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十分繁忙，小一半的论文都与人工智能相关，因而本文第一个与众不同的话题就显得“新鲜”了，即“人工非智能”。第二个话题因为研究新闻传播本身的论文很少，故来源于自媒体公众号的观点“新闻不会死，媒体才会死”就显得“新鲜”了。这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势头依然强劲，大部分是在原有选题上深挖，所以创新性的话题“破译《新莱茵报》交易所新闻”独树一帜。其他话题还有“用户生成内容”“数字符像事件”“卫星遥感新闻”“地图新闻”“上海报贩”“山西票号”“汉代西域刻石”等。作者认为，这年新闻传播学研究表面繁荣之下存在两点隐忧：第一，追逐 AI 选题，相当多的论文关于 AI 的基本认识存在偏差；第二，论文结构和行文模式过分相近，样本来源不科学且研究方法过“炫”；部分论文严重脱离中国新闻传播的实际，部分论文研究对象不稳固且过于琐碎。新闻传播学研究；新鲜话题；人工非智能；新闻不会死；破译《新莱茵报》交易所新闻；用户生成内容；数字符像事件；卫星遥感新闻；地图新闻；上海报贩；山西票号；汉代西域刻石陈力丹、闫艳.2024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J].当代传播，2025（1）：4-11.2024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十分热闹，截至 12月上旬，本学科仅经公众号报道的各类学术会议就有300多个，如果加上没有上公众号的会议，这年本学科平均每天都在开会，且会议的规模越开越大，有些会议因为参会人数太多，限制每人发言5分钟或8分钟。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们忙极了，亮相于各会议的开幕式；学术大咖们和新传主要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更忙，伴随会议的不同议题，不断改变自己的专长身份发表各方面指导意见。会议微信群里一个人亮相或一篇论文发表的后面，一连串的“大拇指”多得不见尽头；如果拿下某项社科基金，往前翻多少页的点赞，也找不到信息的起点。热闹是热闹，如果冷静下来仔细读几本期刊可以发现，本学科的论文行文模式太相近了，其中小一半集中于AI。本文选择话题的角度是“新鲜”，这使得做这篇文章很难。下面是几经讨论，将最初的二十个话题砍掉一半，觉得还可以说一说的十个话题。翻阅2024年各家新闻传播期刊，关于人工智能“文满为患”，截至12月上旬，已有2102篇。人工智能中的“智能”，其实从未被严格理论化或定义过，所以这方面文章大标题里所使用的称谓，仅在 16家主要新闻传播学期刊里，就有48种说法或缩写字母，其中多数文章把人造机器人视为与人并存的“主体”。与众不同的是，一位资深网络研究者指出，“‘人工智能’这个短语本身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营销术语之一。它尤其让人联想到思维机器的概念。但实际上，没有机器可以思考，也没有软件是真正智能的。拟人构成了许多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包装方式。”他引证数据女科学家布鲁萨德（Meredith Broussard）的话，即“人工的非智能”（artificial unintelligence）。布鲁萨德展示了包括媒体和风险投资家在内的公众，是如何被通用人工智能的概念所迷惑，虽说它可以很好地完成某些任务，但在应用于人们希望它能解决更混乱、更具有社会偶然性的问题时，很快就失去了真正的功效。这位研究者写道，“那些相信人工智能会用更好地计算或决策取代判断的人，可能会因高估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而把自己带入危险的境地。……计算对于解释心智、智能和意识来说可能非常重要，但心智过程从来不是计算过程，因为它们本质上富有意义。而算法，终究只有在有意义的生活中才行之成理。”另两位研究者谈到 ChatGPT 时认为，由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现实”被有些学者视为“人造仙境”。但断言新技术将打造一个人间仙境，创造出一个超自然的全新主体是不现实的。人从来都是通过技术完善自身的，不存在纯粹的自然人，这也是人能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间就是“仙境”。一位新闻学研究者反驳了一种说法：“网上有观点认为，随着新闻报道不断被用来‘喂养’AI模型，新闻记者的工作总有一天会被AI模型所取代。对此笔者认为绝无可能。即使把所有已发布的新闻与其他事实信息全部喂养给某个 AI模型，AI模型也许可以生成更多更系统或更有启示的观点、论述或图像，但仍然不可能抢先披露刚刚发生而尚未被报道的事实信息。已有数据是不可能通过 AIGC‘无中生有’地生成新的事实信息的。这也许就是10年来所谓‘机器人写作’在形态上并无质进展的根本原因。……从联合国、欧盟的文件到我国学者起草的 AI法律文稿，都在总则中地位突出书写了‘以人为本’（human centric），我们不妨细细咀嚼品味这一词语的深刻内涵。”一位资深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将 AI 应用于‘新闻’和将 AI 应用于‘传播’不是一回事。