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 从工业社会到平台世界：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理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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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文化工业；媒介工业；资本；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在《技术与时间》三部曲中，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现代媒介技术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一种最为重要的工业生产体系，他以文化工业理论式的语气形容这一工业体系对社会造成的后果：

程序工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传媒工业，大量地生产着时间客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被上百万个，有时是上千万、上亿乃至十几亿个“意识”同时收听和收看：这种时间上的大范围重合使事件具有了新的结构，与这一新结构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

这一技术体系通过海量的信息生产不仅安排了人类的生活秩序，建构了人类的意识结构，还作为所谓“第三持存”决定了人类的记忆。斯蒂格勒也据此给媒介技术体系起了各种名称：信息工业、程序工业、时间工业和记忆工业。总之，不管前缀是什么，斯蒂格勒眼中的媒介，后缀一定是“工业”。他在解释什么是程序工业时分析道：

媒体节目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时间和一种新的时程区划。经济学家将这一领域称为程序工业，而程序工业本身正是“Kulturindustrie”（意即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年命名）的一部分。

这番表述不仅交代了斯蒂格勒媒介观的内涵——从工业的隐喻来看待媒介及其技术体系，而且也交代了这种看法的由来，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更进一步的是，斯蒂格勒建议，如果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作为工业的媒介，恐怕要把文化工业看作是工业的“第四个阶段”，先前的阶段分属不同的作为工业组成部分的制造业。而卡尔·马克思则是研究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个绕不开的起点，尽管他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媒介工业，但他奠定了这种从工业生产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来看待社会的视角。所以斯蒂格勒不无遗憾地说：“马克思（和休谟一样）是一个研究工业的伟大思想家，但是他一直没有能够进入‘计算和持留领域的工业化’这一问题，而且……马克思最终也没有谈到这一概念。”当然，斯蒂格勒不仅对马克思未能关注精神工业颇有遗憾，而且也对霍克海默等人对技术的无视表示不能认同，因为没有技术的型构，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斯蒂格勒也可以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当代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之一。斯蒂格勒展现给我们的关于传媒工业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伟大传统之一。比如，达拉斯·斯迈思就在《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一书中创造了一个学术概念——“意识工业”。虽然意识工业的突击部队毫无疑问就是大众传媒，但斯迈思认为意识工业绝不仅仅只包括大众传媒：“虽然大众媒体开始了大规模信息生产，但它们通过连锁的商业组织，与具有更广泛的信息生产和交换基础的寡头市场相联系。”所以他认为意识工业的背后是一个工业复合体：“首要信息部门加上消费品行业构成了意识工业。”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斯迈思同样也继承了关于传媒工业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

由此可见，关于传媒工业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工业社会理论发端，通过马克思的决定性奠基，由法兰克福学派生成了理论原型，经过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互相碰撞和激发，最终成为一种重要的批判思潮。对其进行学术史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媒介化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一、发现工业社会之旅

在欧洲步入工业革命后不久的19世纪初，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意识到社会形态的断裂，现代工业的兴起似乎验证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而敏锐的圣西门明确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正在由以消费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向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社会转变，于是他成为“工业社会”一词的创用者。当然，关注到这一点的远远不止圣西门一人。对此，雷蒙·阿隆评述说：“19世纪初震惊所有社会观察家的新鲜事是工业。大家都认为某种与过去不同的新奇事正在诞生。”而周晓虹则指出，围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成为可能：

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开始确立……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在许多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工业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很快就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这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社会学家。在雷蒙·阿隆看来，当时的思想家们看到了工业的六个特点：

1. 工业是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上的。生产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而是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组织的；

2. 由于科学组织劳动，因而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

3. 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工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工人的大量存在；

4. 工人在劳动场所大量集结决定了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的或公开的对立；

5. 随着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的危机也日益增多。其结果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制造了贫困。令人愤慨的是，正当千百万人备受贫困之苦的时候，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

6. 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其特点是自由贸易及企业主和商人追逐利润。某些理论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开发财富的根本条件正是追逐利润和竞争，国家干预经济事务越少，生产和财富就增加得越快。

同时，雷蒙·阿隆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不同的思想家在工业社会这六种面向上的着力点是不同的，因而他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比如，孔德和马克思就对工业社会有着侧重点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点包括瑞泽尔在内的社会学史家都观察到了：“圣西门的双重属性使得保守的孔德和革命的马克思都能从他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前者从圣西门那里获得了维持秩序的幻想，而后者则从圣西门强调社会阶级的工业社会观中获益良多。”而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可能与上述两位的侧重点都不相同。

