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尼克·斯尼塞克：新唯物主义和后人类主义——身体、大脑与复杂因果关系

文章来源：TECHNOLOGY AND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Edited by Daniel R. McCarthy，2018，84-99

作者：尼克·斯尼塞克Nick Srnicek——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过去的十年中，围绕唯物主义、技术和我们社会生活的具身本质（embodied nature）的兴趣和想法在各个领域激增。这些研究以 “新唯物主义”、投机现实主义、后人类主义或面向对象的哲学为名，为社会和政治思想开辟了新的道路，并为改变既定的学术领域开辟了重要的道路。在国际关系（IR）领域，这些新唯物主义大致可与旧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如地缘政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中残缺或幼稚的唯物主义。对于第一种唯物主义——也就是在最没有细微差别的范式中——地理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见Gray 2004;  Ashworth 2013）。帝国的兴衰取决于环境与技术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而思想只具有表面的力量。对于最简单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经济斗争决定着历史。由生产技术的性质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为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历史按照既定的进程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残缺唯物主义只是延续了对世界本质的 “常识 ”态度的天真哲学现实主义。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针对这种粗暴的经验主义提出的疑问和问题被忽视了，现实变得与我们对它的直觉一致。所有这些旧唯物主义方法中，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划分。自然世界可能会影响社会世界，但它或多或少是以决定论的方式影响社会世界，而物质本身则是以机械论（mechanistically）的方式运作的。

相比之下，新唯物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关于物质的不同图景。虽然新唯物主义转向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还是有证据证明他们在一些要素有着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考了自然科学研究。无论是复杂性科学、生物学还是神经科学，它们都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表现出有益的尊重，并试图将这些科学的研究成果纳入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之中。此外，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克服人与自然、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分歧。在传统社会理论和国际关系的主流方法中，社会和自然是相互排斥的领域，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决定论式的关系。相比之下，新唯物主义摒弃了许多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假设，承认非人类因素在社会生活构成中的重要性。也许最重要的是，新唯物主义力图克服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传统划分，同时又不陷入还原论（reductionist account）——即将所有社会现象都视为源于物理现象，例如，有人试图将人类战争描述为源于基因生存的进化驱动力（见 Gat，2006 年）。

这种哲学基础上的转变所产生的后果影响着整个世界政治的研究。新唯物主义涉及几个经典学科焦点的转移。有的将注意力从纯粹的社会现象转移到自然世界；有的强调 “生成”（becoming）、永恒的变化和偶然性，以及新颖性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novelty），而非一味地强调秩序和稳定；还有的将重点从国家等抽象概念转移到身体经验的具体现实（the concrete realities of lived bodies）。无论如何，这些新唯物主义都对国际关系学的惯常思维模式提出了重要挑战。特别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带来了认识论（epistemology）、全球政治伦理观以及我们可能讲述的因果故事的转变。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这些观点？在此，我们不妨追问一下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概念条件。从纯粹的哲学层面来看，它们的出现无疑是因为人们感到二十世纪著名的语言学转向已经穷途末路。从二十世纪初对语言如何与世界相联系的反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文本解构分析的巅峰之作，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一直是最重要的焦点。但是，在许多年轻学者中，人们常常感到，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仅仅关注文本问题已经达到了批判的极限。批判性解构的方法——经常被用来通过解构种族、性别或性等所谓的自然范畴来强调社会压迫的偶然性——已经沉淀为一种新的常识，并被不加区分地应用于整个人文学科。因此，人们渴望并寻求新的批判方法。同样，除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作品所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外，一直存在一种潜在的、对唯物主义分析的关注。尤其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他的作品似乎提供了一个比同时代人更深入的框架。德勒兹在我们生活现实的语言表层之外，寻找经验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非人类基础。在概念和词语的游戏之下，德勒兹追求一种唯物主义的 “生成”，它可以解释相对稳定的语言和概念形式的产生。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另一个传统是近年来唯物主义复兴的核心。德勒兹的 “装配”（assemblages）概念被不同学者广泛采用和改编（Sassen，2008 年），与斯宾诺莎、怀特海和柏格森一样，他仍然是新唯物主义学术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大陆哲学传统内部的辩论由此产生了关于社会生活及其物质构成的新思维方式。