但很多报道和研究都将两者混为一谈。应该说，我国大部分新闻媒体和新闻教育机构尚不具备将AI应用于‘新闻事实生产’的能力。”另一位长期研究网络的学者在反复论证智能机器与人类关系之后总结道，“未来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关系还会不断变化，是让机器向越来越类似人的方向发展，还是反其道行之？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拥抱人与机器平等共存甚至人机共生的未来？这些问题需要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但无论如何，人类不应该失去对自身价值的坚守。”她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要“更好地理解‘人是目的’的含义，以德性、理性和自律来应对机器带来的挑战。”相比 AI研究，2024年内研究新闻传播本身的学术论文很少，相关议论散落在各公众号里。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新闻会不会死，反而显得“新鲜”了。这年7月，“chuzhaoxin”公众号发表文章指出，所有具备新闻价值的新闻，是不会死的，新闻每天都会发生，它是客观存在的。有人说“新闻已死”，其实说的是媒体已死。无论媒介图景如何改变，对高品质新闻的需求都会一直存在。同月“传学有道”公众号发文表示，“‘新闻’并不会死，会死的是那些忘记了自己的新闻初衷和功能的新闻媒介（组织、人员和介质）。”此前的6月，资深媒体人李泓冰在访谈中也认为，“对于记者来说，真相就是那座山，只要人类对真相的追求存在，新闻就不会消亡。”新闻总在发生。2024年 4月 3日早上 8点，台湾花莲发生 7.3 级强震。中国新闻社记者杨程晨在台北跌倒在地的瞬间就发出地震简讯，随后绕道搭乘飞机 11点抵达花莲。中新社成为最早从花莲震中发出报道的大陆驻台媒体。四天里，他在前方抓现场，后方抓数据、信息，流程运转高效，20 余条文图稿全覆盖地震现场。在谈体会时他表示，“记者这份职业高度仰赖经验及人脉，而从灾难报道现场获得的经验，它最好的用途，就是无处可用。”但也有一些新闻翻车轰动全国，如一对夫妇开了一家网红餐馆，年入 35亿等。有些媒体号很会贩卖新闻，譬如标题“退休将军座驾上百万，出行千人陪同”，点进去是局座张召忠坐地铁。就连德云社都出面讲述新闻常识了：“新闻的本质是人，是人文，新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身边的人，看到自己，看到无尽的远方，无尽的人们，看到他们都与我有关。新闻是一块抹布，会碰到人性和社会阴暗面，只有新闻脏了，世界才干净了。如果你迷茫不知道学什么，我会告诉你新闻已死，但如果你想搞新闻有新闻理想，我会告诉你新闻已死，但才要搞新闻。”也有公众号谈到在讲好中国故事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即以为关键在于用修辞技巧把故事讲“好”讲“巧”，但效果让人时常有“千里之外违之”的感觉。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以仁”。重要的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词藻出发。还有公众号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谈国际传播，那么由谁来切切实实地做对外国际传播？”老报人周瑞金的话在多个公众号重现：“新闻要和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与流量站在一起。不管有什么变化，无论技术如何改变表达方式、传播渠道和商业模式，关键时刻记者要在现场，探究真相，破除茧房，内容为王，向读者提供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要有这样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的水准，以及自律的意识和公信力。”2024 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势头依然强劲，在本学科主要期刊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的研究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理论的研究并进，有8家期刊开辟了马新观研究的专栏。就研究选题的新鲜度而言，“破译《新莱茵报》交易所新闻”是马新观研究的一项重大进展。编译马克思主编的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新莱茵报》本身很艰难，该报没有编译为任何一种其他文字，原文为哥特体德文。直接从哥特体德文译为中文的工作开展以后，德语文献档案库（DTA）完成了从哥特体转换到现代拉丁文的工作，课题组从那里诸号搬运到本国花费了较长时间，同时发现其中交易所新闻均没有被转换，大部分符号无从知晓代表什么，中译文只能根据不够清晰的原版哥特体文字的复印件，将其中的个别单词译为中文，其他数字、符号照搬，注释无从谈起。202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宣布，这个难题已经被攻破，讲述了这项“编译过程中‘破译’密码般的‘科学工作’”。