在孔德那里，工业社会的前三个特点是根本性的和需要被强调的，第四个特点即工人和企业主的对立是次要的，社会发展中的危机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被解决。马克思却对这一问题有着颇为不同的看法，他坚定地认为第四和第五个特点才是工业社会的核心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则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它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据此可以预测历史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劳动时间的角度切入，描述了资本如何通过侵占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实现自身的增殖，对工业劳动的实际运作规律进行了分析，并开创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马克思此后也的确顺着这一思路发展了他的伦理学和社会冲突理论。

与孔德和马克思都不同的是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大多强调工业社会的第六个特征，即自由贸易。在孔德看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将经济问题从社会整体中割裂出去进行专门研究，这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正因如此，本文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雷蒙·阿隆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部神学和尚武型社会以及科学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种危机唯一的方法是创立一种像过去神学思想体系支配社会秩序那样支配现时社会秩序的科学思想体系，以加速变革的进程”。为此，孔德承担起思想汇总的工作，也因此成为工业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但是，他的论点既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对工业社会的分析也不够深入。孔德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像《乌托邦》和《利维坦》的作者那样规定了未来工业社会将如何运作，就如同他是可以洞察未来的上帝，这表明他的兴趣在于“未来学”而并不是深入理解工业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也毁灭了他在工业社会理论上更进一步的可能。因此，雷蒙·阿隆尖锐地指出，“用这种方法解释工业社会其作用几乎等于零”，孔德“一直处在现代社会哲学的伟大潮流之外”。其实，只要就他所论述的工业社会的前三个特点展开真正的研究，孔德就能更加伟大。以马克斯·韦伯为例，他仅仅只对其中的第一点进行了自己的独到阐发和分析，就以“科层制”和“工具理性”这两个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先驱者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完全否认孔德对工业社会理论的贡献是不合适的，起码他开创了关于工业社会的一些重要思考向度。雷蒙·阿隆被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显在因素所遮蔽，没有看到马克思继续孔德话题的一些努力。在《资本论》一书中，正是对孔德提出的工业社会的前三个特点的回应，才彰显出马克思的思想深度，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三个特点上不断拓展，才成就了一条工业社会理论的系谱。

二、马克思对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贡献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陆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思想界从最初的盲目乐观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工业社会理论逐步萌芽，并在《资本论》写作的过程中渐趋成熟。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对工业社会理论做出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突出的贡献。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做出了大量启发性的论断，而这些论断可以被看作是工业社会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卢卡奇对马克思工业社会理论的意义评价很高。他认为从“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来看，“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这里的“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蕴含着马克思对社会本质的整体理解。

将工业生产方式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方式的想法，早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世界，它具体表现为：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以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

在这段带有论纲性色彩的描述中，马克思已经勾勒出他心目中的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追求资本快速增殖为前提的，强调利润至上。围绕这个前提，社会生产必须强调资本和人力高度集中，节约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成本的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有赖于量产、标准化和同一性的生产，也有赖于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工作强度和机器的效能，更有赖于合理的分工和科学的管理以及工人无条件服从生产流程的要求。工业社会的内在逻辑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增殖逻辑的一种体现，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内在逻辑给人类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尽管《资本论》最为卓著的理论贡献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的揭示），然而，马克思的社会观在其工业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同样重要，它是《资本论》理论工作的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想揭示的问题是在工业社会中资本如何实现增殖，所以他势必要分析工业尤其是当时兴起不久的大工业生产的运作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生产的关键点就是围绕利润或者说剥削剩余价值展开的社会生产活动，这就与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情形完全不同。马克思是这么形容工业和手工业的区别的：“在工厂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厂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在工业流水线上，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庸，生产的发起和结束都不由工人说了算。

如果要不断增加工业生产的利润，势必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其二是提高劳动者的产能。

降低生产成本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因为其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通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单件产品上尽可能地降低耗材和能耗。因此产品形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以及流水线的规模和效率，就成为降低生产成本的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所以，生产成本的问题决定了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产品形态。

提高产能是加速资本增殖最重要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剥削有多种方式：比如说延长劳动时间、剥削童工或移民劳工，再比如说强化劳动分工。然而，延长劳动时间显然只是个权宜之计，它不仅会激化劳资矛盾，甚至招致社会各方面的反对，而且实际上在提升生产效率的过程中功效有限。而持续剥削同工不同酬的对象，则肯定会招致全社会的反对，甚至是立法性的反对。劳动分工固然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显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天花板的。于是，机器的不断发明成为了提升工业生产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可以想象，如果有一种机器可以霸占人们的休息时间，并将其全都转化为劳动时间，那么人就可以全天候高效率地劳动。这些观点可以被看作是斯迈思“受众商品论”的起点。

