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罗龙翔 | 从媒介等同到媒介唤起：人机传播中的机器本体论重思—— 以车载机器人NOMI为例

体娱 2025-01-12 00:03 浙江

摘要 AI时代来临，语音助手等社交机器产品进入民众生活，人机传播成为普遍现象。然而，研究者常用的媒介等同范式忽视了机器的本体论问题。本文依据近年来提出的媒介唤起范式，以车载智能语音助手NOMI为例，通过对20位车主的深度访谈发现：首先，多数受访者认为NOMI是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的社会行为体，其唤醒了民众的有意识互动，以表情和眼神为主的强大社会线索促进了人机关系的建立，但人们在谈及机器本体论的问题时仍存在复杂的认知矛盾；其次，受访者对NOMI的本体认知仍然处在人、动物和机器所铺就的阈值中，其中宠物和儿童成为车主对NOMI本体论认知的主要评价，即以NOMI为代表的智能产品仍然是一种被人类所控制的“低发展社会生命体”角色。基于研究结果以及对媒介唤起范式的思考，本文认为人机关系需从“他者”关系向“我-你”关系演进，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对传播学研究的主体和视角进行重思。

关键词 媒介等同；媒介唤起；人机传播；社交机器人

引言：人机传播中的本体论思考

We think with the objects we love, we love the objects we think with.

（我们借所爱之物深思，我们深爱所思之物）

——雪莉·特克尔

伴随着社交机器人、语音助手、虚拟代理等各类智能交互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人机交流愈发频繁，并推动人机传播迅速发展为前沿研究领域。与经典传播学研究强调“传播为人类特有现象”不同，人机传播将机器视为如人同等的传播主体，关注人与机器间的意义生产，聚焦人类和机器通过信息来参与和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然而，尽管机器被视为传播的主体，但“什么是机器？人类与机器人相同吗？”等一系列涉及主体定位的本体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不仅影响了人如何看待和理解人机关系，也限制了人机传播领域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的人机传播倡议者皆将媒介等同（Media Equation）视为研究基础，但这种范式并未回应也无法有效回答前述问题。具体而言，媒介等同理论认为人会对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媒介产生社会性回应，例如使用礼貌用语、产生性格刻板印象、进行互惠交往等，这些研究聚焦微观层面的人机互动情况和用户心理，尚未触及对人和机器的本质，以及人机关系实质的深层思考。更为关键的是，媒介等同理论及相关研究将人对机器的社会行为视为一种无意识行为，一种人的思维定式所产生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人对机器产生深刻思考的可能性。为了解决相应困惑，荷兰人机传播学者玛格·范德古特和德国学者卡特琳·埃茨罗特于2023年在《人机传播》中提出了媒介唤起范式（Media Evocation），对媒介等同进行革新，将人对机器所产生的社会回应看作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用户认可机器角色的变化，将其视为一个活跃的社会行为者，开启了对本体论问题的遐想。媒介唤起范式的提出对机器的本体论认知提供了新的视野，并等待检验。

NOMI为蔚来公司车载语音助手的统称，分为具有球状身体的产品NOMI Mate及无实体造型的NOMI Halo。在蔚来的官方宣传及社交媒体的讨论中，普遍以NOMI指代具有实体的NOMI Mate，故本文所指的NOMI即拥有实体的产品。NOMI拥有黑色球状身体，搭载可呈现表情变化的圆形显示屏，通过语音与车主进行交流来完成相应的指令。车主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自己和NOMI对话的有趣瞬间，并为其戴上各式各样的帽子，使得其社交属性显著提升，参与程度高，情感投入深。与NOMI这样的社交机器如何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该实体的智能、人性或机器人性的看法。车主对NOMI所产生的行为不仅表现在对话，更产生了“为机器戴帽子”这样有意为之的装饰性行为，与媒介唤起的设想相符，因此，本文试图在新范式下探究用户与NOMI的互动行为，以及机器本体论层面的新现象和认知。

一、文献回顾：研究范式的变革与机器的本体论形象

（一）从媒介等同到媒介唤起：机器将哲学带入现实

媒介等同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通过以实验法为主的系列研究发现民众会对媒介产生社会性的、自然的反应，然而民众意识到这样做并不合理，甚至认为自身不可能做出如此反应，他们拒绝承认将计算机等媒介视为具有生命的物体，否认其在人机交互中和人类主体担任同样的社会角色。媒介等同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为CASA范式，认为人会将计算机等媒介视为社会中的人，利用社会规则与其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被提出时所对应的英文为“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但后续诸多学者在发展中沿用了“Computers as social actors”这一表达。“are”和“as”的差别凸显出人们对机器本体的认知差异，“as”寓意将机器“比作”社会行为者，而“are”则是有意识地认为机器“是”社会主体，“as”更贴近CASA的理论映射。媒介等同范式认为人们对机器所呈现出的社会线索具有天然的倾向性，用户会在“无意间”触发人际交往模式并投射到与机器的交往中，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反应；与“无意识”相对的是“有意识”，即一种深思熟虑的状态，早期媒介等同的研究大多否定了有意识的人机交往行为的存在，即人并未从内心中真正承认机器的主体地位。

