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 | 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的贯通枢纽

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美学与

中华传统美学的贯通枢纽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9期

宋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美学也同样是一种具有鲜明实践品格的美学。在此，“实践”成为连接并融会贯通“中西马美学”的核心范畴、关键枢纽和契合结点。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实践”而不是其他的范畴，成为连接并融通“中西马美学”的关键核心范畴；尤其是，“实践”如何能够成为连接并融通“中西马美学”的关键核心范畴？这一点，显然与中华传统文化及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实践品行息息相关、脉动相通。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审美实践中国经验的凝练与总结，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显然，这一美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不断融合、积淀与结晶的产物。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在此，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各自具有何种意义上的实践品格，这种理论品格的内在亲缘性以及差异性究竟在哪里？探寻两种审美文化思想之间的契合性与融通性，对于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汇通融合如何可能的时代命题，对于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审美文化新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价值。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同时特别阐明了“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更为详尽地概括了“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基础、方法路径、价值取向与生成目标，他指出：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里，首要强调的两点是：“‘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以及“‘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彼此契合”所重点阐述的是“第二个结合”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作为现代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古代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能够结合？简要地说，也就是一种“现代理论思想”与一种“古代文化精神”相互结合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互相成就”则重点指出的是“第二个结合”的努力方向及结果目标，即如何在超越时空阈限的对话、交流与融通中，“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或“新的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原则方法与宗旨内涵的高度凝练、概括与总结。如果说，“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是从“实践的向度”来凝练、概括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方法；那么，“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侧重于从“文化的向度”来凝练、概括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宗旨内涵。作为人对世界的精神掌握方式，艺术审美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审美之维”构成“文化向度”最为重要的维度。或者说，“审美之维”内蕴于“文化向度”之中，构成文化的精神内蕴与深层结构。这一点，无论是将“文化”理解为广义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还是狭义上的一种“精神文化”，无疑都是适用的。因而，从艺术审美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相结合”这一重要的艺术审美文化命题。从此意义上说，艺术审美维度是我们领会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同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也同样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高度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进程中得以不断地融合、积淀和确证。然而，在确证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同时，需要我们认识到这毕竟是两种不同文化来源的理论的高度契合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虽然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他们毕竟是来源于不同文化思想资源、生成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体系。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美学是生成于西方文化思想内部并对其反叛的一种现代美学思想体系，而中华传统美学则是生成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语境中的一种古典美学思想体系。前者属于现代思想，而后者属于古典文化，这无疑也就向人们提出了两者相互融合的前提基础和关键枢纽是什么？即一种现代美学思想与一种古典美学精神相互汇通融合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要把两种美学思想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西方与中国、现代与古典如何有机融合这一前提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汇通融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通过“两个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论述，为我们解决不同文化来源的思想有机融合的难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对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有机融合来说，“结合”并非“拼合”或“接合”，并非两种文化思想观念体系的简单相加或“物理反应”，而应该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就需要我们找到能够相互结合的亲和点或契合点，在相互融通、相互成就中实现“化学反应”意义上的有机融合，以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由此可见，“契合与融通”是我们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所在。从此意义上说，只有真正把握和理解“契合与融通”这两个关键概念，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领会“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基础、方法路径、价值取向与生成目标。

“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哲学变革，不仅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理论哲学，开启了现代哲学的革命，也为古老的东方世界带来了现代哲学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成为联结中西马哲学的理论纽带或理论结点。”在我们看来，实践哲学和实践智慧是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有机融合的核心范畴、关键枢纽和契合结点。在此，我们从艺术审美视域出发，以实践哲学和实践智慧为核心枢纽，探寻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有机融合的前提基础、方法路径、价值取向与生成目标。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关于实践的哲学研究。他将人类智慧区分为理论智慧(sophia)与实践智慧(phronesis)，初步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智慧的对象是认知，是一种与理性逻辑思辨紧密相关的“理智”或“真知”；实践智慧的对象是行为，是一种与实践行为活动紧密相关的“明智”或“良知”。因此，理论智慧关乎事物之真，属于知识之学；实践智慧关乎行为之善，属于道德之学。显然，与理论智慧不同，实践智慧是一种内在于实践行为过程中的智慧，或者说，实践智慧是从实践行为经验中凝练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类智慧形态。