机器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劳动效率。在大工业时代依靠化石能源产生的动力，以及机器本身远超个体体能的“力量”，都是劳动力甚至是劳动力组合根本无法企及的。而且，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机器的进化速度越来越快，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因此机器对于加速资本增殖的意义是无以伦比的。对于资本家而言，设计出更有效率的机器以及处理好劳动力与机器的关系，是加速资本增殖需要解决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的一切社会都更提倡科学技术发明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而劳动力和机器的关系，则是另一对重要的关系。由于机器体系所折射出的资本增殖的无情，因此劳动力与机器在工业生产的语境中尽管必须相互连接，但二者在本质上又必然对立。这种对立对工业生产的连续运作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因为机器的效率和资本增殖的效率建立在生产的连续性上，建立在连贯的人机配合中。由于机器是一种技术系统，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机关系的论述，便构成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

对资本增殖的贪婪作为工业社会底层逻辑的起点，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世界。这首先体现在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方式的再造。对资本增殖的无止境追求使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与劳动力阶级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活生生的工人与死机器体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工业革命并没有使工人获得解放，资本家和工人的物质财富差距反而愈加扩大，大量工人陷入赤贫，资本家和工人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与此同时，资本增殖所带来的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矛盾以及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积聚，以致爆发社会的周期性危机，这便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社会运动。

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还重构了社会的知识型。机器体系的设计和制造离不开建立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机械工程技术。“在机器生产中，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劳动分工、生产流程设计以及人与机器的配合离不开基于心理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其实已经暗含了这样一种观点：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工程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工业生产的逻辑所决定的。工业生产的逻辑建构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和知识生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体系说到底也是一种学术工业。

依据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所发现的围绕资本增殖形成的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确确实实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念、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存在形式。资本是一种特别强大的解域力量，资本的逻辑无孔不入，不断地从一个领域扩张到另一个领域，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不过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在经济和社会的界域之外去关注工业社会的逻辑如何起作用，虽然这一切在人类的文化领域已悄然发生。但即便如此，这已经足以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奠定学科基础。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媒介机器还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导致马克思不可能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媒介机器的研究上。斯蒂格勒带着苛刻的态度评价说：“马克思（和休谟一样）是一个研究工业的伟大思想家，但是他一直没有能够进入‘计算和持留领域的工业化’这一问题。”但其实我们只要将马克思关于机器系统的论述转换为对媒介技术体系的论述，就可以建立起一套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媒介机器高度自动化的今天，如何捍卫人的主体性和全面发展。至于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的对文化工业化的研究，自然会有学者顺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去开疆拓土。

三、文化工业：殖民文化领域的工业生产逻辑

本雅明在巴黎逃亡时，曾向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提交过研究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计划——“拱廊街计划”，这个载入史册的研究计划虽然到本雅明去世都没有完成，但却为揭示工业社会逻辑入侵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是大众文化时代来临之前最后一个真正的诗人，这是他想开展“拱廊街计划”最重要的原因。本雅明敏锐地发现，当时法国的文化生产者，无论是文人、电影导演还是艺术家，都正在身不由己地步入文化生产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语境，货币正在成为衡量他们价值最重要的标准。本雅明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作家是如何被纳入现代传媒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社会就以这种方式在大马路上将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吸收进来。在街头，他必须使自己准备好应付下一个突然事件，下一个机智的警语，或下一个谣言。在这里，他展开了他与同事及城市人之间全部的联系网，他依赖他们的成果就好像妓女依赖乔装打扮。”以往受到公众膜拜的作家职业，在本雅明的笔下变得如此不堪：“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个买主。”波德莱尔很明白，这种文人的真实处境不利于一个优秀作家的创作，但身处那个环境，他有时也在嘲讽大仲马这样的商业化作家的同时，羡慕后者的收入，喟叹自己的潦倒。

这说明，本雅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端倪：在经济领域中大行其道的工业社会逻辑，已经渗入到了文化领域，文化领域被资本和工业的逻辑重组。所谓的文化艺术作品，说到底不过就是一种批量复制的流水线上的文化产品。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物质基础上的转变已经在处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中显示出来，并且使对文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成为必要。有学者评价说，本雅明“实际上认为自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学领域里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本雅明在文化工业理论上的贡献，即文化工业理论其实是由本雅明提出的，尽管他并没有能最终完成他的宏大研究计划。