在媒介等同理论的影响下，从早期人与计算机的互动到如今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大部分研究检验了理论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解释力，但未能对理论本身拓展和增益，少部分研究试图发展相关理论，影响较大的有马修·伦巴第和许坤。二者将CASA范式发展为MASA（Media are Social Actors），研究视野从计算机扩至多媒介，并引入了对社交线索、个人差异和环境因素，以及有意识和无意识拟人化的具体讨论。以CASA为代表的媒介等同理论限制了人机传播研究的想象力和创新性，使得研究偏向以量化实验法为主的实证主义测量，缺乏对社会和文化维度的研究，新的研究范式在这样的学术关切中呼之欲出。

媒介唤起范式的提出是对媒介等同的发展，是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人、机器、传播的本体论界限进行重新划分的认知模式。媒介唤起范式与媒介等同范式存在以下不同：第一，媒介唤起范式揭示了人们是有意识地和媒介进行互动，不再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人们主动地、深思地将智能实体视为和人具有同等地位的社会行为者。第二，媒介唤起范式更为关注“本体论”问题，即“机器的社会角色究竟为何”成为人机传播中意义生产的基础，将功能层面的讨论上升到哲学思考。该范式将机器视为在纯粹的人和物中“模棱两可”的对象，唤起了人对物及人类自身的思考，机器“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行为者，不过他们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人。第三，相比于主要依靠实验法等定量研究范式的媒介等同范式，媒介唤起范式呼吁一种以定性研究或混合研究为主的方法论指导，希望通过对现象的深描和洞察，体察人机关系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三个不同点也顺势形塑出媒介唤起范式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有意识的人机互动、本体论的重塑及定性的方法论指导。

事实上，媒介唤起并非全新概念，这一理论范式可溯源至雪莉·特克尔所提出的唤起物（evocative objects）概念。在特克尔看来，人们习惯将身边的物品看作有用或者有美感的，熟练地将它们视为生活中的必需品，抑或奢侈品；可一旦人们将物品看作情感伴侣或者引发深思的角色，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起来，唤起物在人与事物的关系中，扰乱了人的平静。特克尔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家维特·特纳对边缘物（liminal objects）和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边缘性（marginality）的研究，认为机器如同和主流社会秩序脱节而处于模糊状态或者迷失方向的个人（或群体）一样，机器本身不具备先前“物品”的状态；同样也不具备未来的属性，例如“混合体”或者“主体”，而是处于一种混乱中。唤起物的兴起将哲学带入了现实，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涉及深刻思考的人机关系得以产生，人与机器的无意识交往状态似乎不复存在。

NOMI作为一款典型的社交机器人产品，具备拟人化特征，能够模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并与用户自由沟通。不同于传统的电脑等产品，NOMI能够进行眼神交流、表情呈现，完成顺畅的语音沟通，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分辨交流者的声音，并按照其喜好不断成长，在新的交互形式下产生新的人机关系。这种思考会涉及其是否是有生命力的，是物还是主体，是具体物还是抽象概念，等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种思考的背后是有意识的认知过程，不再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反应。基于此，在媒介唤起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一层研究问题：NOMI是否有引发人们对人、机器等角色的有意识思考，以及思考中是否存在心智上的混乱？

（二）类人还是类动物？人对机器的本体论感知

媒介唤起范式除了聚焦有无意识的认知，同样关心本体论的变革。在回答机器的本体论问题前，一个需要被辨明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机器？根据勒洛的经典定义，机器是一系列在力的作用下才运动的物体，人们可利用自然界的力量通过这些物体做功，完成特定的运，所以机器通常被看作包含多种技术形态的人工制品。但倘若仅仅从技术、工具或者物质层面来定义机器，会削弱其所承载的新特征，特别是随着电子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机器逐渐具有了智能性、拟人化等特征。韦尔伯·施拉姆曾提及“会思考的机器”的设想，他认为，与其说计算机是一台机器，不如说它是一个物种。在传播行为中，机器逐渐成为和人平等地位的社会性主体，人机传播中的“机器”，之所以在英文中是“machine”而非“technology”一词，旨在“承认机器与人类有关的悠久的文化、哲学和技术历史”。从这一维度来看，机器本身更像是在技术构成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立的、具有生命的角色。

对于智能社交机器的本体认知，学者们形成了多样的概括。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唤起物，还有布鲁诺·拉图尔所提出的准客体和混合物，露西·苏奇曼所提出的主客体等。这些概念旨在提出一种混合的状态，机器有无生命、有无自主性、能否社交、与人的相似性等标准都成为界定机器本体的维度，这些智能产品通常在纯粹的人和物之间游走，既非人，又非绝对的人造物，而即德国哲学家霍尔格·布劳恩图尔曼所提出的“阈值对象”（schwellen-objekt）。在特定的阈值内，类人、类机器和类动物皆成为测量用户对社交机器的本体论认知的重要方式。