然而，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从来都不会与历史变革脱节，新唯物主义也不例外。在一个气候变化威胁着全人类，科技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经济危机充斥着日常生活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其我们世界的唯物主义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那种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明确界限的观点是难以置信的。相反，这两个领域彼此之间紧密相连。这要求我们要用一种新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当下的形势。由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锻造的批判工具达到了它们自身的目的——但许多人认为面对新的政治问题，它们已经力不从心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转向新唯物主义才显得尤为重要。本章将对各种不同的新唯物主义进行研究和思考，以展示它们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与本卷其他部分所介绍的社会学导向的方法不同，新唯物主义学术研究促使我们对世界的伦理导向进行反思，而不规定精确的分析方法。第一部分，我将讨论近期全球政治中对身体的强调，特别是反映在女权主义思想中的身体。下一部分将探讨神经政治学（neuropolitical），以及它们的本体论如何转变了国际关系学关于认识论和身份的传统观念。第三部分将探讨后人类主义及其如何改变能动性/代理（agency）、结构（structure）和认识论的概念。最后，结论部分将反思一些广泛的新唯物主义主题，并概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特别是，我将指出那种模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边界的动机，对于批判导向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成问题的，而对科学隐喻的不严密的依赖往往是掩盖，而非揭示了更多东西。

传统上，身体被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外。重要的往往是（理论上抽象的）国家及其互动。事实上当人们阅读多数国际关系的文献时会有种感觉——这是一个非具身（disembodied）的虚拟世界，其中没有摩擦、肉体、欲望或死亡。在主流国际关系中，暴力完全是一种非具身的现象，是理性思维对惰性（inert）和不重要的身体实施的行为。在战争中，身体只是作为统计数字来计算的，而在博弈论中，身体被完全从战争的形式分析中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代数符号。然而，通过将身体纳入考虑，我们可以开始揭示身体塑造暴力和被暴力塑造的方式、身体被性别化和种族化的方式，以及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Wilcox 2015: 3)。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由对身体暴力的反思所定义的领域，却很少将身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实则是很奇怪的。事实上，正如劳伦·威尔库克斯（Lauren Wilcox）所言，国际关系倾向于将身体假定为一个单独的、预先存在的物质实体，而 “真正的 ”政治就是基于这个实体展开的。

事实上，正如劳伦-威尔考克斯（Lauren Wilcox）所言，国际关系倾向于将身体假定为个体的、预先存在的物质实体，“真正的 ”政治就在其上进行。身体本身并不进入政治空间，而只是作为主权主体的背景条件（Wilcox 2015: 17；Edkins and Pin-Fat 2005；Shinko 2010）。换言之，身体对传统国际关系来说是附属性的。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身体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他们既关注女性的身体如何制约和限制了女性全面进入政治领域，也关注社会如何将规范和僵化的身份编码到这些相同的身体上（Enloe，1989 年；Daigle，2015 年；Shepherd，2014 年）。妇女的历史就是她们的身体如何成为一系列压迫的基础的历史。因此，女权主义者一直站在分析和强调身体如何参与政治的最前沿。通过摒弃惰性身体的形象，这项工作提出了关于特定身体形态的构成和非自然性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女性在社会中的某些角色是基于她们的身体特征？女性如何因其外貌而被标记和隔离在某些职位之外？有权有势的人又是如何利用生物学分工来维持其权力的？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延续了女权主义思想中一系列去本质化的姿态（巴特勒，2011 年）。最近，威尔科克斯借鉴朱迪斯·巴特勒关于规范暴力的研究成果，将身体牢牢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角中。在这里，“规范暴力 ”指的是特定规范塑造何种身体应当在社会中存在、什么样的生命在政治中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样的身体在战争中值得悲悯（威尔科克斯，2015：9；巴特勒，2010）。例如，为什么我们对特定的身体感到悲伤，而对其他身体却视而不见？这些身体之间的划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为一种自然而不容置疑的反应的？对特定身体的归类和阐述，正是作为国际关系传统研究对象的暴力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是国际关系的基础。