《新莱茵报》有172号刊登了粮食、食用油、股票、债券、汇率等各类交易所新闻，占报纸总号数的六成。这类交易信息专业性很强，专为特定人群服务，所用语言大都为内部通用行话，报纸登载时常用缩写，难以判断原词是哪个。研究者认为，《新莱茵报》上登载的交易所信息非常有价值，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反思政治经济学问题，“他对当时经济新闻的关注，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要想了解当时的市民经济生活，就必须搞清楚这些缩写语的含义，这就逼迫编译人员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难题。以债券和股票交易为例，作者发现，这部分缩写词的词意一般比较固定，将其回溯到具体的使用语境中就有可能破解原意。例如，原文中的“St.-Schuld-Sch.”“Seeh.-P.-Sch.”“Pr.-Bank-Anth.Sch.”“B.”“G.”等，都是当时交易的行话，弄清它们所代表的含义才能理解交易的内容。这些缩写词看起来毫无头绪，但词意一般较为固定，因此还原到具体的使用语境就可能破解出原词。19 世纪的许多德国报纸都会刊登交易所信息，但各家报纸表达形式不尽相同，有的使用全称、有的省略一部分，这就为破解《新莱茵报》的股票信息提供了线索。作者查找到与《新莱茵报》同在科隆出版的同一天或相近日期的主要报纸，以及柏林、杜塞尔多夫、莱比锡等地主要报纸同类的股票信息，经过相互比对和补充，最终解读了上面提及的缩写原意。St.-Schuld-Sch.全称是Staats-Schuld-Schein（国家债券），Seeh.-P.-Sch.全称是 Seehandlung-Prämien-Schein（海外贸易公司溢价债券），Pr.-Bank-Anth.-Sch.全称是 Preuß-Bank-An⁃theil-Schein（普鲁士银行债券）。同时查找到相关公司的材料，写出比较准确的公司名称的注释。关于“B.”“G.”，作者查阅大量资料，在 1848 年 4 月1 日《莱比锡报》的交易信息中找到了“Brief”和“Geld”这两个词。经过进一步查找19世纪股票交易的相关史料，最终确认这两个词就是“B.”“G.”的原型。在股票交易中，“Brief 的意思是‘报价，即愿意出售的价格’；而Geld的意思则是‘需求，即愿意购入的价格’”。作者指出，破译《新莱茵报》交易所新闻，“我们才能明晰19世纪中期市民经济生活的真实细节”，这为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现在接触传统媒体的人已经很少了，那么从网上看到的新闻是哪儿来的？这是一个隐于后台的问题。实际上原来意义的受众自己，正在从新闻生产的边缘移向中心，成为“准新闻角色”。新闻媒体对用户生成内容（UGC）的采纳从碎片化、偶发式走向了制度化。这年有一位研究者通过9个月的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探究了一家新闻信息网站是如何吸纳受众生成新闻的。文章伊始引用了网站编辑的一段话：2021 年美军撤离喀布尔的时候，我当时在社区里挖了一个读者，他就住在阿富汗。他提供的新闻细节跟主流媒体的完全不一样。BBC 报道美军在喀布尔节节败退的时候，这个读者告诉我“老美稳得很”……我和同事都觉得这篇很有意义，一看就和 BBC 那种外媒不一样。这条新闻的来源就是用户。该网站编辑部除了采用“引战”“调停”等方式培育用户外，还让用户“入编”，走在了其他媒体前面。即将部分由编辑主导的把关权力让渡给用户，让用户参与信息筛选、改写和分发。用户不仅是内容生产者，还充当了内容的“策展人”。由运营编辑推荐的用户，往往能够补足本网站原创报道中最稀缺的一种类型：现场报道。事实证明这种合作模式产出的稿件远比编辑“闭门造车”的效果更好。从合作形式来看，相较于主流媒体拆解用户生成的内容，将其碎片化地整合进新闻报道，该网站把用户的“个人见证”当作原装产品“展示”在新闻版面。同时，用户作为讲述者走向“前台”，被赋予原创作者的角色。这类用户一旦“崭露头角”，就会变成网站长期合作的生产型用户，对稿件有很大裁量权，还可以主导访谈与写作的方向。而编辑的职责是确保用户的生产行为和生产内容在安全界限内流动。正如有的编辑所说：有些读者很有水平，比我们专业。有些用户找的新闻点很妙，比我们找的还要好。这年还有研究者对7个微信群做了研究和访谈，发现这是目前网上新闻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数字媒体用户逐渐习惯于依赖即时通讯工具（诸如各个微信群）接受新闻。这样的微信群允许用户与家人、朋友等亲密社交对象分享新闻并获得反馈；无论分享的内容还是引发的讨论都不会被公开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情况下，新闻分享与讨论活动是以群组为单位进行的，这会进一步强化交流者之间的亲密感。于是，一部分专业新闻记者以个人身份参与到这些社群之中，并借助与其他成员的日常互动来创造某种“原创的”信息流或新闻议程。在国际范围内，机构媒体依靠“社交开源情报”（social media intelligence）系统深入到社交网络的各个层级，实现更广泛、细粒度的群体洞察。就此，这年有4位研究者共同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比如，俄乌冲突期间，开源调查组织“贝灵猫”通过对前线士兵、妇女儿童等的社交账号分析，发现了一系列与主流叙事不同的故事线索，为外界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完整的战争视角。