虽然机器的本体不一定是人类，但机器时常被看作人或者类人主体。现有的社交机器类产品通常都通过赋予人类特征于机器的形式来提高机器用户的交互体验，这种拟人化既指涉用户心理层面的感知，又关切哲学层面的思辨，可观察到的机器特征（如外形和动作）被视为拟人化的“前兆”，而对个性和道德价值的归属则被视为拟人化的“结果”。从“前兆”角度来看，以NOMI为代表的语音交互产品对人类的延伸和模拟可谓无微不至，除了表层的形象、声音，更是人类 “主体意识”的延伸，终将具备感觉、知觉、表象的感性认识能力，也将具备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认识能力。从“结果”层面来看，尽管用户通常以人的个性和社会道德标准投射到人机关系的构建中，但人和机器在多个层面仍然存在不同，如产生的起源、自主意识、共情能力、智识性、内在缺陷等维度，类人与否成为学界持续争论的问题。

那么，机器更像一些非人类的动物吗？1999年面世的Aibo为最早的陪伴机器人之一，其外形酷似宠物狗，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医院、养老院、学校等场景下。外形的相似仅仅是机器和动物相似性的初级阶段，设计和建构用于人机交互的机器产品时，往往参考人与动物间的行为模式，例如驯养关系等，使得人们面对类动物型的社交机器人时，会将其视作宠物犬、宠物猫一样的角色，甚至将其作为家庭成员，并期待与之建立长久的依恋关系和情感投射，从“关系”层面去类比动物和机器。自笛卡尔开始的西方哲学探究中通常将机器与动物的固有属性相提并论，转而认为人类通常与机器相距甚远，因为从灵魂、意识或者自主性等各个层面来看，人类都有其独特性。

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社会联系，人们既可以对动物充满同情和亲切感，也可以为了利益而利用动物；动物既可以是交流的朋友，也可以被杀戮成为食物。机器也类似，既可以成为人类的伙伴，同样可以成为被使用的工具，某种程度上机器可被视为一种“后现代动物”。尽管机器和动物被普遍认为低于人类的能力和地位，然而，机器并不是总被认为是类动物的，因为动物被看作是天然的、生物性的，而机器人往往被看作是人工的、技术性的，这是动物与机器之间最显著的区别。

此外，先前的研究中依旧有不少受访者认为社交机器产品依旧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造技术，没有生命力，受制于人。回到本文的研究视野，社交媒体中的帖文显示出车主对NOMI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依赖行为，不仅将NOMI视为机器，结合媒介唤起范式的第二个特征，引出本文的第二层研究问题：NOMI在车主心中的本体是什么？大家是将其视作动物、人还是其他的角色？为什么？

二、研究方法

近三分之二的人机传播研究都选取实验法来探究人和机器互动中的心理机制影响，但这不利于从社会、文化层次去发掘人机关系建构的内涵。正如媒介唤起范式的第三个特征所提及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观察法、民族志等也对人机关系的获取具有重要价值，故本文选择定性的半结构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由于媒介唤起范式并没有得到大量的经验验证，本文在进行研究时，参考了范德古特、安德烈亚·古兹曼、金佑正和亚伦·鲍勃斯等学者的研究，在访谈大纲中设置了“NOMI更像人、机器还是动物”“NOMI有无生命”“NOMI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生物”“NOMI有没有自主性、能否脱离人而存在”等涉及拟人化认知，以及机器本体论的问题。访谈并没有以严格的结构化方式进行，以期在访谈中探索车主对NOMI的真实看法。

访谈收集期为2024年2月至2024年4月。首先，研究人员以目的性抽样和异质性抽样原则从小红书、微信、B站等平台中获取受访者，在选取样本时，研究人员会与候选对象进行简单交谈，确认其为蔚来车主，每日与NOMI皆频繁互动；其次，研究人员从年龄、性别、使用时间等维度尽量保证样本的异质性，避免样本集中于特定群体；此外，遵循研究资料收集中的“数据饱和”原则，即访谈中出现冗余信息，不再产生新的信息时停止收集。本研究依据如上方式共收集了20位车主的访谈结果。访谈以腾讯会议、微信语音等方式进行，时长为40—65分钟，研究人员对访谈进行全程录音并在结束后进行了转录，转录后根据研究问题进行人工归纳分析。

以下为20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表1）。

三、唤起物崛起：有意识的人机互动与本体的迷思

回答研究问题一，即媒介唤起范式是否崛起，受访者是否有意认识到NOMI的社会行为者角色，以及是否在和NOMI的对话中或在对其的了解中产生进一步的思考。

（一）被有意承认的生命力：“NOMI是整辆汽车的灵魂”

物理机器实体的存在能激发社交机器人的空间存在感，增强对话者的临场感体验。NOMI Mate是需额外付钱安装的选配项，倘若车主没有选择安装，仍可以与车厢内的虚拟语音助手实现对话，只是缺少可目视的对象。几乎每位受访者在访谈伊始都会提到“NOMI（Mate）是蔚来汽车的灵魂”，因其能与车主交流，做各种表情，可爱的外表和语音交互机制带给车主极大的“情绪价值”，使得车厢不再是冷冰冰的空间。