由此可见，文化工业理论是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研究，是对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揭示。文化工业理论最终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的批判、对大众文化资本逻辑的批判，本就是顺着马克思工业社会批判的思路，水到渠成。对此，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断言：“‘文化工业’不是一个文化理论而是一个工业理论，一个从过去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中榨取金钱的、晚期资本主义相互连锁的垄断分支机构的理论。这里的主题是生活的商品化，合著者更接近于拥有一个‘日常生活’的理论，而非在任何当代含义上拥有一个‘文化’本身的理论。”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资本论》中关于工业社会逻辑的很多关键判断，包括分工、大机器生产、工商业管理制度、人的畸形发展等有关工业的组织原则、工业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几乎被法兰克福学派在讨论文化工业时全盘汲取。此外，实践的态度和经验基础的坚实性也为他们所看重。

本雅明的不幸离世，使原本注意力还没有集中在文化问题上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始高度关注文化领域发生的变化，他们发现，出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启蒙辩证法，好像也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大众文化。因此在合著《启蒙辩证法》一书时，他们将文化工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加以单独书写。为了有意使文化工业理论区别于一般的大众文化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几易其稿，最终采用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的开篇第一段还专门解释了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为什么以“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取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阿多诺说，“‘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但实际上，文化变成一种产品或商品，其生产过程和内在逻辑与一切工业产品的生产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将文化艺术视作一种商品，本身就意味着作品的艺术价值让位于经济效益。“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化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这样一来，文化艺术创作就必须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为了使投入文化的资本不断增殖，同样必须不断压缩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生产效率。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文化工业将资本引入文化生产，导致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的全过程完全被资本逻辑所控制。“从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到最后制作成的音响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影片的内容都不过如此。”这样的文化商品无论表现得如何纷繁多样，它们都是没有灵魂和没有差异的。因为文化工业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体现为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生产的标准化、文化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分类以及依此对作品创作进行的周密计算。因此，文化商品的内在结构遵循着固定的程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商品化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关系导致的必然结果，它决定了文化工业的性质。

为了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模仿成为必然，因为模仿可以极大地减少产品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而且也可规避作品创作的风险——不符合市场期待的作品哪怕再具有艺术价值都有可能无人问津，从而导致资本增殖的失败。因此，模仿尽管是拙劣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但却是文化工业的最佳生存策略。“为了避免这种失败……常常要依赖于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依赖于一种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模仿变成了绝对的模仿。”

大规模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的机器体系同样必不可少。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阐述的那样，进入20世纪以后，以摄影和电影技术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技术，使文化产品的量产得以可能。在《启蒙辩证法》问世的时代，广播已经相当繁荣，使文化产品得以实现大众传播。技术化则为文化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供了物质手段的基础。与本雅明相比，阿多诺更强调技术化导致的文化堕落。他认为现代技术使得对文化作品的限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技术掌握在资本主义统治阶层手中，文化工业因而成为少数人自上而下对大众的控制和整合。

跟马克思必须回答工业社会逻辑对于生产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一样，法兰克福学派也必须回答文化工业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不管是否属于蓄意谋划，都可以把文化工业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工业化手段对本国公众精神世界的一次意识形态大清洗。工业化的大众文化意义空泛，根本没有提供新的东西，并且遏制人的自主思考。它让公众在文化消费中感觉自己是自由的，有个性的个体。但事实是，“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当成了一种实在。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替代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互相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完全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文化工业提供的自由不过是“龇龇牙、放放屁、煞煞气的自由”，文化工业创造的所谓公众的个性，也只不过就是一种幻象。公众只有肯定大众文化的意义，才能在文化工业中获得快乐和幸福。媒介技术将世界呈现为逼真的拟像，并利用符号体系构造现实，“让系统本身制造出构成系统的生活”，从而导致公众将现实与媒介现实混为一谈。它让公众丧失批判性思维，成为肯定的大多数：“实用的大众传播……训练人们忘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文化工业在精神领域不断生产肯定资本主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大众文化，让公众逐渐变成沉默的羔羊。通过大众文化的不断洗礼，大量公众成为文化工业的标准化产品：伪个性，单向度和自娱自乐的人。

