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水兴 | 重新想象数字化：论当代西方“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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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互联网平台；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末，适逢商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新一轮全球扩张进程，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Dan Schiller）就提出“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的前瞻论断。时至当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以ChatGPT、无人驾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已经完全置身于数字化时代。理解“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社会影响有两个关键维度，一是数字媒介对人类行动与社会运转的深度嵌入，二是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引发的网络化、智能化变革，两者均蕴含巨大的解放潜能。但在当代西方社会语境下，企业社交媒体所代表的数字传播平台乃至整个互联网架构都已被资本逻辑所控制，日益成为数字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构件，数字技术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不断强化并扩展原有的剥削机制。由此，从批判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数字化服务于全人类自由交往与美好生活的潜能都处在资本主义框架的压制和束缚中。

正是鉴于数字化在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英国左翼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其主编的开源学术期刊《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2020年第1期推出了题为“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的特刊。其中，福克斯的开篇文章《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通过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结合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加速资本化的发展现状，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照下对“传播／数字社会主义”进行了概念化，并提出践行此设想的十项政治原则。特刊中其余论文则围绕传播／数字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从理论对话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研究，系统构建起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学术地图。本文以反思数字化为切入点，试图在这些关键文献的基础上对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背景与现实指向，尤其是该构想在学术研究、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等关键层面的实践路径进行论述，从而评估其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为重构当代西方数字化进程敞开的可能性与想象空间。

一、“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背景与现实指向

在福克斯及其学术同仁的视野中，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构想的核心是对包括学术研究、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在内的传播领域进行改造，打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对数字化时代人类传播的一系列束缚，从而构建一个基于“共同控制、共同决策和共同文化”的社会主义传播领域。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提出可以被视作对资本主义从工业阶段转向数字阶段的回应，它希望通过“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超越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下的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技术，并为这些信息技术成果的社会使用“重新设计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框架”。由此可见，福克斯旨在以传播／数字社会主义为镜“透视资本主义传播的运作过程及其对立之处，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提供指引”。

福克斯所代表的左翼传播学者之所以如此关注传播平台与数字技术的未来走向，是因为数字社会的侧面就是媒介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媒介社会（mediated society），而媒介构成了数字传播得以可能的物质基础。丹麦媒介学家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认为，当下的社会和文化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媒介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数字媒介已经深刻嵌入各类机构的运作过程，二是社会行动愈发遵从媒介的内在逻辑。具体到媒介化对各社会子系统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媒介化政治”（mediated politics）），敏锐地关注到媒介对当代西方政治运作模式的重塑。在其中，媒介不仅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与竞选宣传手段，更以自身的逻辑影响着人们介入政治活动的方式。伴随数字化发展的层层递进，媒介化也正趋向高阶形态，即德国传播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提出的“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社会世界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架构产生着无法割裂的复杂联系。

如果说不断深入的媒介化进程构成了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背景，那么作为一项以传播领域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社会改造方案，它直接指向的则是当代西方社会充满垄断性、资本化、强剥削和不平等的数字传播现实。在福克斯的观点中，这一现实被称为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它强调数字化时代的传播活动与媒介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构造中的关键作用。当互联网平台和信息传播技术都“深深地扎根于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在组织模式和运作机制中映射资本主义的价值内核，即“私有财产、个人主义以及剥削和统治结构”。当前，企业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数字传播平台，就是通过庞大的用户基础与鼓吹参与性的意识形态建立起一个以网络定向广告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实时的线上监测和算法分析都致力于“将用户的数据（内容、个人资料、社交网络、在线行为）转化为商品”。

