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同理心做质性研究

体娱 2025-01-12 00:03 浙江

Cognitive Empathy

编者按：

本文是美国社会学者Mario Luis Small与Jessica McCrory Calarco合著的Qualitative Literacy一书的第一章。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针对两种质性的资料收集（data collection）方法——深度访谈、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提出了五项共有的品质：认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差异性（heterogeneity）、可触知性（palpability）跟进（follow-up）、自我意识（self- awareness）。该书引言简要介绍了这五项标准，网络中已有中译文，读者可搜寻查阅。本文翻译的是书中第一章“认知同理心”。这一概念指的是研究者应当设身处地、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看被研究者眼中的世界，以他观他，达成深层次的“理解”。这一说法事实上和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说法非常相似。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所谓“了解之同情”指的就是史学家“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在这里，陈先生所说的“同情”显然不是怜悯体下之意，而正是今天我们更常用的“同理”、“移情”或“共情”。揣摩cognitive empathy与“了解之同情”的含义，两个概念虽在语言和词汇上有不同，但内涵相似，读者诸君可以在概念的重叠之处参酌互校。

作者简介：

Mario Luis Small，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essica McCrory Calarco，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

“Cognitive Empathy”, in Mario Luis Small and Jessica McCrory Calarco. 2022. Qualitative Literacy: A Guide to Evaluating Ethnographic and Interview Research (pp. 23-4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译者：

陈艳明

本文第二作者：Jessica McCrory Calarco

由于质性研究者在研究取向、如何使用理论、如何分析资料（data）方面有分歧，因此，他们对于如何处理研究的证据（evidence）也有分歧。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有力的田野研究几乎都展现出“认知同理心”的明显特征。“了解之同情”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它指的是研究者理解被访者或被观察者如何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待世界、看待他们自己的程度。

要做到“认知同理心”，研究者就不能光记录别人说了什么，因为这样的记录并不需要从别人的角度理解别人。一个研究者可以报告被研究者的观点和理念，比如，对于某个受访者而言，“堕胎”指的是“杀死一个已经萌芽的生命”，但这样并不能让读者了解这个人是如何得出这种观念的、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接受别的观念、这种观念有什么意义等等问题。正如这个例子所展现的，“认知同理心”，即“理解他人的理解”的能力，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可深可浅。一个研究者越善于共情同理，他就越能准确地描述一个人的看法，向拥有这些看法的人揭示这些看法的意义，说明这些看法的起源，解释这些看法是如何连贯化、一致化、反思的，预测这个人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并说服这个人他们已经被理解了。

要强调的是，“认知同理心”追求的是“同理”，而不是简单的“同情”（sympathy）：“同情”是对他人困窘的怜悯或伤悲，“同理”指的则是对他人困窘的理解。一个人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同事在开会时对另一个同事口出恶言，但仍然觉得这个同事粗鲁失礼、而不会对他产生同情。“同理”反映的仅仅是“看到别人所看到的事物”的能力。人们会同情处于饥荒中的饥饿儿童，但无法理解长期饥饿的感觉，这不需要同理能力。许多田野调查者都同情他们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不能成就一项好研究。事实上，许多优秀的田野调查者并不同情研究对象。同理和同情之间的区别似乎很明显，许多已发表的研究和媒体报道都声称自己“同理”，但实际上做的是“同情”。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许多经验性研究之所以是不够好，就是因为它们传达的更多是“同情心”而不是“同理心”，研究者看似和研究对象并肩团结，但却不太能理解这些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看待这个世界。

一个研究者可以在认知上对他人经验的许多方面产生多方面的“同理”。然而，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也是下文的重点：感知（perception）、意义赋予（meaning）、动机（motivation）。“感知”指研究对象如何看待自己或社会世界；“意义赋予”指研究对象如何解释他们所看、所听、所做之事；“动机”指他们表达的行为背后的原因。理解研究对象如何“感知”世界是田野调查的最低标准，而决定一个研究好坏的，是调查者理解其他两个方面的程度。