马克思将亚里士多德视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从西方哲学传统源流看，马克思恢复并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注重“实践智慧”的古希腊哲学传统。虽然亚里士多德在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之间作出了区分，但却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最终主旨是二者的统一，是人的完成和全面发展。这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同时又克服了实践与制作二元化的弊端”，从而开创了最具“实践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是一种“实践智慧”的哲学。换言之，只有从“实践智慧”的维度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可能真正切近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意义。

从实践哲学的视域看，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思想体系实质上都不过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积淀、凝练、归纳、概括与总结。人类知识生产需要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逻辑、从体验到概念、从操作到知识的过程，亦即人类实践经验不断积淀、凝练、归纳、概括与总结的过程。按照进步主义逻辑来理解，这是一个人类智慧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我们常说的从感觉上升到概念、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经验上升到先验等表述，都可以说是这种思想观念的表达。大致上说，这一历程的描述和总结并没有错，也基本上符合人类知识增长的发展历程或规律。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这一思维进步或知识生产过程中采取了以理论先在性替代实践先在性的理论原则，越来越远离了原初的实践并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最终导致“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使之成为“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源出于实践经验的理论引向了神秘主义，演变为一种以知识论、逻辑论、认识论立场为主导的理性形而上学，最终变异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古怪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理论学说。

长期以来，人们多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和阐释“实践”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符合认识论”意义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以弥合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对立分裂。在我们看来，从认识论立场上来理解实践，确实具有突破主客二分认识论难题的理论意义，但这种理解依然站在认识论、知识论或意识哲学、理性哲学的立场上，这就遮蔽了马克思实践哲学革命的生存论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哲学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其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改造人及其世界的问题。因此，实践的人与人的实践——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实践活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与核心议题。简言之，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是整体范式转换，其开创性意义在于从认识论范式转换为实践生存论范式，其核心议题不再是“认识如何可能”，而是“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由此彰显出回归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人本身的“实践哲学”的宗旨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创立之前，西方美学始终将“美的认识如何可能”作为美学探寻的主要命题，由此形成“认识论美学”范式。认识活动主要是一种理性认知活动，因此我们说认识论哲学主要是一种意识哲学、概念哲学、逻辑哲学、抽象哲学、思辨哲学、理性哲学，即我们所说的理性形而上学。这种“认识论美学”把揭示或认识美的本质作为核心的理论任务，试图寻找美的概念和定义，其实质是一种脱离艺术审美实践经验的抽象形而上学美学。当年尼采在批评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时曾指出：“我想强调的只是，和所有哲学家一样，康德也不是从艺术家(创作者)的经验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而只是从‘观看者’出发思索艺术和美，同时不知不觉把‘观看者’本身安放到‘美’的概念中去了。可是，谈美的哲学家们哪怕至少对这个‘观看者’有足够的认识也好啊！——也就是说，认识到他是一种伟大的个人的事实和经验，是美的领域里一份充足的最本真、最强健的体验、欲望、惊奇、迷狂！但恐怕事情总是相反：于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立刻从这些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些定义，其中，正如康德对美所下的著名定义中，缺乏较为精细的自身经验，这里包藏着一个很大的基本错误。”尼采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以认识论美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美学的批判。在尼采看来，康德美学的最大错误就是审美经验、审美体验的丧失，这可以说是击中了西方传统认识论美学的要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尼采开始，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美学进入了终结阶段。