社交媒体的商品化运作既源自企业利润动机的驱使，也离不开数字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这都为“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社交网络结构筑下不平等的根源。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纵深扩展，商业互联网、企业社交媒体通过平台化方式有机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数字交往中，构成支撑社会运转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监控、数字劳动和数字剥削也逐渐变得无处不在，“工厂不再局限于你的客厅或你的工作地点——工厂和工作地点监测也存在于所有场所中。”对此，福克斯的传播／数字社会主义构想直指当前数字传播领域“企业化、商品化和官僚化”的现实，希望通过破除那些压制互联网平台与数字技术发展并使其走向异化的资本主义传播结构，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共享的数字传播领域。

二、学术转型：迈向一种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

作为一种旨在改造资本主义传播领域的理论方案，传播／数字社会主义难免受到西方主流传播学界的质疑与抵制，因而其实践过程首在推进学术研究的转型。福克斯认为，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异化困境，西方主流传播学界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加速迈向行政化。有鉴于此，西方传播学研究亟需进行一场包括“大学、资助机构、期刊、会议、学术协会和整个研究领域”在内的深刻变革，并转向一种对当前数字传播现实更富批判性与解放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Marxist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在此，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旨在通过辩证方法研究“传播与文化如何构成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互为本质、传播与信息如何构成同一社会活动——意义的社会建构”，从而推动数字化时代传播研究的批判转型。

福克斯所代表的左翼学者推进西方主流传播研究走向批判、回到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已经愈发展现出同传播现实的动态关联性，而主流传播研究却对此缺乏关注且充满误读。针对这种普遍的忽视与偏见，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专门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对当前西方世界关于马克思的十种错误观点进行系统地批驳与澄清，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原因在于“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仅没有丝毫软化，反而变本加厉地愈发无情和极端”。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强化过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传播平台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交往媒介都被整合进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并通过商品化的运作方式将人类传播活动与社会交往行为悉数推向市场。

面对当前数字传播领域日益加深的商品化危机，西方主流学术界却依旧秉承自二战以来确立的行政研究传统，即认为“现代传播媒介是由人或机构为特定目的而处理的工具，其目的可能是销售商品，或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或确保对政府政策的理解……研究的任务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种工具，从而促进其使用”。这一研究范式主要遵循美国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原则，并拒绝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介入传播与社会研究。因而，不仅对数字时代的传播现实和媒介体制缺乏反思批判，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传播资本主义利益复合体在学术界的象征。同传播学行政研究的长盛不衰相比，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转向兴起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传播研究中就变得越来越罕见，且在大学内时刻面临着被取代、被边缘化的处境。基于这样一种极具反差的遭遇，福克斯认为若要践行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必须首先改变当下西方主流传播研究的现状，马克思不应被看作“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局外人”，而“需要资源、机构、职位的中心舞台，因此，需要进行改变学术界的斗争”。

除了西方主流传播学界对马克思的长期忽视与普遍误读，更关键的是数字化时代的交往媒介和传播活动都已经被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人们在高度资本化、剥削化和他异化的数字交往结构中呼唤马克思主义对传播现实的重新解释、辩证批判与解放潜能。具体而言，当前的传播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愈发依赖以企业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它们却依靠其垄断地位对用户的数字化踪迹展开全景监视，并通过算法将监视所产制的海量用户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和竞卖，从而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在此，平台巨头的“资本积累是基于对消费者的无限开发，这类消费者被作为消费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并以一种无偿劳动者的身份被纳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中。面对数字传播领域沦为资本增殖空间的现实，福克斯认为，只有在围绕传播的学术讨论中充分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性、政治相关性、实用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和媒体研究”。

无论是西方主流传播研究对马克思的长期遮蔽，抑或是数字化时代传播现实对“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的重新呼唤，都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历史必要性。而要实现这一学术转型，必须将政治经济批判范式引入主流传播研究，并迈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德国传播学者霍斯特·霍尔泽（Horst Holzer）认为，17世纪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逐步兴起和自由市场对大规模信息传播的迫切需求是新兴媒介革命的根本动力，传播媒介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彼此同构的过程。观照当下，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与之相应的是，“传播渗入并源自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同时也变得几乎完全商业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一个新的来源。”