但这也意味着，身体是政治的客体——不仅仅是作为对抗主权暴力的实体，更根本的是作为通过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9 年）所说的 “生物政治 ”机制来了解和管理的实体。在福柯看来，主权权力的运作方式是控制谁死（通过处决或战争），而生物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则是控制谁活着以及如何活着。举例来说，想一想为公共卫生制定的众多规章制度。这些都是为了维护一个健康的政治身体。对人口的管理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关注点，因此身体是通过各种安全和健康措施来构建的——例如，为了国家安全而将艾滋病毒/艾滋病 “安全化”（Elbe，2005 年；McInnes 和 Rushton，2012 年）。生育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身体形态被介入被干预，特定生命根据其是否应该生或死而被区分。在极端情况下，身体成为任何形式的国家暴力所行使的对象：酷刑、强制喂食、单独监禁、无人机袭击等等。对身体的关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行为在最初是如何可能的。

在身体与政治之间的牵连中有一个与国际关系特别相关的例子：即战争、军队与身体之间的关系（Protevi 2013; Sylvester 2012)。正如哲学家约翰·普罗特维（John Protevi）所明确指出的，人类的身体并非天生就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大量研究表明人类在战争中会避免开枪杀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开枪（Protevi 2013: 60; Grossman 1996）。士兵必须经过训练、改造、调整并被塑造成杀人机器（我们可以在此看到生物政治权力及其对身体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必须训练士兵避免有意识的判断，以便他们杀人：他们必须将自己与自己的行为分离开来，以实现国家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部分代理权——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必须将代理权委托给身体的非意识方面。这与我们在进行体育运动或演奏乐器时发生的情况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本能会占据主导地位，有意识的自我反省实反而成为阻碍。而且任何这些行为的实践者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漫长的训练和实践过程，从而让身体占据主导地位，让有意识的头脑靠边站。这就是军事训练的全部意义——一个将身体、政治和战争整合进军事构造的程序，而这种军事构造则是国际关系探究的主要对象。

正如Protevi指出的那样，这种训练必须穿梭于两项任务之间：既要激发能使士兵在战争中有效杀人的非意识能动性（non-conscious agency），又能够要在需要时（如在基地或平民区）关闭这种能动性。这两项任务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人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程序试图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倾向。有两种方法尤其能将士兵塑造成介于愤怒杀戮和冷静思考之间的最佳状态（prime zone）。例如，在条件反射训练中，通过训练士兵的肌肉记忆，使其对敌人的形象做出本能反应。敌人的剪影被放置在射击场上，一整套的种族诋毁也被用来把敌人变成非人的他者。正如 Protevi 写到（2013: 66），“当代军事训练通过将主观性排除在外，从而使得大多数士兵的身体都能暂时承受杀戮行为”。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训练采用了更加微妙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模拟器消除了暴力的真实感，同时也允许对平民和敌人进行更多的区分。同时，以团队为基础的实时交流将责任按团体而非个人进行分配（Protevi 2013: 68），从而更容易消除对内疚的担忧。在这种技术的作用下，将身体变成士兵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微妙，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看到关注身体在国际关系中如何被建构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政治的重要性。对战争中的身体的讨论将我们带入下一部分：对自然与社会的相互纠缠进行理论化的全面尝试。

William Connolly | Political Scienc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edu)

我们不妨将康诺利的著作与社会建构主义并列，以突出其独特性。后者强调的是建立身份认同的语言手段，而前者强调的是情动、欲望和情感的建构，它们是我们对身份认同的直观感受的基础。身份不仅是我们头脑中的东西，也是我们能感受到的东西。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身份是编码（encoded）在我们身体上的--性别的和种族的。身份是以本能反应的形式植入我们大脑的东西。这里最重要的启示也许是，从神经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身份认同对人们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在面临各种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特殊身份？是什么让自杀炸弹手基于宗教或政治身份而自杀？

人们试图用传统的解释来概括这些姿态的 “合理性”，但这些解释让我们感到是不充分的。利己主义的计算无法解释这些现象。虽然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有助于强调身份和利益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建立起来的，但同样不足以解释身份的力量和作用。对许多人来说，身份认同只是人们通过观念社会化的东西，或许还能引导人们的偏好。但神经政治学赋予了身份认同以情动的力量（affective charge），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知道这种情动的存在。对于民族身份或宗教身份的威胁，人们往往会在理性和自我意识的思考出现之前就做出来自内心深处的本能反应（visceral reactions）。因此，将神经政治学纳入国际关系，有助于理解话语审议（discursive deliberation）的局限性以及身份和价值观的粘性。它可以在跨文化接触中提供帮助，并为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论述增添深度。这一层面的情感流动（affective flows）还揭示了康诺利眼中世界的一个普遍真理：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观念世界（the world of ideas）与身体世界不断交融。他特别清晰地阐述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写到超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传统划分的任务：