通过尼采，我们不难看到，西方传统认识论美学始终致力于在主观与客观的对峙分离中抽象地探究和理解美的本体或本质问题，美学因此成为越来越远离感性的现实的人的哲学学科，成为理性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抽象化概念化的“见物不见人”美学，从而忽视或遗忘了“美的创造如何可能”和“人的自由解放如何可能”的艺术审美命题，丧失了美学理论所应该具有的感性现实的实践品格。

从哲学范式革命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所创构的实践美学的哲学革命意义，正在于其以全新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颠覆瓦解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美学和主客二分认识论美学，开启了一种实践论美学的崭新范式。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美学和主客二分认识论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建立在实践论哲学基础之上的实践论美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未能把美学研究放在人类感性实践的基础上，未能把美的研究和人及其生存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导致美学这一人文科学的“皇后”始终屈居于理性形而上学门下，沦落为缺少感性魅力的“灰姑娘”。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哲学和美学曾经“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那么，在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分离中，在理性形而上学对人及其实践的漠视或遗忘中，“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这就是说，一旦将认识论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等同于哲学的全部或全部的哲学，哲学以及美学势必就会异化为马克思所批判的“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充分体现其“实践智慧”的美学思想理论体系。从哲学范式上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变革就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谈艺术审美问题。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美”“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感性实践与异化克服”“审美自由与人类解放”等光辉思想，照亮了实践美学研究的道路，开创了现代艺术哲学的崭新纪元，为实践创造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人类之谜、历史之谜与审美之谜的解答提供了金钥匙。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创立诞生是人类美学思想史上一次辉煌而壮丽的日出。

显然，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实践品格”时，或者，当我们指认“实践”是连接并融会贯通“中西马美学”的核心范畴、关键枢纽和契合结点时，一方面表明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构成两者结合的前提基础；但另一方面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来源的文化思想。这无疑意味着，这是一种建立在差异性前提下的契合融通。实际上，完全相同相通的文化是无需融合的，而完全相异相悖的文化也是难以调和的，正是在既可以相互契合又具有差异的前提下，化合融合才能够得以进行，才能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长期以来，在知识论主导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影响下，“理论智慧”成为知识合理合法性的标准规范，而“实践智慧”却始终处于被遮蔽或被遗忘的状态，游走于科学知识的边缘地带。按照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分来理解中西方的哲学智慧，西方文化思想主要是一种以理论智慧为主的哲学智慧，而中国文化思想则主要是一种以实践智慧为主的哲学智慧。在西方哲学史上，较早发现并赞誉中国实践智慧的是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他指出：“在实践哲学方面，他们确实比我们更有成就。这指的是道德学与政治学的规律。其实，要描述中国人的律则，与世上其他人相比，是多么善美地导引人走向太平与社会的安定，实是不容易的事。”此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代表性哲学家沃尔夫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的演讲。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该演讲引发了德国启蒙主义思想运动一场激烈的论争，成为著名的启蒙运动的哲学事件，并对后来鲍姆嘉通的《美学》以及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和《实践理性批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看来，西方以科学理论知识见长，而中国以道德实践哲学见长。西方哲学界一直把沃尔夫《中国人的实践哲学》演讲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这一演讲是现代哲学“实践论转向”得以发端的标志性事件。

正如莱布尼茨所说，中国实践智慧不以西方科学理论知识见长，它是一种生存性、经验性、实用性、伦常性、辩证性的智慧形态。从智慧形态上看，实践智慧介乎于理论知识与实践行为之间，也就是说，它并非是实践行为本身，而是内在于实践行为并从中凝练总结的智慧；同时，它也并非是分离于实践的理论知识，而是实践行为中的“智力”“智能”“智慧”。从现象学视域看，实践智慧属于前科学状态的智慧，它保存着“实践与理论”未经理性知识分离的“原智慧”或“前知识”状态，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古老、更为原初、也更为本真的人类智慧形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原初本真的“前科学”“前逻辑”或“前知识”的实践智慧，由于较少受到形而上学知识论的污染或遮蔽，始终保存着人类智慧的原初本真状态——体现为一种生命智慧、道德智慧、审美智慧。