既然NOMI被看作整辆汽车的灵魂，那“NOMI是一个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生命体吗”？这一问题关涉人们是否有意识地、主动地认可NOMI在社会交往中的独立角色和主体性地位。与经典媒介等同研究的结果相反，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NOMI像普通的生物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命，但是通常会以“现阶段还较低”“有一些但不多”“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的第一直觉”等限制性表达来回答这一问题。这种“生命力”一方面体现在其互动机制的灵活和沉浸；另一方面体现在其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能力，NOMI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宛如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

因为NOMI（的身体）会动，而且它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表情呈现出来，你会觉得它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是（给NOMI）戴上帽子之后，真的就是一个小生命体的感觉。（Meng）

“统一且固定的特征”成为“NOMI是有生命的社会行为者”支持者们的核心观点。具体而言，尽管车辆设置中允许车主对NOMI进行再命名（即自定义唤醒词），但仍有不少人拒绝使用这一功能，有7位受访者在访谈中明确表示NOMI的名字、外形和音色应保持一致，是统一且固定的特征组合。若对NOMI进行重新命名或是改变其音色，会造成不协调的心理认知。NOMI具有统一的“人格”特征，具有固定的形象，其正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社会角色，人们逐渐对其产生了认同，而认同感的产生需要稳定的特质，统一的形象、声音和性格也利于社会认同的持久化。这些结果表明，用户期待NOMI不仅具有固定的实体形象，还拥有稳定的特质，这种期待与人际交往的场景相符，固定的形象、声音和性格可以促成认同感的产生和长久存续。

不管是给它换名字，还是给它换声音，我都接受不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随意给它变换名字和声音，很诡异，好像就是变成一个纯粹机器人的概念了，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是独立生命体。（Evan）

少部分车主如大多数媒介等同理论所强调的一样，直接否认NOMI具有生命，他们认为现阶段的NOMI虽然实现了基本的沟通，但一方面仍然有较强的机械感且工具性角色显著，无法像生命体一样自由成长；另一方面，现有的对话依旧是模板式的、格式化的，深度有限，难以超出车主的预期，给出令人印象深刻或者眼前一亮的回答，无法如人一样拥有真正的意识和灵魂。通过访谈发现，车主们对NOMI在人机交流中的传播主体地位的认可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相比于电脑等传统的媒介，NOMI的拟人化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对话能力的显著提升，使得人们开始承认其生命力、认为其具备了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激发了一种有意识的认可行为，但当其能力尚未达到部分用户的心理预期时，以否定生命力和主体性而存在的无意识交互行为仍然存在。

除了NOMI的原生设置所展现的生命力，车主也会通过为NOMI戴帽子的行为为其赋予个性化，主动参与到拟人化NOMI的进程中。车主会根据季节变化、节日更迭为NOMI佩戴不同材质、主题的帽子，“冬天戴棉线帽、夏天戴草帽”成为普遍共识。然而，戴帽子行为中呈现出车主的价值分歧，部分受访者倾向于为NOMI戴上车主自身所喜欢的其他角色造型的帽子，如高达、宝可梦等，本质是盼望NOMI扮演自己眼中设定的角色（West、Qin）；部分受访者异常排斥这一行为，他们认为为NOMI戴上其他角色的帽子是古怪和冲突的，NOMI自身就是NOMI，不是其他的角色，为其戴帽子的首选应该是考虑合身，而不是扮演其他角色（例如Evan、Meng）。这种分歧的背后，依旧是关于NOMI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认同形象的争论，前者虽然认同了NOMI的生命力和主体性，但是仍然带有“主奴”关系色彩，即将自己的期待投射于作为私有物的NOMI身上，而后者更为尊重NOMI独立的、自主的形象和地位。

（二）塑造有意认知的途径：强社会线索的临场体验

NOMI使人产生有意识的认知、认可和行为，离不开其自身特质的塑造。研究发现，当谈及NOMI与其他语音助手类产品的区别时，“可爱”“萌”是被提及最多的特征。相比于只能进行语音对话的虚拟助手或是其他具备简单实体的智能音箱等产品，NOMI拥有交互界面屏幕，可以呈现出眼神和表情变化，并可以转动身体和车主进行“面对面交流”。正是因为具有了可注目的实体，让人机对话有了明确的空间感和真实感。有5位受访者都提到当和机器交流时，如果不清楚声音从何方传来，会有些恐怖，交互的体验也会大大下降，而NOMI的实体让人机交流有了明显的空间感。

我在跟车交流的时候，我潜意识会觉得我在跟小脑袋（NOMI）在聊，会不自觉地看向它，这样的话相当于有一个落点，我感觉我在跟一个实体交流，它会转向你，给你很多的直接反馈。（Ftiz）