当然，文化工业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它还具有两个关键性的联结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让受众以更饱满的精神投入明天的工作世界。正如阿多诺所说：“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这是劳动力得以不断再生产的前提。这一机制后来在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第二个作用是通过大众文化产品尤其是广告，将生产和消费有力地联系在一起，提升资本增殖的效率，这显示了文化工业化的实际价值。这两大联结作用充分体现了文化工业加持资本增殖的路径，彰显了工业化逻辑向全社会扩展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

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还从文化工业入手来剖析工业社会的心灵问题：本雅明讨论了机械复制技术与人类感知方式之间的关系，阿多诺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的宣传模式》一文中，集中笔墨分析无意识领域如何被纳粹征用，文明人为何会在法西斯的宣传攻势下转向野蛮。在目睹了法西斯的操纵伎俩后，本雅明等人将大众娱乐业（以电影等为代表）的兴起与大众的形成联系起来，指出现代人的日益无产阶级化和大众的日益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标准化的文化工业制造了不具备反思能力的大众——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把马克思工业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用于文化分析，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推进到心灵层面。在他们看来，随着精神领域的沦陷，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幻境，揭示“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上述这些研究确实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业社会理论。

后来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主要来自法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文化研究，这两种声音或多或少对于将马克思的工业社会理论放之于文化生产与日常生活是否恰当有自己的疑问。确实，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资本增殖的方式与普通制造业不太一样，前者有非常大的风险，因而无论怎样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都有可能导致投资和资本增殖的失败。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和同一性的文化产品也未必一定被接受，同样有可能导致资本增殖计划的破产。艺术价值和消费者的解码方式往往给工业生产逻辑带来风险。应当说，就个案和微观层面的现象而言，这种反驳没有问题，甚至每一个在文化产业中实践的个体，都会认为这些观点像常识一样正确。

然而，在笔者看来，法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文化研究并不构成基于整体社会逻辑范畴思考问题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面。文化工业理论说到底是工业化理论的最后一块拼图，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运作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整体控制，是对马克思工业社会理论的有效补充。法兰克福学派无意于专门发展一套大众文化理论。文化工业批判内含于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起总批判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尽管文化工业的论述对象的确是大众文化，但在理解大众文化时，无视或忽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批判的学术理想及批判理路，不仅是买椟还珠，而且容易导致对理论的简化和误读。相反，如果将文化工业理论视为当代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的重大发现，那么，它厚实的理论基础和与时俱进的现实关切将得到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理解。

四、我们告别工业化社会了吗？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论述所揭示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所有领域都在围绕工业化逻辑运行。今天，工业化似乎已经渐渐被信息化和数字化取代。顺着马克思工业社会理论的脉络，卡斯特讨论了他所理解的工业化概念：“工业化社会（社会学传统中的常见观念）并不只是一个有工业存在的社会，而是工业组织的社会与技术形式渗入了所有活动领域的社会，它始于经济系统与军事技术的支配性活动，然后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对象与习惯。”他认为，工业化社会已经告一段落，信息化社会已经来临。卡斯特专门指出了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区别。他认为，信息是任何社会的关键，因此用信息社会这个概念来形容当代社会不太准确，“相反，信息化这个词表明了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属性，在这种组织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

卡斯特进而指出，信息化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信息化或者说网络化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了关键性的组织者角色。他把这种资本主义称之为信息化资本主义：“最具决定性的历史因素，乃是20世纪80年代起进行的信息主义再结构过程，它加速、引导与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因此，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可以很恰当地称为信息化资本主义。”

卡斯特的信息化社会理论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众社会学家都看到了这一过程，无论是丹尼尔·贝尔、托夫勒还是奈斯比特都是如此。而技术的信息化进程也确实是20世纪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重要表征。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后果。19、20世纪之交，人类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信息的电力化为解决工业社会的有序运转提供了可能。当时，由于制造业和信息业发展的不平衡，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交通、通讯、物流、传媒等行业因技术落后，已经无法匹配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提出，广播电视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的信息革命。而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的出现和移动通讯的兴起，更是极大地加速了这场革命。信息革命的后果，使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包括能源、交通、建筑在内的各种硬基础设施被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新兴的软基础设施统合为一个整体。

进入20、21世纪之交，信息技术革命的步伐不断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进了软硬基础设施的体系化，平台和平台所建构的世界诞生了。由于采用了数字技术，依赖于计算机体系强大的算力，智能机器体系在多个社会领域都形成了强大的行动力。由数字技术所构成的媒介工业体系从以往社会的上层建筑变成了当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技术结构。在数字化的作用下，媒介工业体系作为自动化的行动者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工业社会的既有社会秩序受到挑战，社会甚至是生产本身再也不围绕工业化时代机械化的机器体系运转，而是围绕数字化的媒介工业体系运转。于是，有很多学者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角度，认为人类已经告别了工业社会机械化机器体系的时代。作为这些学者的代言人，卡斯特最早比较了两者的不同：