社交开源情报系统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符像，即数字符号的“象征的浓缩”，有篇论文给出的对应英文是“digitaliconic event”。这个概念的出现和使用，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近事新忆”的感觉，仿佛它发生在眼前。因为作者们研究了2020年初武汉疯传的6个数字化短视频。这些视频随着热搜的起落，朝生暮死。时过境迁后，可以看到相关技术-社会-文化实践生成的两类数字痕迹：一是原始视频的遗迹；二是它们的变体、碎片或再生。这些短视频记录了疫情早期众多让人动容的瞬间，展现出普通人非凡的韧性和忍耐精神。短视频的叙事能力与传播技术赋权的网络化、参与式实践特征相互叠加，具备了鲜明的表演特征和剧目化潜能。互联网的社交用户与内容广泛交互，增强了行动者分享经验和创造记忆的能力。作者们从6500余万条新冠肺炎疫情的微博文本中，识别出19988条与6 个短视频相关的信息，并就此延伸到搜索引擎、门户网站、B站、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以及上面的弹幕文字，还有部分当事人的自述。由此得以回溯短视频生产、展示、跨平台流动、挪用的动态过程，揭示数字符像事件的生命历程。作者们认为，数字符像事件的生命历程涵盖流传、驯化和经典化三个阐释阶段。人们将视频随手发到社交媒体，看似再寻常不过的活动，其内核却饱蘸悲喜情感，拍摄、上传、展示、扩散的过程中，体现出多元主体之间及其与平台的互动，由此构成数字符像事件的第一个阐释阶段。它以短视频完整流传为核心，病毒式扩散和爆火，将发生在特定场景下的情景或具身表演带入赛博空间，沿用、放大、续写原初情景的剧码，就此拉开人们记忆的序幕。爆火之后的短视频变身为值得关注的事件，由此进入第二个阐释阶段，被纳入媒体再现和官方回应的轨道。媒体和官方既可能续写原初表演的剧情，给事件带来了结，为一幕幕悲喜剧画上句号；也可能将之编入全新剧情，为之染上道德色彩，改变事件的框架、情感基调与记忆。事件总有落幕。但短视频的物质性存在，让它们可以在特定契机下被挖掘出来、搬运到别处。它们有可能被重组、剪辑、拼贴，由此进入“挪用”或再中介化的第三个阐释阶段，跳脱武汉的时空情境，被编织进更大的叙事，成为时代的经典影像。如2022年2月底，一位豆瓣用户发帖“大家还记得追着救护车叫妈妈的女孩吗”，评论用户则回应，“当时我记得我看哭了”“怎么能忘记啊，我对疫情最开始的印象就是这个视频”。重温时刻与历史时刻之间的对照，也有可能在短视频之上增添新的意义。在每个阶段的多模态记忆实践中，社交媒体用户和机构媒体先后投入种种数字策展工作。这些工作制造出短视频副本或变体，续写或适度翻转剧情，放大或改造当事人和观众的情感，并将之带入宏大叙事。最终，短视频或者稍纵即逝，或者刻入以“感动”为主基调的公共记忆。卫星遥感技术用于新闻报道始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它的红外影象确认了此次爆炸的性质。因其图像成本过高，过去平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很稀少，现在的地球观测卫星两年前就达到 1132 颗，卫星遥感新闻已经成为数字新闻潮的重要构成部分。媒体的内容生产中怎样使用卫星遥感技术？具体应用到了哪些新闻事件中？此前基本无人关注。2024年有两位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卫星遥感新闻中，按一定的标准筛选出326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选题显得比较新鲜。研究者谈到卫星遥感特殊的新闻报道功能，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俯瞰视角和超然景别的镜头语言，可被视为一种“新尺度”。由于卫星空间尺度决定了其观察技术不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制约的客观性，它主要用于记者不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两种情况，一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记者接近，如山洪、火山等自然灾害;二是人为条件限制记者接近，如限制记者进入战场或政治冲突现场。卫星遥感在时间方面，通过检测时间序列的影像变化，还可以获取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大量历史数据，完整记录报道对象的变化，为开拓新闻报道内容的纵向深度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方面，在天空俯瞰地球，其观察不受国界的限制，解决了由于人为因素无法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难题。另外，卫星遥感影像可以帮助记者对某些新闻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为环境报道、战争报道提供确凿证据。