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新 | “两个结合”指导下文艺美学的“出发”与“再出发”

“两个结合”指导下

文艺美学的“出发”与“再出发”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9期

李永新

一

“文艺美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文艺美学理论的建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与学科史意义。“文艺美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新学科，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的独特贡献。”从20世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德国接受美学等都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重要理论。与此相比，“中国学者贡献了‘文艺美学’”。虽然李长之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文艺美学”概念与王梦鸥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文艺美学》，都对文艺美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胡经之在1980年前后提出的“文艺美学”才真正较为深入地廓清了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等问题。“文艺美学是新时期以来在我国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中国学者在文艺研究领域里的独特理论贡献，为文艺学、美学的民族化、中国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文艺美学凭借其良好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学科内的显学。”“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既是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束缚的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冲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与现实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是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学者对于学术民族化的自觉追求。”文艺美学之所以在1980年前后应“时”而生，主要是因为胡经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发掘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发挥其直面艺术实践与审美经验的独特性，在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中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美学体系。

△曾繁仁主编《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

胡经之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建构了文艺美学，这与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美学问题有直接关系。他在进入大学之前曾经读过杨晦的《文艺与社会》、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1954年参加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研究班，亲历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并协助周扬在北大办美学讲座，还参加过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胡经之在1963年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受到马克思提出的“美的规律”的影响。“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动物的生产活动与人的生产活动存在本质差异，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当然，胡经之在分析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强调人在生产劳动中存在着物的尺度、人的尺度与心的尺度的三重标准，形成了对真、善、美的三种境界的追求。“马克思在此时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物质劳动，但我受到启示，物质生产都要按美的规律来进行，那么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人我生产)当然更要按美的规律来开展了。艺术生产是精神生产中的最精致的一种，不正要更重视美的规律吗？于是，我的学术志趣就把焦点聚集到探索文学艺术是怎样按美的规律来创造的。”胡经之意识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确立的基础。文艺美学应该根据李泽厚、朱光潜与蔡仪对“美的规律”的分析，通过实践论把认识论与反映论结合起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艺美学学科在思维模式上是崭新的。”

此外，文艺美学努力赓续中国古典美学传统，遵循其重视从审美经验层面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审美规律的基本思路，着力探索文学艺术之美的独特性。“我国的美学前辈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的美学，开创了美学研究的新道路，他们要从美学上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到了我们这一辈，虽然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但是，还应尽可能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在准备写作《文艺美学》的过程中，又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艺思想资料，琢磨如何吸收其中的精华，作一些新的阐释。”“我猜测，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学者中在大陆时可能受过老一辈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等人的影响，而我们这辈人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而中断了自己过去的美学传统，一叹！”胡经之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艺学》中说明了他写作《文艺美学》的缘起，回顾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这部著作时的一些具体想法。他提出“文艺美学”的基本目标是接续朱光潜等开启的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传统，因为这一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够回到中国古典美学，积极吸收其着力总结具体审美经验的理论内核，又在从事现代美学研究中努力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使现代美学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周来祥在论述美学学科的发展时也指出，文艺美学虽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在美学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西方的美学从属于哲学，文艺美学就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国美学多出于诗人和艺术家之手，文艺美学思想就更占有着极其突出的地位。”中国美学除了是一种重视审美经验的美学，还对不同艺术门类的审美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

△胡经之、李健著《中国古典文艺学》

当然，在胡经之、周来祥等对“文艺美学”作出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以后，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话语也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争议。王德胜在《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文艺美学”在被应时而生地倡导时就把一般美学与文艺学作为其学科确立的前提，但是一般美学与文艺学的独特性问题仍然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必然带来根本无法厘清文艺美学与一般美学、文艺学之间关系的难题。“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悖论：如果说，建构‘文艺美学’是为了克服一般美学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够成立的前提，实际又要求后者彻底放弃对于文艺审美特性的具体深入；这显然与提出‘文艺美学’学科建构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说，‘文艺美学’有助于我们在强化文艺的审美本位基础上，真正发现人类艺术实践的本体特性，那么，把对文艺特殊审美规律的研究从文艺学中抽取出来，最终其实又更加孤立了文艺理论，并且也无益于我们真正理清文艺与特定社会政治的关系。”王德胜除了具体指明文艺美学、一般美学、文艺学之间存在的逻辑不清、边界模糊的问题，还根据胡经之、周来祥与杜书瀛的著作较为细致地梳理了文艺美学理论建构所面临的困境：文艺美学要么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一般美学对具体文艺作品的分析，要么无法避免地沿袭了文艺学中经常出现的“作者—作品—读者”的理论架构。在此基础上，王德胜更重视文艺美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认为文艺美学既然存在不确定的研究对象，那么就以中国现代美学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法为确定对象，把多元、开放的方法论当作其基本理论形态。