在社会媒介化与传播商业化的双重过程中，互联网平台已构成人类传播活动和社会交往须臾不可离的技术基础，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数字资本梦寐以求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用户在“积极参与”“保持在线”“连接一切”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劝服下自愿从事无酬的内容生产劳动，且时刻面临被商品化、被出售的命运。在福克斯看来，传统工业时代的媒体资本家主要是通过雇佣劳动力将媒体生产为流通的商品，从而将媒体出售给消费者或将媒体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来获取利润。发展到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背后的数字资本家已经从对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削转向以用户无偿数字劳动为核心的新型剥削－盈利模式。有鉴于此，霍尔泽主张建立一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并重视对当代传播现实的政治经济批判，因为“媒介传播的经济和政治功能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鉴于人的类本质属性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并未将传播理解为单纯的信息传播活动，而是视作一个旨在产生特定的社会使用价值，即人类认识世界和相互理解的社会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通过组织社会关系的方式支撑起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生产活动。将政治经济视角引入西方主流传播研究是为了增强其对于传播现实的批判力，而推动学术界从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转变则是旨在重新树立人在数字交往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回归传播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的原初本质。在福克斯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从伦理政治的层面强调了在社会中创造条件使人类和社会充分实现其潜力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视域下的传播研究“强调传播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形式，是产生理解、社会性、社会关系、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的过程”，所以必须认识到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形成和调适人与人、人与世界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明确其在社会系统内的规范维度和道德限度。就现实而言，当前西方社会中的“资本、影响力和文化霸权的积累是以计算机、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技术等数字技术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数字智能技术以一种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形塑数字时代的人类传播活动和社会交往行为，并深刻反映数字资本的增殖积累逻辑。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资本主义全面接管人类传播的现实意味着传播本身的异化与人类本质的丧失，因为资本同阶级和种族主义一样，都将以社会区分的方式加剧群体对抗，从而破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利益。

三、平台改造：构建基于“数字公地”的社会主义互联网

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人们开展日常生活和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而各类建基其上的社交媒体平台则是当前主流的传播媒介与交往空间。由此，互联网的运作逻辑不仅形塑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行动结构和生活样态，而且深刻影响着数字社会的未来前景。就现实而言，西方社会的互联网平台已经嵌入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中，它一方面通过对用户交往活动与休闲时间的商品化来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通过新自由主义宣传话语来确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在福克斯看来，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价值是社会性，但是资本主义互联网内置的剥削关系结构“限制了它作为信息生产手段的社会性”，并使其异化为资本主义的增殖工具和控制系统。由此，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对互联网的改造，即通过构建一个“非商品化的、非资本主义的、非盈利的、公共基础的互联网”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对资本主义互联网“实现社会主义的扬弃”。

丹麦互联网学者尼尔斯·布鲁格（Niels Brügger）曾指出，“如果我们想了解网络，以及媒体和整个社会，网络的历史可能是关键。”无论是对互联网的社会主义改造抑或是构建一个基于共享的数字公地，都有必要从历史维度考察互联网的演变过程，进而明确其发展逻辑与内在矛盾。简要来看，互联网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为应对苏联核威胁而研制的局域网系统——阿帕网（ARPANET），它起初专门服务于机密军事研究，后来逐渐扩展为广域网并主要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随着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协同，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愈发展现出鲜明的跨时空连接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令很多乐观的新自由主义未来学家激动不已，他们相信互联网终将创造出一个数字化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加入，不存在因种族、经济实力、武力或出生地点产生的特权或偏见……在那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不用害怕被强迫保持沉默或顺从，不论这种信仰是多么的奇特。”