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的原初含义也是“行”，“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文解字》)道即是行，行即是道，道行不二，一体道行，正所谓“道行之而成”。因而，无论是道家的“道论”，还是儒家的“道学”，其实质都是一种关乎“行道”或“道行”的学问，即“知行合一”的学问。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将中国哲学概括为“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不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等六个方面，其中把“合知行”放在首要的位置。张岱年在阐述“合知行”时说：“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是，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之，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要言之，作为实践经验的凝练总结，中国古代先哲的实践智慧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智慧。从此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哲学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智慧，中国古代美学实质上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美学智慧。

从实践智慧的角度看，中国美学是一种现世人生的美学。中国哲学和美学始终强调“知行合一”，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延续、积淀和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美学，因而并未形成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论传统。

首先，从“道”之本体论意义上看，中国美学是一种道不远人的现世人生美学。广义地说，中西方美学都需要探寻“美之道”即“美的本体”的问题。但是，西方美学将美的本体归结为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世界，而中国美学则始终强调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中国实践智慧传统积淀深厚久远，儒家主张的“道不远人”，道家主张的“道在屎溺，道在稊稗，道在瓦砾”，以及禅宗主张的“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等，无不表明任何大道规律运行都离不开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李泽厚曾将中国实践智慧概括为“实用理性”。在他看来，实用理性是区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关键。中国的实用理性精神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务实态度，而没有将其变为抽象的思辨逻辑。因此，中国文化思想的超越性没有导向西方意义上的彼岸世界的超越，而是始终不离日常生活。这种不离日常生活的超越往往采取艺术审美的方式，这同时也成就了中国美学的日常生活性特征。中国美学充满着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智慧，致使中国美学始终诉诸于百姓日常生活实践经验，从而很少注重西方美学所致力于探寻的抽象的“美的本质和规律”。在中国实践智慧看来，道不远人，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事物的道或本质就在日常实践经验之中。因此，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是一种以现世生活为表现对象、充满生活趣味和情调的现世人生美学。

其次，从“心”之审美经验上看，中国美学是一种澄怀观道的妙悟体验美学。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始终不脱离生命生活经验，呈现为一种充满生活实践经验智慧的美学。南朝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认为，绘画的鉴赏与体验要达到“澄怀观道”的艺术审美体验境界。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晋宋画家宗炳语)，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如冠九在《都转心庵词序》说得好：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意境创造的始基，鸟鸣珠箔，群花自落，是意境表现的圆成。”与西方美学过于执着于语言逻辑不同，中国美学尤其是禅宗美学思想惯于以突破常规的方式，打破人们惯常的逻辑思维规范，反对语言逻辑的束缚，反对把体验转化为理性逻辑的表达，正所谓：“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看到，即便是诗论画论乐论等美学或艺术理论文章，也充满着感性形象的隐喻与表征，而非严谨的理论逻辑推论。诸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意象中阐释诗歌创作的意境风格，既是艺术理论文章，同时也是一首意象纷呈的诗篇，将艺术创作的理念蕴含于诗意化的字里行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艺术审美作为人对生命存在的感性体验，始终是生活实践的感受、感悟和体悟。因而，中华美学传统始终秉持“道不远人”的生活实践智慧，展示出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体悟宇宙生命的审美文化魅力。

△宋伟等《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哲学范式与问题视域》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都是建立在实践哲学或实践智慧基础上的“知行合一”美学，两种美学思想共同关注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伦理、艺术与自由等人类审美实践问题，共同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由此构成两者高度契合和有机融合的核心范畴、关键枢纽和契合结点。以“知行合一”实践智慧为贯通，以“会通中西马”哲学美学为方法视域，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之所以能够有机融合的高度契合性与内在融通性，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传统美学成为现代的，无疑是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命题。

“识贯事中枢纽，笔开象外精神。”(宋•叶适)让我们以“两个结合”为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南，“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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