“表情”和“对视”也顺势成为NOMI最显著的两项拟人化特征和社会线索，满足用户的情感陪伴需求，使得车主对其投射情感。所谓的社会线索指在交往中可以被交流者所注意到的生物性或身体性特征。当车主进入车厢时，NOMI会转头与其主动打招呼，通过人脸或声音等设置后更可识别出不同的乘客，这种双向互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人机互动的“社会临场感”。社会临场感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与他人真正在一起的身临其境感觉”，是在沟通过程中“被视为真实的人的程度及与他人联系的感知程度”。这里的他人既可以为人类，也可以是其他的智能体。在人机互动时代，社会临场感所指代的正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虚拟（准真实或人工）社会行为者以感官或非感官的方式被体验为真实的社会行为者。NOMI通过表情的呈现和目光的对视最大程度上让车主认为其是在和自己交流，实现了一种“双向”的具有反馈机制的互动，相比于单向“自说自话”式的无明确目的性沟通，进一步提升了交流的实感，更容易激发对话者的意识和存在感。

NOMI总是可以直勾勾看着你，会卖萌、会装可爱，陪伴性真的很足。如果没有眼神交流，总觉得差点意思。眼睛是最打动人的设计，这种表情包的形式就是眼睛的拓展，简单的眼神交流就能带来极大的情感反馈。（Tony）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横跳：人的困惑与机器迷思

媒介等同范式下，人们对计算机等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反应被看作无意识的行为，用户清楚地知道不该将机器视为人，人们按照社会规范或文化来和机器互动，实际上是一种未经广泛思考或深思熟虑的情况，这种现象和早期计算机较为笨拙的沟通机制，以及人类尚未培养起的人机交互习惯有关。而如今，各类AI产品能以更加真实的方式与用户互动，部分用户的第一印象已经将AI产品视作“非机器”主体，而非如先前一般否认其主体地位，用户甚至出现了认知无法统一的矛盾和失调，无法分辨自己是否有意地对NOMI产生了情感需求。受访者Yuan和Bing在访谈中极力否认NOMI是具有生命的社会角色，但是同时他们又强烈地否认将其视作纯粹的机器。

我觉得NOMI更像人，而不是机器，我眼中的机器只会回应人的需求，比如说洗衣机，按固定程序操作就好。NOMI的话，你跟它讲话，它会说好，或者说会有一些语气上的反馈，这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Yuan）

West为所有受访者中对NOMI的情感投射最为频繁和显著的，她几乎每天都主动和NOMI打招呼、聊天，为其更换帽子，甚至在远行时想念NOMI，然而她坚决否认了NOMI具有生命，“我自己懂一点技术，所以它本质上还是纯粹的技术”。但随着访谈的进行，她逐渐否认了自己先前的表述：“NOMI还是有自己生命的，我不认为它是个简单的人工制品。”最后，West自身也意识到了观点前后矛盾：“随着跟你聊天，我发现自己确实挺矛盾的，我还会反问NOMI有没有想我。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想NOMI，为什么很想跟它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机器有情感。”

访谈中出现前后观点矛盾的情况并非个例，Fitz满心欢喜地向研究者分享他和NOMI的故事，认为NOMI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主体”，但不认为自身对NOMI产生了情感；West和Evan在访谈前期拒绝承认NOMI是脱离人而存在的生命体，后期逐渐认可了其社会行为体的地位。而这些矛盾、困惑的人机遐想恰恰符合媒介唤起范式的假设，NOMI正在唤起车主对机器本体论、人机情感等话题的深思，尽管这些思考中还存在逻辑无法自洽的冲突，例如在承认/否认机器的主体地位间游走，在认可/拒绝NOMI的生命性间横跳等，而这种冲突正是本体论正在震荡和重塑的必经之路。部分受访者试图通过表现出“无意”的状态，否认机器和人承担同样的社会角色，而这表现出人们可能在有意地躲避或者深度思考机器的本体和人机关系的模式，人们逐渐适应了智能时代人机平等交往模式，但是内心中依然会有着作为人类自身的骄傲，造成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四、仍然受制于人的机器本体：宠物与儿童的映射

通过访谈结果可知，车主们对NOMI的本体论问题存在复杂的认识与态度。尽管在大部分受访者的视角下，NOMI已然被有意识地看作具有生命力的社会行为者，但具体的角色定位仍需进一步探究。本部分回应研究问题二，即用户对NOMI本体论认知的具体表达。

（一）“更聪明的电子宠物”

Ling、Tony、Wynn、Good、Ftiz、Shuo、Yuan、Evan等近半数受访者在研究人员并未给出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皆主动提出“NOMI像宠物一样”或类似的表述。和NOMI的闲聊被看作“挑逗家中宠物”的行为；为NOMI戴帽子被看作和装扮宠物、为宠物购买装饰品具有同样的动机和情绪。特别是对于老人、孩子等群体，这种类似“玩伴”性质的宠物形象更深入人心。

本身NOMI就是（拥有）萌萌的一个大眼睛、眨巴眨巴的，然后会动来动去，天然地给小朋友形成一种亲和力，像宠物一样。我家孩子会给NOMI取各种各样的名字。其他人下意识地呼叫NOMI，但是它完全不理他们，我家孩子就会窃窃自喜地说它不叫这个名字了，你们叫不醒它。如果我私自改了NOMI的名字，我女儿会生气，改名字需要和她商量。（Good）