围绕早期互联网的各种讨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新兴通信力量赋予超越政府管控和市场交换的乌托邦色彩。当时的人们不仅对互联网的未来充满期许，而且相信互联网作为数字公地必将造就一个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世界公民共同体。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公民共同体尚未见端倪，跨国企业、资本集团、电商公司却纷纷涌入互联网，并迅速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资本逐渐成了互联网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互联网则日益沦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信息工具和数字载体。在资本主义组织内部，互联网作为高效的传播媒介被用来加速信息传递过程，从而减少企业生产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组织外部，互联网作为全球数字平台又构成资本主义的商品空间和剥削工厂。新自由主义者关于互联网的公地想象最终落空。

回溯互联网发展史，正如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所说的，“互联网是公共政策的产物，开发者的初衷不是盈利，而是合作和交流。但它早已受到政府、市场、代码和社群的各种规制。稍后的发展却使互联网发生质的变化，它服务全体公民合作和交流的潜力处在危险之中，有可能被圈占、被私有化。”互联网从冷战产物到后来新自由主义者畅想中的公地雏形，再到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借以实现全球扩张的媒介平台，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对互联网平台发展趋向的扭曲、运行模式的异化以及解放潜能的压制。新自由主义先驱关于互联网公地的“浪漫主义畅想”固然值得肯定，但这一隐喻所期待的网络图景已经与当下互联网现状相去甚远。如果要建立真正的数字公地，必须对当前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互联网主导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其承载一个更好、更全面的人类希望。从福克斯的观点看，这场改造的核心是通过“内部抵抗”与“另起炉灶”并进的方式破除互联网平台的资本主义运行框架，进而为一个崭新的“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景观而斗争，为一个不由企业主导，而是由用户、工人、公民以参与性数字民主的形式控制的数字社会而斗争”。

在互联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内部抵抗不仅代表资本主义互联网的批判维度，而且显示出内部斗争之于互联网平台解放的重要性。福克斯认为，要彻底摒除互联网平台的资本主义特征，进而构建一个以数字公地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互联网，必须“通过为取代资本主义互联网的参与式民主互联网而进行的斗争”来实现。基于油管（You Tube）平台的面包管（Bread Tube）就是在资本主义互联网内部坚持抵抗斗争的典型。作为一个松散的视频内容创作者群体，面包管没有明确的层次结构，而是由聚集在不同社交媒体上的松散链接组成，并以视频为焦点支撑着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讨论。身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平台结构中，面包管却从事着以左翼立场来进行新闻解读、思想宣传、教育普及和社会动员的传播实践，一方面致力于破除当前西方网络环境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与负面标签，并温和地引导其受众去感知资本主义及其互联网平台内在的剥削本质；另一方面则通过社会主义发言人的角色定位，从学术争辩与理论术语中提取出核心信息，并以通俗有趣的方式将其传达给广大受众。在此，面包管不仅充当着资本主义互联网内部的社会主义“视频聚合器、讨论空间、甚至是社会动员的平台”，而且逐渐成为在资本主义平台框架内为社会主义“从事宣传工作的互联网社区”。通过对资本主义观点的颠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向广大受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面包管所代表的一系列抵抗实践企图从内部揭露资本主义互联网的矛盾性与压迫性，进而谋求互联网平台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解放。

如果说面包管的一系列内部抵抗已经有意识地从资本主义互联网内部展开社会主义的解构斗争，并凭借教育普及和思想宣传等传播活动构造社会主义互联网的观念基础，那么维基百科（Wikipedia）所代表的数字创新实践则希望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互联网的殖民，进而重建一个以“共同生产、共同所有、共同控制”为基础的互联网。不同于商业互联网，维基百科是一个建立在合作基础上，并以免费开放和共创共享为核心的网络知识平台，非营利组织负责日常运营，志愿者自主地进行非商品化的内容创作。福克斯认为，维基百科可以被视作“替代性互联网的一种萌芽形式，”因为它和免费开放的软件项目、以赠予逻辑运营的共享平台、可替代的线上新闻媒体、点对点网站等以非商业性和公共服务为基础的网络媒体一样，都质疑并超越了资本主义互联网的商品逻辑，从而构成了人与互联网在本质层面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维基百科在超越互联网的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同时，还为社会主义互联网探索出一个从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传播到知识转化为社会“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完整模式，主要包括三个维度：“1）人类共同创作并分享知识；2）人类在决策过程中是平等的参与者，关注他们所使用的平台和技术；3）免费访问，共享知识，重新合成知识，共同创造有助于全面发展的个人的新知识。”