例如，2016 年 4 位记者通过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找到了东南亚渔业强迫劳动和使用渔奴的关键证据；2022 年路透社通过卫星遥感图像和船舶追踪数据，证明了俄罗斯舰船在克里米亚装载乌克兰粮食。根据遥感新闻中拍摄地区的影像，可以得知遥感卫星关注的国家中的前十位依次是美国、朝鲜、中国、印度、乌克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伊朗、叙利亚、英国。基于卫星遥感的特点，遥感新闻关注的主体更多是物体而不是人物，其中全景实物占比为56.75%，非人实物占比为 34.75%，而人物占比仅为 2.45%。作者指出，这是由于卫星遥感独特的俯瞰视角决定其只能观察到大颗粒度的影像所致。另外，研究者将新闻类型划分为描述性新闻和解释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又进一步划分为已核实和未核实两类。遥感新闻报道研究数据显示，有 51.23% 的报道未提及新闻事件原因，是描述性新闻；34.05%的报道用已核实的事实来提出解释；还有 14.72% 的新闻对事件原因进行了无依据的因果推论。在新闻遥感技术具体被运用到哪些新闻事件这个问题上，数据显示其具体议题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26.69%）、非 西 方 国 家 的 活 动（23.93%）以 及 灾祸（21.78%）的报道中。卫星遥感新闻的报道议题主要是国际而不是国内议题，其关注议题仍然延续着传统新闻报道的既有价值倾向，技术手段在此体现的是供用而不是刚性约束，即卫星遥感技术提供新闻媒体满足其克服屏障的需求。这里的“地图新闻”是指利用地理信息，以不同类型的地图本身（有的同时附带其他元素）作为新闻报道的形态。地图构成了数字时代新的新闻主体形态之一，它依据地域去搜索文本，生产新闻的逻辑侧重于空间，地图符号成为新闻组织架构与信息生产的主要方式。这年有两位研究者于2024年5月14日以用户身份进入 Liveuamap、IDMC、ACLED等世界三大交互式地图新闻网站的界面，通过注册、登录，提取这天世界上两个武装冲突地区（俄乌、巴以）和4处人口流离失所地区（乌克兰、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含有地图新闻的报道253篇。他们观察并记录了地图新闻的图层设计、交互机制、文本内容的方式，探讨地图新闻的空间生态建构。比对以往，这个选题显得很新鲜。作者认为，地图新闻给予了用户五种空间体验。一是地图新闻通过视觉元素（诸如符号、矢量点状、时序动态）将复杂的数据和信息转化为直观、易于理解的图形。用户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图形，迅速把握新闻中的关键信息和空间关系。二是地图新闻借助合理的空间布局，清晰展示新闻中各方的地理空间关系；通过地图上的元素分层和分类，显示出新闻的主题和问题的轻重缓急。三是地图新闻通过精心设计的视觉元素（诸如线条、形状、颜色），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和美感，用户得以更好地理解新闻的空间信息和数据趋势。四是地图新闻采用动态方式（诸如动画、交互、实时更新）增强用户的视觉体验。用户可以通过各种交互探索更多的信息和细节。这种动态效果还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新闻中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变化。五是地图新闻中的视频、图表、原始图片能够激发观众的各种情感，通过色彩和形状传达新闻中的情感色彩和氛围。就触觉空间体验而言，作者认为地图新闻通过现代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三方面的感官体验。第一，交互性操作。在很多地图新闻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触摸或鼠标点击进行缩放、拖动、旋转，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定制视图。第二，触控反馈。触摸屏设备上，点击某个地点或区域，系统会高亮显示、弹出信息框或播放音效，从而增强了用户操作的确认感。第三，位置跳跃与流动。用户可以在地图上自由探索新闻及某一地区就会出现该地区的相关新闻。用户在整个地图上是流动的，可随意点击地点。作者引证指出，在不断接触地图新闻的过程中，民众越来越多地成为新闻中社区、地方或空间的意义制造者。作者认为，以地图为中心的新闻，让位置与地点成为安排新闻的锚点，而地图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一个或多个嵌入式链接，“指向所发生事件的文本、照片或视频”，新闻得以呈现聚合性面貌，通过鼠标点击，使用户产生身处“新闻故事所在地”的“位置感觉”。作者分析，地图新闻中的图形基于形象思维对空间对象的抽象建模，通过将其转译为点、线、面映射现实世界。视觉图像、文本和数字相结合，一起营造出连续的空间整体，完成了地理位置与新闻事件的平滑对接。中国人大多熟知聂耳作曲的《卖报歌》。这首歌里有售卖中国共产党报纸的上海报贩的身影。词作者安娥是第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女特工，是《国歌》作者田汉的妻子，也是很多著名革命歌曲的词创作者。