同理心的三个维度：感知、意义赋予和动机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想法启发了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亚当·斯密提出，道德应该植根于他所谓的“同感”（fellow-feeling,），而”设想我们自己在（另一个人）的处境中会有什么感觉”是评估他人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行为。米德认为这一点甚至更重要。他认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是把自己理解为“自我”（self），而这是通过以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才能办到的。简而言之，对米德而言，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能力对于实现“自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对理解他人的关注是萌芽中的社会科学的核心。米德的这种理解建立于Verstehen概念的基础上，Verstehen是由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发展起来的，指的是对他人的理解。例如，狄尔泰就认为，他所谓的“人文科学”必然不同于物理科学或自然科学，因为人类的行为充满了意义，而意义必须被诠释才能被理解。他认为，体验他人的生活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就“理解”这个概念而言，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第一部中，他认为“理解”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所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首先关注对“社会行动的诠释性理解”，即人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赋予意义、并且将他人的考虑纳入其中。对韦伯来说，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理解他人的行动，而这种理解必需的就是诠释。正如狄尔泰一样，对韦伯来说，理解和诠释是齐头并进的，因为对社会行动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是对人们给予其行动的意义的研究。

狄尔泰、韦伯还有其他类似的思想家所指的那种特殊的“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同理心。一个质性研究者至少可以在方面得这种能力：感知、意义赋予和动机。

首先要说的是，任何需要用到认知同理心的研究，它所在乎的仅仅是被研究者的感知，即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他们周遭的世界。意义（meaning）是人们赋予他们所见、所想、所言或所行的重要性（significance）。研究者试图理解意义时，他们就如德国浪漫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感知不同于其他动物，因为它们是“有意义的”。但要描述动机则比较棘手了。由于动机本身是有“意义”的，理解动机的一部分其实就是理解人们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如何诠释或归因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并不是人们都认为她们的行为受到某种目标的驱动、都是刻意的。许多行为是下意识的、无意的、习惯性的，或者在任何实质意义上都没有动机。因此，获得对一个行为的认知同理心可能意味着理解它的含义：它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可能有动机，可能没有明确的动机。此外，即使是在有动机的行为中，理解是什么促使某人做出一种行为并不等同于理解其原因。

感知、意义赋予和动机都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研究者必须通过访谈或其他方式来从人们行为中推断出这些东西。此外，这三者都不可能完全、完美地被研究者捕捉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认知的同理心必然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事实上，研究者可以或多或少有效地捕捉它们，正如研究者必须通过被研究者的陈述或行动来解释他们的感知、意义赋予和动机一样，读者也必须通过书面记录来评断研究者工作是不是做到位了。在下文中，我们就先从访谈说起。

如何在深度访谈中做到“认知同理心”

访谈的资料就是文字转录稿。研究者想要做到“认知同理心”，就只能在其访谈资料中彰显出对被研究者的理解程度，也就是对他们的感知、意义赋予和动机的理解程度。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的读者很容易判断出访谈者有没有成功地做到上述要点。下面，我们就从“感知”开始。

感知

我们假设这样一个例子：

玛丽亚17岁，住在费城的一个以黑人为主、非常贫困的社区里。她说：“我不喜欢这个社区，巴不得搬出去。学校的辅导员说我的成绩够得上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但我的SAT分数要足够高才能获得奖学金。我不能再等待了。”

这段话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她的社区的看法，这些描述看起来很合理。但是，这些文字展现出来的是对受访人看法的非常薄弱的理解。研究者要么就是没有同理心，要么就是没能在文字里展现出来。假如说研究者的目的是了解玛丽亚对社区的“感知”，比如她如何看待自己的社区，那么，从这段文字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社区是黑人聚居的、而且高度贫困，因此，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很多场景。但是，这些场景都只是人们臆想的产物，而不是研究者收集的资料（data）。若缺乏了这些资料，读者对于这个社区的看法，可能就会变成电影灌输的那些刻板印象。故此，一个得体的访谈者至少会问问玛丽亚：