在福克斯看来，当下的资本主义“互联网已经使世界上最广大的空间成为一个高度控制的交往网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通过内部抵抗和另起炉灶并进的方式推动互联网平台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破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对互联网本质的异化。具体来看，面包管在油管平台内部的一系列抵抗实践充分说明：对资本主义互联网的超越过程并非是一种断裂，而需要通过长期有意识的宣传活动在资本主义平台内部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群众基础。维基百科所代表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则通过“全新的协同决策的方式，以及全新的生产、所有权、消费、分配商品的方式”，进一步展现出社会主义框架下互联网平台的解放潜力。这一系列内外相合、破立并举的互联网平台改造实践都旨在达成的一个目标，即为全体公众构建起一个真正实现“社会共享的以公有为基础的互联网。”

四、技术解放：数字化技术与共产主义乌托邦

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认为，现代社会是带着深刻的技术烙印降生的，正是技术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现代世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之所以强调技术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基础构造作用，是因为“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筹划出一种历史总体。”传播／数字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结构对人类传播之异化、数字化潜力之束缚的理论构想，始终关注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解放维度，并将其视作未来数字社会的物质基础。福克斯在探讨数字技术与商品化的辩证关系时就指出，“一方面，传播和技术一起支持了经济和整个社会中的商品化过程。工具理性中的技术作用对于商品化是必要的，它伴随着数字化变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开始侵入以传播为它们基础的日常生活实践。”无论是作为支撑数字传播活动的基础架构，还是作为商品化渗入生活世界的强劲推手，数字技术都愈发显现出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基于此，如何重新理解数字技术并通过社会主义框架释放其为资本主义结构所压抑的解放潜力，从而促进理想社会形态的实现，就构成了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终极命题。

要理解数字技术，必须将其放置到人类探究技术本质的思想史脉络中。因为长期以来围绕技术的论争同样困扰着数字技术，且自现代社会以降，技术的善恶导向、可控与否及未来前景就一直是西方技术哲学的焦点。宏观上看，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工具论与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将技术视作服务于主体行动目的的纯粹工具，它具有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特征。哈佛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前主任伊曼纽尔·梅斯坦（Emmanuel Mesthene）作为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就指出，技术为人类行动创造新的可能性，但这一过程的目的及其影响与技术的固有属性无关，而完全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技术。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并非供人随意取用的中立工具，它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负载特定的价值逻辑，发展方向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乃至自主性。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所说：“技术已经成为自主的，它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极端的技术中心主义者甚至认为技术将逐渐发展出自我意志，并使人们沦为其奴仆。在福克斯看来，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都强调技术在构造现代社会中的基底性作用，却又都忽视了技术被深度嵌入社会制度结构和权力斗争体系的现实。这些秉承二分法的技术观点“没有将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技术视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系统，而是将某些社会变化嵌入到技术中”，更没有认识到技术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取决于阶级和社会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塑造了技术在社会中的特征和用途。”

福克斯认为，当下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着压迫结构和解放斗争辩证法的信息技术世界，其中的数字技术既可能成为统治技术，也可能成为自由技术，关键变量是统摄技术运用的社会政治框架。但那些互联网巨头和数字资本家往往借助其意识形态策略把现行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统治结构描述为自然而然、稳固不移的理想体制，或是禁止替代方案的讨论，或是讥之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结构时常通过“乌托邦”定义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流于空想与不切实际。乌托邦（Utopia）一词源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一书，原指并不存在的理想国度，现在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充满着人类对美好社会形态的向往。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今天以各种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构想，它具有天然的乌托邦气质。尽管马克思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在书中构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有所批判，但他同时认为，“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马克思充分肯定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反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与启发工人阶级自我意识方面的独特价值。然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历史意义不止于此，它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当下的社会替代方案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想象空间，即便理想世界与现实尚存差距，但它已然成为人们反思现实、批判现实，乃至超越现实的参照。在福克斯看来，乌托邦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正是因为人类拥有愿景和乌托邦的能力，才能根据这些预期的世界状态改造社会并追求解放。

