以及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所展开的对话有三种基本品质：第一是原创性，这种原创性立足于中国电影、电影历史、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及其学术转型；第二是历史性，“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所具有的历史性是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性；第三是前瞻性，在当下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宏大的技术脉络中，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及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为电影学术寻求新的定位，昭示着电影学术的转型，与此同时，将数字技术与人文观念相结合，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前瞻性，是非常富有远见的，是面向未来的。对这些品质的坚守于电影学界及业界的引领意义重大。

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是极其庞大、复杂、充满各种叠加与交织的工程。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应是始终开放的动态系统，作为研究者，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张开双手、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保持相对审慎的态度，有意识地带着距离感去观察、思考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及相关的前瞻命题，以保证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有效且持久发展。

吴冠平：从中国电影的学术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有两个指向性始终在中国电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占主导位置。第一个指向性是“电影为什么人”。无论是电影经济效益也好，还是电影社会效益也罢，亦或人民电影、娱乐电影、商业电影、国家主流商业电影……所有这些概念的本质都是在塑造接受者特定意识形态效果的认知。基于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指向性，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以及艺术社会学成为了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中基础性的知识集群。随着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统领知识分类与阐释的局面。于艺术创作而言，还形成了一套艺术知识的集群，包括典型论、反映论、现实主义论等。在不同时代和历史阶段，这一指向清晰的电影知识模块是电影教化功能认知的核心资源。第二个指向性是作为依赖现代机器制造与生产的电影产品，如何从表象同感到精神共情来进行民族化表达。与“电影为什么人”的社会政治色彩不同，这一向度的知识集合有更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是电影文化功能认知的核心资源。中国儒释道传统思想、琴棋书画的艺术经验、小说戏曲曲艺的民间文化等，都构成了这一指向知识体系的模块。这种跨媒介材料、破历史边界、借乡野大众的知识集成，试图在“观”和“想”的维度上，建构中国电影思维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发展观”在历史认知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即民族电影的文化资源从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有一条连续且持续产生影响的演进线，它不仅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不同于西方电影的艺术效果，同时也为理解现实与历史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合法性的文化阐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继承与扬弃……)。

观察近20年的科技进步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要素所呈现出的新形态，传统电影知识在逐渐退化为一种档案性的历史叙事时，失却了对现实对象的说服力与可靠性。重审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包含这两个指向性的知识体系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再思考。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降高科技社会的知识状况时(他用“后现代”描述这一状况)，提出了“知识能力”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新科技改变了传统的知识供应者与使用者的关系，知识不再仅仅是一套定义性的指称陈述，还包括了“如何操作技术”“如何生存”“如何理解”等观念的能力。知识形成与一系列能力建立的标准相呼应。

前述传统指向性的电影知识体系，无论是教化功能认知还是文化功能认知，都旨在塑造对社会规范性的认知(思想规范性、行为规范性)，是在对社会功能一元化构想之上，并以宏大叙事为原动力(英雄伟人、苦难辉煌、终极崇高……)，希冀形成意识形态共识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能力与胶片影像从技术到观念的标准相关联，与物质实存的世界观标准相关联。

而从互联网到移动网络，从数字合成到人工智能，科技手段改变了物质实存世界的规则(时空规则、虚实规则)，数字影像也颠覆了胶片影像的技术逻辑和思维逻辑。虽然对社会规范性的认知依然是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但它已然无法只是一套形而上的制度，客观上已成为附丽于技术操作与技术实现之上的功能化程序。这套程序包括技术操作知识、技术生存知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形而上思考。如何建立起与这套程序相适应的知识能力，是“转化”与“发展”的题中之义。即如何在新的技术操作、新的社会生存状况、新的媒介观念以及新知识人群中形成新的知识叙事(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在我看来是尝试一种建立在技术生存基础上的新的知识框架。虽然CCKS指向的是历史知识的集合与分类，带有某种传统知识规范性的叙事导向。但CCKS的技术性内隐着某种超越单纯人类思维的认知可能，正如讨论诗歌影像、劣质影像时，我们认为机器具备了某种“思考”能力，生产出超出人类预设的影像。这种技术化生存的能力提供了多维的、可选择性的知识观照视角，使我们可以摆脱传统指向性认知的束缚，而深入历史现场中的人物、事件及实物的细节，去发现些新的知识。