通过借鉴尼采和德勒兹的思想，康诺利认为世界不是由相似性和同一性组成的（similarities and identities），而是由差异和流动（differences and flows）组成的（康诺利，2002：50-79）。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世界的稳定性本身，只是因为流动放缓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它们看起来比实际更稳定。举例来说，想想我们的气候，想想它在过去一万年里所表现出的历史性的特殊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让人类得以繁衍生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气候似乎都是一个近乎永恒和稳定的系统。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气候变化有可能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带来一系列快速的气候变化。在康诺利看来，这就是世界的一般本质——以不同速度流动的物质，自我组织成相对稳定的实体（身体、主体、社区、国家、国际体系）。

基于这种本体论，我们需要对认识论和我们对知识局限性的理解做出一些修正。也许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问题：它们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还是世界的固有特征？如果前者成立，那么实证主义关于适用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社会或自然普遍规律的假设可能仍然是可持续的，即使我们仍然只能部分地阐明这些规律。世界上确实存在普遍规律，即使我们的思维只能部分地接近它们。但是，如果不确定性是世界本身的一个特征，那么对普遍规律的信仰和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就会掩盖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实证主义假设，重新思考知识的含义。不出所料，康诺利主张的是后一种立场。在他看来，人类有能力与充满差异的世界相遇——通过相似性的层层叠加，人类能够部分地把握事件并将其转化为知识。但是，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颠覆我们稳定的范畴和规律。因此，康诺利淡化（尽管没有拒绝）了传统的真理要求，转而阐述了对世界的不同伦理立场。在 “生成”的世界中，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必须随着世界的变化不断修正知识。

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对知识的探索；但它确实对知识的稳定性施加了严格的哲学限制。与其说 “生成 ”的本体论要求绝对真理，不如说它强调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这种本体论要求对世界培养一套特殊的伦理立场——这些立场与许多知识创造背后的那种支配性冲动相悖。在康诺利看来，生成（becoming）比存在（being）更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世界稍纵即逝的创造力，这些创造力逃脱了既定的范畴。我们的目标是对那些为世界带来新事物的运动保持警惕，而非将其强加于既有观念之中。同样，对于简·贝内特（Jane Bennett，2010 年）等政治理论家来说，新唯物主义要求建立一种尊重世界非人类元素的意识——尊重它们的脆弱性和能动性。

《活力物质》 Jane Bennett （2010）

然而，这些立场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它们显然试图将政治简化为伦理——这些立场背后隐含的想法是，如果人们自由地对世界采取不同的伦理立场，那么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就会消散，我们就能解决气候变化或新自由主义危机等重大问题。但这大大低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大大高估了伦理立场改变世界的能力。康诺利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知识 ”的含义，这也许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可以充分替代集体政治。

我们现在来谈谈新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所谓的“后人类转向”。我们以埃里卡·库德沃思（Erika Cudworth）和斯蒂芬·霍布登（Stephen Hobden）的研究为例，他们试图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局限。与其他新唯物主义一样，库德沃思和霍布登的项目试图克服他们所认为的传统社会理论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在他们看来，这种分歧将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嵌入了我们理论的核心——这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一种错误的规范性信念，即我们有可能从对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Cudworth and Hobden 2011: 2; Youatt 2014; Chandler 2015）。但是，与许多其他新唯物主义不同的是，在库德沃思和霍布登的方法中，人类系统与非人类系统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人类系统具有更大的自我组织潜力；人类个体具有自我反思和有意行动的能力；通过语言对符号的依赖带来了一系列非人类系统所不具备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的方法]不是将人类与非人类分开，而是将人类世界视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Cudworth and Hobden 2011: 48-49）。后人类转向放弃了我们的理论必须以人类为中心的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的独特品质。