马克思曾如此描绘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类生活：“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作为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经典描述，这往往成为后来者建构各种不同版本乌托邦的基本框架。英国左派学者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秉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设想，并基于数字时代包括可再生能源、基因定制药物、海量信息资源和新兴传播媒介在内的技术涌现，提出“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的政治蓝图。“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数字化自主技术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巴斯塔尼认为，这个未来社会中的必要性劳动都将由自动化机器人代替，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能为自己带来愉悦和成就感的工作，所有的资源、医疗与食品就像信息一样遵循按需分配的规则。“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的基础是数字技术对人类劳动的解放，这源于马克思的经典论断——“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由此可见，数字技术不仅能在劳动层面上将人从基于必然性的辛劳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追求个性发展和迈向自由王国的技术前提。

自动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数字化自主技术与共产主义政治方案的结合，极大解放了必要劳动对人类的束缚。但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要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还需要处理好人类主体性与技术自主性之间复杂微妙的人机关系。早在工业时代，马克思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促使机器与工人走向对立，“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观照现实，数字化自主技术的扩张与人类劳动的主体性也构成了一对必须正视的哲学矛盾。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M．Cox）提出“人机自主”（human－machine autonomy）的框架来重新认识人类主体同自主技术的关系，即不应将“自主”视作某种实体的独有特征，而应将其理解为人类与自主技术之间的共享条件和交互基础，从而在发挥数字技术潜能的同时保证人类对技术的自主可控性。

在福克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拥有超高生产率的数字化社会，基于必然性的人类劳动都会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来完成，人们则可以完全出于兴趣来从事各类工作，积极追求个性发展与自我实现。支撑这样一个未来社会的物质生产离不开庞大的数字技术体系，也就需要构建起更具前瞻性、批判性的技术评估机制和技术伦理政策。与此同时，高度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不能完全依赖技术的发展运行逻辑，而应当积极探索人道主义主导下的人机共生新模式，尤其要警惕放弃人为干预的技术中心主义方案。毕竟，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智能机器人，都无法真正理解并完整贯彻人类的价值理念，但正是这些非物质性、非自动化的人类追求，构成了实现一个共产主义数字社会的道德基础和历史必然性。

结语

“想像世界的终结比想像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设想未来的世界图景时曾如是说道。这一充满无奈的黑色幽默从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某种牢不可破的结构力量。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马克·费舍（Mark Fisher）则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来概括这种结构之下的社会困境，即整个生活世界完全为商品逻辑所渗透，人们在文化、技术、传播等领域面临着诸多系统性不平等。其中，资本主义传播就是“统治和剥削方式的组成部分，是加剧资本主义扩张和全球化的手段。”互联网平台作为当下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新空间与延展剥削结构的新场域，已经衍生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维度——传播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致力于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剥削逻辑嵌入数字传播平台，从而将其改造为数字资本家的新型社会工厂。为了抵抗数字传播的商品化、剥削化与工厂化，以福克斯为代表的一批左翼批判学者颇具想象力地提出传播／数字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对学术研究、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技术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人们设计一个数字化的替代版本：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共享的数字传播领域、一套基于全球交往的数字民主框架以及一种摆脱稀缺性和异化状态的数字生活方式。尽管这一理论构想还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但对于人们从规范维度反思资本主义框架对数字化的束缚，并重新想象社会主义数字化的解放潜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刊于2025年第2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