陈刚：我想从三个方面分享一下我对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认识。第一是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建构核心是本土化与主体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电影理论或者叫现代电影理论席卷而来，我们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是李陀先生提出的“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面对电影创作更加追求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我们自己却没有理论可以解释或者支撑，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学界第一次拥抱了西方现代电影理论，而这个拥抱是滞后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弥补之前的理论空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建设目标是为了呼应电影本体语言再次转型。

然而，我们在不断引介和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却发现中国本土理论的缺失问题。如何在中西方理论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本土化和主体性的核心问题。从乾嘉学派开始，中国人治学的方式是将所有历史材料都摆在面前，让历史的脉络、规律与其中的关联性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习惯于不断重读经典，然后注解，再将我们研究的理念融入对于经典不断的重读当中，这是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因此，中国的学术研究并不具备建构理论的传统，而材料和注释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中国学术研究的切入方式。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我们应该在继承乾嘉学派治学传统的同时，找到与西方理论和文化社会思潮之间能够形成真正对话的中层理论，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应该是我们构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最核心的战略目标。

第二是寻求构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路径，其中的核心是要回答“电影是什么”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引入，电影研究与电影本体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大家都迷恋于文本的阐释和符号的读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虚拟影像充斥下的电影已经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也不再是“现实的渐进线”，那么当下的电影究竟是什么呢？由此电影研究又回归到本体问题，可以说每一次科技革命对电影创作生产流程和工业体系都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过去从苏联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照搬来的“表、导、演、摄、录、美”的电影职业分类及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未来电影教育和学科的发展。除了艺术创作思维，未来的电影从业者还需要具备系统思维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才可以完成电影创作。因此，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从历史维度放眼未来，其构建路径一定不能忽视对电影本体的变革。比如，当我们谈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会想到他们“扛着摄影机到大街上去”拍摄所谓“真实影像”，说到法国新浪潮，我们就会想到戈达尔的“跳切”，这些都是在关注电影本体，并且从本体走向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尝试与探索。我们应该超越理论的演绎，将电影本体作为思考路径去建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

第三是数字人文视野下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构建，这个问题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紧密关联。在数字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CCKS平台集合开源、众包、群智、分享为一体的功能，所有人都可以在平台上上传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电影学者与电影爱好者的界限被打破，知识体系的构建工作不再专属于学术精英，而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从而逐步建立起一种信息开放、交互、合作的电影研究模式。所以，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平台体系贡献数据，形成更大的结构化数据集，从而完成横向和纵向的数据对比，比较出整体和个体的趋势、关系和变化。

李镇：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知识体系，连接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心血与智慧，它是学术传承与创新的媒介。每一个人的研究都是相关联的，我们都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使命；因此我们是一个主体，没有“他者”，都是“我”，这就是我理解的主体性。知识体系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不局限在狭窄的视野里面，要打破门派之别，要勇于探索跨学科的知识，这考验着我们的学术能力、学术视野和学术胸怀。当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时，经常会长时间钻入一个具体的课题之中，专注于一个题目，有的时候就会忘记，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要不断地去关注别人发现的新知识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启发。所以，我们学人的主体也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要互相关注、共享知识。并且，中国的学术传统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带感情的，子曰“道不远人”，意思是真理不能离开人之常情，在研究的道路上要用心去感受和实践。

当下是属于数字人文的时代。虽然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人提出让量化研究进入到社会学研究里，但是在当下数字技术爆发的阶段中，研究样态有很大飞跃，过去经年累月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一起完成。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就是由不同专业人才跨界合作的成果。知识体系可以团结不同专业、专长的人才去共同构建，所以是一个动态建构的开放过程，每个人都扮演着知识创造者和贡献者的角色，都要有主体意识，共同参与建构。

数字时代更需要我们思考人是什么。数字人文除了数字，还有人文。数字是冰冷的，但是人文是有温度的。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展现我们做研究的状态与情感，肩负着展现研究过程中真实状态与情感的重任。通过一份份手稿，我们得以看到每个影人的灵魂与情感，有的笔迹中流露出深沉的思考与纠结，有的则展现出才情横溢、笔画潇洒的风采。这些手稿就为冰冷的数据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相对于一般出版物，手稿是一种更可信的文献，尤其是影人的日记、书信、账目等，附带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个人信息，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意义。对于这类资料的研究，如果能借助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有更多重大发现。