玛丽亚17岁，住在费城的一个以黑人为主、非常贫困的社区里。

她说：“我不喜欢这个社区。”

我问到：“你不喜欢？为什么呢？”

“太恶心了。我受不了这些人。我得立马就搬出去。”

这段话代表研究者朝着更大的同理方向迈进了一步。研究者和读者这下都明白了，玛丽亚至少不喜欢这个社区的两个地方：社区环境和街坊，我们也知道，玛丽亚至少赋予了这个社区一个“意义”：恶心。

然而，我们仍然不太“理解”玛丽亚和这个社区，要知道，我们不能像玛丽亚那样看到她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印象（image）——也就是空间、人或文化对象的再现（representation）——对“感知”至关重要。“恶心”和“人”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绘，，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描绘的画面是否与她的相符。一个更厉害的访谈真至少会问得更清楚：

玛丽亚17岁，住在费城的一个以黑人为主、非常贫困的社区里。

她说：“我不喜欢这个社区。”

我问到：“你不喜欢？为什么呢？”

“什么恶心？”

“这不很明显吗？这些人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而市政人员可能一个月才来收一次。到处都是愚蠢的涂鸦，就像，那种很傻的黑帮符号一样。拜托，没人在意这些愚蠢的圈子好吗！大家也不清自己的门前，所以，人行道都是垃圾。他们也把烧烤乱扔，也不打扫，铝箔纸满地都是。而且，那闻起来很像尿的味道——就在公交站旁边那条街。我受不了这些人。我得立马就搬出去。学校的辅导员说我的成绩够得上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读者现在有了更好的理解，更清楚地了解玛丽亚所“感知”的东西。在访谈中，访谈者并没有自以为是地假设自己理解了他们或许不理解的东西。由于我们现在是在说明深度访谈里的要求，因此我们假定采访者没做参与式观察。但对一个有力的访谈来说，参与式观察对于理解被访者并不重要：即使采访者在这个社区呆了一年，对什么是“恶心”的看法并不能取代玛丽亚对什么是“恶心”的看法。

意义赋予

访谈不仅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玛丽亚感知到的形象画面，还捕捉到了她赋予这些画面的意义。我们在一开始就听到玛丽亚提到“恶心”这个词，但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不问的话，我们对“恶心”的理解就会很空洞，但现在我们明白了，玛丽亚被垃圾、涂鸦、烧烤剩菜和尿液恶心到了。

请注意，这种对她赋予这个词、这个社区的意义的理解，并不取决于研究者对此意义的认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同理，而不是同情——我们是要理解她的看法和她赋予这些看法的意义，而不是我们同意或不同意。诚然，大多数人可能会对人类排泄物的气味表示反感，但有些人可能会对玛丽亚所说的“恶心”的其他方面有不同看法。例如，有人可能会觉得涂鸦是丰富多彩、富有想象力的，但玛丽亚认为这是愚蠢的；烧烤的残余物和气味会让人想起家庭和社区感，但这是玛丽亚要避开的东西。对“了解之同情”来说，重要的既不是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东西，也不是最常见的东西，更不是研究者对这些东西的解释——而只是被研究者的解释。

动机

在第一段中，采访者报告了玛丽亚想要离开她的邻居的动机：“我不喜欢这个社区。”但这段话只提供了一个很薄弱的动机。在最后一段中，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玛丽亚的动机，因为我们明白了她不喜欢这个社区的什么。然而，这段话反映了研究人员想了解玛丽亚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对她意味着什么，但对她想要离开这个社区的动机只有最低限度的了解。