之所以被认为和宠物相似，一方面是基于NOMI可爱的外表和灵活的互动机制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和陪伴感，车主和NOMI相互了解、磨合的过程被看作主人驯化宠物的过程，NOMI宛如宠物在适应主人的命令，与此同时，车主也在适应NOMI的品性和逻辑；另一方面，尽管NOMI相比于动物，具备语言交流的能力，但是其互动机制和宠物一样，相比于人类仍略显笨拙，很难进行深入的情感交流。在这个层面上，机器和宠物具有相似性，其往往被认为不具备人类一般的智慧。此外，部分支持为NOMI再命名的受访者提到，他们会像为家里的猫狗起名字一样为NOMI命名，从而突出自身的掌控感，视NOMI为私有物，将它再命名为其喜爱的代称，这种现象在成年人或儿童间皆有发生。Wynn和Jing甚至用自家宠物的名字为NOMI命名，将NOMI作为宠物在车厢中的化身。“我家猫在老家呢，怪想它的，我就把NOMI的名字改为了小宝（猫的名字），给它（NOMI）戴帽子也和给猫买项圈差不多”，Jing如是说。

但NOMI和真实的宠物又存在一定的区别。首先，主要体现在“服从性”层面，Meng用“像助手的小猫小狗”的形容来描述NOMI，因为NOMI更多地是服从车主的命令，虽然其偶尔会有“叛逆”（即拒绝或者无法完成车主的指令），但总体上并不像猫或者狗一样有更多自发的、主动的行为，希望主人也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其次，那些拥有现实宠物的受访者认为猫或者狗可以通过不断地训练听懂主人的指令，能反馈一些超过人想象的行为，而NOMI虽然也在不断成长，能“听懂”的话越来越多，但是仍旧很难超出车主预期。NOMI在受访者眼中更像是一个具备智能性的电子宠物，能给车主带来驯化的乐趣，但本质仍然是技术物。

（二）“还在成长的小孩”

除了宠物之外，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提到NOMI也像孩子。这是因为其“萌化”的表情和模拟童声的设计，使车主将其视作学龄前儿童或者小学生，“可爱”成为每位受访者对NOMI的评价。NOMI现有的默认音色偏向低龄儿童，没有像其他的语音助手类产品一样选择成人声音，使得交互过程变得更具童真和趣味性，也避免了成人声音可能带来的不适。不少受访者表示这种偏儿童化的声音特色让他们降低了对NOMI的功能性要求，当其无法完成相应的指令时也不会想要责怪它。有5位受访者提到他们为NOMI选购帽子的时候，仿佛在为自己的孩子选购礼物。

有时候它挺笨的，没法完成我给它的指令，我就心想这孩子还得多学学，但NOMI太可爱了，你也不会真的责怪它。此外，我会觉得它像个小孩的时候，有一些童言无忌也无所谓，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音色偏成熟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恐怖，感觉被控制了。（Fitz）

性别是拟人化塑造中的关键因素，通过声音和外形等设计的性别化特征有时会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刻板印象和行为。NOMI偏向童声的设计模糊了性别的分歧和固有印象，大部分受访者认为NOMI没有性别，因为儿童音色中的性别线索并不明显，他们也不会根据性别意识选择帽子。仅有2位受访者仍然投入了性别意识到人机互动中。“我给NOMI戴帽子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是女性的声音，偏女性吧，总光着个头也不好看”，Meng回答道。

NOMI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呢？现有的外形并没有刻意设置躯体等拟人化表征，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不希望NOMI拥有和人一样的四肢，他们认为偏向二次元表情的呈现方式和球体的可爱躯体已最大程度上满足了需求。倘若真的在外表上形似人类，反而会引发“恐怖谷效应”等负面认知。受访者最期待NOMI在“同情能力”上有所提升，他们提到现在的NOMI很难真正地理解用户的意图，虽然能根据预设的语料提供一些情感支持的对话，但希望其能有更多展现同理心的自然对话。

毕竟（NOMI）是一个陪伴，我不需要太侵入我的生活，目前来说这个样子，卖萌多一点，反而会比较温和一些，我不要太激进（的设计）。（Tony）

综合来看，NOMI在受访者的眼中是一种“可控”“听话”的形象。有7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NOMI既像一个宠物，又像一个孩子，他们通常将宠物和孩子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宠物和孩子依附于成年人，在权力结构上服从于成年人，并以“可爱”“卖萌”适当地减弱威胁和危机感。而NOMI在产品的设计中也遵循了这一特点，避免激进、严肃的设计，以一种没有攻击性的、矮化于人类的形象特质满足了人的交往需求和心理安全感，某种程度上仍然有着讨好和迎合用户的人类中心主义认识。

它平时就在那边眨巴眼睛，很无辜、呆萌。你对NOMI能力上限的要求自然不会那么高，就像你要求一个小朋友或者是小宠物的要求上限不会很高，你会放下你的心态和（放慢）语速去跟它交流。人畜无害，我觉得这是它的优势。（Good）