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史料，就会发现我们过去对待史料的视野局限性。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大量史料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从尘封的档案中走出，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于世人眼前。但仍有很多未被数字化的资料正等待我们去发掘和探究。所以在“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这个项目下，我们会发现电影史中有待探索的空白越来越多，许多细节都可以继续展开，且无穷无尽，可以无限延展下去，这是个特别好的状态。正是如此，我们才真的走到研究对象的意识中去，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他者”，也是“主体”。编纂影人年谱的目的就是为了走进影人的生命里，这其中的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情感体验，有喜怒哀乐，还有很多遗憾。

影人年谱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为电影史的诸多线索的“联通”提供了基础，同时，它呈现出完整的生命史，让我们对研究对象产生感性认识。2024年我把郑君里的研究工作又做了一些，首先重新写了两万多字的郑君里的年谱，以此作为基础撰写了《郑君里评传》。年谱的编撰为我带来了诸多新的发现，让我意识到郑君里的一生实际上经历了多次挫折，而每一次的成功都与这些挫折密切相连。但这些不易察觉的线索往往隐藏在郑君里与其他影人、文化界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之中，需要我们去细心捕捉。因此，学界应当致力于将现有的大数据库连通起来，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当我们把这些看似零散的感性的线索连在一起的时候，谱主所处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然后会成为他，你会与研究对象合为一体，达到一种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这就是“主体性”。在这种状态下，研究对象不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与我们产生情感连接的“我”。

在数字化的时代里，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人文的温度。所以我们做研究不但要冷静，还要不断感动，并且要勇敢。

赵丽芳：“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着眼于拓展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语，是一项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重大工程。就这个话题我想表达三点想法。

第一，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秉持系统观念、开放理念。中国与中国电影是在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融互动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在不断学习、借鉴、引进，并进行本土化创新，其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是在持续“输入”的过程中加上中国本土化的实践发展、逐步建构起中国电影的美学特征，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基本景观。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顾过去中国电影百年以来的发展，在“输入”的过程中多以世界为方法，不论是前苏联电影学派、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好莱坞电影，都对中国电影和电影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今，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建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是对学科使命、发展责任、问题意识的再探索与再出发，既需要从以世界为方法转换为以中国为方法，重构或重塑中国电影的主体性，彰显中国电影的立场、价值和方法论，同时也应以更开放的心态，立足于世界的广阔视野与宏大格局之中，建立与世界更紧密的联系与交流，系统梳理中国电影百年发展的过程中，引进了什么？输出了什么？已有的建设基础是什么？已形成的风格与审美追求是什么？再出发面临的新问题与挑战又是什么？这个系统梳理应突出自主意识、对话意识、世界视野、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立足中国电影实际，总结中国电影经验，发展中国电影理论，它应该是一个同历史、当下、未来，还有与世界互动交流的对话过程。

第二，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和聚合协同正在重塑中国社会发展新逻辑。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的建设立足数字社会，基于交叉学科与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视野，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搭建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一项惠及学术共同体的公共工程与公益事业。在数字时代，中国电影从创作到研究都更需要数字人文视野，数字技术和数字方法的运用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质生产力，必将超越传统的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期待这一平台具备更强的开源性、开放性与系统性，团结汇聚更多力量与资源，达成知识的共享与共建，惠及学界与业界。

第三，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构建之中，应珍视对民族影视的研究。中国民族电影题材丰富而多元，既是中国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叙事，也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视域下各民族关于发展、变迁、困惑的共有情感的社会叙事。新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电影创作，尤其以藏语电影为代表的作品已呈现出全新的视觉与叙事风格。这些作品不仅在文化、社会与历史层面表征着中国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视域下，成为中国与世界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影像。细致梳理中国民族影视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一以贯之的母题，如共同关注自然生态的“灾难”、记忆“家园”的迷失、文化身份的“寻找”等。这些故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具有引发国内外观众思想与情感共鸣的能力。正如万玛才旦所言：“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塔洛的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对很多外国人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很抽象，但中国的民族故事恰恰是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注脚。对民族影视的深入研究可以丰富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并扩大中国电影在全球的影响力。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在民族影视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丰富资源。一方面，我们有一支跨学科的师资队伍，多年来专注于民族影视、影视人类学、非遗影像的研究与创作；另一方面，学校在民族文化、民族语言、跨境语言等领域拥有一流的研究团队和资源丰富的数据库，为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可以在国际影视传播、译介与海外市场、用户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也非常希望在这些领域能与学界、业界同行合作开展研究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