一个研究者如果想充分理解动机，在访谈结束之际，应该如何追问玛丽亚更多的问题：

“那闻起来很像尿的味道——就在公交站旁边那条街。我受不了这些人。我得立马就搬出去。”

“出去？为什么？”

“哈？这不是很明显吗？拜托，你没听到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好吧，那你那些也讨厌这个社区的朋友，他们也想搬出去吗？”

“对，很明显啊，他们都想。我的意思是，好吧，那些男生总是说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但是他们很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说她不想马上读大学。她说在她想好做什么之前，想留下来‘帮助社区’什么的。不过我觉得那只是因为去年她语文和英语考试没及格而已。”

在这段访谈中，访谈者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没有假定一个特定的感知必然导致一个相应的行为动机。通过询问其他对社区有同样看法的人是否也想搬出去，访谈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动机。这种特殊的技巧是通过询问可能的替代答案来进一步了解受访者的动机。它可以进一步扩展：

“那么，如果你有一些课程不及格，你觉得你就不会那么想搬出去了吗？”

“问题是我知道我想上大学。我妈妈大概17岁就生了我，这件事儿我不想多说了。天呐，不，我得去上大学。学校的辅导员说我的成绩够得上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但我的SAT分数要足够高才能获得奖学金。我不能再等待了。”

上述这段则采用了“反事实”提问的技术，以引出受访者动机。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玛丽亚认为自己想离开社区的动机：她对邻居的不满、害怕重蹈其母之覆辙，以及她优秀的学习表现给她提供的机会。

把后面这几段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它比第一段访谈转录稿长得多。当访谈者想要做到“认知同理心”时，访谈可能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一次有效的、展现了“了解之同情”的访谈，需要的是足够的篇幅、也需要证明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访谈者在对的时间问了对的问题。

还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上面更长的几段访谈稿，也只探讨了一个人如何理解一个社区以及这种感知的含义。问题越复杂，访谈者就需要越多的篇幅来证明他们已经了解了受访者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由于对篇幅有要求，所以很多优秀的访谈研究都倾向于以图书而非论文的形式发表，这也是为什么出现在论文中的访谈研究通常视野都很狭小的一个原因。

优秀案例

许多卓越的的基于访谈的研究反映了高水平的“认知同理心”的能力，一个很好的典范的是 Celeste Watkins Hayes2019年出版的专著《再造生命：携带艾滋病毒的女性如何面对不平等》（Remaking a Life: How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Confront Inequality），该书的很多受访者是非裔美国人。“携带艾滋病毒的黑人女性”——这个词组很像是前文提到的“认为堕胎是非法的人”一样，会唤起读者很多刻板印象：包括她们的长相、她们如何看待世界、她们的收入、她们的投票意向、甚至她们生活的环境。这些想象都是媒体新闻报道和过往的研究所赋予的，对希望公正地了解她们的严肃学者来说是一种威胁。

Remaking a Life封面，本书荣获2021年美国社会学会杰出图书奖，种族、性别与阶级分会杰出图书奖，医疗社会学分会杰出出版奖，性与性别分会杰出图书奖

Hayes是一位经验老道的采访者，她避开了可能的错误，并向我们展现了“认知同理心”。试举书中对Dawn的分析作为例子：Dawn是一位中年妇女，1985年被诊断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当时她24岁。Hayes以Dawn的一句惊人之语作为全书的开头：“如果不是因为感染艾滋病，我可能已经死了。”这句话不禁让读者想知道：是什么让她这么说呢？