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来看，文艺美学的“再出发”既要延续其“出发”时的基本理论旨归，又要在新的理论起点上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中国古典美学的进一步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和要求，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在思想内涵层面构成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结合”的丰富和发展。随着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成果的提出，文艺美学为适应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需要，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美学虽然是一门从海外传入的学科，但是经过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已经开始与中国文化和现实相结合。在“两个结合”精神的指引下，文艺美学在深入反思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努力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性，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探索新的路径。

二

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现代转换，是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的重要初衷之一，也是在美学研究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文艺美学的思想方式、话语方式和知识范型基础上的。在特定时代的特定要求和呼唤中，文艺美学以学科建制的形式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研究范式，这一‘时代性’特征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其文化思想意义只有在‘时代性’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彰显出来。”胡经之等之所以提出文艺美学并努力推动其发展，显然主要得益于他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1979年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时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作指导，并把它作为根本方法，同时批判地吸取国外(既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学理论成果，作为具体方法去加以借鉴，从而，一方面去总结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一方面概括现代文学实践的经验，建设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虽然胡经之、周来祥等提出的文艺美学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较好地勘定文艺美学、一般美学、文艺学、艺术理论之间的具体边界，如何合理地确定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等，但是胡经之等都强调文艺美学主要研究文学艺术的特殊审美规律，认为它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积极分析文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态势、地位与作用等，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现实，站在新的理论立场上努力诠释和重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富有生命力的美学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看，文艺美学的提出，凸显了胡经之等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理解，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建立在马克思提出的科学实践论的基础上的。胡经之指出，传统的反映论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因忽视主体基于能动性而形成的自我意识，最终演化为直观反映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奠基于实践论，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意识如何从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是能动的反映论。能动反映论把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纳入了反映对象之内，发展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进而又形成了关系意识，不仅反映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而且还反映了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互动关系。人类之所以要开展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要创造价值，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念。这一理论一方面凸显了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的重要意义，指明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既涉及到主体的能动作用，又把物质性的对象作为其客体；另一方面又从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除了强调意识起源于由物质活动与社会关系构成的现实生活，也指明意识是通过语言及与其相关制度等物质形式而存在的。“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在马克思那里又是内在地统一着的，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艺术掌握是在感性物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它反映的内容又是社会实践、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感性现实。”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文艺美学，明确揭示出文学艺术具有能动介入现实生活的开放性特点。

△胡经之述作《亲历美学风云》朱海坤整理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作为基本理论范式的文艺美学，在把审美视为精神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努力摆脱传统美学研究偏重于分析美的本质等问题所带来的弊端，积极关注现实的发展与需要，对各种新兴文化现象作出积极回应。“文艺美学产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其理论的动力。”文艺美学虽然是胡经之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重要美学理论，但是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来看也明显受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的影响。胡经之在2021年回忆文艺美学的提出时指出：“我先说一下我开设文艺美学这门课程的直接缘起。那要感谢时代所赐，正是改革开放之风涌起，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为了给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1979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安排课程，胡经之“在看过台湾学者王梦鸥的《文艺美学》一书后，受此启发，就想开一门新课，把文学的美学研究，扩大到其他艺术，把文学和其他艺术放在一起，做美学探索，研究艺术美的创造规律”。他的这一理论构想，先后受到朱光潜、王朝闻的支持，并在1980年6月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也得到了国内美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胡经之在建构文艺美学理论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基本问题，对其展开分析后再回到具体。“文艺美学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艺术，必须把审美体验、艺术感悟和理性分析、理论概括结合起来。从艺术现象的感性具体——知性抽象——理性具体的提升过程中，时常要唤起艺术现象的‘表象’，最后作出整体把握。”当然，这一方法除了受到马克思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影响，还受到中国古典美学重视审美经验的理论传统的影响。