她参与过 1929 至 1931 年中共中央党报在上海的发行工作。1933 年聂耳邀请她为卖报儿童写歌词，她脑海里即刻呈现当年销售党报的报贩们，歌词里揭示了国民党统治下上海报贩的艰辛生活。上海的报贩是如何秘密售卖党报的？这是本学科研究的空白。2024年有一篇论文揭示了当年上海报贩售卖党报的复杂过程。因为不可能有直接的记录材料，作者翻遍了当时上海主要报纸（含外文报纸）关于报贩的新闻和文章，查阅了江苏省和上海特区各类法院审理报贩案件的档案材料，以及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密密麻麻的 3页小五号的参考文献共计121项。1929年 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半公开的通俗报纸《上海报》，该报最高发行量 8000 份；1930 年 8 月《上海报》与《红旗》三日刊合并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该报秘密发行，最高发行量1.2万份，出版到1931年3月。党报真实报道工人的斗争，文字通俗易懂，适合工人的文化水平。报贩是社会的底层，卖报的利润是驱动党报在上海流通的重要动力。作者发现，《上海报》分为秘密发行和马路公开发行两种模式，报贩主要承担马路销售。据叫卖的报贩称，该报批发价每份 1.5铜板，零售为 3铜板，售卖党报每份利润 0.8 分，而普通小报利润为 0.5 分。所以，报贩售卖党报热情远比其他小报高。作者根据众多的零散材料，整理出上海报贩“隐于市”售卖党报的线索。首先是隐蔽的批发地点，普通报纸的批发地是望平街，而共产党报纸的批发地均在租界内，老靶子路一家皮鞋店批发《红旗日报》，一家小烟纸店批发《上海报》。其次是售卖地域，主要在租界、南京路和北四川路一带。南京路商店鳞次栉比，电车站遍布，黄包车蜂拥，有充足的人流量。北四川路以及与其平行的北河南路，是公共租界的繁华之地，每日通勤人员众多。此外，报贩还会根据报纸的目标受众而选择特定区域销售，如劳合路是 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地，每逢纪念日这里民众云集，报纸销路颇佳。1929年7月有报贩在沪西曹家渡贩卖党报被捕，这里是城郊接合部的工人聚居区；1930 年 5 月有报贩在韬朋路贩卖党报被捕，这里工厂林立，上下班的工人众多。最后是叫卖技巧，报贩只会大声叫卖合法报纸，待行人走近才低声用方言问是否需要“反动报”；还有利用报纸名称的谐音，真假难分地高声叫卖的。作者发现，上海租界司法处理报贩事件通常很轻，这也是党报得以持续发行的环境条件。据《上海报》报道，1929 年因贩卖该报被捕的报贩超过 80 人，最多罚30元或监禁两周，最少罚5元或拘5天。但江苏高法审判，对售卖共产党党报的处罚较重，最高6个月监禁，但均没有按“反革命”论处。作者还发现，虽然报贩的基础诉求是从“政治生意”中谋求利润，但他们绝大多数拒绝售卖汉奸报纸。近年我国关于山西票号的小说和电视剧比较火。读者与观众看的是故事，罕有人把它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传播活动加以研究。山西票号是晚清至1949年间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民间金融信用机构，承揽汇兑、存放款等业务，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前后延续了100多年，盛时曾成“汇通天下”之势。这年有两位研究者从中国商业通信渠道的嬗变与革新角度，研究了山西票号，有一定的新鲜感和现实意义。作者认为，票号庞大的金融网络产生了广泛的通信需求，这就要求它尽可能快地促进金融流通，保证商业交易的顺利完成，从而促成它对通信渠道的建设达到传统商业的最高水平。研究者通过查核目前已出版的数千封票号书信，将票号在整个发展历程内实现通信的渠道归纳为以下四种：一是民信局；二是公脚；三是提塘；四是镖局。民信局是以传递民间书信、物品和汇款等为业务的私营商业性通信组织，它以盈利为目的，这就要求一切以顾客需求为准，进而使其能满足票号对通信的时间和效率的需求。民信局和票号二者关系紧密，以致票号的各分号还作为民间社会的通信渠道而存在，几近于民信局的代理人。当时社会上通过票号寄送书信是一种普遍现象。作者还依据票号的实际状况将其通信网络划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北京、上海等信息通信枢纽；第二层为成都、广州等次级通信中心；第三层为基层联络城镇。公脚是指“票号之间联合雇佣、轮流经理的专门送信的人”，以汉口、成都和北京的“汉脚”“川脚”和“京脚”最为常见。公脚和民信局的通信效率相差无几，资费由各家公摊，通信成本也并未上升。甚至在电报出现后，还呈现出电报与公脚并用的通信模式。提塘是明代就出现的负责兵部军事情报传递的机构，它帮票号寄送书信显示出公文传递系统对民间的开放。镖局主要负责票号银两的押运，有时也会代送信件。新式邮政创办之初，票号使用邮政范围尚小。首先，随着邮政网点的布设和国家力量对民间通信机构的压制，票号的通信方式逐渐改变。除了邮局通信以外，他们也通过电报来进行信息传递，由此催生了电汇的出现。作者认为，虽然电报的使用给商业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革性影响，但它同时也给票号带来了经营困局。由于电报资费高昂且容量有限，整体来看它的使用仍“不能与书信同日而语”，书信仍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其次，电报的使用极大缩短了票号能利用的路期，使其利润下降。