Hayes在她的田野中沉浸了相当久的时间，对Dawn的访谈也有十数年之久，因此在这里不可能重复她的完整分析。不过Hayes的核心答案是，艾滋病毒安全网（HIV safety net）为Dawn和其他妇女提供了比她们原本可能获得的更强大的资源，包括住房、支援团体、治疗，病历管理，医保，以及通过自我发声变革政治的机会。艾滋病毒安全网让Dawn摆脱了她在确诊前所经历的困难。她在16岁之前就遭受了来自几位亲戚的性侵害，自那之后到她三十出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饱受毒品之苦；她又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成为街头性工作者，为此几度入狱被囚；多次无家可归，成年后搬家超过五十次；数次戒毒，但人到中年依然没有成功。在街头谋生时，她看到许多其他性工作者受害：“我看到一个女人被一辆汽车拖着走。我见过女人被暴打和强奸。我不想像她们一样。”31岁时，Dawn因为刺伤一名试图性侵她的顾客而入狱。1992年，入狱的诊断结果说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没有影响她的思维。获释后，她参加了强制性的课程项目，在那里她才知道自己病得多严重。瘾君子，街头性工作，四个孩子都被社工机构带走——纵然如此，Dawn并不希求人们的同情。Dawn开始在一个住着艾滋病患者的设施工作后，生活才开始好转。在那里她开始获得心理，医疗和制度上的帮助，发生了长期的改变。她遇到了一位同样在康复中的伙伴，并坠入爱河，了解了更多关于性和健康的亲密关系的知识。住在这里的两年间，Dawn改变了她看待自己与家人的方式，也保持着健康。她的病毒载量现在已经检测不到了。

Dawn向Hayes讲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清楚地表明，她信任这位研究人员，这种信任也使得读者信任作者。即使在这里摘录的简要分析中，我们也知晓很多Dawn的感知、意义赋予和动机。例如，我们了解到她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么看待自己的性工作（危险，但有时是权力之源）；我们了解到携带艾滋病毒对她意味着什么（1985年和1992年两度确诊，再到今天病毒几乎消失）；我们了解到是什么促使她在31岁时挥刀入狱（她拒绝因此被认定为一名受害者）。读到这些内容，我们知道作者达到了深层的“认知同理心”。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艾滋病安全网，Dawn这个低收入、独身、无家可归、数度入狱的瘾君子很难活到35岁。不过，那个居住区只对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开放。所以，是的，出于这个和书中交代的更多原因，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Dawn会认为艾滋病毒（或者说艾滋病毒给她提供的安全网）已经保全了她的性命。

如何在参与式观察中做到“认知同理心”

大多数在社区、组织、村庄或其他地方耗时地做民族志的学者也会采访当地人，就此方面，先前讨论的所有问题和参与式观察也是相关的。事实上，寻求“认知同理心”往往需要研究人员倾听人们如何他们自己的话来发言。但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研究中的观察，可供我们使用的资料是田野笔记。田野笔记如何传达认知同理心呢？

感知

与访谈者不同，观察者必须通过观察空间、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直接的经验来理解人们的感知。这样的好处是不需要依赖别人的转述。

回忆一下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的前几句话：玛丽亚17岁，住在费城的一个以黑人为主、非常贫困的社区里。她说：“我不喜欢这个社区，巴不得搬出去。”假设我们现在继续做这个研究，想要知道玛丽亚对社区的看法，但是我们没办法做访谈，要怎么办呢？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可能会记录下玛丽亚所感知到的内容：

玛丽亚走下公共汽车。她向北走去，踮着脚尖，绕过人行道上的烧烤、剩菜——锡箔纸、木炭和几个纸盘子。当她穿过街道时，她看到两个二十出头的男人在街角的一栋联排房屋的砖墙上涂鸦。

虽然研究者没有采访这个人，但可以看到，对于玛丽亚的感知有了一些合理的描述。事实上，这位研究者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包括描述具体的事件，并且向我们描述玛丽亚所看到的画面。但有两个不足：首先，虽然我们知道玛丽亚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但我们不知道观察者自己看到了什么。例如，我们不知道研究者描述的这个人长什么样。由于我们不知道观察者所看到、所经历的东西，故而我们几乎无从了解观察者是否获得了像玛丽亚感知社区的那样的能力。其次，感知不仅包括视觉，还包括所有的嗅觉、触觉、味觉和声音，因为所有能被感知的东西都会影响一个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为研究带来更好的资料。例如，回想一下之前说的，玛丽亚说她讨厌社区里的臭味。那么，一个更好的观察者就会把这些写下来：