为了摆脱任何以人类为中心的假定，库德沃思和霍布登提倡一种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社会系统被视为嵌套在自然世界中，克服了从要素之间的线性关系角度思考问题的局限性（即一个原因的增加会导致一个结果的同样增加）。顾名思义，复杂系统是涉及非线性（non-linearities）、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以及对可预测性的严格限制的系统。例如，在线性系统中，如果 1 吨钢能生产 2 辆汽车，那么 2 吨钢就能生产 4 辆汽车。在非线性系统中，投入的增加可能会产生线性条件下完全无法预测的效果--全球气温上升 2-3 度与上升 1-2 度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与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复杂性观点取得了一系列进步：它摒弃了现实主义结构理论的静态性质；它克服了现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单一逻辑；它超越了将行为主体的行为与结构直接联系起来的线性逻辑（Cudworth and Hobden 2011: 52-63）。相比之下，复杂系统方法（complexity theory）认为结构是多元的（援引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结构）；是创造性的，可以不断涌现；是内在动态的（尽管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它有助于提供一个解释框架，涵盖世界秩序的重大变化（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并有助于阐明某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是如何出现的（如苏联解体或非国家恐怖主义的兴起）。此外，这一框架开始将自然世界的动态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关键要素，而不是作为地缘政治的一个静态背景条件。尤为重要的是，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认为系统是相互嵌套的，相互影响和改变结果。换句话说，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自然世界和一个独立的社会世界。相反，两者相互重叠，即使各自存在一些不同的元素。

其中一个不同的方面就是 “能动性（agency）”——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做出反应的能力。事实上，许多新唯物主义的共同点是重新思考能动性的含义；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重新思考的方式往往值得商榷。最近几年，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结构的争论（agent–structure debate）很是受到关注，这多亏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1987 年）试图将社会学的见解纳入国际关系。如今，能动性/代理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的著作就是这一趋势的缩影。在她和更广泛的新唯物主义者看来，能动性/代理（agency）已从传统意义上的人的位置上剥离，转而分布于各种非人的力量之中。这种分散背后的逻辑非常直接：在古典唯物主义中，物质被认为是惰性的、机械的，而人类则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能动性（agency）和行动力（act）。对于新唯物主义来说，这种传统的区分被打破了，部分能动性被重新纳入生动的物质形式中（Coole 2013: 456）。这取决于理论家的观点，从将动物和有机物纳入能动世界，到将能动完全分散到甚至无机物中（拉图尔，2005 年；贝内特，2010 年）。

对于库尔（Coole）来说，它采取了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其中包含了有机世界的一些元素，但却摒弃了整个代理本体论（ontology of agency）。在这里，代理/能动性（agency）有三个特征（Coole 2013: 458-461）。首先是感知（perception），代理人（agent）通过感知与世界互动——在被世界改变的同时改变环境。其次，存在最低限度的反身性（reflexivity），使行动者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策略。这并不需要人类行为主体所特有的那种理性的反身性，但反身性构成了它的一种前意识基础。第三，人的能动性包括责任——尤其是对环境，和我们与自然世界的纠缠。能动性要求我们关爱人类的这一物质基础，至少它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命支持系统。

但是，无论我们是跟随库尔（Coole）保持人类代理权的某些独特方面，还是跟随其他人在非人类领域分配代理权，新唯物主义对代理权进行的重新分配都会使我们更加关注传统代理权、意向性和合理性等宏大观念赖以建构的微观途径。换句话说，新唯物主义并非彻底否定传统的能动性论述，而是强调这些传统论述的谱系学（genealogy）。就像康诺利关于神经政治学和潜在的情动层面的研究一样，这是一种寻求代理的非代理基础的论述。

新唯物主义——尤其是基于复杂系统的方法——也意味着我们对认识论和国际关系学术学科性质的理解发生了转变。正如科学哲学家桑德拉·米切尔（Sandra Mitchell）所言，复杂性需要一种全新的认识论（2009: 13）。首先，复杂性要求摒弃还原论①。虽然国际关系经常避免最简单的还原论（例如，将系统行为还原为国家行为），但它经常通过将国家行为还原为系统行为而参与形式上类似的还原。新现实主义理论是最明显的例子，但类似的形式也存在于众多国际关系理论中（华尔兹，2010 年）。然而，随着复杂性的出现，一种无法还原到不同层面的新出现也随之而来。因此，认识论必须承认对特定现象负有因果关系的多元和多层次性。很简单，还原论项目必须被摒弃，因为它是不充分的（尽管不是完全错误的）。其次，复杂性要求我们摆脱普遍规律的观念和指导实证主义思想的预设②。虽然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广泛的后实证主义转向，但这往往是在诠释学和哲学方法的名义下进行的（Smith et al.）