每一种发展方式都有由结构所决定的运作原则，而其技术过程便据此组织起来：工业主义以经济增长为取向，亦即追求产出和最大化；信息主义以技术发展为取向，亦即追求知识的积累，以及信息处理更高层次的复杂度。虽然更高水准的知识通常可以提高每单位投入的相对产出，但是对于知识与信息的追求，才是信息主义之技术生产功能的特征。

应当说，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卡斯特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媒介工业体系的自动化确实引发了许多新的理论阐释。二进制和强调递归性的控制论，不但没有让社会变得更有秩序，社会世界反而因为自动把关、推送的平台和愈加复杂的算法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社会的一切被编码为数字，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有可能仅仅只是数字的编码、排列组合和基于概率原则的计算结果。生成性而非递归性成为了这个社会的重要特点。面对被这样强大的算力机器建构起来的社会，拉图尔将其形容为“非人行动者网络”，范·迪克将其指称为“平台社会”，弗卢塞尔将其称之为“装置社会”。甚至连当年的“斯迈思之问”似乎也有了答案。斯迈思在讨论意识工业时，曾经这样划分意识工业的边界：“笔者将消费品纳入意识工业而把生产资料排除出去，是因为笔者旨在研究受众与受众推销给自己的现实的和象征性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不把与生产资料相关的社会工业基础设施部门也包含进去呢？当时斯迈思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生产资料与服务，或意识形态的整个经济秩序也包括进去呢？众所周知，原子能发电和杀虫剂的生产和使用至今仍象征着私利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或许某一天，我们的理论理解力能进步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水平。”确实，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当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混同了所有产业和部门的边界，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意识工业当然包括所有作为社会元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部门，它已经建构了一个平台世界。

然而，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卡斯特的分析似乎没有道理。信息化社会怎么可能只是在追求知识的积累和信息的复杂度，追求知识的积累和信息的复杂度的终极目的依然是资本的更快增殖。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一直是社会资本增殖最快的领域，因此才出现了所谓的信息革命，没有资本增殖，哪来的资本投入，又哪来的技术创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都围绕着资本增殖运转，就这一点而言，后工业化社会相较于工业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与卡斯特分道扬镳。他认为互联网媒介依然是一种“第三持留（存）”，“第三持留可处理、可储存、可交换，因而也可以用于销售，从中获利”。因此，互联网文化依然是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而且互联网文化将更多的元素转化为了商品，比如意识的时间。斯蒂格勒把大众传播时代以来的文化工业称之为媒介工业，想以此说明媒介工业的连续性，而且通过媒介这一中介化的平台，工业和资本的逻辑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由此看来，尽管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但马克思的工业社会理论在当下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制造业到媒介工业，工业社会的基本逻辑——为资本增殖服务的逻辑——从未发生变化。

马克思曾经讨论过对于资本增殖的最优结果，那就是完全实现自动化生产，但自动化生产最大的障碍是人。所以马克思说：“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马克思的预见比许多当代学者都更具洞察力，最佳的资本增殖方式就是把人从自动化生产的过程中完全摘除，不仅是体力的，而且是脑力的，这样资本就可以处于一种持续永动的增殖状态。这些年，无论是人型机器人和形形色色的工业机器手的发明，还是各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都源于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从而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本增殖的强大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西方科学技术最活跃的领域并不是航空航天，不是海洋工程，也不是生物工程（当然，这些科技领域也曾是投资回报最高的领域，因而也曾是最新的科技前沿领域），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告别了工业化社会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但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没有告别资本的逻辑，资本依然是组织和型构社会的核心力量，甚至这种核心力量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了。作为工业革命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工业社会理论的解释力确实穿越了时代，它时刻提醒我们警惕资本塑造社会的后果。

围绕马克思的工业社会理论及后续学者的不断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活跃和不断进展的研究传统。从这一理论视角来透视当代传播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技术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对于理解和阐释数字基础设施时代人的生存境况，人与机器装置的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视角有着完整的理论脉络，在新闻传播学视域中远比马克思青年时期与新闻实践相关的理论更加深刻、成熟，更具有思辨性。就此而言，对于当代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而言，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便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原刊于2025年第2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