在费城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高度贫困社区，一名看起来十几岁的女孩走下一辆公共汽车，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肩上挎着一个书包。她皮肤是深棕色的，梳着大爆炸头。她向北走去，踮着脚尖，绕过人行道上的烧烤、剩菜——锡箔纸、木炭和几个纸盘子。那是九月的下午，秋高气爽，一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当她穿过街道时，看到两个二十出头的男人在街角的一栋联排房屋的砖墙上涂鸦。两人都穿着紧身黑裤子，高帮运动鞋和松垮（oversized）的毛衣。走到街的尽头，在另一个公交站附近，玛丽亚盯着人行道上的一个深黄色污渍——这个街区闻起来有尿味。

作者给了我们一副关于玛丽亚的素描，有足够的细节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作者说这个走下公交的女孩是高中生。作者也给了我们一个感觉，也就是这个地方看起来、听起来、闻起来像什么。作为读者，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感知”这个地方，这使我们能够理解玛丽亚所看到的世界，并相信观察者已经对玛丽亚的感知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在不作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观察资料。自然，我们能感知的越多，理解的就越多。

意义赋予

描述观察到的行为背后的意义是格尔茨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致力于研究文化而不是结构，着重关注人们赋予他们所处之环境的意义，而深描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人们的意义。现在许多学者把“深描”当作“丰富”或是“细节”的同义词。虽然丰富的细节往往有利于民族志，但是，再多的细节也不是“深描”本身。其实，“深描”不需要多么深入细节，它的重点不是描述人们的生活细节，而是要描述意义，包括词汇、符号、互动以及文化物对人们的意义词语。

重新想想上面那个片段，虽然它给了我们一个相当详细的画面，但它没有告诉我们这对玛丽亚来说意味着什么，没准儿作为高中生的玛丽亚可能对“恶心”的景象见怪不怪了，她也或许喜欢那些涂鸦。要不要去了解玛丽亚对社区的看法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但我们必须知道，理解“意义”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光是描述人们感知到的东西并不等于知道这些感知对它们的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如何发现意义呢？我们可以关注两个方面：人们与其他人的互动、人们与所处空间之间的互动。看看以下这段：

在费城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高度贫困社区，一名看起来十几岁的女孩走下一辆公共汽车，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肩上挎着一个书包。她皮肤是深棕色的，梳着大爆炸头。她向北走去，踮着脚尖，绕过人行道上的烧烤、剩菜——锡箔纸、木炭和几个纸盘子。她边摇头，边做鬼脸。那是九月的下午，秋高气爽，一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当她穿过街道时，看到两个二十出头的男人在街角的一栋联排房屋的砖墙上涂鸦。两人都穿着紧身黑裤子，高帮运动鞋和松垮的毛衣，他们都在笑。玛丽亚摇了摇头，说：“你们也太傻了！”“闭嘴，玛丽亚，管好你自己！”“你才给我闭嘴！杂种！”走到街的尽头，在另一个公交站附近，玛丽亚盯着人行道上的一个深黄色污渍——这个街区闻起来有尿味，她又摇了摇头。

她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摇头，对剩菜剩饭和尿渍做鬼脸）、以及和男孩之间的互动更好地让我们了解了她感知到的画面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即使不做访谈，观察者也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很多信息。

动机

最好还是通过访谈来了解人们自己认为的行为动机。在玛丽亚的案例中，研究人员也可以观察她去补习班、备考SAT的频率，并合理地推断她上大学的动机有多强。研究者可以观察到她参加学校关于安全性行为的课程，并利用课程中提供的免费避孕药，来合理地推断她是否有避孕的强烈动机。研究者还可以观察她午餐时如何与朋友聊天，以及她是否提到搬离社区来推断她的“恶心”是否推动了她搬离。观察这些行为是否会比提问更能把握动机呢？这得看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观察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优秀案例