① 纳格尔在《科学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1961）将还原论定义为：“还原是一种科学解释的模式，其中复杂现象通过将其归约为更基本的要素或更一般的规律来理解。”比如在国际关系中新现实主义就将国家的“自助”行为解释为结构上的无政府状态的原因。

②这种预设大致包括一下方面：研究的客观性（Objectivity）、普遍规律的存在（Universal Laws）、因果关系（Causality）、经验验证（Empirical Verification）、还原论倾向（Reductionism）

现在我想谈谈对国际关系中新唯物主义的几点批评。特别是，我想重点谈谈在试图克服自然与文化、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分歧时出现的问题。在这一计划中，既有对两者之间显著区别的省略，也有对隐喻术语的阐述不足。这些观点并不适用于本章涉及的所有新唯物主义；但它们确实凸显了这一项目中的紧张关系，如果新唯物主义学术要实现其重构我们的国际关系和社会理论观点的目标，就应该避免这些紧张关系。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来自于试图克服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分界（或这种分界的某种代表）。人们倾向于关注自然与文化进入无差别区域的方式，但在某些作者的作品中，这最终可能会否定人类与非人类要素之间的任何区别。重要的是要记住，区分并不一定意味着分裂；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都涉及到有意义的区分。然而，在一些新唯物主义著作中，这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6.22—2022.10.9）: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巴黎学派创立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及现代性批判。代表作品有《实验室生活》、《科学在行动》、《我们从未现代过》、《自然的政治》等。

这种情况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达到了顶峰，在该理论中，一切都是行动者（actor），任何有意义的能动性（agency）都已丧失。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国际关系中被越来越多地引用——是这一问题的代表。在他的著作中，“能动性 ”仅仅是指有所作为的能力。深思熟虑、善于反思的行动者——人类能动性/行为者的传统理念——蒸发了，成为拉图尔所说的 “行动者 ”的扩散（actants）。这导致了对人类能动性独特品质的彻底摒弃，以弥合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鸿沟，但这样做却抹杀了人类的独特品质。特别是在世界政治领域，有意的和深思熟虑的行动是理解和解释事件的关键因素。抹杀人类与非人类差异的本体论有可能无法理解世界政治的阴谋诡计。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经常借鉴拉图尔的研究成果，她也认识到了这些风险，并倾向于从拉图尔对行为主体更为激进的重新描述中抽身出来，但在她的倾向之外并没有明确的标准（Bennett 2010: 104）。

在所有的新唯物主义中，模糊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分始终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风险。这种不加区分是有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因为它似乎忽视了人类的各种独特品质。在此，我们将重点讨论源于这种不加区分的两个相关问题：对能动性和因果性的误解。首先，对 “能动性 ”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只能凭直觉或习惯把握。如果我们能更彻底地试图明确区分人类和非人类的能动性，以及前者是如何从后者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就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但同时也会削弱新唯物主义对其新颖性的主张。如何谨慎地处理这种紧张关系，仍然是新唯物主义学术研究面临的核心挑战。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主要问题，即因果关系（causality）在新唯物主义中常常被遗忘或被简单地重新描述。在整部著作中，一个常见的区别是机械主义的、死的物质观与生命主义的（vitalist）、活的物质观（Bennett，2010 年）。前者归因于旧唯物主义，而新唯物主义则是关于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组织能力（self-organising）的物质。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确实有很长一脉的机械论哲学（mechanistic philosophy）将这种角色赋予物质。问题在于，物质的新形象——即自组织和不断流动状态（in-flux）的形象——完全包含在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科学形象的现实之中。换句话说，没有必要为了理解物质的自组织过程而引入 “生命”、“活力 ”或无定形的 “能量 ”概念。