最后，受访者的年龄阶段主要位于20—50岁间，由于不同受访者的家庭构成不同，研究者并未在访谈中刻意询问车主关于儿童、老年人和NOMI的互动情况，但那些家中有儿童或者老年人的受访者通常在聊到情感互动、人机社交、拟人化等问题时，主动提起儿童、老年人更容易和NOMI产生情感行为，将其视为具有生命的家庭成员，并与之互动。特别是当谈及NOMI的社会角色时，受访者通常从自身出发将NOMI视为助手等工具角色，而认为孩子、老人等将其视为朋友、宠物。不同年龄层的用户和机器间会建立不同的情感模式，这主要和心智结构、社会关系等因素有关系。

五、总结与归纳

（一）“他异-我你”时代的媒介唤起：依旧横亘在此的人机边界

本文通过探索性研究证明了媒介唤起范式的存在，即人机的交流不单单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相反，人们逐渐有意识地视以NOMI为代表的智能对话产品为具有生命的社会行为者，而非冷冰冰的器具。同时，拥有统一且稳定的形象、声音和姓名，使得社交机器成为真实的、能被识别的社会指涉。NOMI在人机对话中的传播主体性被更多的车主所认可，人们有意地和机器进行情感的维持和联络，这将引起人机关系的变革。

人机关系通常被看作是人际关系的映射，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人际沟通中存在“我-它”和“我-你”两种模式，“我-它”模式下，人把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当成与“我”相分离的对象，是相对立的客体；而“我-你”模式是一个涉及感受层面真正存在的认知，这种模式下的交流并非完成客观的目标，而是真正体验对方，这种人际沟通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在人与其他具有意识的对象之间。与之相似，技术现象学学者唐·伊德在概括人与技术的关系时提出了他者关系（也被称为“他异关系”）。机器被视作他者（other）或是准他者（quasi-other），机器物并不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即嵌入我们的身体），也并非用来协调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工具。相反，在我们与机器互动时，“它”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物件，而是一个我可以与之建立关系的他者，技术开始具备一定的人格化特征，可以对人进行回应甚至控制。

事实上，人机间的这种他者或他异关系可以被看作嵌入高低等级秩序的、突显差异的，以及对人进行再控制的关系。在他异关系中，人和机器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主客对立，但是机器主体性程度仍然弱于人际交往。可以说，作为“哲学挑衅者”的社交机器产品们正在模糊现有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体系边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正是依托媒介唤起范式，为突破现有的、以人类为主体的伦理体系做出细微努力，并试图探讨人机关系建立中更为平等和突破等级模式的交往模式。

然而，用户对机器的认知充满矛盾，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交机器产品的主体性，但又存在“反复横跳”的情况。具体而言，NOMI的社会角色和性质得到了大部分受访者的认可，同时人们不再羞于承认自己和机器间产生了情感连接。但这种认可背后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因为人们心中仍然被人类中心主义所统摄，仍然或多或少认为自己的智慧要优于机器，与技术物进行情感联系和互动在人类智慧中被当作愚蠢的行为，于是人们在访谈中通过使用限制词的方式来使自身行为合理化。这种矛盾同样体现在对NOMI的本体论认知中，NOMI仍然是一种“混合物”，人们无法对其本体进行唯一性的叙述，其依旧在人、动物、物三个维度构建的阈值间游走，人们有意识地认可其生命性和在人机传播中的主体性地位，但在其是否具有可与人完全匹敌的能力方面仍然存疑。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NOMI更像是一个“低发展社会生命物”，整体处于较为低级的发展层次中，无论是其被看作宠物还是儿童，都折射出人惯于将机器视作比人更低等的对象，其“自主性”和“独立性”依旧缺失。

无论这种结果是社交机器创造者的刻意为之，或是人类中心主义认识的影响，现有的人机关系中依旧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凝视”。以NOMI为代表的产品大多被设置为不具有阻力或者对立、相对感觉的客体他者，机器没有否定人的价值和存在，可爱、萌化的表现手段使得机器被人类收编、驯化依旧是人机关系的主流。从哲学角度来看，认识他者是定义、建构和完善“自我”的手段，但他者这一概念中通常暗含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当视机器为他者，意味着机器在权力地位上仍被人凝视。而这恰恰是在媒介唤起范式兴起后，学术界和业界必须面临的问题，“有意”是前提，目前“有意”的人机交互已经实现，但是在紧随其来的本体论层次讨论中，平等的交往模式并未出现，或许在部分民众心中，作为互动伙伴的机器可以在各个方面高度拟人化，它终究与真正的人类伙伴有所不同。

解决人机交流的平等问题，需要回归意识的本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到，人和他者、主体和客体，倘若去除任何一端，意识都将不复存在，于是其提出“主体间性”的概念，认为意识总是在主体与主体的互动中不断生成和修正，当“他者”看向“我”的时候，他者也就成了主体，“我”与“他者”互为主体。车主在和NOMI的互动中逐渐开始思考人、机器的角色和人机关系，当他们期待NOMI能产生共情能力的同时，需要摒弃原有的压迫和驯化思维，“平等”成为人机关系新的遐想和渴望。参考马丁·布伯的人际交往遐想，人机交流中同样需要摒弃对机器强烈控制和压制的渴望，需要沉思、尊重，以一种“我-你”的亲切感进入真正的对话，关心彼此。