熟练的民族志学者可以仅仅通过使用他们的田野笔记来传达他们所理解的大部分内容。想想Andrew Deener最近对加州威尼斯（Venice）的种族和阶级冲突的研究。Deener对这个社区进行了至少五年的研究，参加了150多次社区会议、节庆和抗议活动，并且非正式地采访了大量居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社区。一个民族志学者如果在田野中调查了足够长的时间，必然会对当地人如何看待自己有很多了解，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如果研究者不去探索观察，不仔细地写好田野笔记、不记录事件，那他们往往也只能达到肤浅的同理水平。

Venice封面，本书荣获2013年美国社会学会社区与都市社会学分会罗伯特·帕克奖荣誉奖

相比之下，Deener表现出高度的认知同理心。虽然在这里没办法介绍全书，但是一些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作者如何向读者说明“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种族冲突的社区”。他描述了一系列事件：

当我坐在威尼斯公寓的厨房里看书时，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震起地板和墙壁，也震住了我。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地震征兆。但是，震动声还在继续，喧哗四起，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前门。……我注意到地面上有一架直升机的影子，当我抬头看时，一架直升机飞得很低，我能感觉到它带起的阵风，并清楚地看到字母L-A-P-D（洛杉矶警察局，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简称）。

他后来得知，这架直升机是在威尼斯高中附近一名“西班牙裔高中生”死亡后，寻找一名据称是“非裔美国少年”的枪手。Deener记录了他与邻居的谈话：

Lakesha Holt是非裔美国人，她说她当时正在工作，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房子。她看到警察在她家屋顶上降落直升机，用枪包围了她的屋子，因为警察认为她的侄子符合嫌疑人描述。但是，据说枪手是17岁，而她的侄子已经30多岁。

同一天晚上，碰巧一个委员计划召开一次社区会议，“解决种族和阶级的紧张局势问题”。在“约有一百人”的聚会上……大约70%是“黑人”，“不到10个拉丁美洲人”，其余的是白人。会议期间，Deener看到许多黑人走上讲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呼吁注意被情感殴打、骚扰所带来的情感创伤。”

在叙述这些事件时，迪纳有几点做得很好。第一，他没有笼统地描述种族冲突，而是着重描述了一个具体事件及其表现形式，例如，种族间冲突的枪击案和警察的种族观。第二，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假设例子中所倡导的，Deener清楚地说明了他是如何知晓这些事情的。我们知道他在这段故事里的位置（家中、附近、直升机下；后来在会议现场），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评估他所报道的合理性。第三，他动用了听觉、视觉等多重感官描述他所观察到的内容。第四，他向我们展示了居民（Lakesha）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社区的。最后，通过描述人们对事件的反应（例如，人们在会上发言），他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事件对他们的意义，为他更大的结论（他所观察到的这些人认为社区中存在种族冲突）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这些技巧说明了一个优秀的民族志学者如何在感知方面，以及在意义赋予和动机方面达成认知上的同理心。Deener表明，他看到了田野中人所看到的一些东西。他表明，这种如同军事监视般的警察管制方式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让很多黑人感到不安，因为Deener看到了黑人在会议中如此这般地发言。而且他还看到了委员开会的动机就是种族冲突，而这也是居民在会议中讨论的焦点。因此，掩卷之后，读者愿意相信作者在这一点上和他研究的居民是同理、共情的。

结论

认知同理心是强有力的质性研究的核心特征，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没有一个研究者能够完全报道被研究者的形象，但是细心的研究者可以比其他人更接近于此，而“更接近”就是好的质性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

再建巴别塔

青灯夜读，湖畔沉思。精读人文社科经典文献，探讨新闻传播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