虽然20世纪90年代学界因中国传统审美话语与现代审美话语的断裂而提出的“失语症”观点引发了很大争议，但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问题是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持续关注的问题。与西方哲学美学存在明显差异的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存在大量文艺美学论述，这既是对先秦以来的文艺创作、文艺鉴赏与各种审美活动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独特审美心理结构。“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与宗白华提出的整理中国古典美学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的观点相似的是，胡经之在20世纪50年代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如何合理地面对中国古典美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困惑。他在1959年曾就这一问题向周扬请教：“我这几年埋在古书堆里，而现实又是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像我这种状况，应向哪里发展？周扬当时就对我说，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定需要吸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精华，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正是为了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不矛盾，只不过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最后，我大胆地问他：马克思说古希腊艺术和史诗还能继续给予我们艺术享受，最大困难是要在理论上如何说清楚它。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来解说我国古典文学为何至今仍有艺术魅力，不知行不行？周扬颇感兴趣地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古典文学艺术那么丰富，如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说明古典文学艺术为什么至今还有艺术魅力，这对美学、文艺理论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胡经之的这一理论困惑可以被视为他后来提出文艺美学的重要原因。当然，从文艺美学的发展来看，这一理论困惑也对进一步廓清文艺美学的内涵以及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定位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的审美经验”的观点受到广泛认可。“由于文艺美学学科的对象是艺术的审美经验，这就决定了它必定运用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从而也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转移到即时性的鉴赏文本。审美过程也由客体转向了主体构成性。这实际上是引用了欧陆审美经验现象学，特别是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当然，在我看来，我们在运用审美经验现象学时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为指导，将审美经验美学建立在唯物实践论的基础上。”这一从实践存在论角度推动文艺美学研究的思路，一方面较好地把握了20世纪西方美学与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所经历的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着力从审美经验角度深入分析文学艺术的独特审美规律；另一方面也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通过激活中国古典美学的内在活力，努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审美经验作为人类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借助语言符号传达其具体内容的过程中也展现着人类在情感、趣味等层面对人生存在的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此，文艺美学的“出发”，彰显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和真理精神。

三

其实，胡经之五十多年前的理论困惑也是导致文艺美学“再出发”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一困惑也说明需要对如何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美学理论展开持续思考。为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应的文化理论、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理论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与时代价值提供了重要指引，也有力回答了如何建构与现代性范式相应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问题。从20世纪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存在两种基本的学术研究范式。一是以传统朴学为基础的历史考辨研究范式。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理论阐释研究范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能接纳与融合各种挑战的智慧体系和富于想象力的构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上述两种范式的对立及其造成的窘境，也许可以设想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新的学术研究范式。譬如，可以设想建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意义为本体，以交往对话理性为基础，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新的研究范式。从实质上看，历史考辨研究范式是在寻求客观历史事实的必然性意义，而理论阐释研究范式则在寻求历史事实背后所隐藏的可能性意义，这两种范式所追求的其实在意义世界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基于历史考辨研究范式与理论阐释研究范式，文艺美学研究在充分吸收马克思的语言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深入到文学艺术的物性媒介层面，通过对不同艺术的跨媒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探索超越具体艺术作品与艺术门类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将文学艺术视为表意实践活动，从汉语的民族特性的角度揭示文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进一步推动“汉语文学”“汉语诗学”“汉语美学”等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要把握语言作为物质性媒介的本体存在，展示出人与世界之间的交融与互动。胡经之最初“自下而上”地探索艺术的统一性，根据时空关系、表现和再现原则把握不同艺术类型的存在形态，但是这也导致了“将文艺美学研究固化或以封闭的框架视之”的难题。胡经之为了概括艺术的统一性，在《文艺美学》中分析艺术形态的审美特性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艺术文化。“艺术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三文化，文学艺术的多种多样种类，自成体系，构成艺术文化系统。在这艺术文化系统中，每一种类的艺术样式，其精神内容因素和物质形式因素所占的比重不同以及结合方式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序列，因而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一样。”这一分析把艺术形态及其审美特征当作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从艺术(物质)形式与艺术(精神)内容两个方面界定艺术文化，强调艺术由书法、建筑、绘画、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七个门类构成。艺术文化这一概念虽然有利于使文艺美学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也充分体现了黑格尔提出的形式与内容关系理论的形而上学特点。随着媒介与跨媒介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文艺美学从后形而上学本体论角度分析文艺媒介的存在形态，打破传统的主客对立关系。“媒介性存在关系中处于媒介位置的此在、语言等的媒介性活动构成了存在的重要展开方式。在海氏的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结构中，作为人的此在尚处于中心地位。但以媒介存在关系视角观之，此在恰处于此‘世界’中不同存在者间的媒介位置，他的此在性或谋划、领会行为恰体现为媒介性活动，抑或说谋合、容纳、赋形和生产等媒介性活动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也正是在此在的媒介性活动中，存在得以在此在中展现开来。”