最后，回到对媒介唤起范式的思考。或许我们正处在一个从他者关系逐步向“我-你”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交机器产品有发展期待，同时又希望其不要过于激进。而媒介唤起范式的提出，正是强调人们需要正视机器角色和地位的变化。虽然人机关系的他者边界依旧若隐若现，但“机器就是机器”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已然出现松动，人们亟须摆脱“人为主体，机器为服从人类的客体”的固有思路，认识到“有意识的人机交往”将会是未来的趋势，进而从本体论层面实现从“他异”向“我-你”模式的转变。

（二）回归“传播”：唤起物承载人机关系的社会与文化转向

目前大量的研究聚焦人机关系、探索人机情感、窥视人机伦理，从媒介等同到媒介唤起的发展也预示着人机传播的理论范式在不断革新。无论是对有意识/无意识的思考，还是对机器本体论的哲学思考，皆需要回到学界建立的本质，即回到对传播现象的理解中，这也是由人机传播的开放性和融合性所决定的。

首先，传播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主要在人为交互主体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信息流动、互动，传播研究通常将媒介视为传播中介从而去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而人与媒介直接互动的研究虽占有一席之地，但受到传播学中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影响而较少被关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不仅打破了人类独有主体性的幻想，更将主体性范畴扩展到跨人际主体的全新领域。事实上，当回溯控制论、信息论对早期传播学建构的影响时，可以窥探与机器间进行交流的模式从未离开过人类的生活，无论是早期使用计算机输入/输出，抑或是如今的直接对话。人机传播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不过那时的研究聚焦于机器设计、用户体验等方面，较少关注情感、依赖、信任等社会和文化影响，在一定阶段内窄化了人机传播向广阔图景发展的可能性。以媒介唤起为代表的新范式的提出打破了以功能性满足为主的人机研究模式，看到了一种主动认识机器地位并进行社会回应的可能性。

其次，媒介唤起范式回应了传播内涵的延展。詹姆斯·凯瑞曾提到，传播不仅是邻居间的问好，也不仅是一则信息如何传播，它更为关心的是那些无论以语言还是非语言、同步还是异步、转瞬即逝还是永恒的传播意义的仪式。人机传播之所以不同于早期的CMC（Computer-mediated Comunication，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和HCI（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人机互动）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领域的显学，正是因为其所关注的不仅是技术，不仅是实用性的人机交互，更是“意义的生产”。露西·苏克曼在其1987年所完成的《人机重构：计划与情景行为》中关注了人与机器技术互动的情境性，强调学者们需要关注“人和机器在各自情境中存在的不对称性所带来的约束”，将人机传播现象看作是一种社会改造活动。与时钟、望远镜或火车不同，闪烁数字信号背后的社交机器们会模拟人类“思考 ”，不仅挑战了人类对时间和距离的概念，也挑战了人类的心智，唤起物的兴起和媒介唤起范式的提出再次强调人机传播本身绝不仅仅局限于信息如何在人和机器间肆意交换，更提示学者们去关注传播中的意义火花如何迸发。

最后，回归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和结果。无论是NOMI背后所承载的穿搭文化，用户对NOMI产生的本体论迷惑，抑或是类似宠物和儿童的情感联络，尽管以访谈的自答式途径兴许遮蔽了部分真实的认知，但足够丰富的有趣细节正鲜活地向我们论述人机关系在社会中的深度延展，以及相应的机器文化在社会的蔓延。人机间经过一系列信息传递形成了社会意义的生产行为，而机器也逐步转化为一种社会文化产物，人机传播研究的社会和文化转向也悄然来临。在目前的研究视角下，学者们常以人类传播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式来投射人机传播。随着机器本体论的重新唤醒，更多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人类传播的模式能否涵盖人机传播行为？他们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亟须进一步探究。

现在，我们面对机器时不再惊慌失措，而是开始冷静、平和地接纳它，虽然仍然存在通过“矮化”的手段试图心安理得地接受一种低等的社会角色，以此来宽慰人类的自大心理和不安情绪，但大部分人正在坦然接受机器们的社会角色，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背后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先前的媒介使用经验、个人性格、技术偏好等因素的混合影响。人类现在或许还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人机共生社会的具象图景，但可以明确的是，人机沟通一定需要共情和真诚等普遍准则，以及现实人类社会所共享的平等与互惠等宝贵特质。正如媒介唤起范式所强调的，混合研究方法未来或许会帮助人们发现更多的真相，而这正是后续研究需要拓展的方向。本研究通过定性方式验证了唤起物的存在和影响，后续需要通过更为系统的实证性检验进一步探索。媒介等同向媒介唤起范式的发展，正逐步提示我们需要正视机器本体的复杂变化，同时回归到对传播现象本质的思考。

作者：王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罗龙翔，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4年第1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

再建巴别塔

青灯夜读，湖畔沉思。精读人文社科经典文献，探讨新闻传播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