另外，电报使用规定的等级，票号所需的紧急信息被列为第三等，这使得票号的汇兑业务仍以信汇和票汇为主。再次，当时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阻碍了新式通信的使用，这使其高效和稳定失去保障。研究者认为，票号所采用的传递渠道能“因地制宜、因时为之”。商业通信始终在效率与成本间寻求着最佳平衡，“多元化的通信渠道反映了民间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所作的自我努力。”近年我国文旅文章频现西北地区分布的汉唐刻石或图像，但多作为噱头吸引游客。“以石为媒”古已有之，中国的刻石当然不例外。无论是刻有文字的碑石，还是刻成人形的草原石人，或人们用于祭祀的大石堆，它其实就是一种“石语”，人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感情、思想，记录历史。西域的“石语”有些是西域游牧民族创造的，用于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些是汉民族留下的遗迹。在汉民族创造和遗存的刻石中，引人注目的是汉帝国西域边疆的纪功性质的刻石。汉代碑铭刻石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从传播和宣传角度研究它们的却很少。这年有研究者从这个角度研究汉代西域刻石，就显得新鲜了。![]()
鲁迅摹绘的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文字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作者认为，汉代“用石头媒介讲述西域故事”，将其运用于战争宣传及纪念，是中国的“破天荒之举”。汉代西域纪功刻石作为一种偏倚时间的、视觉化的媒介，体现了一种“文化杂糅性”。这些刻石的形态多样，仅文字类碑刻就可划分为“摩崖石刻”“碣”和“碑”等。这些刻石彰显武功，大都在战事发生或胜利后不久就即行刊刻，“一事一刻[碑]”，多置于战场附近，具有现场感，“呈现出很强的新闻传播色彩”。
作者概述文献时指出，这些纪功刻石是汉地和西域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媒介学特征，两地的交往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与共生的关系。作者认为，西域纪功刻石表现出与秦刻石对皇权称颂或祭祀用途的“断裂”，多颂扬功臣而非帝王，淡化祭祀色彩，这一点“空前绝后”，它突出“个人主义”而非皇权至上。同时刻石的文字叙述又非常汉地化。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作者认为纪功刻石“既是一种军事宣传，也是一种政治宣传”。这些刻石世俗化色彩强、位于战场附近、具有时效性等特点，都突出了对外宣传的属性。作者举例《燕然山铭》，其位置处于漠北和漠南的交界处，属交通要冲，如此才能使其铭文广为人知，对通过战争实现和平与西域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纪功刻石详细记载了汉军作战的英勇，渲染对敌寇镇压的恐怖，以此彰显汉帝国的军事实力。刻石记事是西域各部族所熟悉的传播方式，汉帝国“因地制宜”，选用合适的石头作为媒介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将其视为在观念上治理西域的一种方式。从纪功刻石的内容来看，汉朝对西域的宣传和治理政策是“内外有别”的，对内宣扬仁义道德，对外宣扬武力。汉代的许多西域纪功刻石都没有进入正史，作者认为，这说明颂扬战将的英勇行为可能是被默认的个人行为，但在西域，这种宣传方式是得到允许甚至提倡的，这体现了汉帝国宣传政策和理念的灵活性。就汉代纪功刻石的媒介形态而言，作者认为，不难看出它们与中亚的关联。“如果看看丝绸之路上更为古老的波斯帝国、亚述帝国的石刻艺术，就会发现类似的纪功刻石或陵墓雕刻，两者的相似很有可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第一，蜂拥追逐 AI 选题，相当多的论文关于 AI 的基本认识存在偏差。本学科基本没有计算机原理、生物神经科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出身的也很少，却出现批量研究“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生命体”“数字生命的生成和可能”的学术论文。有的论文指出，“人机传播范式强调AI作为传播主体而非仅仅是中介工具……成为新传播秩序中的传播主体。人机传播为传播研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限度提供了可能的进路。”不能把几位外国学者说的“人机传播范式”当作定论。之前胡泳在文章中对 AI 的性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建议作者们进一步研读 2024 年 11 月牛津大学的报告《理论就是你所需的一切：人工智能、人类认知与决策》（Theory Is All You Need：Al，Human Cognition，and Decision Making）。