笛卡尔是这种机械论的代表。机械论哲学的核心观点（chat总结）：1、物质的机械性：机械论哲学认为宇宙和自然界的所有现象，特别是生命现象，都可以通过物质间的物理互动和因果关系来解释。即，所有事物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粒子、原子和分子之间的运动和碰撞。这种观点强调物质的物理性和机械性，认为自然界是由一些简单的、可预测的规律主导的机器。2、还原主义与决定论： 试图将复杂的现象还原为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种思维方式通常与决定论密切相关，认为一切现象都是由更基础的物理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因此，生命现象、意识、甚至自由意志都被视为由物质的机械互动所推动，没有内在的“生命力”或创造性。3、物质与生命的分离： 在机械论的世界观中，物质和生命是截然不同的领域。生命被视为物质的一种特殊状态，可以通过生物学和化学反应来描述和分析。然而，生命本身并不被看作拥有任何特殊的创造性或自我组织的能力。相反，它是完全依赖于物质的机械运动和结构的组织。

这些观点都产生于自然科学，并刻印在自然主义和以因果为中心的论述中。物体的所谓能动性往往只是复杂因果关系的一种修辞手法——也就是说，它不是自然科学之外的东西，而是自然科学领域完全内在的东西。战略性地夸大物质的能动性可能有其充分的社会学理由，但一个清醒的解读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归结为更传统的因果观念。在这里，复杂性理论尤其有用，因为它打破了任何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观念。毫无疑问，后一种因果关系观念正是许多新唯物主义者努力要与之区分开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更新的因果关系观点。如果国际关系有兴趣寻求事物的原因，学者们就应该明确不同种类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把它们归结为无定形的生命物质观念。

这些问题或许揭示了新唯物主义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即过度依赖对科学观点的隐喻性使用。神经政治学和复杂性科学的讨论是在哪个层面进行的？这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科学，至少在本文所调查的以哲学为导向的方法中不是这样——尽管新唯物主义借鉴了科学文献，但他们坚决避免任何近似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东西。相反，新唯物主义在更具隐喻和暗示的层面上引用科学。虽然我们都同意隐喻对于思想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抵消掉越出隐喻之边界的责任。几个例子或许可以澄清这一观点。

一种日益流行的方法是使用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首创的唯物主义意义上的“装配”（assemblages）概念。然而，在装配理论方法中，首要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倾向于重复德勒兹和瓜塔里创造的术语，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肤浅地应用这些术语——一种将思想盲目应用于所有经验材料的做法。尽管在这种关系中经验内容很少发生变化，装配理论有可能变成对已有过程的简单再描述。它也许在诗意上更具诱惑力，但在分析上却没有更多用处。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许多新唯物主义，修辞上的修饰掩盖了所研究过程的细节。将文化习惯沉淀为身体形态的图像对他们有着视觉上的吸引力，但却忽略了沉淀这一主要说法在此语境中的实际意义。当这些观点得到更深入的证实时，它们似乎又在重新描述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例如，许多新唯物主义依赖于从复杂性科学等领域借鉴术语。然而，在这些领域中，这些术语具有高度技术性和数学化的含义。在新唯物主义下，一般概念被挪用，脱离其本身的技术含义，并在一个新的领域被重新使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本质上并无不妥，而且只要操作得当，它还能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但在新唯物主义中，这些术语往往停留在隐喻层面，而没有被赋予新的严格意义。关于神经科学的讨论往往会转变为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合逻辑的推论。例如，什么是社会的临界点或相对平衡的时刻？关于临界点或平衡，我们当然有直觉上的想法，但依赖直觉并非的科学的好模型——而且，这似乎只是将常识用更科学的语言重新描述。同样，世界以不同的速度运转是什么意思？如何比较和测量不同的速度？

这些说法有一定的直观意义，但任何使用这些说法的尝试似乎都会导致意义上的巨大差异。这可能会促进创造力，但很难形成有意义的本体论或知识基础。归根结底，在新唯物主义的论述中，许多术语的功能似乎是一种暗示性的隐喻，而不是对特定现象的概念辨别。它们有助于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过程，但在建立一种能够洞察具体政治过程的新理论方面却不那么成功。这是新唯物主义项目迄今为止的一大败笔。这些分析上的缺陷有可能破坏新唯物主义在全球政治中对身体和大脑进行重新描述和重新想象的更大的伦理项目。

本文转自 | 荒诞街Desolation 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