△胡经之著《文艺美学》

同时，语言的物性存在负载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意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有效沟通与交流。胡经之在《文艺美学》中也提到了艺术存在形态的本体论问题，强调时间与空间是艺术存在的形式，是艺术内容存在的外在现实。“时间和空间是艺术存在的本体论原则，艺术作品的这种时空存在方式是它的本体论状态，是它的现实存在的主要基础和条件，同时，也是它的直接的感性直观的面貌。我们认为，艺术不是物质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反映，现实的形象模式。”这一分析是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提出的，凸显了艺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胡经之在论述人的意识的生成时，也强调需要从实践活动出发分析人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人在审美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使知、情、意相互作用并呈现为审美意识与审美经验。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发展，马克思对语言与意识关系的论述，推动了从语言角度分析审美意识的表现与审美经验的传达等问题。“而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在作家、艺术家审美反映过程中之所以成为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和先决条件，就是因为它们不是由简单地模仿事物的关系、结构和形态而产生。它们作为长期以来创作实践经验和成果的总结，总是这样、那样地凝结着一个时代、民族、乃至人类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审美需求，因而也就为作家、艺术家组织和整理材料、并使生活素材向审美意象提升找到了一条卓有成效的途径。”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离不开语言这一中介。他们除了通过语言表达对现实的哲理思考，还通过审美情感的选择、审美意象的建构等创造性活动激发人的感情，引导观众在涤荡内心世界的同时实现对物质世界的改造。

从语言的实践性角度来看，文艺美学研究今后要深入到语言的表意实践层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挖掘中国古典美学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确切地说，我们所拥有的，是通过语言对于现实的一种把握；语言作为实践意识，既被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所渗透，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同时，由于这种把握是社会性的、持续的(不同于那些抽象的对立：‘人’对‘世界’，‘意识’对‘现实’，‘语言’对‘物质实在’等等)，所以它出现在能动的、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语言言说所来自的、所论及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体’与‘客体’(唯心主义和正统唯物主义的前提就是建立于其上的)这些抽象实体之间所遗失掉的中介性术语。”这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的关于语言的分析，较为准确地指明了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语言既与其他社会活动相似，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又借助形式化的物性符号把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在表述各种意识与经验的同时对社会关系进行表征并展示出社会的具体存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很多概念尽管历史悠久，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仍然能够指涉某种具体的美学现象或审美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原有的内涵，还根据时代与语境的发展扩展出新的意义。王一川在总结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感兴”与西方美学中的“修辞”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的语言实践论的观点提出中国文学具有“兴辞”的特点。“作为兴辞的文学，应当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符号实践的一种独特形式。汉语文学是一种兴辞，它的任务是在汉语这种符号组织中去创造性地建构人的独特而又具有可理解性的个体体验，从而帮助人认识世界与自我，沟通个体与社会，并转而微妙地影响社会。”

“兴辞论”文学观把语言艺术与个体感兴联系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将传统美学资源引入现代社会，形成对中国文学的独特性的有效阐释。这既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指明今后建构“汉语文学”“汉语诗学”以及“汉语美学”等理论具有十分迫切的时代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汉语文学”逐步受到重视，这类研究通过把汉语与西方语言作对比指出，与西方语言以动词为中心的组织形态相比，汉语以句读段的散点铺排为主要特点，通过短语的连贯铺排营造出一种形断而神不断的动态节奏感。“汉语在印欧语突出地发展一种精密的逻辑功能的时候，它主要是把精力放在一种能指的营造上，即在单音节词根语的基础上(这个条件印欧语是没有的)，非常注重对称与对偶，注重声调的抑扬起伏，因此如果说印欧语是一种适宜于认识对象与描述对象的理性语言，那么汉语则主要是一种简练、含蓄、非常优美、韵味十足的艺术语言，它非常适宜于表达人们的感觉、体验与情感，包括那种非常朦胧隐蔽的感觉、体验与情感，汉语长于暗示、隐喻，旁敲侧击又留有余地，在这个方面，它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是非常有特点的。”汉语的突出特点是简短、流散和意合，这也是导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欠发达、诗歌等抒情文学以媒介为本体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类“汉语诗性”“汉语文学”探讨的基础上，“汉语诗学”所面临的“普遍知识”幻象难题也被揭示出来：它一方面以源自西方的现代知识为“普遍知识”；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中国知识的独特性。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中国古典美学必然希望被转换为现代的“普遍知识”。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西方视为他者，文艺美学能够更好地完成汉语美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