AI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某些方面有卓越表现，但它并非真正的智能突破，而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对人的高效模拟。人类的认知与此截然不同。人类儿童能够在有限词汇的输入下迅速掌握复杂的语法规则，并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比儿童掌握的词汇单位（token）高数万倍的 AI 却无法模拟。一定要清楚人类与AI在认知本质上的根本区别。人机传播中人是唯一的主体，AI没有生命，必须在人的掌控下。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话：“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他讲的是要看本质，然后才是其他，理论认知是首要的。同时，建议读者们读一下钛媒体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赵何娟 2024 年 5 月在长江商学院独角峰会上的演讲，她谈到中国AI追随之路的五个误区和三个应对办法，虽然没有牛津报告那么理论化，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社会交往的异化”。异化，即人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了人。不断地克服异化，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提前。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2024 年 11 月初人工智能硅谷峰会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召开，几乎所有社会行业的大佬都来了，因为AI与他们的利益都相关，这反映了 AI的广泛影响力。而这年本学科关于AI的论文却涵盖了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行业，内容大多与现实中国的新闻传播脱节，因此本文中的“新闻不会死，媒体才会死”和“用户生成内容”才成了“新鲜话题”。这与研究的浮躁、学术体制不切实际追求论文数量可能有关。第二，这年论文的行文和结构模式过分相近。仅就本文介绍的十个话题而言，其中七个的行文并非直接引自论文原文，而是我们根据内容提炼的，其中一个请作者用大白话重写了。也就是说，我们看中了选题的“新鲜”以及其中几位作者下了一定的功夫，但论文表达和布局并不适合阅读，很难从原文中找到简洁、明了的表达。虽然选题不同，但各篇文章的结构大同小异——引言、研究回顾、研究方法，然后是繁多的各种表格、关联图示、字符阵等，仔细一看，原来访问了 10个、十几个人（平均每个人 45分钟）或网上撒问卷收回了几百份。最后的结论，本可以清晰地说出来，却被一堆莫名其妙的陌生概念包装起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写给老师看的，学习期间需要一定的研究规范约束。文无定法，面向社会发表论文，首要的是观点，研究回顾、方法论应自然融会贯通到论文的字里行间。论文模式化反映了相当多的作者还没有脱离学生阶段。从这年论文的选题看，关于某一传播形态的某个具体小问题的研究太多，似乎为了写稿而研究，所取样本很难代表整体（非科学），但研究方法却很炫。网络传播形态变化很快，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2024 年 8月，《传媒观察》主编赵允芳在江苏省新闻传播学青年教师暑期班上发言表示，“新闻传播学科具有天然的社会观照属性”“不少青年学者对于何为学术以及学术何为的认知尚不够清晰、深刻，选题有时难免给人闭门造车的感觉，论文也是为写而写……我的一个建议是，不妨回到生活世界里去。”学术研究的多数选题应在中观层面以上，得出的结论给人以启示，令人若有所思。但这样的选题需要大量的积累，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要求快速、大量出成果的考核机制可能是造成选题琐碎、无意义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情形也很突出，即严重脱离中国新闻传播的实际。有些文章从头到尾全部是外国学者，一个简单的网络传播例子，用几个外国理论一通套，其实根据新闻传播的工作经验几句话就能说清楚。本学科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公认的原理或理论，经常谈论的几个“论”都是假设。现在被引用的“理论”却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某个外国学者说过而已，可以借鉴和讨论，但不要轻易上升到“xx理论”或“xx学”。新闻传播学本身还在不断为自己正名，没那么多的理论，更没有被公认的一堆“学”。■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此为删减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参见《当代传播》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